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外商投资法简化了FDI流程，但还需落地磨合

　　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9中国“引进来”与“走出去”论坛暨第六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11月2日-3日在北京举办。论坛设置了包括香港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外商投资法、“一带一路”倡议等多个话题。

　　在全体大会二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CCG学术专家陈文玲，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Nick Coyle（尼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崔凡，塔塔中国区总经理杜建光，美国高通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CCG常务理事赵斌，戴尔科技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周兵，就“外商投资法细则，跨国公司的新机遇”展开主题讨论，福布斯中国总编辑Russell Flannery（范鲁贤）担任主持人。

陈文玲

Nick Coyle

崔凡

杜建光

赵斌

周兵

Russell Flannery

　　研讨嘉宾一致认为，中国此次颁布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是很大的进步，为外资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有助于中外企业在在平等、公开、透明的平台上进行合作竞争，推动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赵斌认为，《外商投资法》对过去改革开放中积累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答案，质量很高。比如，《外商投资法》明确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遵循公平原则、平等协商确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这反映了当前国际争端中大家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此外，他指出，《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提出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快速协调保护体制、“五年过渡期”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亮点，回应并解决了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相信，这将为未来外国企业和中国产业合作奠定强大的基础。

　　崔凡介绍说，《外商投资法》确定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制度等，《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将其法制化。准入前国民待遇不仅是实体权利，在程序权益上和内地企业是一样的。商务备案制度取消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一样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登记注册就可以了，这是从流程上的国民待遇。同时，他指出，对负面清单限制管理条件是否满足是相当复杂的事情，市场管理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发改部门、商务部门之间还需要有一些合作分工。

　　杜建光指出，由于负面清单的采用，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途径和落地的时间变短了，投资的便利化进一步加强。在大量高科技企业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对外资知识产权的保护恰逢其时，来得正是时候，非常有必要。

　　Nick  Coyle说，从投资审批的角度来说，简化流程非常好。《外商投资法》推出使中澳企业间贸易的整个手续流程开始简化，给双边交流和贸易来往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同时，Nick  Coyle向研讨嘉宾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怎样确保这些法律法规顺畅实施，并且快速实现目标？

　　与Coyle一样，赵斌表示，在之后的推进实施中，希望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中央和地方执行部门的职权分配，以及外企投诉机制流程、外企变更和管理流程，安全审查等进一步得到明确和细化。

　　在讨论中，与会嘉宾就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及相关部门规章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期待。

　　周兵指出，推出《外商投资法》关键在于落实。去年修订的《反垄断法》以及《外商投资法》等，提到了在技术管理方面国民待遇的问题等，有一些全新的一些管理思路，同现行很多中国其他垂直部门的管理法是有冲突的。他希望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够看到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期，把与新的《外商投资法》相矛盾的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清理掉。但这个过程不能太长，否则会影响法律的严肃性。

　　陈文玲赞同周兵的观点，认为当前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把《外商投资法》和《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变成同各个部门的管理流程、管理体制、管理办法协调一致的新的流程设计。换句话说，用这个法律倒逼政府管理的体制、机制、管理方法的创新。第二，对原有不符合《外商投资法》和《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的要进行重点梳理，像中国当年加入WTO一样，该废止废止，该修改修改，该补充补充，该完善完善，这样一部新的法律才会发挥更大作用。第三，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必要强调“坚定”对中国政府的信心，对中国开放决心的信心，对中国用改革的办法，使中国保持开放的大门永不关闭的信心。

　　崔凡补充说，从1978年的三资法到今天有大量外商投资的概念，大量的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到今天需要系统梳理，但这种梳理不是一两个月很短时间能够完成的。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立改废释以后，我国的《外商投资法》法律才会变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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