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特朗普的“美国”，如何做对华决策

刁大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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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政府本周高调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俄两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份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重要文件，理论上可视为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成型的标志。不过，这位毫无政治、军事或外交经验的美国总统，领导持续人事变动的白宫团队，在所谓“学习期”或“被塑造期”内，花费了历史最短时间完成了这份报告，令人不免意外。除了特朗普个人急于做事、提亮首年成绩单之外，驱动美国对外决策的不同力量显然也有急切的表达欲。换言之，即便特朗普暂时拿不出战略，也绝不意味着美国缺乏战略，而这里的“美国”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

　　首先，这里的“美国”凸显了“班农主义”的影子。已离开白宫四个月的斯蒂夫·班农当然不会主导报告的形成，但这位前首席战略师所代表的理念却在当前美国对外战略中充当着发动机。所以，不必纠结于“班农对特朗普还有多大影响”之类的问题——班农所代表的理念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制胜的蓝领中下层群体，进而构成了特朗普执政的底色。或者说，所谓“班农主义”即“特朗普主义”。

　　从班农离任后的多次演讲观察，“班农主义”更像是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合体。依照他的逻辑，当前的西方世界已不再以普通白人为中心，建制派精英掌权，国内政策要么符合全球性资本的诉求，要么满足少数族裔群体的需要，对外政策则助长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威胁。面对如此亨廷顿式的“文明的冲突”与“身份认同危机”双重叠加的威胁，“班农主义”的回应选项是经济民族主义，即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独立，要求国家以强力手段捍卫自身的绝对利益最大化、促进自身的相对获益最大化。

　　即便在多个演讲中，班农对中国表示了赞赏，但其出发点远非深化与中国合作，而是主张美国应该学习中国经验、反过来强化与中国的竞争、阻止中国的获益。换言之，“班农主义”在中美关系中的思维是固化的，充斥着对抗、零和思维甚至求偿心理，恐怕也难以通过经贸合作的持续深化而快速平抚。

　　第二，这里的“美国”聚集了共和党传统力量。虽然所谓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难以名状的鸿沟，但共和党党内的各路力量从未远离对特朗普决策的塑造。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重申，就是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嵌入共和党传统现实主义的再次努力。

　　这种塑造显性地映射为宾夕法尼亚大街两端的你来我往。自特朗普当选并就任以来，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两院通过立法方式给白宫划出了一条条“红线”。作为特朗普执政首年的重大立法成果，8月2日签署生效的《以制裁应对美国敌对势力法》本质上是两党合作、以跨党高度一致的对俄强硬立场彻底限制特朗普对俄缓和的介入式塑造。在中美互动方面，《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夹带的关于美军舰停靠台湾地区的相关条款，或者在特朗普首访亚太期间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分别提出的旨在收紧外资审查的《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也都是国会牵制白宫的典型例证。如果说以往的国会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不和谐音”，在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矛盾催化下，国会的负面影响或将以立法形式得以渐强。

　　另一种塑造发生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即军人和商人这两个共和党传统群体的角色。在对华政策上，前者倾向于警惕、竞争与对抗，后者看重实际获益。虽然美国工商界在中美关系中长期积极，但如果意识到强硬政策将带来更多利益，商人也完全会与军人共舞。更为严峻的是，活跃在特朗普身边的这两派虽然会对“班农主义”的极端议程加以减振，但正在逐渐与“班农主义”形成了某种共振：商人实现绝对和相对获益，而军人作为实现手段获得更多资源与空间。

　　第三，这里的“美国”应该还有那些政策专才。特朗普政府近期已显现出对政策专才开放的态势，从而加速解决联邦政府的空转。不过，这未必意味着特朗普对外政策将日渐稳健，关键还在于他是否接受专才的意见。如果白宫和行政部门仍存在隔膜，极可能的结果是：决策的白宫和具体执行的行政部门继续发出不同声音，反而增加不确定性。

　　在对华政策上，政策专才的角色愈加微妙。一方面，当前华府的中国事务专才中的悲观声音有所抬头，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幻想中国将演变为美国所期待状况的一厢情愿正在被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历史性成功所打破。在如此背景下，中国事务专才即便进入政府，也可能难以提供建设性建议。另一方面，目前政府内的专才在对华态度上存在差异。分别获得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分管亚洲事务提名的董云裳和薛瑞福在对华政策上就表现出了不同站位。前者虽然相对理性，但职业外交官的背景或促使其更倾向于执行而非决策;后者明显鹰派，因新保守主义阵营的政治归属或将掌握更大决策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对台湾地区持有不同程度的好感或所谓“个人链接”，为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前景带来想象空间。

　　从“班农主义”的欲壑难平、到共和党建制派的集体示强，再到对华政策专才的复杂心态，这些美国国内并不正面的因素，在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发展史中可谓屡见不鲜，当然无法改变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合作大方向。不可否认，从良好开局到良性发展，2017年的中美关系极为成功地实现了“高开”。而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也表明，“高开”后要保持“高走”，一定需要双方的相向而行与携手努力。“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充分展现了中方的良好意愿和务实努力，下一步就要看特朗普政府何去何从了。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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