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札记｜《爱与黑暗，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上）
“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也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学可以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伤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威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
众所周知，从中古世纪自鞭笞派的双重标准到二战时纳粹的种族迫害，犹太人一直处于民众偏见与官方打压中。其实同性恋群体亦是如此，长期处于宗教和独裁政府的双重压迫中。
中世纪对鸡奸者施以残忍酷刑，以爱德华二世最为悲壮惨烈，二战时期，纳粹基于性取向大肆逮捕了数十万同性恋群体，他们被迫带上「粉红色三角」标记，在集中营里一边承受非人的苦役，一边面对“疯狂”医生反人性的“改造实验”……然而直至战后，面对社会环境对性别议题的保守以及人为造成的史料缺失，受害者、见证人及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段历史都选择性地遗忘。死者未得正名，亲属未获赔付，乃至名正言顺的悼念活动都受到恐同人士的种种责难……
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人大再版了法国学者让·勒比图关于二战中欧洲同性恋群体的著述。
国内关于性少数群体历史研究的作品和译文甚少。偶获此书，笔者阅读时尝试梳理繁杂记叙引证，整理了些许笔记，愿与大家分享，共同学习，若有谬误，敬请指摘。
1897年，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博士在柏林建立了【科学和人道主义委员会】，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
「新生的医学权威利用在握的大权，给欧洲同性恋运动进行政策定位」
他认为同性恋是第三性，而非一种疾病。试图用医学的证明来帮助被指控的同志群体逃避监禁。他推动了大众传媒不谈「鸡奸」改称「同性恋者」的用词改变，此外还不断在会员中培养政治意识，并给支持同性恋事业的政党给予支持。
同时代的弗洛伊德对此亦表示支持，两人共同催生了【精神病理学】和【性学】。
1870年德国颁布法律，175条款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男性，对另一个男性或动物做出猥亵行为，或同意参加这类性质的活动，将被判刑。」
1894-1914年间，每年有数百人受此条款打击；
1919-1933年间，德国法院依此条款，宣判了90000起案件。
其中最出名的乃是对德皇威廉二世性取向的争论。
1905年，柏林军事首脑莫尔特克曾屡次在军中发表德皇威廉二世是同性恋的诋毁言，直至1907年，针对皇帝私人顾问的“奥伊伦堡丑闻”被掀开。
此项基于性取向的惩罚政策一出台就受到诸多进步人士的抗议。
1898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袖和创始人倍倍尔就公开要求废除此条款。
1903年，公开发表的一份要求废除175条款、反对同性恋歧视的联名请愿书有6000多人签名，其中包括时任司法部长尼贝尔丁，众多左派政治人士，欧洲名流：列夫·托尔斯泰、埃米尔·左拉、赫尔曼·黑塞……
他们出于对真理、正义和人道的热情庄严申明「175条款是同法律进步相违背的，坚决要求立法者当局尽快修改此条款。」
值得一提的是，175条款乃至后来纳粹对同性恋群体的迫害都未提及或较少波及女性。
这是因为当时经济上尚未独立的女性活动场域被限制于家庭，其在公共生活中影响力有限，并且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使傲慢的立法者根本不去注意女性。此外战争需要兵源富足，女性作为生育直接载体，需要“加以利用”。
种种原因使得女性性少数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受了诸多基于性取向的制裁。
严苛律令下，德国同志文化的发展颇成气候。
1900年，柏林有30家同性恋酒吧，到1933年，已增至130家；
同性恋报刊有30多家，大部分还是在全德境内发售，有关图书每年会出200多种；
此外还有很多文学团体、夜间演出，可谓是欧洲组织的最好的城市。
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初期，柏林、伦敦、巴黎是欧洲三大同性恋首府。压迫与狂欢并存。
此外，妇女解放运动潮流兴起，打字员这一适宜妇女的稳定职业的出现，使妇女开始广泛涉足经济领域，并且得益于魏玛共和国的制度，妇女与1927年开始有了选举权。
青年人陶醉在大都市繁华的生活中，抽象作品盛行，展现着各种男女非常规关系。这种新潮的生活方式，引发了部分民众的疑虑和恐惧。并且这种“腐化”的行为使广大青年背离了好战独裁者给他们规定的生育使命。
纳粹意识形态巧妙的对民众心理加以利用，成了最终的受益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柏林敲响丧钟，纳粹控制了一切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也开始系统的逮捕同性恋。
早在1930年8月，纳粹党报《Volkischer Beobchter》在175条款的修改计划通过之时，就发文威胁说「这一切变态行为是从犹太人灵魂中产生的。冒犯了神圣造物主的本意，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诸多威胁性言论使得部分同性恋活动份子很快警惕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很多政治友人、犹太朋友的消失并非孤立事件……
国会纵火案的发生证实了这些猜想，纳粹分子借此全盘清洗了共产党，亦为清除同志群体做出初步舆论导向。
1933年2月27日至28日夜，就在立法议会换届选举8天前，柏林国会大厦火光冲天，希特勒政府公布出的纵火嫌疑犯是一个名为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籍青年。警察局报告向外界公布了其“同性恋倾向”和“共产党员身份”。
其引导的舆论称其为「仇视自由的同性恋者，利用柏林松散、堕落的气氛进行政治活动，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自反法西斯势力的声音则说道「Marinus van der Lubbe个人的道德品质使他改变了最初的革命信念，与纳粹头目间保持同性关系并且在物质上依赖他们，最终使得他听命于指使他放火的意志。」
众所周知的是，纳粹党才是从此次事件获取好处的一方。希特勒称此为共产党意图暴动的非法活动，借机解散了德国共产党并引发公众对同性恋的仇恨。
时至今日，人们以普遍赞同这次纵火案为纳粹党所为。1980年1月柏林法庭也追判Marinus van der Lubbe无罪。但“阴谋分子加同性恋”这张牌已成功亮相……
纵火案发生15天后，全欧闻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柏林金屋夜总会”被勒令关闭。用以封堵门窗的墙壁上覆盖着万字符，“希特勒说到做到”，荒芜的走廊上标语醒目而张扬……
两个月后，1933年5月10日黎明，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宣布将于当日对希斯菲尔德研究中心发动一次攻击，目的是“净化文化环境”。
这次清洗，象征着要把同性恋运动初创的巨大工程全盘推到。
幸运的是，某些事先有所警觉的负责人已抢先将部分珍贵文件运出了国境（大部分运至了阿姆斯特丹），赫希菲尔德博士本人当时在国外，他从此失去了德国国籍，后来再也没踏上过祖国的土地……
1934年，175条款进一步加强，在对“违反本性的性行为进行判罚监禁”的同时，还宣布剥夺其公民权。后又将范围扩大，“男人间相互拥抱、接吻，甚至做同性恋行为的幻想”都在法律的打击范围内。 日益严苛的条款预示着纳粹政权下的同志群体正一步步走向深渊……
作者：裴晨昕
责编：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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