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线上研讨会：如何重启城市经济活力， 加强人才治理能力？
2020年9月18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和卡尔顿大学联合举办全球人才流动领域的第二次线上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以“亚欧大陆的人才磁力之城：城市层面人才引进的重启”为主题，聚焦于亚欧大陆主要的人才聚集城市，探讨如何重启和加强城市层面的人才引进和人才留用等相关话题。研讨会由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全球人才流动研究社群牵头人盖铭远，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副校长沈伟联合主持。斯坦顿大通国际咨询公司全球总裁、董事及高管猎头专家瓦斯姆·勘卡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柳玉臻，国际大都会网络亚洲分支联合主席伊梅尔达·尼古拉，全球商业联盟(GBC)创始人马尔斯·普杨，国际猎头协会亚太及中东地区总经理帕特里克·鲁尼，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人口学和移民政策学院院长谢尔盖·里亚赞采夫，北京市朝阳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主管张汇康参与研讨。
盖铭远在主持时指出，当前，地缘政治不断发生变化，国与国之间对人才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城市及其创新体系，以及利用人才的企业，如何吸引及留住人才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
沈伟指出，新冠肺炎的蔓延的确给亚欧大陆的城市发展带来重创，但也带来了独特的机遇。决策者、企业领袖和专家可以通过借鉴“人才磁力之城”在人才引进、使用和留住人才方面的经验，从而有效重启城市经济，加强人才治理能力。
聚焦当下，各国展开国际人才吸引之争
刘宏表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没有腹地且自然资源匮乏，但1965年独立后半个世纪内，就从第三世界国家迈向第一世界经济体。之所以能取得显著的进步，关键在于人才战略，包括吸引、保留和管理本地和全球人才。新加坡持续奉行以新加坡劳动力为核心，同时仍然向全球人才开放的人才战略。首先，由于失业和很多问题，当务之急是为新加坡人保留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相关培训。政府也在今年第二次提高外国人就业签证的门槛，这是吸引和留住国内人才最重要的措施。其次，新加坡政府并没有采取民粹主义，而是密切储备全球人才。新加坡对全球人才保持开放的原因，第一，新加坡是非常开放和全球化的经济体。有效的人才政策一直是新加坡公共政策的关键点。第二，尽管有新冠肺炎疫情，但新加坡仍然是吸引外资的宝地。今年上半年，新加坡同比去年吸引更多外资，包括来自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如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这些公司要在新加坡和亚洲设立地区总部，扩大业务。数十亿的投资将为新加坡人以及外国人才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此外，新加坡是全球性的创新城市，在一些全球权威指标中排名相当高，这对新加坡的人才战略是有帮助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新加坡经济和就业有破坏性影响。据预测，新加坡今年经济将收缩6%。今年上半年新加坡有近13万人失业，失业率在7月份攀升至4.3%左右，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
张汇康提到，北京已经有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尽管在过去的8个月中，北京疫情暴发了两次，但很快就被遏制住了。尽管当地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正在迅速反弹。尽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依然严峻，但北京已经开始了其人才吸引活动，或者说从未停止过。海外学人创业大会(Overseas Talent Entrepreneurship Conference，OTEC )在过去几年，在17个海外城市举行了海选，今年只能在本地举行比赛。但却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者，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其他年份的数据。在人才流动方面，中国国内人才可以在全国自由流动，但全球人才流动或多或少由于疫情受到了一些限制。但一些在国外的人才和专业人士，由于边境管制无法回国，再加上机票的短缺使机票价格上涨，这给人才流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谢尔盖·里亚赞采夫指出，莫斯科作为俄罗斯的首都，官方估计约有1200万人口，其中不同类别的移民也包括了高素质人才。俄罗斯在移民政策中，特别是在引进人才方面有几个方向。首先，俄罗斯计划在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实施劳动力自由流动，即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这五个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可以在没有工作许可以及特殊配额许可的情况下在五个国家中调动。这对俄罗斯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是很大的发展进步，因为雇主可以聘请任何人到莫斯科工作。这对莫斯科，这个后苏联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一个吸引人才的“磁石”城市来说意义非凡。俄罗斯移民政策的第二个方向是关于高素质人才移民。如果不考虑劳工配额，聘请高素质人才会较为容易。但一些专家也建议如果能做到无签证限制，这个过程会更容易一些。现在俄罗斯只有少数地区，像莫斯科才会有这种可能性，可以通过创办一些创新中心等方式获取人才。另外，今年8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简化就业法律，为国际学生在俄罗斯工作提供了便利，雇佣外国留学生不再需要特别的专门许可，也无需俄就业机构颁发的外国公民从业配额。此外，关于政府或政府机构的一般政策上的倾斜，比如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几年前就开始了一些项目，旨在以科学支持国际流动性，并致力于为大学和科学中心在比如巨额拨款方面中取得平衡。现在莫斯科有83个实验室，聘请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来自最新科学领域的专家，每年有大约150万美元的投资。新冠肺炎疫情对其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莫斯科聚集了大约300万来自周边地区的移民在此工作，疫情尤其对来自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边境封闭的国家的移民有很大影响。
谢尔盖·里亚赞采夫谈到了莫斯科人才流动的发展情况。在政府层面上有一个很好的框架，因为几年前有了一个新的国家级的发展科学的战略。目前在这个项目中，政府说需要把在俄罗斯的留学生从297000人增加到现在的两倍，到2025年，大约有425000人。在区域层面上，这个项目也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从莫斯科政府的项目来看，他们对青年科学家的相关项目十分感兴趣。每年有近约31000美元，大约200万俄罗斯卢布的项目投资费用，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包括支持学生的研究。现在莫斯科有24所学校以及一些学术课，就包含了高中和大学合作这样的元素，而这也成为了现在莫斯科院校的趋势。这意味着将接受来自不同的后苏联地区的学生来莫斯科接受高中教育，进而培养一些人才。这种项目更注重培养IT以及工程领域的人才。这对年轻人和俄罗斯的许多大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大学过于注重教育的增量集中化。但同时，我们有一些新兴的大学，包括私人创办的学校。比如说，2010年，俄罗斯商人在莫斯科城外1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如“俄罗斯硅谷”一样的大学，这所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已达6000人。因此，他希望在大学层面，可以与后苏联地区的国家开展更多的合作，但也很有可能为世界其他地区组织一个短期访问计划。
柳玉臻表示，在国际人才这方面，广州像其他的国际性城市一样受到了疫情一定的影响，因为国际旅行变得没那么方便了。现在招收海外的工作人员控制仍然比较紧，深圳、香港、珠海、澳门的控制比较严格。全球人才的移动仍然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在疫情的背景下，需要更大层面的复工复产和提高海外投资才能推动人才的引进和保留。目前海外在华投资的恢复还是比较慢，但是她相信广东省在近期就能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瓦斯姆·勘卡比指出，在疫情之前，迪拜一直是吸引各方面人才的地方，无论是基层员工还是行政领导。这两年，其他一些城市也在争夺人才。一个很大的竞争者是沙特阿拉伯，主要是首都利雅得，国家战略已经改变，不再那么保守，开始发展重大、超大型项目，这需要大量人才。 疫情出现后，迪拜和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政府制定了直接的规则，以勤勉的态度确保民众安全。估计在阿联酋960万总人口中，大约有10%的人受到重创，大约有90万人失去工作。阿联酋目前还在建设中，还在继续发展，将继续吸引高端人才。在疫情期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还在从事招聘高级行政人才任务，因为对更多高级专业人才等的人才持续需求，和正在进行项目的特定人才的需求仍然存在。
马尔斯·普杨表示，全国包括上海这个吸引着人才的一线城市都有着比较好的政策，但他认为媒体渠道有一定问题，媒体可以告知更多场所信息，比如在迪拜，有些场所和设施是为了吸引人才而设置的。他认为，国际社会需要了解人才情况，而媒体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媒体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才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如何欢迎和接纳他们成为企业家或者被一些大公司雇用等。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想要吸引人才，重要的不仅仅是为人才提供高薪，还有生活方式、便利设施、移民政策、居住证等。比如，他认识的上海某大学的一群国际学生，他们当中大约有5-10%的学生留在了中国，而90%的人离开了中国。正因为大门是敞开的，所以政府必须考虑该如何管理人才，而上海其实拥有一个很好的、可以留住这些人才的生态系统。此外，由于签证政策等原因，外国人很难进入中国，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这样企业家们就可以回到上海、北京、深圳这三个大城市来，开始或者延续其商业活动。
马尔斯·普杨还谈到了外国人才在中国从事自由职业的问题。在中国，对于国际人才，如果想在中国做自由职业者是行不通的，因为得不到任何签证。作为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得不到任何许可。这就涉及到法律和规章制度的问题。然后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并没有很多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经济或者类似的平台。
伊梅尔达·尼古拉指出，菲律宾在面对新冠疫情的重大障碍影响来自两方面，分别是来自于医护人员的输出国菲律宾和医护人员的接收国美国。在疫情初发之时，菲律宾政府已暂时中止医护人员的招聘，公共卫生的紧急情况还影响了许多正在寻求海外就业的菲律宾卫生专业人员。但是，菲律宾劳工部长通过寻求临时部署禁令例外的部分，截至2020年8月31日已经完成了其文件的处理，这让1200名护士和医务工作者能够出国工作。在公共卫生层面，这次疫情影响了整体就业和整个国家的治理。到目前为止进行的一个调整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医务人员可以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别的国家工作，政府为医务人员提供了特殊通道到美国去工作。
帕特里克·鲁尼表示，疫情影响了整个地区的人才流动。亚太地区一些采取严格边境限制的国家，完全禁止了非公民或非居民的入境。在有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出境也被禁止了。2020年7月，该地区的国际客运量比2019年7月同期下降了96%以上，差异非常明显。但国内人才的流动要自由得多，这也取决于各个国家。一些国家对采购和高优先产业有豁免。问题在于，这些人才那时是否愿意迁移，考虑到迁移和检疫等问题。他认为疫情已经带来了一些长期的变化。对很多公司来说，设立地区总部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被逐渐放弃。更重要的是，与区域领导联盟相比，对地方领导联盟的需求更大，尤其是像东盟这样的组织。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增长，使得许多曾经被视为制造业中心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已经从制造业中心发展成为更复杂的消费者和创新者经济体。
放眼未来，各国人才吸引政策需要改革
帕特里克·鲁尼表示，疫情加速蔓延，相关旅行限制也随之严格。然而，对当前危机的限制管控措施已经迅速加快了虚拟工作的步伐，猎头公司、招聘公司和内部人才团队已经转向虚拟工作方式。虚拟招聘越来越普遍。在疫情暴发之初，尤其是亚洲和中东的企业，面试求职者时不会与他们面对面。他提到了疫情发生之后人才市场的改变。第一是适应的问题，很明显，在危机时期领导一个企业和在繁荣时期领导一个企业是完全不同的。这意味着在行政层面、董事会甚至整个公司层面获得的才能、技能和经验都是不同的，所以猎头公司看到董事会任命的激增，例如，计划性的董事会重组，以更好地面对和把握由疫情带来的挑战和机会。行政角色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公司已经能够看到哪些人在这个新环境中表现出色，所以公司的各个层面都有了一些变化。对于新员工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显然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疫情前的成功并不一定会转化到新的环境中，这意味着企业在招聘之前需要对人才进行更多的评估。由于旅行限制，企业缺乏面对面的面试机会，也使评估更加重要。这显然有利于作为猎头公司的发展，我们可以协助求职者，以确保他们符合企业的战略和文化。并且适合的整体概念是双向的，候选人也必须感到适合与他专业相关的企业。
张汇康指出，海外学人创业大会是一个吸引人才的平台。在不同的层次上有许多政策和战略。除了资金和财政支持，还尽他们所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例如，为海外人才提供行政绿色通道的“一站式”服务,在专门服务窗口可完成注册登记、审批核准等所有需要办理的手续，这对其在北京购车、购房都十分有用。其次，他们还为人才提供更为便捷的准入手续，为其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为企业引进投资者、媒体、法律服务、工作空间等资源，还可以帮助海外人才的孩子进入好学校。此外，行业主管部门还对相关行业实行了特殊政策。甚至为这些人才建造了公寓，因为北京的房价相当昂贵，希望在疫情的阴影下构建适合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全球人才社区。她还指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很多初创企业和其他企业捐资捐物，或者利用他们的技术来助力抗疫。这也让当局和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人才的价值和重要性。政策制定者也希望尽可能减少疫情对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的影响。因此，他们坚持以往吸引和留住国内外人才的政策和战略。她认为，当前人才和企业都需要一些即时的激励措施，例如，除了政府，他们也需要做一些减税降租的措施；鼓励有关部门向本地企业订购产品和服务；向初创企业提供或延长贷款；为企业提供劳动力成本补贴等等。
刘宏表示，在他与CCG主任王辉耀合著的2016年出版的《新加坡的人才战略与实践》一书中，发现了一些相当有效的政策和策略。 比如说，既注重本地人才，又有全球人才的补充，在吸引和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吸纳其他公共和私人部门人才，明确分工，不同政府机构之间对于人才吸引的协调，以及外国人才融入新加坡社会。这都是过去10年、15年制定和实施的最重要的很成功的策略。他还表示，鉴于新冠疫情以及去全球化的问题，新加坡可能会对在疫情之前实际上已经行之有效的战略进行一些微调。第一，由于新加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向工业革命与创新驱动的经济，所以在这些方面的投资，无论是国内人才还是国际人才都可以进一步流通。因为这是新加坡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第二，加强新加坡的人才联系交流，需要和他们在外面世界的同行，特别是亚洲同行相互了解。新加坡是非常全球化的经济体，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的交往非常重要。教育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疫情之前，新加坡政府已经实施战略，让70%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有一学期时间，去东盟国家、中国和印度。这为新加坡未来人才和领导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让他们了解周边国家。通过高管培训项目与硕士项目，新加坡已经培训了超过17000名来自中国、东盟、印度等国家的政府官员。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新加坡人才提供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瓦斯姆·勘卡比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跨国组织发布很多不同的关于远程工作的声明。一些相当知名的组织已做出非常明确的决定，不管是疫情还是其他条件下，在家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芬兰的大型电信公司，德国西门子也做出了类似声明。他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疫情是催化剂，让人类进入一个特定的方向，在一段时间内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一直以来集体合作的方式存在于办公室工作中。而后数字化的出现开始挑战这种工作方式，但是受到组织文化的反击。我们看到拒绝数字化的行为。但是今天随着疫情出现，数字化速度大大加快。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做出非常强烈的决定，要往前走。他强调，疫情消失与否都已不重要。这一切都取决于未来组织文化与国家文化的结合。社会中蕴含的价值观基本上会决定我们如何应对未来的局面。有些企业非常开放，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其他企业没有内部机制、流程和系统以及绩效衡量的手段，无法真正识别人们是否可以在远程办公保持生产力，所以他们还是需要看到雇员坐在自己的工位上。远程工作是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有一些大型组织的CEO在过去半年都是远程工作，做得非常好，很活跃，继续保持在他们在业务中的表现，同时他们团队也做得很好。因此，这真的取决于各个组织，他们如何处理数字化问题，以及他们对远程工作的需求。
柳玉臻表示，中国的国际人才留存政策有待改进。国际学生在全球人才当中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在2018年的时候，国际学生在中国一共有五十万人，和中国到海外留学的人员数量基本持平。尽管这两个数字非常接近，但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能够留在中国工作，因为没有一种过渡机制能让外国留学生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在广东和全中国都是一样的。中国可以向其他地区学习，制定合适的战略来吸引国际学生留下来工作。柳玉臻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生活过，她获得签证之后可以在毕业之后直接留在学校里做助教和其他的一些工作，但这些在中国暂时还行不通，因为中国的留学签证没有这样的功能，而获得工作签证或者永久居留权又比较困难。我们没能留住这些人才，这是对国际留学生的巨大浪费。
柳玉臻还指出，社会福利对于留住国际人才也非常重要。很多海外华侨都会从发达国家回到广东，尽管全球人才的工资一般比较高，但他们有家庭，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养老，在这个层面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事情。针对这些问题，广东政府积极提出了一些措施，比如降低税率，比如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给一些补助措施。但是在社会福利方面，中国还有提升的空间。有些高薪的国际人才来到中国，孩子没办法上公立学校，妻子没办法工作……给予他们方便是让他们安心留下来工作生活的基础。有很多朋友问她关于中国生活环境的问题，并且希望她提供意见，尤其是华侨，在疫情之后这种情况增多了很多。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中国高层次的人才非常少。但是在这次疫情之后，她相信中国政府会配置更多的资源来吸引国际人才，无论对于华侨还是其他外国人来说都会有更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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