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慑权贵！为什么古代监察制度比现代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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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纪之整肃、吏治之维护、政治污弊之涤荡多有赖于公正、有效的政治法律秩序保障。
我们古代从周朝开始，就建立起监察制度，监督政府官员，维护既有统治秩序和整体国家利益，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强大和长治久安。
古代，御史和谏官大多是服务君主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官，保留了侍从君主左右或奏章直达君主的特权。
御史一职早在战国时期出现，其职事主要是掌管国王身边之事务，以后才逐渐地演变为监察官员。
《周礼·春官》载：战国时御史总计172人，其最初之职为掌管图书法令，随国王左右的书记和秘书之官。
后来，国王经常通过御史了解各方面与全国各地方的情况，以后国王又依靠御史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
古代监察御史的起源便决定了古代监察制度的性质，是皇帝（君主）的耳目和工具。
监察官对上级负责，对君主负责，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利益负责；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御史作为“史官”之一种，谏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监察官仍以天下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任。
同时，监察官依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被其监察的高官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的处理。
唐朝杜佑《通典·职官六》中所称：“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
唐太宗曾盛赞著名谏臣魏征：“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如前所述，古代盛世善治，大多是监察制度运行最好时代，得益于君主奉法而治，监察官严明职守。
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为一体的监察体系，监察制度覆盖所有的权力领域。
对朝官、京官的监察与对地方官的监察都由独立而统一的机构来行使，各个地域的权力都在统一的监控之下。
唐代时期，御史还可以根据风闻弹劾。
所谓风闻，就是御史可以根据道听途说，片言汇报，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仍可提出弹劾。
自秦朝以来，监察官员大多“位卑、权重、厚赏” 。
因为位卑，可以因弹劾之功获得厚赏，可以越级擢升，并且晋升空间极大，既可在监察系统内晋升，也可以转为其他系统的职官。
“厚赏”成为对监察官的现实激励，促使其竭诚尽忠于本职。
但是，从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看，有三方面力量消解了监察制度的理念和功能，促使其难以发挥作用。
所谓成也皇帝，败也皇帝
监察制度虽然能对君主起到约束、规谏作用，但约束最高权力是否有效却深受君主个人影响。
而且，谁来监察皇帝得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虽然中国古代的监察体系是单线垂直的，是独立的，但是其权力的源头却在皇帝，其独立也是相对于官僚系统，绝不可能独立于皇帝之外。
例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风行的弹劾之制，唯有最高统治者皇帝例外，此与当代法治国家相比，成明显反差。
这种历史局限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高居于监察制度之上的皇帝，只能依赖于个人理性与能力来约束自己。
然而人的理性与能力是有限的，皇帝也是如此。
这样，非但不能保证皇帝本人不犯错误，也不能保证皇帝始终如一地维护监察制度的正常运行。
如宋以后，君主集权加强，监察体系的整体性价值在衰退，工具性价值却在上升。
前提不存
有效监察地方权力的前提是能够超越于其上，不被其所牵制，又能深入于其中，同时不陷入其利益格局。
可是能做到超越于其上、又能深入其中，是非常难以把握的。
如汉朝设置部刺史监察巡察地方，最后演化成了地方官；
唐朝设置按察使巡察地方，也渐渐地方化；
明清两代的提刑按察使、总督、巡抚都是从监察官转化而成的地方官，都失去了中央监察地方的制度职能。
可见，超越于其上，深入于其中，在制度上颇难把握。
王东槐与曾国藩是道光18年同科进士，他所上这一道奏折弹劾掉山东巡抚等10余位高官，被誉为“古之遗直”。
成本上升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及其附属的御史和谏官，本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涤荡吏治污弊、实现公正的政治法律秩序而设置，可是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环境中，少数监察官或依附权贵，或为利益所诱惑，制度虽称良善却难达预期。
监察官的监察为历代所重，而监察者又须被监察，不免造成机构重叠、国家治理成本的上升。
上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值得我们当今监察立法、构建监察体系借鉴；
另一方面，古代监察制度的蜕变也值得注意，避免制度虽立，成效不彰。
牟宗三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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