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札记 | 《爱与黑暗，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中）

1934长刀之夜

以性取向为借口的政治肃清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直接指挥了针对冲锋队负责人的大屠杀，头号人物就是被指认为同性恋的恩斯特·罗姆。一众冲锋队队员被指控有背叛罪及同性恋罪。关于这次长达48小时的大屠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资料——特别是没有关于牺牲者人数和逮捕原因的资料。

关于长刀之夜爆发的导火线，有三个事件可以辅以推论。
首先，几个月前，当Marinus van der Lubbe被控纵火烧毁国会的官司开庭之际，冲锋队大摆庆功宴，其中一名官员罪后公开透露了纵火乃纳粹所为的内幕，这使元首异常恼火。
其次，1934年6月15日，就在长刀之夜发生的两周前，希特勒同其“先导”——成功进行独裁统治长达十多年的墨索里尼会晤，后者谈及德国的种种混乱（可能涉及道德方面），使希特勒十分狼狈。
此外，罗姆曾与法国驻柏林大使进行私下会晤，后者恰在此敏感时期归国，这使得希特勒愈发相信罗姆正在一个“强大的外国智囊团”的支持下计划谋反。
希特勒早将冲锋队难以控制的街头暴力视为对权力的威胁，加之戈培尔、希姆莱等人的催促，希特勒最终发动了此次行动，血洗冲锋队。
长刀之夜的第二天，有着“天才谎言家”、“纳粹喉舌”之称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组织新闻招待会，同日后元首通过广播电台向人民解释的一样，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内部“腐化堕落份子”。

希特勒与恩斯特·罗姆据说罗姆是唯一能够同元首说话时用“你”字来称呼的人。

关于长刀之夜，历史学家杰勒德•科斯科维奇认为，这标志着媒体贬损、丑化同志运动的开始，其指挥者就是宣传部长戈培尔。
“这次运动不仅仅在同性恋者中散布恐怖气氛，它还帮助纳粹分子开始实行他们操纵大众舆论的策略，此策略在他们后来实施种族主义和排犹计划中非常有用。因为它是依靠存在于人民群众心中的偏见为基础的。”
从“长刀之夜”到“水晶之夜”，无不是纳粹对人民的偏见进行了罪恶的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水晶之夜的导火索，德国驻法国使馆一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m Rath)在巴黎被一名生于汉诺威的波兰犹太裔青年赫尔彻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射杀身亡。纳粹政府视之为一种挑衅，立即采取一系列针对境内犹太人的报复行为。然而被告突然宣称，他与Ernst vom Rath有同性恋关系。这样一种辩护路线使得纳粹始料不及，诉讼也终未开庭……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史称水晶之夜，这也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的把道德丑闻和冲锋队队员肆无忌惮的行为、德国同志运动混为一谈。并且，针对同性恋的肃清杀戮也未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之时，部分同性恋酒吧奉纳粹之命重新开放，成功地掩盖他们正在进行的迫害。
针对犹太人，纳粹的掩饰策略如出一辙，精心布置的宣传场景掩盖了其惨无人道的迫害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富兰克林也上了当，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拉比对他的拜访，当时这位犹太人领袖对族群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

1936年奥运会举办之际，柏林街景。

1937年海因里希反同演说

对同志群体制度化清洗的开始

1937年2月18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对纳粹高官进行了一次讲话，演讲中他盲目吹嘘鼓励生育政策对应付越来越近的战争的重要性。

“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民族，未来肯定能够统治世界。一个孩子很少的优等种族，等于已经买好了通向来世的车票。”

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

“性本能的倒错会引起遗传上的退化”这无疑对优等种族的前途产生致命威胁，夏尔·费雷博士于1899年提出的论点成为纳粹对同性恋进行大规模清洗的主要理论依据。
海因里希下令把所有人的信息详细登记在卡片上，关于此举侵犯了公民私生活的质疑，他驳斥说“性领域的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世界的支配权，这绝对不是私生活。”
此外，为了充分掌控社会舆论，纳粹还努力塑造一个“神经敏感、说话啰嗦、毫无主见的同性恋者形象”，在其看来，同性恋似乎成了一个理想的压迫对象……
为从已逮捕者口中套出更多姓名，纳粹无所不用其极。“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多年来一直回想着同性恋者受刑的惨叫”，而他们却对外宣称“同性恋者随心所欲招供一切，毫无对爱人的忠诚可言。”
到1944年，光盖世太保本身就集中了32000名成员，还应该加上10万领工资的告密者。根据他们所提供的情报，逮捕无需任何法律手段，畅通无阻……
对同性恋者的清洗从此也开始制度化，其范围扩大到德国全境.
在汉堡，国家安全局成立了一支别动队在光天化日下查抄了大量同志酒吧，
在法兰克福，有些警察利用其迷人的外表设下圈套勾引大量同志入网……
11年间，至少45000个以上的同性恋者被判刑，除集中营外，被监禁的还有60000人左右。
文化界成为首当其冲的领域，然而当这个影响力巨大的领域应该起表率作用时，文化却处于“服从、衰退”的危险中。很多同性恋艺术家私下受纳粹高层保护，为避免涉及此类人物，希姆莱与1937年秋颁布命令：对艺术家的抓捕和监禁，需事先请求他本人批准……
如此一来，同性恋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掩盖了同志群体的真正命运。

步向地狱的开端

盖世太保的严酷审讯

当同性恋人群收到盖世太保的传唤，随着审讯一同开始的，还有惨无人道的酷刑。“我们的反抗有时激怒了党卫军，他们就动手拔掉我们中一些人的指甲。他们急了的时候，就把棍子折断，让我们跪在上面，以此来侮辱和折磨我们。我们遍体鳞伤，血喷的到处都是。当我们重新睁开眼时，以为自己身处屠宰场，它永远的毁了我们。”同性恋幸存者皮埃尔·塞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他曾目睹自己的同性恋人被纳粹军犬扑咬致死，却无能为力，这种噩梦般的经历笼罩着余生，难以解脱……

皮埃尔-塞尔也是已知的最后一位集中营同性恋幸存者。于2005年11月25日因病去世。

纳粹控制下的社会，监控网络无处不在，人人几乎都处于举报与被举报，监视与被监视之中。
仅在1933至1937年间，就有数百人被传去问话，但官司并未开庭。大搜捕和大规模审讯下，有10万到15万欧洲的同性恋者成为牺牲品。严刑拷问后，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被送进集中营，噩梦还远未结束……

集中营中的等级秩序

面对死亡，歧视仍存

纳粹德国于1933年2月起，陆续建立起一些集中营，用以作为对反纳粹分子、普通犯法者、不适宜社会者、流亡者、茨冈人、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进行改造的场所。从1939年9月占领波兰开始，集中营的数量急剧增加，集中营网络已经形成。在第三帝国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千多个集中营建立在被他们奴役的欧洲的土地上。正如戴维·鲁塞所说：“当大老爷们把装甲车开进欧洲的时候，集中营已经准备好变成帝国的基石了。”

雅利安人通过征服他们所谓的下等民族来扩大他们的生存空间，通过种族主义政策以维护他们的长盛不衰，因此，政治上的反对者、有生理缺陷的人、同性恋者、低等民族都是他们的搜捕对象。这些人本互不相干，有着年龄辈分差异、不同的背景经历、不同的社会阶级、迥异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但在同样的悲惨命运前，他们受着同样的罪、遭到同样的迫害，理应互相协助、商量对策，甚至结成同盟采取集体行动加以自卫。可能是纳粹强压下集中营里的人们已无自主意识，也可能是对死亡的恐惧淹没了抗争的觉悟。无论是各群体内部还是各种群间，都缺乏这种团结的想法。纳粹深谙操纵、规训之道，在集中营里建立了一套森严的等级体系。
党卫军于1936年引进了一种分类制度，即把犯人按性质分成若干小组，在上衣左胸前和左裤腿上，在犯人的号码旁缝上特定颜色的标记。
政治犯是第一类，为红三角，刑事犯是绿色三角，逃避劳动者、不适应社会的人是黑三角，耶和华见证人是紫色，流亡者：蓝色，同性恋者：粉色，茨冈人先是棕色，后改为黑色，犹太人的标志是六角星……

象征同性恋的粉色三角铭牌与编号

这些一眼就能看清的统一符号，不仅仅在集中营的管理上便于党卫军区分被囚者，并且，通过容易辨认的符号，也在囚犯之间建立起永久的差别观念，甚至维持着一种不信任感。这些符号也代表复杂和明确的社会等级，即使是在最接近死亡的集中营，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差别依旧存在。

集中营中的等级体系

依此等级系统，“思想和政治上的反对者，尽管他们被党卫军残酷迫害，他们仍是营中社会的重要成分。人们迫害他们，但也有点怕他们……”处在等级阶梯最下层的是同性恋者，虽然他们不构成任何政治上的危险，但是“他们仍在下等人类别中占据着一个次等席位”。
对同性恋者，还存在另外一种贴标签的方法，一种更具侮辱性的方法：在其屁股上围一块黄色的布，上面缝一个大写的字母A，其原味是Arschficker，直译为“喜欢吻屁股的人”。
需要指明的是，女同性恋者在营中佩戴的是红色三角，在分类中为政治犯待遇，粉色三角是专门留给男同性恋者的，因此，女同性恋者在囚犯中并不算做特殊种类。

集中营中的同性恋苦役与医学实验的第一对象

“他们默默地劳碌着，他们的一切都被掏空，他们已经麻木，似乎感觉不出所受的痛苦。人们很难称他们为活人，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死亡，他们不怕死亡，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弄清楚，何为死亡……”

同性恋者被送往毒气室或被迫劳动，在采石场，在工头的吼叫和毒打之下，在党卫军的枪口和威胁之下，在非人的条件下劳动，伤病和死亡每天都在发生……
与犹太人和茨冈人相反，同性恋者从来没有被当做有步骤消灭的对象，但他们在集中营总体的存活率远远低于上述两个种族群体之外的其他种类的犯人。

送到苦役劳动营去干最艰苦、最危险的活的人，男同性恋者所占比例明显要大得多。此外，纳粹的医生还在被囚者身上搞疯狂的科学实验，同性恋者又是被安排在最前线的。 

集中营中佩戴粉色三角的同性恋者

自弗洛伊德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失公民资格，被迫离开德国，远赴英国避难后，戈林元帅的亲属被任命为柏林精神分析的首领，协会很快就变成了戈林的研究中心，其任务史：“治疗”同性恋；“治疗”不孕心理根源；与劳动部门合作，预测工人阶级的反叛倾向……
在治疗同性恋方面，他们尝试过极其残暴的试验，很多是注射药物针剂，将一些合成胰岛素注入他们体内，还有“脑叶切除术”、在生殖器上通电的“厌恶疗法”……
直至1943年，希姆莱向集中营发出通知：凡是自愿接受阉割手术者，可以回家。然而实际情况是，手术完成后，他们会立即被送往俄国前线的战场上……

集中营里的性迫害

无论性向，屈辱求存

虽然集中营的建成一部分史为惩治同性恋。但矛盾的事实是：男犯人们在非常拥挤的空间里共处，滋生了潜在的同性恋威胁。被囚期间，狱中幽闭的生活也常常引发一些为泄欲而生的同性恋行为。“集中营各管区的头头们及从囚犯中选拔出来的监工（kapo卡波）们，在营中利用其绝对权威，荒淫无度。”

为了争取活下来，在这样一个既封闭又野蛮的环境中求生，有些同性恋者开始服从。幸存者海因茨·黑格尔就说道：“应该接受现实，应该承认，人人都想活下来，哪怕是通过我这种手段（即为监工提供性服务）”。
然而除监工、头头外，被囚者很难产生多少性的欲望，皮埃尔·塞尔根据自身体会说：“在这些精疲力竭、骨瘦如柴，如行尸走肉一般的人之间产生肉欲的感觉是不可想象的……”加之环境复杂，告密者盛行，使人很少有机会表现任何一丝人的感情。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科胡特化名海因茨·黑格尔，曾因同性恋身份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著有《带着粉红三角的男人》一书，揭露了集中营的黑暗往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长相漂亮的年轻男子都可能在铁丝网围着的区域之内，收到监工的性迫害，无论他是否是同性恋。

作者：裴晨昕

责编：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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