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斥洗白瑞典警察者为“西奴”，其实以孔子和唐朝标准，他们就是瑞典人、美国人、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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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知 乐儿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说，“在眼花缭乱的变化面前，在莫衷一是的纷争之中，不要模糊了一条最基本的边界——文明与野蛮。”
在与野蛮相对应意义上的文明，指的就是人类为了活得更好一点，在文化、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所获的进步的积累。
文明与野蛮的大致轮廓不能否认，否认了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是非。
政治上说，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一是把人当人来看待，而不把人当手段来对待；二是权力必须规范、平和、周期性交接，防范权力滥用。
这一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如果说发达国家还多少有点迷失本钱的话，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
关于文明与野蛮，中华文明，自古就有所谓的“华夷之辨”，或者叫“夷夏之辨”。
“华”、“夏”，就是中华文明。
“华”意华美，“夏”意广大。
所以，中华文明，就是“华夏”——华美而广大。
就看这名称，是怎样的一种自信！
“夷”是什么？非我族类就是。
古代，典型的四方族群，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从这些名称就可以看出，中原居民对他们的歧视——看看“狄”、“蛮”这样的字，偏旁不是兽类，就是虫，和今人骂小日本、鬼子、阿三、美帝等，就差远了，“夷“在古人眼里，根本不当人看？
更多例子还有，比如，灭亡西周的部落叫做“犬戎”，还有“獯鬻”、“猃狁”这样的名字，据说，就是后世匈奴祖先。
其实，“匈奴”这样的名字，自然也不是什么好词。
直到近代，华夏族对外夷的蔑视，就没有改变。
比如，我国56个民族中，人口第二多的民族是壮族，“壮”这个字，以前可是写作“獞”的；
瑶族的“瑶”字，以前写作“猺”的。
直到解放后，在民族平等政策下，这样情况才算消失。
问题来了，既然华夷待遇、地位等如此不同，文明与野蛮也以此划定，那么，古代究竟用什么来区别“华人”和“夷人”呢？
尤其是大唐以后，中外交流频繁，比如，唐朝朝廷里还有不少外国人都做大官了，这在今天都不可以，“夷人”怎么能享有这样的权力呢？
在早期华夏历史上，一开始是“华夷杂处”，各种非“华夏”的“野蛮”民族与华族犬牙交错。
秦始皇统一之后，统一的中原王朝内部自然没有了蛮夷生存的空间，所谓的“四夷”就成了“天朝上国”的边患，中原王朝与北方边患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大清。
但是，由于长期的战争和不断的交流，“四夷”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巨大优越性，就逐渐把中华文明学过去了。
“五胡乱华”，在北中国折腾的五胡十六国到北中国统一于北魏，重要原因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整个鲜卑族汉化。
此时，文化上，鲜卑族已是华夏族了，他们创造的一些制度甚至超过中原王朝。
那么，这是以华胜夷了呢，还是以夷胜华了呢？
鲜卑族算华夏族吗？
至于大宋时期的辽、金、西夏政权，一面有很强武力，一面又有不弱于宋朝文治，政府组织很像样子，不是之前的草原民族所能比。
更到后来，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甚至在中原建立王朝，到底算不算华夏族？
如果以出身、区域、服饰等划分，显然不是，那他们算什么呢？
其实，唐人对此已有一个很先进的解读，以文化来界定，文明与野蛮的界限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我们看看唐人怎么说的？
其实，同历代中原王朝一样，唐朝也将周边民族或国家通称为“四夷”或“夷狄”、“蕃夷”等等。
但是，同样是“夷狄”，性质却有所不同。
同时，唐朝是一个极为开放王朝，唐初以来，“四夷”各族就或慑于唐威力，或仰慕唐富裕，纷纷内附。
为了管理这些外国人，《唐律》将蕃夷划分为“化外人”和“化内人”两种。
化外人，“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
化内人，《唐律》没有解释，顾名思义，即“归化”或“归附”唐朝周边各族，属唐国内的少数民族。
对化内人，唐朝一般设羁縻府州进行管理。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以内附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有856个，比正州多出528个，由此可见唐朝外国人的人口规模。
当时，唐王朝也欢迎各部族归附，对他们予以种种优惠待遇，如在经济上，唐朝《户令》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
《赋役令》中又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者，一年以上复三年，二年以上复四年，三年以上复五年。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
从中看出，“外蕃人投化”唐朝者，竟比唐人“没落外蕃得还者”在免征赋役上优惠出许多。
今天，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也有“超国民待遇”，形同此吗？
而且，唐太宗曾一再标榜自己“不猜忌异类”，对夷、夏“爱之如一”。
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唐太宗还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除了国力，政策的确也接地气。
唐太宗还采纳大臣温彦博意见，将10余万突厥“降户”安置在边州界内，落实自己标榜的“不猜忌异类”，对夷夏“爱之如一”的思想。
唐朝提拔起用一大批蕃胡族人担任军事将领，有的甚至做到了高级将帅。
如，贞观4年，突厥降附后，其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而且，唐朝在武将提拔任用上，胡人甚至往往要优先于汉人。
更重要的是，文化上，唐人也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乐登上了大雅之堂，甚至进入了皇家宫廷，胡服胡食则为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会所接受、喜好。
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会对士人的思想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对古代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是一种新考验。
你看，说来事就来事了。
唐宣宗大中（847—860）初年，宣武节度使卢钧推荐大食人（阿拉伯帝国）李彦昇参加科举考试。
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说：“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岂华不足称也耶，夷人独可用也耶”。
为此，进士陈黯作了《华心说》一文予以辩解：
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辩在乎心。辩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全文附后）
陈黯并且列举汉代卢绾和金日磾为例，前者是“形华而心夷”，后者则是“形夷而心华”。
这里还须注意的是，作为“硕贤”的卢钧，居然也“荐人也则求于夷”，可见，他与陈黯具有同样的思想。
据此，李彦升不仅参加了科举，还是至今所知的我国的第一位回回进士。
事隔3、40年后，唐昭宗乾宁（894—898）中，进士程晏作了一篇《内夷檄》，对华夷观作了更为详细论述。（全文附后）
他说：
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
从中可以看出，陈黯、程晏以“礼义”或“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标准，就是从文化而不是种族出发。
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国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表明决定民族归属的关键作用是文化和心理认同。
对于陈黯、程晏思想，大文豪韩愈早就说过“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陈黯、程晏是对韩愈思想的具体化。
虽然，韩愈概括的是《春秋》之义，但反映的是他本人观点。
其实，这种以文化而不以种族或地域作为区别华、夷标准，孔子早已提出。
鲁定公10年，齐国和鲁国会于夹谷，齐国有司请奏“四方之乐”。
于是，旌旄羽袯矛戟剑拨鼓噪而至。
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 。
杞国国君成公、桓公、文公，孔子都贬称为“子”，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用夷礼”。
在这里，孔子将语言、音乐、服饰等文化外在作为区别夷、夏标准。
到了唐代，如上所述，“胡乐”已经作为“国乐”而登上大雅之堂，唐朝宫廷音乐中的10部乐中，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或扶南）、高丽、高昌7部都属于夷狄之乐。
而胡人服饰，也是唐人所喜好的，甚至连达官贵人，往往也胡服骑射，外出巡游。
如果按孔子标准，唐人胡人也，还是胡人唐人也？
看到此，你看看，是不是在大唐时，文化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交流与融合非我们今天之想象。
这两天，瑞典警察“辱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
著名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怒斥那些为瑞典警察洗地的中国人，从骨子里都被西人奴化了，连瑞典这样的北欧小国都能给他们当精神上的爹，为瑞典警察恶劣做法叫好的中国人，尤其差劲。
其实，如果按照孔子核唐人陈黯、程晏等人以文化作为区别华、夷标准，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现在网上辱骂的“带路党”、“华奸”““西奴”等等，人家就是瑞典人、美国人、西方人，只不过有一个华夏的皮囊而已。
话说回来，唐人对外国人普遍能持如此开放态度，与当时长安城中胡贾云集，异教传播，任用为高官不在少数的状况密不可分。
当时之流风，当代之不及。
原因也简单，彼时中国国力处于日如中天地位，文化上很有自信，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俾日月所烛，皆归乎于文明之化”，所以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此种文化上的自信，不是靠自吹自擂可以确立的。
谁先进，谁落后？
那个文明，那个野蛮？
谈及文化复兴，如无文化继承基础上的吸收融合与推陈出新，民族精神真正振兴，终不免流于奢谈。
排斥的文明形态，不是高级文明形态。
世界现代史表明，凡是迈过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文明形态没有一个被打回原形，被打回原形的都是现代转型中中途夭折的文明和国家。
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了，但英国是落后国家吗？
不是，它还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华心说陈黯，唐（约805—877）字希儒，号昌晦，又自号场老。唐朝文学家。大诗人罗隐和他有过交情。陈黯10岁能诗文，勤奋练笔，才思日增，存世《全唐文》中10篇，《华心说》影响最大。
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
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所宾贡者不得拟。
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戾。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华不足称也邪？夷人独可用也邪？吾终有惑于帅也。’曰：‘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 辩在乎心。
辨心在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
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异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
若瀚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单之忠赤，其华人手？徭是观之，任其趣响耳。
今彦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
俾日月所烛，皆归乎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也。作《华心》。
程晏，字晏然，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乙卯科举进士及第（榜眼）。
其他事迹均不详，著有《程晏集》7卷，《新唐书艺文志》皆为杂文传于世。
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
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
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
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
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
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