中国文化和中国，何处安身立命？
防被封，更多精彩请加个人号：hhff5555。请继续关注日知录（微信号：dirizi001)， 读典，品典，用典；新解世间事， 知人，敬人，做人。 重逢神奇，再见惊艳，快乐天天。喜欢，就关注一下呦。好东西当然要分享呦。
中国文化和中国，何处安身立命？
文/薛仁明 台湾学者，著有《人间随喜》《孔子随喜》《天地之始》等。
本文作者
我先谈一件比较远的事情。那回我父亲突发脑中风，送到台湾台南的成大医院。
当天下午，我弟弟先收到一张病危通知单；晚上赶到时，我又收到一次病危通知单。早先医生告诉我母亲，我爸非得动手术不可。
但是，即使动了手术，要不，仍救不回来；要不，也可能成为植物人。我们商量之后，决定不手术，也不插管。医院随即希望我父亲转到加护病房，我们也拒绝。
我们坚持要待在一般病房，这样才能亲眼看到我爸。我们相信，如果我父亲还有一点意识，他会很在意旁边有没有他的亲人。
后来，医院要插鼻胃管，我们也拒绝了。医师说不可进食，我弟弟却尝试先让父亲唇边沾点水，再慢慢沾点藕粉；为了此事，主治大夫还严厉地骂了我弟弟一顿。
我内人本行学医，她觉得医院在输液里放了太多的消炎药，一直跟医生反映。结果，医生说，你懂什么？我内人回他，我懂！你们放太多了，我们不希望放那么多！病人是我的公公，你跟他的关系，没有我们亲！
之后，医院坚持我父亲是脑血管破裂，一定得动刀。我内人问医师，动刀之后，结果会怎么样？
医生一直语焉不详，怎么都说不清。于是，我父亲在医院待了八、九天之后，就出院了。出院后，我弟弟找了一位针灸师傅，开始帮我父亲针灸。
后来我又带父亲到台北找一位熟识的中医朋友，请他诊脉、开药。中药配合着针灸，双管齐下，至今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父亲的静脉血块虽没有完全打开，不时还会头晕，也不太愿意讲话，但是，他的肢体灵活度，已大致恢复，至少，走路已经可以快到让我小孩都跟不上了。
我特别提这事，其实是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在上海《东方早报》看到一则新闻，上海有群人又开起中医批判大会。
据我所知，对中医的类似批判，这些年来，在大陆一直没有停过，批判的声音也非常响亮。但是，我在台湾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
现在的台湾，有许多人越来越不相信西医。我认识一群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年轻时，每个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每个人都是全盘西化派，因此，也没几个人愿意看中医。
等年过50之后，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几乎都不看西医了，一个个，都在读中医、谈中医、看中医。
在他们眼里，西医只适合特殊的情况，譬如需要开刀之类的。如果是慢性病，大概就没几个人会去看西医；大家都知道，看了多半也是白看。
至于大陆现在对中医的批判，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大陆的中医不行了。中医之所以不行，说得更具体，其实就是厉害的中医师变少了。
相反地，台湾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中医，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遇到了蛮厉害的中医。
看病这事，最不需要理论先行；只要会看病，再不会说理论，都无所谓。
多年以来，台湾的医学教育一面倒，彻底西化，中小学的教科书里，连个中医的字眼也没有。
换句话说，台湾人被西医彻底统治，对于西医的概念也视为理所当然。至于中医，在台湾则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非常不景气。
首先，在日据时代，日本人就是采用西医教育，台湾的中医传承当时就遇到了困难，等光复之后，国民党又持续西医教育，中医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除此之外，在两岸还没有开放之前，台湾自产的中药材极其有限，转口贸易又成本极高，当时的中药材几乎是天价，这当然也不利于中医的发展。
因此，在两岸还没开放交流之前，台湾像样的中医有限，所以中医缺乏说服力，习惯找中医师看诊的人也非常少。
我自己在三十岁之前，就压根没看过中医，一次都没有。但是，等到两岸开放之后，有些医师来大陆学习，当时大陆还有一些老中医，学成返台后，早先药材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就开始有一群有说服力的大夫，台湾人对中医的信任也就逐年攀升了。
至于大陆这边，为什么反而像样的中医越来越少了？
我想，这恰恰就是今天要谈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好中医之所以越来越少，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目前的中医药教育体系没办法培养出好的中医，为什么？
因为目前中医药大学的教育，全部都以中医药为名，骨子里却用西医的概念来训练。
当初中医之所以会用西医概念来教育，正是因为我们百年来有个最大的迷信。迷信什么？迷信科学。
当时觉得中医不科学，所以我们便开始把中医科学化，引进那些很“科学” 的西医概念，把中医所有的名词全部用西医的概念来理解与分析。
结果，经过这么一分析，中医似乎可以被“客观理解”了，但是，当中医科学化之后，中医就失去真正的生命力，当然培养不出像样的中医。
除了中医之外，中国音乐与中国美术也一模一样。前阵子我去龚琳娜家，听她说她先生老锣常与中国音乐学院一群教授舌战群儒，因为，那些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口中的中国音乐，与老锣心里面的中国音乐，完全是两码子事。
那些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整天忙着用西乐的概念来理解中国音乐，再把中国音乐改造成西乐那样的标准，结果，遇到一个对中国音乐特有感觉、掌握精准的老锣，反而都认为是老锣不懂中国音乐。
那天我听琳娜和老锣说了一会儿，立刻就明白，真正不懂中国音乐的，当然是那些音乐学院的教授。
同样地，去年(2013年)8月，我在中国美术学院，有个朋友跟我说，当年美院成立时，请了近代史上排名前三的画家黄宾虹(黄宾虹与齐白石号称“南黄北齐”)来美院当教授，但是，他们却从不让黄宾虹真正上课。
为什么？他们担心黄宾虹“误人子弟”。黄宾虹讲的那一套，跟中国美术学院当时的那套，完全是相背离的。
当时美院只是借黄宾虹的名声，如果真让他来讲，岂不是乱套了吗？也正因如此，大家可以看看后来美院的老师与学生所画的“中国画”，如果跟黄宾虹做个比较，是不是压根两回事？
我必须要诚实地说一句话：数十年来，两岸大学里的人，都不太有资格谈中国的东西，包括中医、中国音乐、中国美术、还有所有的中国经典。
即使他们可以谈得头头是道，但他们谈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生命力。他们会把中医的力道削弱，会把中国音乐的美感混淆，还会让中国美术异化，更会把所有的中国经典弄得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命。
正因为中国学问的每一个环节，统统都遇到同样的困境，所以今天的题目，准确来说，不是“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我真正的看法，很简单，中医、中国音乐、中国美术，以及所有的中国学问，统统都应该撤离大学体系，另外成立一个体系。
我们把大学还给西方学问，也把大学还给现代的实用学问。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要有两个系统，实施双轨制，这才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别人且不说，我先来谈谈自己。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高中时怀着对中国历史的憧憬，被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打动，结果，等真正读了历史系，四年下来，读了越多的书，却是离“天人之际”越远。
为什么？从我进历史系开始，学史学导论，老师就教我们怎么写论文，怎么分析，怎么批判。
后来回头想想，当时我们连书都还没有好好读过，怎么就开始批判了？太可笑了吧！可是，每个老师都表情严肃，说得很认真。
然后，老师又教我们怎么做卡片，怎么引用资料，换句话说，所有的书，都只是写论文的资料；学了半天， 全部都是在分析、整理、比对。
大学没教我们要好好地、虚心地、慢慢地读书，也没教我们要如何从中受益，更没教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的生命状态。
幸运的是，后来我确实受不了了，大四那年，终于决定不再读研究所。当时，有一门《宋元学案》，老师是个中研院的研究员，他在课堂上言道，只要抓住几条重要的线索，大家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读《宋元学案》。
我听了难受，下课后，大家走了，我独自一人在文学院的院子徘徊许久，那时，夕阳余晖洒在整个院子，有棵黄檀树，绿荫葱葱，光影斑驳，我看了看，心中有种凄凉，原来，当初我来此地的满怀憧憬，其实，是搞错了。
就在那一刻，我才总算清楚，如果我还要继续在大学读所谓的中国学问，那就是自欺欺人。
事实上，台大文学院有几位很好的老师，人品学问俱优，但是，他们注定要被牺牲，注定要受困于这所“学术殿堂”。他们有心，却使不上力；他们满怀理想、认真教学，却很难看到成果。因为，他们待错地方了。
后来我越来越清楚，即使再聪明、再有心、再有智慧的人，一旦进入这个学术体制，都必然会做得非常牵强，越到后来，就离初衷越远。时间一久，啥事都一桩桩变成事与愿违。即便众人眼中的“大师”，譬如唐君毅、牟宗三、钱穆，也统统一样。大家不妨去看看，当初这几位“大师”所擘画出来的新亚研究所，到了如今，又是何等光景？
大家也不妨读读唐君毅晚年的书信集，他是个很诚恳的人，对于学院的真实困境，说得非常痛切。
事实上，整个学院体制本来就是为西方学问而设计，把中国学问摆在这种地方，根本就摆错了。
为什么？西方学问的根本体质，必然是站在客观、分析的角度。中国学问呢？中国学问讲究感同身受、通情达理，更讲究应机、应缘，简言之，就是俗话所说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如果把话说到别人听不懂，固然可以指责对方程度不佳，但其实自己才更有问题。现在学院里有许多的博学硕儒，只要一开口，就是引经据典，更是满嘴的学术名词；别人听不懂，还一直老抱怨着对方，好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如果是孔子，他跟别人说话，会不会说到别人听不懂呢？当然不可能。他不可能会“目中无人”到此地步。
孔子不只跟有学问的人讲话，他与当时许多许多的人也都谈得上话。一个人的学问，如果只能跟少数有学问的人讲，那就不是中国学问，而是西方意义下学者的概念性学问。
大学是西方产物，是所谓的知识殿堂。知识殿堂里的学者，总习惯抱着胸，身体微微向后靠，以一种疏离的姿态，与所有的事物保持距离，以便“客观”地分析、“客观”地批判。
这就是西方的学问。因此，做西方学问时，写论文忌讳有个“我”字，也不能有个人的情感，越冷静越好，尽可能要多引别人的观点、多讲别人讲过的话。写论文若不征引，单单只说自己的话，肯定要被退回去的。
今天，如果我们在这种要求客观、论据、逻辑分明的地方来谈中国学问，就必然要把中国的学问进行“改造”，才有办法纳入这个架构，以获得承认。
大家知道，港台的学院里，有个“新儒家”学派，他们就是把儒释道三家用康德或黑格尔的哲学语言，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理论架构，因此取得了西方的认可，开始能够以哲学之名与西方进行所谓的对话，从此在学院占有一席之地。
直至如今，港台谈中国哲学的学者，仍多半是“新儒家”的弟子与再传弟子。
问题是，儒家的基点，原在于淑世之理想；儒者的本务，则是如何对应现实的形势，但到后来，这些充满理想、最标榜中国文化的“新儒家”，却一个个只能困守在学院，尽谈些于世道人心丝毫无补的哲学语言。
他们连说话，一般人都很难听得懂；李敖就曾说过，牟宗三写的，是“有字天书”。现今台湾一批“新儒家”学者，除了开开会、写写论文之外，对社会几乎没影响力，既昧于形势，又拙于对应，更少有行动力，真不知何以言儒？
就这样，他们为了纳入学院的架构，经过一番“改造”之后，儒释道三家的能量，就从此消失掉了。大家读半天的儒释道，就只剩下一个个抽象名词，一个个哲学概念，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正的力道，就再也不见了。
学院这样的说法，简单地讲，四个字，“西体中用”。把中国的学问纳入西方的架构来说，这样子的西体中用，不论是学术界，或者是文化界，一直是主流。
所有被认可的，几乎全都是“西体中用”的东西。外表是中国，骨子是西方。所谓中国文化，当然会只剩下一个空壳。
当中医、中国音乐、中国美术以及儒释道三家等等中国学问在大学体系都已然没出路时，如果我们真的从大学撤离开来，另外成立一个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姑且称之为书院的体系 (来日名称如何，还可再议)，到底该怎么操作？面貌又是如何？
首先，要先确立中国学问的根本体质。西方学问将情感抽离，用客观理性的态度进行分析，中国学问则是先感后知，先有感觉，先有体会，还要先清楚学问后头的人儿。
中国学问的重点在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做为学问的承载者，“人师”比“经师”重要；一个真实的大生命，也远比严密的理论更要紧。
譬如我们读《论语》，重点不在于学院反复强调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而在于体会孔子的生命气象。我们要先“感”得孔子这个人，心生欢喜，有所欣羡，进而再向他学习，这才是中国的学问。
因此，书院的关键，在人。“有真人，才有真学问”，这是中国学问的特质。这就好比佛教，重点不在于寺庙，而在于有没有大和尚。
书院着重师徒之间生命的相感相应，可以逐渐恢复传统的师徒制。以此为基础，学问要建立在感觉系统的恢复之上，以“感通”为学问根本，结合“修行”，使学问有着源头活水。
现今，两岸书院的数量非常庞大，但实际的操作，恐怕都还不尽人意。这些书院，多半标榜宋明的书院形式，且不论实际已做到甚么程度，即使是这样的标榜，其实都还有些问题。
大家知道，整个中国文化的格局与气象是从宋代之后开始萎缩的，做为教育文化的承担者，书院固然有功于文化传播，可是，整体格局与气象的不足，却也助长了日后中国文化的萎缩。
换句话说，文献所载的宋明书院形式，只能做参考，不宜全沿袭。除了文献的书院模式之外，我们还得再尝试更合适的形式。
目前两岸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处处都在进行尝试。我觉得可以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的，是我目前上课的两个地方：一是在台湾的台北书院，另外，就是我这几天所待的北京辛庄师范。
我先谈台北书院。台北书院大概有10个左右的老师开课，学员根据兴趣，选择课程，缴费上课。
老师上课，通常一星期也就两个小时。整体说来，算是比较松散。但是，台北书院上课的内容、师资，还有环境，却很值得参考。
先说环境。台北书院的气场很好，尤其晚上，整个空间让人感觉像是唐宋古画的画境，雅致清润、疏朗大气，一走进去，就觉得身心放下，顿时就安稳平静了。
书院的走道两侧，有学员所插的花艺作品，上头流泄着中国音乐，走着走着，还会闻到一阵阵的茶香。记得北京有位美术编辑初到台湾，我带她去台北书院，一见了书院的讲堂，当下就说，好想在这边上一次课呀！
我们试想，今天如果走进北大现在这种单调的西式教室，大家会不会有种沉静感？会不会特别想坐下来上堂课？不会吧！
至于台北书院上课的内容，大致可分成两大块。第一块讲经典。台北书院儒释道三家齐扬，不像一般的书院多集中在儒家经典。经典的讲授方式，也和一般大学的讲法截然不同。既不进行分析论证，也没有寻章摘句，更不做考证工作。
讲经典，就是直扣着生命来谈。除此之外，枝枝节节的问题都一概不谈。换句话说，书院的谈法，是绝对没办法拿来写论文的。可是，听着听着，生命会被触动，气象会被打开。
其次，台北书院标举“道艺一体”，除了学问之外，很重视艺的课程。他们请了德术兼修的中医名师，也请了创作与美学都能掌握的水墨大家，还请了两位标竿性的书法大家，谈书法与生命的连结，此外，还有一位台湾最好的京剧小生来教戏曲实作与美学。
艺不牵涉抽象思维，与逻辑分析无关，完全是感觉之事。台北书院借着这些经典与诸艺的课程，就是要把学问拉回“修行”与“感通”的原点。
除此之外，台北书院的师资还有个特色，从一开始，山长林谷芳先生就特别强调，台北书院的老师除了是经师之外，更必须是人师。
所谓人师，就在于老师的生命厚度与通透程度都必须担当“人能弘道”的学问原点，也回到“有真人，才有真学问”的中国传统。
至于北京的辛庄师范，则和台北书院很不一样。顾名思义，辛庄师范原本是个师资培训的学校，培训华德福的中学师资。(华德福是源自于德国的一套教育体系，强调实作，强调先感后知，背后的理论深受老子的影响。)
可就目前的实际操作来看，辛庄师范的目标，远远不只是师资培训，显然是要尝试中国式书院教育的可能性。这个尝试非常有意思，可能比两岸其他的书院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启发性。
辛庄师范是个全日制学校，学员要集体住宿。所招收的学员，从20几岁到40来岁，许多人在外面都曾当过多年的老师，可到了这里，一切归零，重新当学生，过团体生活。每天早上5:30起床，6点开始站桩、练武术，7点吃早餐。
这个学校没有厨房员工，所有的学生，都要轮流下厨；这个学校也没有打扫工人，所有的学生，也必须轮班打扫。创办人黄明雨说，这些人将来要当老师；要当老师之前，就得自己先会生活。就这点而言，辛庄师范受了陶行知当年晓庄师范的一定影响。
早餐之后，他们上板块式的中国文化主课，包括了经典、佛学、古乐等等，将来还有长达一周的辟谷课程。
中国文化主课第一个邀请的，是台湾的王镇华先生，谈中国文化的精神。王镇华先生是个极清严、极端正的人，他讲的某些内容，未必人人都能认可，但他坐在那儿，自然就有种说服力。这应该是辛庄师范想达到的一个目标：人要能保证学问，人也要比学问大。
至于我，上半年讲《史记》，下半年则是上《论语》。不管谈哪本书，都是谈怎么跟生命连结，怎么对应当代社会。
上完《史记》之后，有一个小时，我带着学员看京剧，让他们重新感觉中国人的身体线条、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的美感，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午他们做完饭、用过餐后，到了下午，除了上一门课之外，他们还要去田里种地。晚饭后禅修，最后再自习读一个小时书，10点30分准时就寝。
辛庄师范这样的集体生活，当然与台北书院的松散状态很不相同。相较起来，辛庄师范更接地气。但是，他们的课程都有个共同特色：不空谈，不谈抽象的道理，不谈与生命无关的东西。他们都重视“感通”与“修行”。
林谷芳先生在创办台北书院时特别强调，台北书院所谈的，是“立命之学”，安身立命的学问。辛庄师范所教的，也同样是这样的安身立命之学。
当下中国的大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处理学生的安身立命，事实上，是连老师自己的安身立命都已成了问题。于是，在这样的地方待得越久，常常越是惶恐，生命也越不安。
即使有某些人看似安稳，常常也是来自于外在的肯定、社会的认可，而不是在这边真正学到了什么安身立命之道。在这样的大学体系里，能给学生哪些安稳的力量？哪些生命的指点？很难吧！
而事实上，所有的中国传统学问，最关心的，正是这个安身立命之道。因此，将来中国学问回归到书院这个系统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直接面对这个大问题。这是重中之重。
现今整个中国最迫切的大问题，就是人心不安。南怀瑾先生不是讲过吗？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大的疾病，就是精神病。
记得前年我来北大讲座时，题目是“躁郁时代的读书人”，后来有好几个人跟我说，他们之前没看过我的书，也没有听过我的讲座，那一天，纯粹冲着这个题目就来了。为什么？大家心里烦忧，不安嘛！
这个躁郁的问题，当然不只大陆与台湾，早已就是全世界的问题。只不过相较起来，大陆的浮躁更普遍、也更严重，这当然是因为大陆信仰真空，也因为极度的科学主义崇拜，最后才把自己困得毫无出路。
昨天我接受《北京晨报》的专访，谈到台湾的祭祀传统大致保存良好，许多人至今都还是早晚三柱香，不论是对着家里的祖宗神位，或者是到庙里面，许多人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这个记者很认真，模拟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口气质疑道：早晚三柱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吗？
我只好不客气地答道，觉得早晚三柱香是非常愚昧的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愚昧。我对着他说，今天所有的华人世界，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台湾、香港、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甚至，不止华人，就算是韩国人、日本人，每天祭祀、每天三柱香，把祭祀视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人，真不知有多少。难道，你好意思说，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其他所有这些人都是愚昧的吗？
老实说，我们被科学主义洗脑得多么彻底，竟然连拿三柱香都会觉得愚昧。这么愚昧的教育，才是最可怕的。今天我们的大学，就是被这样的科学主义给绑架了，才使得一大群老师整天忙着做科研、报审题、弄项目，学生受此连累，也一个个魂魄不全、人心惶惶。将来的书院，就是要挥别这样的科学主义，找回中国人的魂魄，解决人心不安的问题。书院培养的学生要有办法安身立命，将来也才能够去安别人的心。
因此，书院将来扮演的角色，可能比大家想象得更大、更积极。书院培养的人才，不仅可以是教师，可以是文化工作者，甚至，也可以从政，可以担当整个国家的重责大任。
换言之，书院要培养一个个能身心安顿又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士人，也就是传统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那种士人。
今天的大学，除了为数甚多的知识从业员之外，主要就是培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重点，在于追求客观知识，进行思辨；一方面标举理想，另方面则批判现实。至于书院所培养的士，则是先要有感通的能力，再要有修行的自觉，然后才有后头的学问与种种的思考。这是士与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士必须要自己心安，然后安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先修养自己，再进而修己以安人，由里而外，一层层扩充，这才叫做士。
至于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修行的问题，也没有感通的问题，只是努力地想，努力地进行分析与批判。知识分子与士看来相似，其实压根是两回事。
士一旦立稳了脚跟，在身心安顿之后，就必然要涉及现实上的政治问题。譬如，书院培养出来的群士，就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将来应该要以士为主，逐渐转型成“士党”，也就是重新接续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不应该走向西方政党政治的死路，也应该慢慢告别一党专政的老路。毕竟，政党政治也好，一党专政也罢，都是西方式思考下的名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中国的政治，经过百年来的摸索与实验，终究还是要回归中国式的思考，用中国式的名词。唯有往“士党”的方向慢慢调整，中国共产党才有办法找到一条真正属于中国、往上接得了传统往下开启得了未来的道路。
这样的思路，正如我今天所谈的“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命题，可实际上，却会扣动许多人的心声，反而是最具现实感的。
(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教育知行社的讲座纪录修订而成)
本号所发文章除特别署名外，均为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号立场。本号内容及商务合作热线：18911155596，邮箱：1115557898@qq.com。欢迎投稿，开展商务合作。喜欢这篇文章，点赞一下。好东西当然要分享呦。关注本号，请长按或扫一扫下面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