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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2017年第21期封面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此次会议承担了重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艰难而又缓慢的复苏进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继转入保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并实施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在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方面,中国可能的着力点有哪些?未来中国推动全球化可能会遭遇哪些阻力?就此,《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


全球化将成热点话题

  

《环球》杂志:十九大于10月18日在北京开幕。在中国继续助推全球化方面,这次会议有什么重要意义?

  

王辉耀:当前,传统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路线遇到了经济危机、跨国人口流动、社会两极分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等新情况、新问题,受到“反全球化”思潮的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代表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国内国际形势和新任务的认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当前全球化的价值重构和理念创新。

  

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


特别是今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全面剖析和回应了一系列经济全球化问题,充分肯定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重申“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

  

相信全球化会是我国高层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政府将支持、捍卫和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进一步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主张。

  

中国将继续支持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提出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中国将引领探索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的全球化新理念,开拓新全球化道路。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全球化发展的最新路径选择,“中国方案”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精神将更多地被国际所理解和认同,成为应对全球问题之道。

  

在世界市场体系中,“中国制造”将逐步转化为“中国创造”和“中国市场”,中国将首先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体系中占据先进地位,并以“中国需求”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带来“全球化红利”,形成“中国大市场”和“‘一带一路’大市场”。

  

在“中国方案”下,推而广之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对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和合作的方案,都离不开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不同地区人民的心意相通。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思想上的互相认同将催生一种新的共同价值。


2013 年4月14日,中远集团大型集装箱轮“中远比利时”号的船员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的码头合影

  

《环球》杂志:在西方国家吹全球化逆风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坚定不移推进全球化的意义在哪里?

  

王辉耀: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达到顶峰。同时,全球各国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即坚持主张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认为美国加入的世贸组织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中的很多条件有碍于美国经济发展,正式就任后更是立即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极大地助长了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也大大出乎分析人士意料,其影响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极端党派也纷纷表示将仿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短期来看,“逆全球化”可以让一个国家获益。但这是通过零和博弈获得的收益,是不长久、不可持续的,因此这种利益所支持的“逆全球化”思想也不会有什么长远的生命力。


当前,国际贸易中的产业链已经逐渐为价值链的形态所取代,由此带来的大分工、大调整,使得贸易的功能已经无法完全对应全球产业分工、经济分工的获利分配,而传统贸易“追求顺差”的思路已经完全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不适应全球化时代新型经济体的发展需要。

  

在价值链时代,价值创造只能由分工不同的国家之间拆除贸易壁垒以释放红利,并通过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在国家之间、民众之间公平地分配红利,这一思路引领着“包容性全球化”的实践。


为了带领人类社会突破发展的陷阱,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各国都应该携手共进,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而广之,以新的全球化模式,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取代已经走入“死胡同”的“逆全球化”。

  

继续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展示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更是中国自身切身利益的需要。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切实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93万亿元,扩张到2015年的24.57万亿元,增长了5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67万亿元,涨幅超5倍,位于世界第二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到2015年的21966元,增长2倍多。


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良好合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际受益者,理应继续捍卫、推动全球化进程。

  

二战结束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人文上越来越离不开彼此,都成为利益相关者。因此,中国要以改革、开放去促进利益最大化,以避免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各个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保证这个世界的和平。


中国的“两个担当”

  

《环球》杂志:未来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方面,中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辉耀:通过吸取上一阶段全球化的经验与教训,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构建与改革,提倡包容、普惠的全球化理念。中国已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在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方面,也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从行动上,中国更突出在全球议题中的“两个担当”,即发展机会担当和全球治理担当。中国主张加强对全球贸易投资的规范和指导、积极平衡好国内利益分配、照顾底层民众、发挥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协调作用、抵制保护主义、规划互利共赢的路径,在不断成功的实践中探索出具有普适性的方案、规划。


中国将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主张扶持劳工和民众、节制资本,坚决反对“逆全球化”和坚持旧思维的全球化错误路线,联合所有积极力量,致力于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包容、有序、公平、有责任感的全球化。


9月14日,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俄罗斯展商在向观众介绍产品

  

《环球》杂志:在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方面,中国未来可能在哪些方面重点着力?

  

王辉耀:新一轮全球化方案的落实,将通过区域自贸区的整合、“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落实、地缘政治的适应性调整、新全球治理议题的纵深推进,吸纳包括“中国方案”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探索和实践成果。中国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

  

第一,以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为抓手推动全球贸易机制整合,克服“碎片化”,巩固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传统的诸边自贸安排将进一步向多边一体化机制进化,符合全球贸易机制新的顶层设计精神,在削减贸易壁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障各国互利、共赢。FTAAP应争取成为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顶层设计,从而包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TPP,弥补经贸制度的区域落差。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应抓住机遇转型升级,加快机制化步伐,尽快完成相关常设机构设置,完善“一带一路”国际治理与参与,让更多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利益攸关方。

  

第三,“一带一路”作为实践新型全球化的倡议,应阶段性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国家。中国的中亚、东南亚和南亚邻近国家应成为“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集中地区,“一带一路”应有长期经营、审慎推进的准备,只有将它做成百年大计,才有可能让新的全球化范式从沿线国家的实践中脱颖而出。

  

第四,人才的引进、流动和全球化应成为新一轮包容性全球化的重要抓手,应成立国际人才组织,通过新建“人才WTO”(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引导全球高端人才流动和国际人口流动,推进全球人才政策合作,加强人口、人才问题的全球机制顶层设计,完善全球治理的缺陷。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

  

《环球》杂志:中国要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阻力?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阻力?

  

王辉耀:针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优先政策,中国要以一个更加积极、稳妥的方案,适度、量力地重申中国推动和维护全球化的承诺。

  

在“反全球化”思潮不断凸显、“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进程深度博弈的当下,路线、道路问题将决定我们的方向,影响人类的命运。在新全球经济治理观的指引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将进一步增加。全球化进程蕴含着机遇与挑战,而以“中国方案”推动的包容性全球化,可能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等新方案为载体的全球化路径探索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国作为影响力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之一,在全球化新旧机制转换,全球增长动能与增长方式新旧接续的紧要关口,别无选择地要积极承担探索、重塑、提升和完善全球化的责任。

  

面对“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质疑,我们要学会从传统的“发展洼地”中挖掘资源,从弥补自身的发展短板来开发潜能。


当前,新观念、新技术乃至新的社会组织和资源动员形态已经形成了推动中国发展的又一波“创新红利”,中国通过积累和创新掌握产业制高点,为下一轮发展积累动力和势能,就是为推动全球化发展做好自己的事,做好中国的准备,这样的“中国方案”越多,在道路选择中的竞争力越强,就越能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吸引更多的支持,团结更大的力量,把“中国繁荣”与“世界进步”更深刻地联系在一起。

  

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新的治理模式将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


各国将在充分沟通协调、利益共享的前提下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只有严格地遵循历史规律,大胆地突破历史局限,联手各国巩固全球治理的成果,才能成为“新全球化”的先行者、实践者。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来源:2017年10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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