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    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刊发于《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  

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西方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抬头，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这些都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中国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压力也持续增大。为应对挑战，中国需要在追求开放式崛起的过程中，努力管控地缘政治竞争，并肩负起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责任。

这一波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严重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从而引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上的变化。长期以来，自由贸易一直是西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一直被视为西方社会软力量的核心要素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在全球化导致各国收入差异急剧扩大和社会分化的情况下，西方社会开始对自由贸易产生怀疑。今天，西方很多政客都将“自由贸易”视为负面的概念和词汇而避免使用，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欢这个词汇。

过去，尽管逆全球化现象始终存在，但从未形成像今天这样席卷西方各国的主流思潮。这种政治思潮的兴起已经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经贸政策，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往西方习惯于批评中国“不开放”，但现在西方自己也越来越不开放了。一些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 ”“环保”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打算在美墨边境筑墙来堵住移民。在此背景下，中国和西方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同时，西方的极右民粹主义迅速抬头。尽管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社会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公。绝大多数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大部分群体只得到很少的份额，有的群体甚至成为受害者。在此过程中，无论西方的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几乎都沦为既得利益者，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而遗忘了社会底层、劳工阶层、小城镇和农村。这便是今天西方极右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

极右民粹主义盛行，预示着国际社会将再次进入政治动荡时期。极右政治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美国也经历过麦卡锡主义。极右政治的特征是对内压制反对力量和批评者，对外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实行侵略扩张，甚至走帝国主义道路。亚洲的日本也有同样的历史。

今天，尽管时代变了，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极右政治和民粹主义所能带来的冲击。以美国为例，从特朗普开始竞选总统，到就任后释放的信息来看，诸多方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确定性。过去，美国人习惯于指责中国等国家的政治缺少确定性，而把美国政治视为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典范。但现在不少美国人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不确定感甚至恐惧感。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和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比如，特朗普多次公开羞辱和谩骂美国主流媒体；在联邦调查局着手就特朗普团队“通俄”事件进行调查后，特朗普解除了局长科米的职务；特朗普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法案后，自己提交的医改方案却遭国会阻挠，等等。可以说，在实行两党制的美国，过去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相互否决，而今天则是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相互否决。这种情况何时能结束尚不明朗。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压力进一步增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首先，美国加紧打造军事安全同盟围堵中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正加紧主导建立一个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太军事和安全同盟或准同盟，即亚洲“小北约”，而这个“小北约”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

“小北约”建成的可能性较大，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建立同盟的法理基础已具备。美国与日本、韩国分别有军事同盟关系，与台湾地区有《台湾关系法》。二是美、日、韩准同盟的整合已完成。虽然韩日之间存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但因韩日都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所以有了更多共同利益。三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奉行亲美日政策。长期以来，民进党主要政治人物和台独基本教义派对日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并一直和日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民进党上台后，因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间的官方联系已基本中断，所以民进党当局很可能奉行更加亲美日的政策。四是美国拥有强大的信息情报系统，有能力对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治人物施加巨大压力，并对其执政当局产生重要影响，迫使他们采取亲美政策。

其次，美国着力构建“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牵制中国。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美国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旨在体现和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接受那些忽视中国安全需求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规则”；而缺少了中国的参与，亚太地区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规则，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难以得到缓解。

2017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签署15周年。15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落实《宣言》机制，携手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就目前而言，亚太地区由本区域国家共同参与制定的军事和安全规则发挥作用和影响还是有限。目前《中国—东盟海上行为宣言》的协商和制定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而进展比较缓慢；即使能够在2017年达成，也面临如何有效落实的问题。而本世纪初达成的《宣言》，几乎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严格遵守。近年来，中国开始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岛礁扩建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早已开始在其占领的南海岛礁上进行扩建，并将这些岛礁军事化。在岛礁扩建方面，中国实际上是后来者。

美国相信，未来数十年，它仍将是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即使自身力量有限，也可以和有关国家一起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所制定的规则。但客观地看，美国是否有能力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中国？从地缘政治演变的历史趋势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近代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失去了历史上大部分地缘政治影响力。现在，随着自身不断崛起，中国将自然而然地再次形成地缘政治影响力，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美国仍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在战略选择上，中国尤其要在内部保持既不“左”、也不“右”，沿着中共十八大以来确定的改革路线前进，追求开放式的崛起。对中国来说，内部建设和经济发展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问题仍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只要在发展，所有问题就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一停顿，问题便会永久化；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会爆发。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有四方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今天中国仍需动员它们的积极性，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要特别注意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5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水平。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后，在众多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大部分是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除此以外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了。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欧美还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奉行开放政策是一国或地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因此，今天中国的崛起应该是开放式的崛起，是唐朝那样的崛起，而非明朝那样的崛起；同时，要避免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在二战后陷入同西方阵营的“冷战”，受西方排斥，因此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政策，最后失败了。

中国要实现开放式的崛起，就必须做好内政外交两方面工作。内政上，中国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要结合东西方的最佳实践，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在学习西方有益经验的同时，做得比西方更好。外交上，中国要继续与国际接轨，不断在现行国际体系里提升自己的地位。但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自然地欢迎中国崛起，而要主动筹划、预先准备，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秩序。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就是一次有益尝试，它不同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等排他性组织，而是对所有国家都开放，并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既有业务不存在冲突。中国并非要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也并非要另起炉灶，像当年苏联那样建立另一个体系来替代现存国际体系，而是要针对现存体系所缺乏的一些功能和覆盖不到的一些领域，作建设性的补充和完善，在发展和强化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 

在注重内部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外部要管控地缘政治竞争，并肩负起推动全球化的历史责任。

首先，因循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国家能力和对外政策，将有助于管控地缘政治竞争。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的世俗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西方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基础，是其具有宗教使命感的文化，而中国的世俗文化并没有扩张性的使命感，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排挤他国。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美国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中国所希望的只是美国适当照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在亚洲扮演一个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角色。一旦美国的角色转变，中美就可以在亚洲安然共存。

从国家能力上看，中国具备化解美国地缘政治攻势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上。尽管有时双方剑拔弩张，但实际上中国既避免了公开冲突，维持了地区和平，也在未作重大让步的情况下，遏止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攻势。

从政策实践上看，中国理性克制，坚持经贸为主的外交方式。一个典型例子是，尽管多年来国内有人呼吁放弃“不结盟”政策，但中国政府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侧重发展经贸关系的外交，能够降低地缘政治风险，造就“双赢”“多赢”局面。

其次，中国需要并已具备主客观条件来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今后中国仍然需要全球化。尽管中国正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转型，但仍需要国际资本和消费市场。而且，现在中国面临资本和产能过剩，又拥有较先进的技术，需要到国际上有所需求的地方寻求双赢。另一方面，全球化也需要中国来推动。当前，西方继续主导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和意愿显著下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必然肩负起推动全球化的大国责任。

全球化必须由大国来推动。尽管各国都可从全球化中或多或少地获利，但并非任何国家都有动力和能力来推动全球化，中小国家往往选择“搭便车”。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大英帝国和美国先后扮演了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现在美国和西方不再能够扮演这一角色了，世界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尽管还有崛起中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但它们不仅经济体量仍然较小，对世界经济难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很多新兴经济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也比较明显。因此，中国需要也必然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客观使然，更是中国的机遇。

从客观条件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贸易国，虽然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增速仍然较高。即使保持中速增长，中国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经济持续增长将扩大国内中产阶层规模，这使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不过，世界最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民粹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崛起，正是由于西方内部发展出了大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内政能否支撑起推动全球化的角色？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中国领导层可能是当今世界少数几个最强有力的领导层之一。西方内部治理的关键问题在于形成不了有效政府，精英之间缺乏共识，党派之间相互否决。尽管中国的政治体系仍在发展之中，但中国具有稳定有效的核心领导层，这有利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要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推动全球化的能力。

从主观意愿看，中国已在国际话语上展现出进步姿态。从2016年9月中国主办杭州20国集团峰会，到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发表演讲，到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再到2017年5月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的国际话语越来越接近西方进步力量所秉持的传统自由贸易话语。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了一个积极信号：当自由贸易这面大旗美国西方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图为2017年7月6日，习近平抵达德国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因此，今天世界对中国抱有高度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澳大利亚立刻表示希望中国加入TPP谈判。其实，缺少中国的TPP本来就没多大意义，现在美国又退出了，TPP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此背景下，2017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访问备受关注，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此访涉及的核心话题。无独有偶，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也希望进一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稳定经济的因素。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清晰地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各方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号，对世界、对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成果正在惠及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道理很简单：当西方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

（责任编辑：徐海娜）

（平台编辑：魏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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