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 中美怎样才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

拜登政府自执政以来，倡导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许多人期待其摒弃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进而缓和中美关系。然而，目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依旧不明朗。4月6日，全球化智库（CCG）举行CCG名家对话——CCG对话“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新时期的中美新竞合。CCG主任王辉耀与艾利森教授展开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参与研讨。对话围绕历史视角下的大国竞争、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新路径、安克雷奇会谈后的中美关系、气候变化的全球应对等话题展开。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像一对连体双胞胎

21世纪初，美国是各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然而在2021年，中国成为几乎每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国。二三十年前，美国曾是世界制造工厂，而现在，世界制造工厂是中国。在这种现实下，中国的崛起对守成国美国产生了影响。我把这比作权力的跷跷板。中国会变得更强、更富裕，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方的崛起会改变权力的结构，引发权力的跷跷板两端的力量不平衡。过去500年间，有16种“修昔底德陷阱”的范式，仅有4种避免了战争。

在冷战期间，苏联强大的核武器库足以发动第二次打击，这让我们非常担心，而现在，我们生活在相互摧毁的时代。如果我们一方攻击另一方，双方都会被摧毁，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把这比作不可分离的连体双胞胎。当双胞胎有一方冲动行事时，它能毁灭双胞胎中的另一方，但同时也毁掉了自己。这是核武器的例子，也是当今中美关系的现实。尽管美国现在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但一旦进入热战，美国会被摧毁。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竞争对手，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自然、科技上，我们不得不合作共存。如何使这两种观点共存？我们要寻求避免冲突和战争的方法。中美两国能够在气候变化、全球抗疫等领域找到合作的空间。即使存在第三方触发因素，如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其他冲突因子，二者也可以在其中找到协调和合作的方式和机制，避免互相毁灭。

虽然当前中美竞争与上世纪的冷战截然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冷战中汲取经验。例如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冷战时期，我们双方也热衷于深度沟通。里根总统经常因与苏联领导人沟通而遭受指责，但他认为沟通与对话非常关键，因为核战争从来无法取胜，没有赢家。里根总统对与苏联协商非常热衷，以至于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美方放弃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苏联为此去做美方希望苏方做的事。这一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稳定双方关系，而且可以避免可能会导致局面失控的潜在危机。在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中，沟通也基本发挥了作用。在中美竞争中，我们两国没有理由不从历史汲取经验，需要在深度沟通、危机管理流程，甚至危机防范等不同层面上以史为鉴。

“修昔底德”式的竞争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现在的出路就是我们尽己所能去寻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办法，从冷战中吸取经验教训，从美苏竞争中学习。幸运的是，习近平主席对此有着透彻的见解。他提出我们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是囿于旧的模式。拜登总统在这方面也有着很深入的理解。他担心两国会陷于无休止的竞争，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中美可以在多领域开展合作

在二战后的70多年里我们还没有发生一场世界级的重大的战争，相互毁灭是愚蠢的和疯狂的。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共同寻找方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拜登总统最近宣布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国在基建方面经验十分丰富，而且中国已经发起了有103个成员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许我们需要建议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中国可以与美国在亚投行的基础上合作建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找到中美之间的全球利益共同点，把蛋糕做大，使得中美之间利益大于分歧。在本世纪接下来的70多年里，我们有太多共同的合作空间。

其次，在贸易领域，中美应促进合作。我们现在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它的前身。CPTPP在很多方面有着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高的标准，包括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国企改革、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权利保护等。CPTPP就好像是21世纪的一个小WTO，而这个机制是美国奥巴马-拜登政府最先创立的。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中国有兴趣加入CPTPP，有兴趣提升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标准。这是一个中美可以共同对话的领域。我们还可以把CPTPP当作WTO改革的试验场，同时化解双边矛盾，推动多边关系发展。

此外，如果把欧盟当作一个整体的话，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在过去75年都保持着增长的态势。欧盟和美国之间好像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欧盟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第三方，从中调和中美关系。欧洲在价值观上和美国靠近，在经贸上和中国靠近，中美欧或许可以建立一个三方会谈机制，而欧盟可以成为中美之间很好的中间人，帮助中美避免冲突和矛盾。

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是双方关系破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或许还可以建立一个国际气候变化组织，以便在这些领域有更多的对话。中美作为二十国集团（G20）气候工作组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必须联合起来在这方面树立良好的榜样，共同努力，并一起抗击新冠疫情。拜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曾对我说，美国欢迎中国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所以，中美两国必须合作，中美有全球大国的道德责任，应该一起想办法解决各类棘手问题。

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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