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 魏忠贤 如何？
作者：树神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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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残害忠良，祸乱天下，罄竹难书。但我们在试图评价一个重大历史节点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有更大的格局来看待此人与此人所处的时代，评价才能更有意义。
首先，各位想必是对魏忠贤打击异己的酷烈手段是了解的，这里不加赘言。可我们也要明白一些基本的逻辑，当你可以用一个巴掌把蚊子拍死时，是用不着拿大炮轰击的，因为成本绝对划不来；当你可以一脚把一个小学生踹到一边时，也是犯不上使出一套降龙十八掌的，因为体力绝对划不来。魏忠贤之所以在政治斗争中采用如此激烈残忍的手段杀戮和排挤大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敌人太强大，只有残酷异常，才能使得强大的政敌镇服。魏忠贤在全国散布的生祠，表面上是变态的被崇拜的需求，实际更类似于黑社会身上的纹身，展览力量，号召屈服，以降低对抗的成本与消耗。
而为什么以东林党为首的大臣们宁可身首异处，也要顽强反抗呢？明朝末年，小冰河期再临，世界范围内的农作物开始长期歉收，引发全球社会剧烈动荡，国土广阔的中国自然不能免俗。资源逐渐匮乏之时，各地有实力的大地主开始不太乐意供养皇室了，他们在皇权秩序与填饱肚子之中选择了后者，冻结了与明王朝间的契约关系。因此，大地主们在中央的代言人——士大夫们，正拼了命地进一步挤压皇权，以换取地方上更多的自治。宋朝以前，他们总是成功的，在历次小冰河期缔造了东汉、晚唐、五代十国等等诸侯割据之乱世。
皇权对此当然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而宦权作为皇权的白手套与血盟，自然是冲在守护中央集权秩序的第一线。魏忠贤当然明白，只有加强特务统治才能在资源如此紧张的现状夺取一杯羹，也只有恐惧（生命本能）才能在大家“肚子空空”和“口袋空空”（生理需求被威胁）时，维持他们的服从与配合。
可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展、门阀的衰败以及人口的增长，士大夫们间失去了强有力的纽带，仅能结成松散的联盟。要是在宋朝以前，抢夺活命资源的高压政策只会激起藩镇自立，继而引发混战。但如今已经是大明朝了，魏忠贤对他们的逐个击破是轻而易举，松散的士大夫们在专业的特务机关前根本不堪一击。有意思的是，由于这些士大夫根本不是生产者，所以当他们一批又一批的死掉或退场时，并未影响时局的稳定。
可魏忠贤还是死了。
崇祯上台。天真而不明就里的他，亲手解散了魏忠贤在多年斗争中打拼出来的强力特务机关。皇权失去了干脏活的，瞬间就只剩下个空壳子，士大夫们很高兴，抢夺资源的中央政府竟然自断了手脚。要什么大秩序嘛，我们乡贤自己组构的小秩序不是很好吗，Winter is coming，大家实在都不容易。
后来啊，军饷不足了。崇祯向朝臣筹款，就差跪下了，只募到了20万两。没有暴力机关的政府，怎么可能收得上钱，又怎么可能发挥职能呢？他真的以为，那空壳子的皇权就代表了一切。
士大夫们也舒了口气，幸亏魏忠贤死了，否则大家都得出血咯。但没多久，没军饷的军队战败了、哗变了，李自成扫荡天下，杀进京城。那些当初只愿捐几千、一万两银子的勋贵、大臣、藩王们，谁家最后不抄出个百十万两，不仅最后内裤都不剩，连命都丢了。为什么无政府主义是错的，因为没有人牵头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持秩序的话，每个人都会是最后的输家。
没有爱迪生，也会有李笛生付笛声发明电灯炮，因为欧美已积累了大量亟待转化的科技成果。没有魏忠贤，明内廷也会推出李忠贤张忠贤，因为大明皇室急需有人通过高压统治在饥饿与混乱中维持中央的运转。而皇权的巩固，客观上大大延缓国家陷入糜烂的速度，制造向心力，延续文明的火种。但魏忠贤显然要比爱迪生重要得多，因为美国那时的发明家已有千千万，可大明深宫中有胆识有能力有决断还得有魅力的太监能有几人呢？
知乎用户
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
魏忠贤，真心不敢写，因为写好写坏，都有一堆人追着骂你
好早以前，在子陵论坛，只写了5、6千字，还以段子为主，结果后面让人追着骂，和人吵架都打了一、两万字了
你要评价他，要看角度。
你是皇帝，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他是忠臣能臣。
第一忠臣，所有说魏忠贤要造反的史料，都是错误的，因为你找不出他确切要造反的真凭实据。而且他造反也没任何的意义。别说天启，崇祯他都不反，忠心耿耿当一条老狗。
很多人说，崇祯掩饰的好。拜托，崇祯那演技，糊弄糊弄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都不一定行，人家魏忠贤就靠演技出身的。你在影帝面前秀个屁演技？别说崔呈秀顾秉谦，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崇祯要动魏忠贤，他不也没反？
第二能臣，你是皇帝，你要钱，他给你弄来钱；你要大臣听话，他给你监督各诸侯个大臣，这帮人家里掉个铜板，你在宫里就能听见响声；你要朝政清平，他给你监督各种规章制度、抚恤赈灾的实行。这样的大臣，你不要？
魏忠贤再怎么折腾，也没损耗你皇权一分一毫。甚至说，他就是皇权的代表。
你说魏忠贤拉帮结派，当九千岁。我就服气这个罪名，搞政治的，谁不拉帮结派？大明开国，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朱元璋还杀个什么劲？胡惟庸、李善长为啥死的？还不是拉帮结派尾大不掉？后面太子党燕王党，后面的齐楚浙，后面反派严嵩温体仁，正派的三杨张居正，我愣没找到一个不拉帮结派的。
你是东林党，魏忠贤就是地痞、流氓、混账、王八蛋、死人妖、畜生狗东西………………………………
你是老百姓，魏忠贤跟你没啥关系，非要说有啥关系，比后来某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混账玩意好多了。魏忠贤基层出身，还知道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一下，后来那帮家伙，全tm考虑自己啊，连皇帝都不管的啊。
人都有多面性，都有丑恶的一面，魏忠贤确实是地痞、流氓、混账、王八蛋、死人妖、财迷鬼。尤其是在权钱的长期诱惑下，魏忠贤做的还算是不错了，还是比他后面的那些家伙好得多。
崇祯不应该杀他，你给他一线生机，让他去守灵就好了。
他只要不死，某些人就会有忌惮，就还会老老实实干点活，不会把崇祯当个二傻子一样哄骗。崇祯只会哭着求大臣捐银两打建奴。魏忠贤不一样。文的武的、好的坏的、明的暗的，魏忠贤有一百多种办法给你从大臣那里搞来钱，这就是水平的差异。
袁崇焕再怎么折腾，只要他还能打仗，他做的再过分，魏忠贤只会打压他，也会留着他打仗，魏忠贤死了，袁崇焕只要做错了，从上到下，直接要他命啊。
在各个回答里，多数人都开始站队，要么骂魏忠贤死人妖祸国殃民，替他洗地的都是混蛋；要么骂东林党伪君子绣花枕头大草包，害死魏忠贤搞垮明帝国，说句公道话，其实都对。
因为人，本来就是最复杂的，最具有多面性，人人背后都有小辫子，人人都有阴暗面，只要吃喝拉撒睡、吃五谷杂粮，就会有缺点。
敲键盘骂魏忠贤的，我相信你们能过马路不闯红灯、上了公交就让座、偶尔扶老奶奶过马路，但我不信，在金钱和权力的常年腐蚀下，你还能心系老百姓、心系天下苍生，因为你我都是普通人，我们当不了海瑞，别说3年，3天不吃肉，我们就馋得慌。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来了，怎么去评价魏忠贤呢？
我的答案是，要是在太平盛世，他就是个地痞、流氓、混账、王八蛋、死人妖、人渣，但很遗憾，他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大明帝国已经不是又大又强又富又美，而是外强中干、虚弱憔悴的病秧子。
这时候，不需要仁义道德、不需要孔孟说教，需要的是苟延残喘。
大明，需要的不是崇祯这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条道走到黑的极端分子，动不动就要拿出硬币抛出来，和满清乱民赌输赢，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样的人是不行的。
满嘴仁义叨叨、内心盘算家里小金库、晚上哪个姨太太过夜的伪君子，更是不行的。
这时候的大明，就需要个地痞、流氓、混账、王八蛋、死人妖、人渣，他能耍够无赖把钱搞来，让边兵能有战斗力，让大明撑下去就行，他只要能镇住那些伪君子，让那些伪君子不那么无耻，锦衣卫东厂能上蹿下跳让这帮大臣不得安生，老老实实干点活就行，只要能再耗个几十年，撑过小冰河时期就行了。
至于满清，更好说。只要能糊弄几十年，满清就完了。满清是世界范围内，骑兵最后的辉煌，但这个辉煌，也只是昙花一现，新的火器、新的战法只要出现，满清的骑兵就没有那么大优势了。再说，就算满清骑兵能一直保持战斗力，但是满清的高层不会一直稳固，实际上，满清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非常严重，只要有一次处理不好，马上就是内部分裂，自己把自己玩残。看过满清发展史的，应该都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吧？满清前期每次权力交接，其实就是走钢丝，你只要把满清挡在关外，满清不会每次都能走下来这钢丝。
如果我说的太复杂，那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把这个事情讲明白
大明，就是个破落户，还屋漏偏逢连夜雨，外面哗哗下大雨，屋里淅沥淅沥下小雨，这时候，你找个盖过皇宫的能工巧匠来，可惜一点用也没有啊
这时候，你需要的只是一个破盆，在屋里能接水就行，撑到雨停，咱们才能该干嘛就干嘛啊。
作者：温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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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护主的老奴才啥的就不用说了，我大萌有莫诚，艺术形象比魏公公完美多了。这里从一个问题谈起，就是所谓的阉党加“工商税”、东林不向江南/士绅/工商等等征税问题。简单来说，天启朝的新增军费-辽饷里，当然有依靠商业税的部分，但那和阉党关系不大，反而和东林党关系更大点儿；田赋加征更是朝廷上下处理实务的官员的共同看法。甚至可以说，魏公公敛的财，和辽东前线没啥关系，都用来修三大殿了。这样看来，魏公公作为大萌帝国的执政者，恐怕并不像他的某些现代拥虿想的那样称职。
明末加赋的首要原因就是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简称“辽饷”。辽东战事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筹办辽饷则是天启年间的首要大政，本文就来谈谈在天启朝前后东林、阉党分别得势时的辽饷政策的变动。为了管理辽饷，万历48年起在太仓另设“新库”，收贮从各个渠道征发来的辽饷，专门供应“抗金”前线。并增设户部新饷司专门管理。辽饷中除了原来辽东镇的军饷外，还有田赋加派、杂项、盐课、钞关几大项。以下分别说明这几项在天启年间的征收情况。
这里先提示一下政治史时间轴的问题。万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东林人物，东林借移宫案重振旗鼓；天启初年东林得势，天启3年初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党势”达到极盛。之后阉党开始形成。杨涟弹劾魏忠贤、万燝被杖杀是天启4年6月，叶向高致仕于7月，当年11月顾秉谦升任首辅。次年王绍徽、周应秋先后上任，阉党控制吏部和都察院。阉党控制户部则是在天启6年郭允厚任户部尚书后。大致可以说天启初政是在东林和亲东林人士主导下展开的，而天启4年的夏秋之际，是阉党翻转局面的开始。
1、田赋加派
万历46年（1618）9月，户部尚书李汝华（中立）提议全国除贵州外，每亩民田加征银0.0035两（三厘五毫），当时说是只有一年的临时性措施。次年12月，在辽东经略熊廷弼（楚党）、阅视辽东军务给事中姚宗文（浙党）等人建议下，又加征0.0035两。万历48年3月，在户部等衙门建议下又加征0.002两，起初分归兵、工二部管理，天启2年一并划归户部。也就是说，从万历48年起，辽饷中田赋加派总额为每亩0.009两，俗称“九厘银”。全国总额数是520万两。
天启年间，田赋没有再加派，天启2年免去了北直隶的43万两辽饷。同时免去了作为海运基地的山东登、莱、青三府辽饷约10万两。注意，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实践中，天启6年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 56 37710 56 21197 0 0 2445 0 0:00:15 0:00:08 0:00:07 4751加派，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中立）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2、杂项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东林）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据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制表，误作11.6万）。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简单说明杂项中包含的各项目如下：
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谷：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现将“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祇候：类似上条，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以上四条是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阉党粉们喜不喜欢？
事例：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之前没这事，别信电视剧），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3、盐课
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大名人啊）提出来的。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4、关税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至于什么“魏公公征收工商税“云云，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要说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时期定下来的。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是不是魏公公体恤民情，不愿加征扰民呢？
当然不是。他这几年增收盐课（注意，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这个还算像话），征收各地方的库银（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他主子修三大殿么。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这件事，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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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刚才忘了，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
参考文献：
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分载《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1、2期。
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