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您认为该如何定义欧洲的“战略自主”概念？

崔洪建：审视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其内涵是不断变化的，会根据不同时期欧洲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调整和充实。直到今天，这一概念仍有较强的开放性和适应性。

事实上，早在2003年欧盟就发布了第一份《全球安全战略》，提出要加强欧盟的战略能力。不过当时欧洲对安全环境还是比较乐观的。而到2016年发布第二份《全球安全战略》时，欧洲对自身安全战略环境的认知已经在一系列危机冲击下发生了深刻变化：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直到今日仍未走出危机阴影；2014年，乌克兰东部危机爆发，欧洲与俄罗斯关系严重恶化，欧洲影响力向外扩张势头遭到逆转；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欧洲迎来恐袭浪潮。正是在2016年的《全球安全战略》中，欧盟第一次提出“战略自主”的概念。

在刚提出的时候，战略自主并不是欧盟议程中的核心概念。但2016年接连发生了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和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两起事件，使得欧洲加强战略能力建设的紧迫性迅速攀升，尤其是英国脱欧撼动了欧洲一体化的根基。欧洲内部讨论的焦点也逐渐转移到了战略自主方面。

从命名上讲，战略自主包含“战略”和“自主”两个部分。第一，战略是自主性的战略，目标是要实现欧洲的自主，这就强调了欧洲要打造自己的硬实力。传统上，欧洲愿意以经济性的和“软”的面貌示人，通过生活方式发挥影响力。但2014年以来，欧洲越来越强调打造和自身软实力相匹配的硬实力。第二，自主是战略性的自主，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态势，意味着欧洲将在这个方向进行长期性的投入。例如，欧盟推动在防务领域进行“永久结构性合作”，就通过“永久”这个词强调长期性，战略一词也有这样的含义。

2021年4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右）在巴黎会面。

世界知识：为了推进战略自主，欧洲做了哪些努力？

崔洪建：欧洲建设战略自主，从来都是内外并行的。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欧洲无疑想要借助战略自主建设为欧洲一体化持续提供动力，通过不断解决欧洲面临的问题申明欧盟的价值，这也是欧洲不断建设自身各方面能力的过程。欧洲战略自主建设是从防务安全能力建设开始的，关键性节点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英国的离去极大削弱了欧洲在防务安全方面的能力。当时，欧洲正经历难民危机与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各成员国对欧洲安全颇感忧虑，欧盟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推出了安全防务合作。2016年7月，德国和法国两国召开内阁联合会议，决定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2017年12月，欧盟在安全防务领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正式启动。2018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首批17个合作项目，到2019年12月合作项目总数已经达到47个，这些项目都有专门的财政投入。

从安全防务能力建设入手，欧洲的战略自主逐渐开始泛化，向经济、社会、科技、产业链、网络空间等各个领域渗透。这也是战略自主建设和一体化进程本身所要求的，因为其必须获得长期的民意支持、获得相应社会政策和经济财政框架支撑才能持续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都被装进了战略自主的“筐”里，包括共同社会政策和共同财政政策等。

欧洲战略自主的最新进展是“欧洲主权”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要巩固欧盟作为欧洲最主要实体的地位，申明欧盟在欧洲大陆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主导权。推进战略自主是为了维护、加强欧洲的“主权”，而科技、防务、经济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与之相配套的，这样就形成了逻辑上的自洽。

从对内角度，“欧洲主权”是要解决欧洲“身份认同”（Identity）的问题，加强欧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这就触及欧洲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分歧。例如去年11月，围绕欧洲未来是否要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防长卡伦鲍尔公开互怼：卡伦鲍尔在采访中说欧洲仍将依赖美国保护，马克龙回应称欧洲必须持续提升防卫自主，在国防上建立自己的主权。这显示，法国版的战略自主更具有外向性，注重通过包括军事干涉在内的方式在全球凸显欧洲的存在；德国更强调通过战略自主来促进欧洲一体化。在战略方向上，德国和法国也有分歧，德国更重视东欧地区，法国强调南部的地中海地区。除了德法这两个核心国家外，欧盟内其他国家也有着非常复杂的战略分歧，如“东西南北”矛盾、宗教民族问题以及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等。如果欧洲共同的身份认同问题解决不了，这一系列分歧就永远得不到解决，进行内部整合时就总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在这个方面，最关键的是进行持续的意愿建设，要将分散的战略利益整合为共同的意愿，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巩固下来。目前，欧洲几个主要大国正在打造部分成员国参与的、针对部分议题的意愿联盟，这种意愿联盟对其他成员国开放，其最终目的是将几个大国的主张推广到欧盟层面。

欧洲讲战略自主，讲“欧洲主权”，最终目的是想划出一条“边界”区分内外。欧盟领导力量想要推进整合，但其内部的利益分歧却在持续发酵，例如波兰、匈牙利就以主权概念抗拒欧盟的一些政策，这些内部矛盾还持续被其他大国所利用。因此，欧盟想在概念上划出一个范围，以“欧洲主权”消解成员国的主权，在“欧洲主权”范围之内各成员国可以有利益、认知上的分歧，“关起门来怎么吵都行”，但在面对外部力量时要保持一致。

2021年4月14日，北约紧急会议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图为出席会议的德国外长马斯、美国防长奥斯汀、意大利外长迪马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从左至右）。

世界知识：欧洲当下强调战略自主，反映了其对世界格局怎样的判断？欧洲又试图扮演一种怎样的国际角色？

崔洪建：上面已经提出，欧洲提出要建设战略自主，本身就基于其对世界格局的消极认知：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退化”，大国竞争加剧，致使欧洲面临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且两种威胁的界限日益模糊。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全球背景下，欧洲认为自己面临着沦为某一强大国际力量附庸的风险。事实上，欧洲更愿意处在美西方主导制定规则规约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以“生活方式超级大国”的形象发挥影响力。但如今，原先维系国家间关系的相互依赖却被“武器化”并遭到“滥用”，典型如美国利用自身金融货币优势对其他经济体实施制裁。欧洲尤其担忧国际格局的“两极化”风险。在这种状况下，欧洲认为必须申明自身作为大国竞争中“玩家”（player）的地位，至少要促成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并确保自身成为其中一极。

战略自主目前更多仍是一种战略愿景，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目标，与欧盟的现实能力之间仍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带来的愿景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未来将不断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从各个指标，如人口、市场规模、科技实力等方面看，欧盟的力量都很可观，其缺乏的是成员国向欧盟层面的权能让渡。最近这一轮新冠疫情中欧盟的动作很能说明其整合权能的方式和所面临的挑战：欧盟原先在公共医药卫生领域是没有权能的，疫情暴露了其在这方面的短板，于是欧盟借机推动权能让渡。欧盟的协调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没有使欧盟内出现经济实力强的大国与较弱的成员国争夺疫苗的状况。但是欧盟过渡依赖市场化采购疫苗的方式，没有关注科研、生产的全过程，导致疫苗供应严重不足，进一步暴露了欧盟的缺陷。可以看出，欧洲战略自主就好比一个气球，欧盟要在一次又一次危机中跳起来去抓它，如果能持续“抓到”，就能不断建构起自主的形象和能力；但如果没能抓住，则可能摔得更惨。

欧洲对自己相较于美国、中国、俄罗斯这三大国际政治“玩家”之间的能力差距还是有清醒认知的。战略自主意味着要和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都保持一定距离，但欧洲当下在安全防务、情报等方面仍严重依赖美国；在能源方面依赖俄罗斯，且在军事上难以与俄抗衡；欧洲还认为自己在经济和供应链上过于依赖中国。欧洲知道，自己是断然不能与这三个力量中心“硬碰硬”的，否则就会遭受反噬。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只能通过灵活的议题组合，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扩展自己的行动空间，彰显自身存在。欧洲希望自己在任何关键议题，例如全球安全、气候问题治理、经贸规则制定、“印太”秩序等方面都做到不缺席，至少有发言权和基本的存在感，确保任何一个主要力量都需要欧洲，进而逐渐塑造出有能力的大国政治“玩家”形象，彰显欧洲的集体意志。

未来，欧洲如果要建立可信的战略自主形象，最大的难题还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欧洲一体化进程自启动以来一直内嵌在西方阵营中，欧共体和欧盟也主要通过西方阵营发挥影响力，现在却致力于打造独立的“欧洲身份”。例如，当前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如果继续深化，欧盟真得建设起自己的军工体系，打造起自己的防务框架，那北约可能都没什么存在的价值了。传统上，在西方联盟中，欧洲处于从属美国的位置。现在，欧洲试图与美国建立一种介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亲密平等协商伙伴”关系。但美国也不会任由欧洲通过战略自主建设与自己“越来越远”。美国会持续利用欧洲对自己的依赖，利用国际社会对欧美关系的原有认知，利用与欧洲的传统联系，打压欧洲自主的势头，重整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现在能看到的是欧美在政治安全领域协调加速，在经贸领域搞缓和，美国就对华政策向欧施加的压力在增大。

世界知识：综合考虑当前国际格局，中国该如何认识欧洲打造战略自主的努力？中欧双方又应努力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

崔洪建：去年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与德国、法国和欧盟领导人视频会晤时指出，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应该做世界和平进步的合作建设者，双方应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携手育新机、开新局。习主席所说的“新局”就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解决人类的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个独立自主的欧洲，是未来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欧洲战略自主的支持。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国际体系，很难在存在多个力量中心的同时实现各主要行为体和平共处。欧洲在二战结束后的经验是，各国以多边主义方式协商建立国际机制，并通过逐步的权力让渡推动一体化，最终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经验本身对世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原则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同时，也要认识到欧洲战略自主的两面性。欧洲加强战略自主，主要针对美国，但是也有针对其他国家的一面。例如，当下的欧洲正寻求与中国建立一种“多层面”的关系，而不再像原先一样集中在经济领域。现在，欧盟开始强调自身的战略和政治独立性，这也会使欧更强调与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关系。例如，由于欧洲致力于打造统一的“欧洲身份”，因此通过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其“内生性需求”，是为了彰显它的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只谈“钱”、谈利益分割是无法解决的。中国和欧洲也将不得不进行艰难的探索与磨合，双方将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例如在人权等领域，中国必须坚持底线；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中欧双方应尊重彼此作为全球力量广泛拓展影响力的需要；在绿色转型、网络空间治理等议题上，双方可以积极合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方也没必要被欧方牵着鼻子走，因为欧洲人很多时候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搞出很复杂的话语体系和很迟缓的流程。最为关键的是，双方有必要认识到中欧关系合作才是大方向和主基调，坚持互为机遇，最终打造出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经营中欧关系，还有必要综合考虑大国关系，尤其要考量中美欧三角关系。为此需要认清美欧对华政策的逻辑、目标和政策手段的差异，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要对中美竞争的长期性、欧洲战略自主的曲折性和脆弱性有充分估计，要逐步建立起与美欧的交往规则并体现出差异性。要更多地通过挖掘和释放中欧合作的内生动力，来体现和维护中欧关系的特性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