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那些改变命运的峥嵘岁月 ( 一)

2017-09-16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即将隆重推出CCG图书:《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主编:王辉耀、苗绿。






  2017 年恰逢恢复高考四十周年、77 / 78 级毕业三十五周年,也即将迎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对国家来说可谓惊天巨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一大旅游者来源地、全球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中国正在进入对外净投资国时代。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那三届”群体的个人经历已经沉淀为这个时代永恒的财富。


  正值40年后的高考日,全球化智库(CCG)集合了 77/78/79 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倾听他们对“高考给人生带来变化”的感悟。“那三届”不仅仅是泛指的一代人,他们是无数鲜活的个体和精彩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典型的丰富的个体经验更胜于我们当代人对群体抽象的总结。








刘宏:


高考是最重要的社会平等流动机会

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嘉庚讲席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作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1978 年对我不仅具有符号的意义,也是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和出发点,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时代比人强,当年若没有高考,个人无论再有才干也没有施展的空间和土壤。






雷  颐:


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

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





恢复高考是个很伟大的举措,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自由选择命运的选择权。意味着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知识,选择自己的人生。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让人们在快要闷得透不过气来时,看到那个小孔的光亮。






刘海峰:


1977年高考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


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高考故事集合起来,汇成中国教育史上一部特别的“春天的故事”。1977年的高考是制造千千万万个故事的大舞台,虽然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但有的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






宁稼雨:


高考是对成功者意志和恒心的考验


1982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代原因,我上大学那一年已经24岁,等待这一天已经16年,它虽然终于来到了,但还是让我百感交集。上大学的坎坷过程,使我感受到人生过程的艰难不易,也体会到意志和恒心对于一个成功者具有怎样的意义。





秦晖:


高考之路即教育改革的缩影


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历史学硕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年去考试路上用了十多天,我使用了从手扶拖拉机、汽车、 蒸汽火车、电气火车、飞机等各种工具,从京广线北上,宝成线南归,转了半个中国。这也可以被视为我们国家经过“文革”十年的坎坷和波折终于走上改革之路的缩影。






冯仑:


大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


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万通集团董事长





知识对人来说就像氧气和水,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东西。而在学校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氧气特别富有、水分特别充沛的时期,让我可以扎扎实实、心无旁骛地认真学习。而我由此也真切感觉到当年“文革”结束之后的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给年轻人带来的那种欣喜和兴奋。






罗志田:


77级的追忆与反思

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与后来人比,77级的学生多少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段,但眼界开放,无论治学从业,并不十分拘泥;且总是向往独立,不肯俯仰随人;又始终保留几分理想的色彩,故与日趋现实的世风稍感疏离。






王德禄:


大学梦的意义


1978年考入华东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物理系,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著名咨询专家







大学梦的意义对我来说是去憧憬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它曾不止一次地出现,我以自己能够加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而感到庆幸。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摆到了全国人的面前,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王绍光:


“那三届”是不可复制的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







“那三届”之所以是不可复制的,录取率低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上过社会这所“大学”,受过磨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课堂之外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他们在没有师长督促的环境下学会了珍惜光阴、强学力行。








薛澜:


那三届恰逢空前的历史机遇

1977年考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那三届”大学生处于“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空前的历史机遇,使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意间上了“三所大学”--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从而成长为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骨干栋梁,构成了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陈平原:


时代给予的光环

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77、78级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们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时代的受益者。我们赶上了干部年轻化,赶上了社会转型。我们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走过来是不容易的,但从历史角度看来,并不因我们走来不易就获得很高评价。我们要警惕过分地自恋,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







李强:


大学生涯中的政治启蒙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高考给了我进一步思考政治问题的机会。在大学期间,我能够系统地学习社会政治理论。阅读卢梭的著作使我有一种突然受到理性之光照耀的感觉,我多少年来苦苦思索而得不到解答的一些问题有了答案,我对人生、自由的价值、社会与政治权力的基础有了新的理解。后来,我读到康德关于启蒙运动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蒋述卓:


社会的幸运儿


1977年考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我个人而言,如果当年没有这次高考,我可能一直在中专当老师。如果没有这次高考,整个社会都会往后退步很多年,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个人价值被压抑,个人才能无法发挥,你很有才能,但机会并不是公平公正的,高考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很多人的人生因此而改变。





温铁军:


上山下乡


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城里的主流文化和乡土传统文化完全是两回事。我为什么在今天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不主张对任何事情从左右派性出发给出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因为客观事物往往是非常复杂的。







李子实:


渴望学习,拼命成长


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






我们那一代人,在应该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路途上,失去得太多,耽误了太多。当终于实现了大学梦,进入到校园以后,恨不得立刻把过去那些损失补回来。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当时,人们的思想既迷茫混乱,又积极活跃,有对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有对现状的不满抱怨。那个年代有两个很有影响的口号,一个是北大学子喊出的“振兴中华”,一个是清华学子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说明了这代人始终有着立足当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抱负。






陈春声:


中国教育的反思


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历史系教授






我是77级的高考考生,当年1200万考生只收了60万,20个人中挑一个,而后我们很快就在各界工作领域有了自己的地位。当时社会发展太快、诱惑太大,很多当时从事研究的都下海做生意,以至于很多人并没有找到子合适自己的位置。当今时代变化,教育业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不仅限于书本知识。






陈圣来:


理想照进现实


1977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





对我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惊蛰的春雷。我以初中学历义无反顾地去应战,天天挑灯夜读,只有短短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当时我的总分超出复旦大学分数线30多分,却因病历的问题被复旦拒之门外。最终我进入了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时代在变化,从扼杀梦想到可以梦想成真。






葛明:


国家开了一扇“天窗”


1979年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曾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






因为“文革”,许多人无法左右命运,上山下乡成为了所谓的“知青”。当时很多人因为高考,而有机会施展才华,成为各行业翘楚,同时也改善了对他们子女的教育条件。在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与他人不同的是我已经上过大学了,遂决定去考研究生。我们应回馈社会,感谢恢复高考的决策,这才给我们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关爱和:


我于高考有特殊的代表性


1977年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





高考之于我具有两重特殊性。大学毕业后,我在学校进行了研究生学习及工作,至今留校34年多,可谓为地方高校的代表。当年,我们兄弟四人全部参加了77级高考,分别在77、78 两级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成立各自的家庭,又有三位77、78 级毕业的校友加入,所以我家里共七位77届高考毕业生,占当时60万毕业生的10万分之一,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代表。







韩清源:


最大的梦想


1977年考入(今)哈尔滨工业大学,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行会长,美国华人科教文中心共同主任






我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最大的梦想无疑就是“上大学”。其实在“教育回溯”时,我也参加了一次高考,但不幸受“交白卷”事件影响,波折坎坷地与大学擦肩而过,直到77年考入,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为我以后去美国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现在成为“海鸥“后,我的“中国梦”、“美国梦”也离不开“恢复高考”的决策。






李永舫:


天道酬勤


1977年考入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化学系攻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聚合物太阳电池光伏材料和器件以及导电聚合物电化学等方面的研究





77级同学由于读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大家学习都非常努力,全心全意如饥似渴地学习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现在回想起来,我读大学这一年多时间是我一生中学习效率最高、掌握知识收获最大的一段时间。






汤敏:


教育者的执着


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我觉得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没上大学的,未来还是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眼界和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人生发展的道路会更宽阔。相比成就,我们更像铺路石或者探路者。当时人们对77、 78级的学生寄托很大的希望。四十年过去了,这批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是骨干。






谢思敏:


国家带领人民走向世界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华全国律协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没有国家的支持,个人的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那个时代真是叫“听从国家的召唤”,所以我们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对中华文明具有比别人更重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要做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一定要等后代拿扫帚把我们扫出去,否则我们就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发挥余热,蜡炬成灰泪始干。







童世骏:


站立起来后的下一步


1977年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





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中国”站起来已经不是一个问题的前提之下来正视中国还有的许多其他具体的问题。1949 年,我们知道毛泽东最响亮的呼声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是在 1956 年他所思考的已经不是站立不站立,因为站立已经是个基本的事实,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重要的是下一步为全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张杰: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977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十年没有机会上讲台,他们恨不得把毕生的所知所思所想都一下子传授给我们,没有课本,老师们就自编讲义、油印教材,用他们对未来的追求和渴望,点燃我们的激情和梦想。“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老师好教,学生好学 ”,真是“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张亚勤:


改革开放需要人才,恢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


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百度总裁






回忆起4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陈东升:


上大学是所有知识青年的梦想


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





1977年国内恢复高考,上大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梦想。当年,我到天门县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那时我一心想上大学,在微生物研究所当四年工人期间,我自学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微生物学。后来,我考进了武汉大学,大学活跃的环境让我有机会组织学习小组、参加知识竞赛,这些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高西庆:


我是历史大潮中的幸运儿


1978年考入北京外贸学院研究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个年代,跟我一样努力的人,有些被淹没了,这是历史大潮使然。我却是幸运的,1978年研究生考试恢复,我报考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的研究生考试,考了第一名。入学后不久,学校接到命令,改革开放需要法律方面的人才,要恢复法律专业。我因为英语好就被选去学习法律。






龚克:


人生能有几回搏


1977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南开大学校长






“ 恢复高考 ” 成为我们人生共同的新起点,也使我们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的一群。就整体而言,我们既有特殊的经历,也遇上了特殊的机遇。就个体而言,要真正抓住机遇创造人生的价值,还要靠各自特殊的拼搏。







李希光:


一边做煤矿工人,一边背完了整本词典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1976年高中毕业,我到煤矿当了工人,但心里还是想去读书。每天早上4点钟收听英语广播,然后把一天要背的50个英文单词抄写到胳膊和大腿上,在煤矿一边干活一边偷偷地记单词。刚恢复的高考鞭策着我努力记英语单词、听英语广播,这样不断的学习让我对世界更加充满了好奇心。最后,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外文系的英文专业。







李晓西:


每个阶段的锻炼,都为下一步成功提供着条件,加油!


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学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校时既带着一份自豪,也带有一份迷惘。好多的问题,好多的打算。说起 77 级同学,真是能吃苦的一批人。我总忘不了,深黑寂静的夜色中,校园宿舍一个个窗口映出的烛光。回首往事,每个阶段的锻炼,都为下一步成功提供着条件。关键是不灰心,不懈怠,少埋怨,少悲观。正视困难,接受挑战,把握机遇,充满自信就能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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