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编者按：“根据地的教育，在教育资源、人才、规模等方面，最为落后和匮乏，但是也最具本土性和创造性，其间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对1949年后中国的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塑造了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作者在文中分析根据地教育的特点与价值。

日本侵略使中国的教育布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三个大的版块：“大后方教育”（其中高校内迁达52所）、沦陷区教育和根据地教育。本文所称的“根据地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根据地的教育，在教育资源、人才、规模等方面，最为落后和匮乏，但是也最具本土性和创造性，其间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对1949年后中国的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塑造了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1、干部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重中之重

根据地教育是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在过去中共瑞金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发展的，它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教育立足于抗日和革命的政治鼓动，特别面向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和基层民众；二是在政治动员的同时，强力推动社会改革措施，注重对底层民众进行生产技能和生活知识的灌输；三是展开对中国文化的试验性改造。这三个特点体现在根据地的几种教育类型中。

根据地有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三种教育类型，使其区别于国内的任何教育类型：以培训党、政、军干部为主要目标的干部教育系统；面对民众的社会教育体制；以培训初小学生为主的一般的国民教育系统。这三种教育类型的创设，一是缘于现实需要，二是意识形态的要求。

中共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追求的革命党，抗战爆发后获得合法地位，极须扩大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中共的抗日和革命的行列。对干部进行政治和思想训练在江西时期就是中共的传统，到达陕北后，原先的一些干部学校相继恢复，但成员基本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七七事变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扩大干部教育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干部教育系统在根据地三大教育系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与社会教育系统和一般国民教育系统有着巨大的差别。首先，接受教育的多数人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根据地的各类学校不是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而是接受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其次，他们是“公家人”，没有私人财产，在革命队伍中过着集体主义的供给制生活。

1930年代后期、1940年代初期去过延安访问的各类人士，到了延安后都会对一种现象感到新奇，这就是在延安这块不大的地方拥有众多的学校，这些学校有：培训中共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培养中共理论人才的马列学院，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培养青年干部的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培养文艺干部的鲁艺，培养地方干部的行政学院，培养军队干部的抗大、军政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培养新文字干部的新文字干部学校。除此，还有一些专业性的干部学校：炮兵学校、卫生学校、通讯机要学校、自然科学院以及培养保卫干部的西北公学等；还有由中共参加领导，由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冈野进）负责的、培养日本反战士兵的日本工农学校，等等。

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办这么多的学校，都需要有学生，可是延安哪儿来这么多的学生？但事实上当时在小小的延安城确实涌进了一大批青年，总数高达两三万人，这就牵出另一个话题：此一阶段国民党也在积极抗战，国内政治较为开明，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青年人，不去大后方而要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受到1930年代左翼文化的影响，他们相信,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从生活书店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的出版物是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这类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还是依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叶青的论著具有教条化的浓厚色彩，很不通俗，影响力有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许多青年相信，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充满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这么多的青年人一下子涌入延安，虽然都是革命青年，但在中共看来，他们离革命的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虽然可贵，但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这种热情能否持久下去，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办学校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种革命的学校中，不仅可以对青年进行思想训练，使之符合革命的要求，而且可以把这些人数众多的青年安置下来。

1937~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三种话语，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在那个年代，延安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元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2、把爱国主义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相结合的社会教育和国民教育

与侧重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的干部教育不同，根据地社会教育的主题是爱国动员和社会改革。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在历史上多数是地瘠民贫、教育落后的边远山区，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0.5%，妇女几乎都是文盲，缠足现象非常严重。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已渐次展开的社会教育，在陕甘宁边区绝无仅有。

中共入驻陕北后，首先面临的是与国民党军的战事，一时无从顾及教育问题。当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边区的行政系统才逐步建立和完善，随之教育和社会改良的措施才迅速推开。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民众进行爱国动员，重点是废止缠足和推动扫除文盲。

废止缠足是近代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20世纪初新式教育的确立，从清末以来就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推广，但是在西北和广大农村，缠足现象在1930年代仍然普遍存在。

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又下达《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针对妇女缠足的不同情况，做出不同的规定：18岁以下，禁止缠足，如有违反，“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一年以下有期徒刑”；40岁以下者在半年之内未有遵守者，一经查出，即“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半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例还宣布：凡边区妇女已有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

1939年12月3日，边区民政厅再发布训令，对放足标准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规定18岁以下者完全放开，18岁以上40岁以下者以不缠裹脚布为最低要求。

为了配合运动，边区政府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向农民广做宣传，甚至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放脚歌”：“妇女仔细听，放脚闹革命，敌人来围剿，小脚跑不动”；“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女娇娇，眼睛黑，手段巧，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打来更是跑不了”。

到1939年底，延安市及几个专区和县的妇女完全放了足，延安县，志丹县、华池县，陇东地区的大多数妇女也放了足。

显而易见，仅靠党和政府的强制性手段并不能完全杜绝缠足现象，虽然在1942年8月，边区政府又一次重申前发的废缠足令，要求在边区根除缠足现象，但是在继续鼓励废缠足和放足的同时，中共并没有歧视那些“小脚女人”，而是尽力发挥她们在战时生产方面的作用。在一首当年新创的陕西民歌中，就这样写道：大脚参加自卫军，小脚参加慰劳队，男男女女都工作，生产劳动是第一，男人们前方去闹枪，后方的生产靠婆姨，生产运动要号召，人人知名毛主席。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政府和行政力量为主导，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举办冬学、夜学、识字班，把抗战和知识启蒙结合在一起，它的目标很明确：（1）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2）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3）提高大众民族思想，使群众获得运用民主的能力与习惯；（4）增进大众日常生活和战时的知识。

展开扫盲运动也是依靠组织动员和宣传鼓动的方式进行的，其领导机构包括各县区的妇女部、教育行政组织和青年组织，通过制定竞赛计划，发动“识字突击运动”，动员民众特别是妇女参加扫盲。

据1939年7月的统计，全边区在1938年兴办的冬学有619个，学生为10317人，其中女性占1/7，约1470人；夜学有581组（不包括延安市和延长县），男性学生7517人，女性418人；边区8个县（缺11县）的半日学校有186所，男性学生686人（不含赤水、淳耀两个男生最多的县份），女性2340人；全边区识字小组为5513个，参加小组的男性29597人，女性10053人（组数相当多的新正县未计算在内）。1939年初边区妇联统计，妇女能识200字的比率已占10%。

扫盲运动对提升民众的抗日思想以及战时和生产生活知识，起了积极作用。有资料显示，原先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的农村妇女，进了冬学后，不仅“能识三四百字以上”，还“能说出飞机有好几种，毒气有几种，并能答复一些简单的抗日问题”。到1941年，边区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在边区总人口的比率下降至93%~95%。

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中共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根据地教育的第三块是国民教育，其领导机关是边区教育厅和中央宣传部，这也是延续了瑞金时代的经验，教育厅领导具体行政事务，由中央宣传部进行思想和政策指导，以及负责编写各类教材。和江西时期相比，延安时期中共的格局已大大扩展，但是教育状况却比江西时期更加落后，1937年前，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女孩子读书的几乎是零，关中分区的宁县，在陕北还是比较富庶的县，但在1938年，全县只有一个女学生。

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到1939年底，有了120个女生在中级学校读书，有3400个女小学生，宁县有了200个女小学生，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小学生。

1940年，国民党中统局对边区的调查报告称：在边区改制前，“知识分子之能阅览普通文告及报章者，遂如凤毛麟角，文盲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八，妇女几全部不识一字”，而近年来，“文盲已减至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妇女识字者亦渐增加，虽与国内其它先进地域相较，难免相形见绌，而较诸过去之落后情况，更不能不谓已有相当之进步也”！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20世纪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一百年，人们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和改革，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做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做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做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根据地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过分实用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根据地教育又是20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一些重要经验。

本文选自《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有删节。原文载于《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二卷。作者高华，生前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