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中国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度下滑

田国强，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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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整个局势就是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最近这些年三十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很多人就把这种下滑认为是新常态，真的是新常态下的潜在增长就下滑了吗？所以这是我们学界和业界都关注的问题。当然毫无疑问，通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要素驱动，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驱动，经济的边际递减规律确实逐步在下滑，整体性的趋势是下降。但是这么一个下滑的程度是不是要来的这么快，在短短几年GDP的增长速度从将近10%掉到7%以下，下降3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即使生产力下降，感觉也不应该下降的这么快。即使抛开深化改革和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可能的红利，不光是深化改革，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等方面来看，中国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度下滑，这是我今天报告的一个基本结论。

　　为什么导致了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这么大的差距？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使得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现在不说又好又快，只说稳中求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扭转这种下滑的趋势。尽管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归根结底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效率，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勃发创新力，任何一个经济体实际上就是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最后到创新驱动，就是提高效益和勃发生产力，这两者都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改革增长的红利。

　　一般而言，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主要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是放慢作用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周期性，一种是结构性。结构性是随着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一定的周期性原因甚至有一定的外部原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造成中国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好得很，比将近八九年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好得很多，为什么我们的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呢？我认为关键的是制度性的根源因素，怎么样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行转型驱动。

　　尽管从短期来看，通过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财税和货币的手段，有一些指标实际上是好的开始，但是随着政策的收紧，好像又有一点下滑的趋势。我在两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中央党校的上面。我当时就分析了经济下滑的五层因素，刚才已经提到了要素驱动红利衰竭，第二个因素是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以及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三是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不作为。四是新常态理解的偏误，当然是国企产能过剩和政府主导，前三个是经济上的原因，后面是治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理解偏差的原因。

　　两年过去了我分析的那五个原因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呢？我感到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有些甚至是恶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了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稍微分析一下，可以看出来的确根据要素递减归一发生了作用，人口红利开始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实际上没有什么明显，实现的区域，左边是已经发生的，后面是预测的，是在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不是那么快。当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一味靠财政政策、一味靠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呈加速度下滑。

　　政府主导的动力的枯竭、公共服务能力的欠缺、内生增长匮乏，通过这两年前我分析这个原因，后来十八大五中全会又谈到了“三去一降一补”是否好转了？我感到依然如故。说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生产性的土地，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二是通过卖土地，商品用地，是政府土地财政一大块，三是把土地作为抵押，形成了政府的收入进行城镇化和发展。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循环，土地财政靠这种方式不是长治久安的，也不可能长期这么下去。可能还会继续十年、二十年，二十年以后怎么办？况且现在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性的现象，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有很大的风险了。

　　由于政府仍然是发展型的政府，在它需要解决补位的地方没有做，就是在市场失灵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去做，使得老百姓有钱不敢用，考虑到生老病居教的问题，就是生计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看病的问题，买房子的问题和小孩子女教育的问题，使得中国的需求居民预防性储备过多，消费意愿不足。

　　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经济活力下降。通过进一步政府的行为主导，进一步的把国企做大、做强就很难说，做优更加不太可能。国有企业什么时候做优，能够解决效率低下、挤压民企，造成机会不公以及不利于创新，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国企产能的过剩采取的措施都治标不治本，可以看出来2016、2017年，凡是国有经济或者国企有差别，国企多的地方基本上是经济速度下降最快的地方或者是影响最大的。比如垫底的辽宁、陕西等等。

　　当然政府目标普遍确实，不作为、慢作为严重。地方政府的官员很难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并且很多文件相互打架，一方面要求你搞生产，又有其他的活动，仍然是跑项目，拿批文。当然由于这些在经济活动方面没有放松，民企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并且拿到批文，因为他不作为也更加困难。所以导致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

　　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因为所谓新常态根据我的理解或者中央文件中说的比较清楚，就是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性，要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治理方面有所作为。也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两个最大亮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知道怎么样就把经济增长速度，低速增长和新常态挂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么的逻辑是什么。

　　这五重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所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一个就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无论是需求不足产业过剩，市场结构的民企和国企没有处于同等地位，转型驱动没有更快的从要素驱动向效益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二是体制结构失衡。仍然是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发展逻辑缺位。三是治理结构的失衡。贫富差距的问题、社会能力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执行力不足问题导致治理结构失衡。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只能是过去几十年当中，一如既往随着政策收紧而波动起伏。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没有没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的综合改革的治理，发展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有较大问题。

　　实体经济出现这么一个不景气和解决这五重原因，根本的还是应该回到制度，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基础性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工业革命或者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都不可能出现。企业家天生就创新精神吗？不见得，国企被垄断起来就创新吗？不见得。还是最基本的竞争市场，竞争导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导致企业有动气去创新，创新得到了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又导致了更多的企业竞争。这么一个竞争导致创新，创新导致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导致竞争的循环。需要解决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边界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定位，定位的最关键的就是治理，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边界的界定，当然这就牵扯到了改革，改革就是一种规则的重新设计。

　　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现在上海财大宏观经济分析也分析到了如果只是看两个部门，一个是农村的城乡改革和国企改革，如果能够较为理想化的实现，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很长时间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比如，在七八年内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如果改革不到位，增长还会下降，相差2个百分点。这是我们量化的估计。

　　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真正关键还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不解决，怎么可能解决如何做、怎么做、做不做得成和怎么做才最优，这是我在去年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前央视新闻联播我讲到的话，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标本兼治的任务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制度供给的改革，是能不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所以说中国改革的理论指导还是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我非常高兴一些学者新的观念和一些老的学者都在，越来越认识到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很重要。包括今天许局长谈到的数据怎么做学问，我觉得要回归到经济学逻辑。

　　我的结论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进行民营经济主体化，可能有人要批评我了。民营经济为主吗？因为实实在在的说民营经济在过去改革开放当中无论是在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和占主要地位，我提出了主体化，就被有些学者批判了，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金融市场的放开和开放化，也就是金融市场不能只是歧视新的东西，应该对所有的开放。当然金融行业是有外部性，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规制，不能一味的放开，但是还是要由竞争产生效益。还有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现在设计政策都在慢慢收紧，前几天陆家嘴会议周小川谈金融的开放很好。最后是土地要素的私有化、市场化。

文章选自中证网，2017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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