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留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与时代的共生

时代是个圆，我们只是圆周上的一个点，这个圆是历史给每一代人的背景，我们不能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去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青春岁月——上山下乡，文革后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洋插队，我都赶上了。

1976年初夏，我高中刚一毕业就被下放到四川金堂县龙王公社接受再教育。这里的茅屋、细雨没有文学作品里的浪漫，有的只是茅屋里的老鼠和没法穿鞋的泥泞小路。目之所及刷新了我的认知，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农村和基层的人希望抓住一切机会鲤鱼跳龙门。

在这个小乡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酷暑严寒，蚊虫叮扰，除了辛勤的劳动每天换来两毛钱的工分外，书是我唯一的慰藉。1977年10月，命运之轮滚滚而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沉寂的山村。

1978年初春，我很幸运来到了在竞争激烈的77级高考下我所考取的当时全国最好的三所外语学院之一——广州外国语学院。那里山清水秀，有朗朗书声，也有众多的良师益友，广外实现了我要上大学的梦想。

大学四年，是我的精神疯狂成长的四年。迷恋乔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甚至艾略特、波特莱尔，写作现代诗歌，更重要的是，我开始认识世界之大、文化之多元。因为广州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除了大学课程，我时刻关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躁动与争论，并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在广外的四年让我的眼界、心胸都接受了一场洗礼，在广外的见识和积累为我后来能走向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打下了基础。

从北京到海外

大学一毕业，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成为一名中国对外国际经济合作官员。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国际经济贸易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我见证了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在与国外政府部门、企业打交道的日常工作中，我发现了自身知识的不足，我想更深入的了解和观察当代西方文化。由此，我萌生了出去留学的冲动和通过留学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

1980年代初期，在对外经贸部期间，我发现西方将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有一套完整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MBA课程彼时在国内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却将其定为了留学的主攻专业，成为最早一批赴加拿大读MBA的中国大陆学生。

一朝“国际大学”的梦想如愿以偿，欣喜还萦绕爱我的心间，冲击与挑战已不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与国际的沟通刚刚开始，去北美一天就一个航班，去上学每次都要先从北京飞到上海，换飞机加油再飞到旧金山，再加油飞到纽约，再加油飞到多伦多，一次航程要转五六次飞机。几经辗转，飞机落地后扑面而来的却是有极丰富物质的花花世界，那时候国内没有超市、高速公路，更没有私人汽车，而一下飞机，北美机场的商店里摆着琳琅满目的画报、杂志、刊物，超市里的商品应有尽有，高速公路十几个车道并行，期间的物质落差让人很震撼，从而引发了比较视角的思考。

物质的冲击还在其次，学业与文化层面的挑战才是真正的难关。跨专业本就是个考验，更何况是在异文化语境下的跨专业。从英美文学跨到MBA，非经济学或管理学科班出身的我既要补课，又要适应教育模式的不同。于是，一方面我强迫自己每天读海量的书籍，反复思考研究经典案例成了生活的重心；另一方面，我又努力克服在国内习得和备受赞扬的“低调”，适应国外MBA学习特别推崇的分析能力和要表达独特观点的模式，在上课主动发言，阐述自己的见解。与国内，个人是组织的一部分的理念不同，国外更注重个性的独立，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什么都要靠自己，并充分鼓励张扬个性。这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历练。得益于自身的勤奋，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外超负荷的学习状态。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累并快乐着的时光，虽然冲击与挑战让我每天奔忙不止，但留学确实带给我很多有益的变化。西方文化的历练，使我开阔了眼界，形成了开放的思维方式，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国际化的背景和基础。

要找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

留学不只是学习知识这么简单，更要融入当地社会。实习则是一个锻炼自己，近距离了解并参与当地主流社会与文化的重要途径。在适应了国外的生活，课程学习也进入了常规轨道后，我开始思考如何打进北美的主流社会。在找实习工作时，我一直奉行一个原则：要去干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报酬哪怕很低，但经历是更有价值的财富。机会不是等来的，是争取来的。因为不想浪费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和任何一点时间，我开始主动地为自己争取有价值的实习机会。

我为自己争取到的第一份暑期实习是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工作。暑假到来之前，我给该银行的一位高级副总裁寄出自己精心准备的简历。简历匹配职务是一回事儿，寄给合适的人是另外一回事儿。选择寄给这位副总裁，是我反复思量的结果，原因有二：其一，大公司的人事招聘均由业务部门的总经理或副总裁负责；其二，这位副总裁有在香港和日本派驻的经历，对亚洲和中国更了解，也可能更感兴趣。事实验证了我的想法，暑期来临之时我得到了这份在加拿大最大的银行实习工作的机会。

第二份暑期实习看似来得偶然，实则也是我争取来的机会。一次参加讲座时，我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将组织中国14个沿海城市的代表访问加拿大。讲座结束后，我就找到刚演讲完的城市联合会会长，向他表达了自己想参与这个项目的强烈意愿。结果那一年的暑假，我参与组织和接待了李岚清率领的14个中国沿海城市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横跨加拿大东西南北，考察了加拿大的方方面面，对西方社会的运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加拿大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还拿到了一个去日本东京工作实习的机会，为一些大企业做国际管理咨询和培训，领略了日本企业在1980年代迅猛发展的国际化战略。

1988年，我读完MBA和工商管理博士课程，加上国内外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实行经历，毕业时就拿到六七家公司的offer。经过慎重思考，我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SNC（万灵公司）。在SNC这个数千人的国际大公司里，我积极主动提出公司国际化新战略，加强公司和世行、亚行等国际大机构的合作，在我和同事们的密切配合与实干之下，我们很快就做出了相当的业绩，我也在一年之内，迅速从助理经理做到了经理，第二年又晋升为国际市场董事总经理，是SNC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而那时的我还不到30岁。

搭建平台，推动留学与海归事业

1990年，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管两年多以后，我参加了魁北克面向全球招聘的政府官员职位的竞聘，成为首个成功竞聘政府招聘的高级职位的中国留学生，赴任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中国首席经济商务代表。我在香港工作了三年，算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早来香港工作的大陆留学生。那时候，我的办公室位于中环大厦，很少能见到来自大陆的白领出没于主流办公场所，而事过境迁，今天香港人却常讨论香港的国际化地位有可能被上海所取代的话题，可见中国大陆斗转星移的变化。在香港的三年任职经历让我想要回国开创一番新的天地。所以，任职期满后，我没有回加拿大而是回国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

1993年回国后，我先后创建了亚加国际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十年创业下来，有很多的历练。2002年，我还被发改委《中国投资》杂志评选为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在经历一段创业经历之后和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我觉得作为海归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还应该心怀天下，希望能力所及要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更大的事情，于是我将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到创办国内早期的公益性社团和智库上来。

容闳作为踏出国门留学的第一人对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是我敬仰的人物。他开创的中国留学事业，也一直是我希望继续发扬光大的事业。回国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加入了历史悠久的欧美同学会，想要在这里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中国的留学和海归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加入欧美同学会之后，我在欧美同学会的见闻和自己的研究都让我意识到，虽然留学人员中商务精英人士日益增多，但他们并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个平台将这些海归创业人物和商界人士凝聚在一起。

于是，在2002年和欧美同学会领导的一次陪同出国访问途中，我向当时的主要领导提议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他表示同意，并说这件事情要由我来具体操作和负责。当时在欧美同学会内部成立商会还是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同学会主要是面向大学研究院和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商界的人士不是同学会关注的主要对象。为此，我做了不少的说服和介绍工作，就这样，欧美同学会办会的一个新模式可以开始尝试。我于是马不停蹄的带领自己公司的员工不计时间酬劳地为商会筹建工作奔波，联络各界精英学长，建立并维护网站，编辑出版会刊。几个月的辛劳终于在2002年10月17日初见成效，这一天，田溯宁、张朝阳、吴鹰、徐小平、闫长明、毛大庆、莫天全等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齐聚欧美同学会位于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的会所所在地，参加商会的成立。当时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和欧美同学会的主要领导都专程前来参加，欧美同学会商会就此成立，中国海归商界联谊的网络开始诞生，我被推选为首任创始会长。

欧美同学会商会在欧美同学会的百年历程中首开先河地搭建起了中国商界海归的高端联谊平台。商会创立之后，我结合自己在国外工作和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引进当时国内不多用的海外办会模式，通过组织月度午餐会、精英酒会、圆桌座谈会、慈善晚会、专题讲座、中国留学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等大量创新活动，凝聚了国内外大批海归人士，那时候，这些形式在国内十分新颖，引进后人气爆棚。商会成立以后，我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凝聚了数以万计的留学归国人员参加各类活动，并开创了欧美同学会活动的新模式。商会开创的这种组织与活动运作模式如今已为欧美同学会各分会和很多国内社会团体普遍采用。

商会成立之后，面对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会员不断增加，海归和国际化人士的急剧增长，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如何来提升商会的发展，如何来搭建一个凝聚更高端海归的精英平台。2005年，我在参加美国《财富》杂志北京论坛时遇到了时任商会副会长的田溯宁，跟他聊起了我的想法，没想到我们不谋而合。我们都认为，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的力量聚集起来，让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为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组织在筹备初期会有各种事务，田溯宁给我建议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资深海归来投入主要精力，策划和筹备相关工作，看我能不能来主要领衔，我认为此事重大，也符合我希望把海归事业发扬光大的理想，就这样，我又带着我自己原来做业务的团队全职投入到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中，并也给欧美同学会提交申请报告。开始筹备之后，我们几个创始理事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筹备会议，持续忙碌了半年多。这时候，欧美同学会商会已经聚集了大批的精英，不少人非常支持商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

2005年11月20日，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在商会经常聚会的北京长安俱乐部拉开帷幕，我和田溯宁、王波明、汤敏、李山、傅军、王维嘉、赵民等作为发起人都出席了这次理事会，我还被推为首任理事长。对于这个新组织的名字，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在常务理事中大家通过电邮投票表决，当时有好几个名称建议，大多数的人觉得既然我们是在2005年成立，可以用数字做机构名称叫2005委员会，就像美国的百人会，中国的九三学社一样。

被推选为首任理事长，我深感责任重大，除了在运作模式上积极引进商会的组织和活动模式，我们还创办了2005委员会月度午餐会、新年晚会、海归论坛等品牌活动，还创办了委员会会刊，我给刊物起的名称叫《海风窗》。2005委员会成立之后所举办的大量活动和《海风窗》刊物，迅速为委员会扩大了社会影响和吸引了很多优秀海归的加入。当然，2005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也花费很多努力，既要发挥海归自主办会的积极性，又要协调好和商会及总会的相互关系，非常不容易。我当时带着我们2005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们集体去拜会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和统战部的领导，让2005委员会能够得到总会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为2005委员会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在成为正式机构以后，2005委员会凝聚了一大批高端海归群体，理事人数也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了2008年的120多人。此外，在我作为创始理事长的三年任期内，我提出自己只做一任理事长，不寻求连任，可以让更多优秀的海归学长发挥他们的领导才能。相信我作为创始理事长的努力为2005 委员会探索了一个民主办会的模式和打下了2005 委员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2005委员会理事多为各个行业的海归精英，是中国当代海归的缩影与代表。在创办和运营2005委员会期间，我还花了很多精力出版多部有关中国海归的研究图书，其中很多2005委员会的理事都是我研究的对象。2005-2008年期间，我出版的图书包括《当代中国海归》，《缤纷海归——百位海归谈事业与人生》，《魅力学者——10位海归科教文卫英才》， 《巅峰职业——10位海归职业经理人》，《创业英雄——10位海归创业先锋》， 《叱咤华尔街——10位海归上市公司领袖》，《资本推手——10位海归投资银行家》，《财富裂变——10位海归风险投资翘楚》，《创业中国——中国海归创业50人》，《海归时代》。这些是国内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研究当代中国海归的图书，介绍了活跃在企业、商界、创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200多位中国知名海归，采访了多位2005委员会理事，介绍了他们的海归事迹和创新创业思想。这套丛书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国内海归研究领域，覆盖面最广、研究范围最宽、采访人数最多的研究丛书，被业内公认为当代中国海归研究的重要文献。

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性公益组织尚处于发端期，要创办一个非营利高端组织，凝聚高层次人才，其难度是巨大的。组织会员活动，协调会里会外关系，坚持民主办会，秉持公益奉献精神，维持协会可持续发展已属不易，外界的质疑和误解又让这些不易又更深了一层。特别是在2010年初，有人提出来要将2005委员会的名字更改为中国领导力委员会，并准备把这个名字修改动议交给委员会理事大会表决通过。由于我在总会的位置上，在理事大会前传达了总会对2005委员会办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但由于当时个别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误导，引起了一些理事对我的误解。我认为在中国国情下，生存和发展的关系需要厘清。我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一点，我更自信我为我们这个群体所付出的努力和经历是问心无愧的。

一路走来，在各位理事的积极参与下，在几位后任理事长、常务理事们，特别是在徐小平理事担任秘书长之后，2005委员会已经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海归高端组织，我为自己付出过心血的组织能取得如此重要的成绩深感欣喜和自豪。2015年迎来了2005委员会的10周年盛大庆典，我很荣幸地在这次庆典上获得了2005 委员会颁发的“十年功勋贡献奖”，我也相信时间会进一步证明我们创办这个组织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国内企业“走出去”渐成潮流的当下和未来，中国海归面临新的机遇和使命，2005委员会必将在融汇全球智慧、提供治国建言、联络海归交流、加强中外合作方面再创新的辉煌。

创新人生做智库，助推思想市场发展

2008年奥运之后，也是在我卸任2005委员会理事长一职后，我将自己的人生未来发展方向定格在中国社会的智库发展上，开始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智库发端于西方，要做最原汁原味的智库，就要去发端处看个究竟，了解彻底。于是，为了智库我再次开展智库游学。在阅读文献研究了数百家智库之后，我还先后赴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实地考察了30多家国际现代智库的“样板”。我自己还特意申请去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切身融入西方智库当中去体验它的运作模式和研究方式。此后，我和我太太苗绿博士一起又专门去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对国际智库进行潜心比较研究，回国后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国智库》一书。所有这些经历，都奠定了我做好一家国际化社会智库的信念和基础。

创办CCG八年来，CCG从整合“智”力、专注研究领域、不懈创新三个方面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实现我做智库的初衷——“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

八年来CCG苦练内功，为国家提交了多份重要报告，很多都得到中央最高层领导的批示，也推动了不少大家熟悉的政策的出台,也得到了政府、社会和国内外业内人士的认可。2016年伊始，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公布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2015年排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这份榜单中表现优异，在全球顶级智库排行榜中位列第110位，进入了全球最佳社会智库50强，也是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智库之一。此外，在其国别智库排行中，CCG位列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第7位，中国社会智库的首位。我本人也在2015年被国新办的中国网评为“2014年中国智库建设十大代表人物”。国内外的肯定让我更有信心将CCG建设成中国第一流的智库。

2015年初春，我也很荣幸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当我从李克强总理手中接过聘书之时，我也看到了一份现实中的荣誉背后，那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未来更加任重而道远。

从农村到大学，从国家部委到国际大学，从国际商务到海归创业，到创办海归社团到创办全球化智库，我一直以开放和不断创新的心态做着国际化的事业，而这一切都源于留学经历赋予我的开放、包容、国际化的理念，兼具中西之长，了然中西之别的文化和知识背景。我特别欣赏我创办CCG那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思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感谢我的留学生涯，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个人简历

王辉耀先生是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创始会长和2005委员会创始理事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1958 年出生，1984 年出国留学，先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得MBA 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和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现在同时担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和博导。出任过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早年曾担任国家经贸部官员，跨国公司高管，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首席经济代表等职务，创办过企业，2002年被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杂志评为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

《留学改变我的世界》

在历史细节的深处，也许你也可以读出一代人的曲折心路历程：有震撼、有迷茫、有挣扎、有探索，最后也都有通过持续努力而取得的巨大辉煌。

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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