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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五大变化,揭露了资金为何没有进入实体?

2017-02-20 尹中卿 睿信咨询


近几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志正确领导下,我国在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主要任务基础上,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的良好开局,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67万亿,这是“十二五”结束的时候,比2014年增加将近4万亿。2016年GDP从现在的,基本上是国际上是74万亿,比2015年增加7万多亿,尽管是增长6.7%,但是它的增加总额比2015年增加3万亿。我们实现了“十二五”的良好开局。


同时也要看到,近两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变化。即使这些变化是一些苗头,也需要在今年和今后几年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妥善应对。


第一个趋势性变化就是,粮食生产在连续12年增产以后,第一次面临减产。


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2429亿斤,比2014年增长280多亿斤,实现了历史上的12年连续增产。但是2016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是12325亿斤,比2015年有所减产,其中早稻减产2.7%,夏粮减产1.2%,整体上减产1.8%。这是我们12年连续增产以后,虽然实现了丰收,但是第一年减产。尽管我们的粮食像李主任讲到我们与国际市场的倒挂,我们也有很大的库存,但是中国粮食安全对减产的势头应该引起重视。


一是现在粮食价格倒挂。我们的主要农产品价格都比国外的在配额到岸后的价格还要高,所以导致现在我们国内农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但是我们的价格面临着天花板,而包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农业补贴已经用尽。


二是粮食库存过高。我们的粮食总库存已经超过1万亿斤,李主任讲是1.2万亿斤,坚定了全年粮食的总产能。就导致我们财政负担加重,直接用于粮油储备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去年就接近2000亿元,占贷款已经超过1.2万亿元,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而且也消耗了、障碍了农业种植业的结构调整。


三是农产品的供需缺口扩大。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地快速推进,以及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2014年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额也接近1200亿美元,逆差5000亿美元,现在粮、棉、油、糖、肉、奶进口量相当于在国内种植9亿亩左右的播种面积,接近了我们耕种面积的一半。所以我以为对粮食减产必须高度重视,要把13多亿人的粮食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个趋势性变化就是,在投资增速跌入15年最低点之际,民间投资第一次大幅度下滑。


2015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56万亿,名义增长9.8%,实际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增长11.8%。2016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59万亿元,名义增长8.1%,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增长8.8%。两个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比2015年要低。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仅增长了3.2%,增速降低了6.9个百分点,比全部增速低4.9个百分点,所以民间投资的占比从64.5%下降到61.2%。


所以产生这种原因,一是投资环境不完善,目前民间投资仍然遇到各种玻璃门、弹簧门,今年整个投资中国际贷款占整个贷款将近80%,民间只占20%左右。加上市场需求疲软、融资渠道不畅、公共事业开放不够、企业投资意愿不够。


二是投资信心不足。由于当前经济不确定性,民营企业家也不愿意、也不敢投资实体经济。容易导致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生钱,投资人失业了,加上国内投资无利可图,所以一些资金开始向国外投资,也出现了外热内冷的现象。


三是融资渠道不畅。金融改革以后股市、债市的资本市场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急需要完善直接融资的比重。同时要发展民间银行和其他银行,来推动多渠道建设融资。


第三个趋势性变化就是,在流动性连续近20年急于增长的条件下,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第一次出现了比较大的剪刀差。


到2015年12月末,我国的广义货币达到139万亿,增长13.3%。人民币贷款余额新增11.7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增量,达到18.5万亿元,各类债权累计发行23万亿元,同比增长将近90%。2016年12月末我国的广义货币达到115万亿元,增长11.3%,总量增加将近12万亿。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104万亿元,新增12.6万亿,社会融资总规模达到17.8万亿元,各类债权累计发行36.3万亿元,增加了56.7%。今年1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又新增了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一个月就达到3.7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这两年来在流动性过分宽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狭义货币,就是现金加企业的活期存款增速大大超过了广义货币。导致了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两者之间的剪刀差。


2015年12月末,广义货币增长了13.3%,狭义货币增长15.2%。2016年12月末,广义货币增长11.3%,狭义货币增长21.4%。其中去年7月份,一度飙升至25.4%,中间向差十几个百分点。


所以有的专家把这种M1的增速大大快于M2增速的剪刀差称作流动性陷井,虽然释放了流动性,但是拿到现金的企业并不愿意投资,也没有更扩大生产,而是选择把这些钱拿到资本市场上来换取高收益,以钱生钱,或者到海外投资。


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企业囤积现金。由于缺乏高回报,一些企业拿到钱以后抱在手里。所以企业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居民家庭也好,持有货币的意愿,特别是用于包括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特别是楼市,使得货币的投机和交易需求大幅度增加。


二是由于企业囤积现金,大量资金并没有投入实体经济。因为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一些高收益、高风险的理财产品,表外的业务远远超于表内业务。所以在渴望高收入的银行,追求高收益的企业和持有大量存款的居民家庭之间,就建立了资金循环的关系。居民来寻找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比如说现在保险公司的万能型,以5%-6%的高收益率回报,而保险公司拿到这个钱以后再贷给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金融投资者,形成了资金在虚拟经济中转圈,内部循环,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三是有可能大幅度推高通胀水平。因为广义货币余额占GDP比重已经从2008年的120%,飙升到200%以上,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现在随着PPI、CPI比较低,当然有的专家估计,现在趴在单位和企业账户的活期存款已经接近50万亿元。在缺少投资回报的情况下,这部分资金可以迅速地转化为市面上的流动现金,不仅推高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还加大了为期更长的高通胀压力。所以最近这几个CPI缓慢上升,PPI迅速从负增长5%点多变成正增长5%点多,相差10个百分点。所以对于流动性过分宽松,大量资金脱实向虚,特别是M1大于M2的增速陷井比较予以减轻。


第四个趋势性变化就是,在进出口连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国内利用外资。


2015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4万亿元,下降了7%。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2016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4万亿元,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2%,是在连续18个月负增长以后,除了9月份开始有小幅度下降以外,7-8月份,以及10-12月份,转为了正增长。进口仅增长0.6%,在连续33个月负增长以后,下半年转为正增长。在进出口连续三年下滑这种条件下,201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356亿元,境外直接投资1456亿美元,这就第一次成为了资本的净输出国。2017年这个形势更加扩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137亿美元,增长了4.1%。


但是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701亿美元,增长了44.1%。所以我国连续两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国内吸引外资。这还不包括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购买不动产,以通过地下钱庄、虚假贸易等非法途径转移资金,更不包括私自携带资金出去。截止到上个月底,1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下降到2.998万亿美元,连续7个月下降,跌破3万亿美元的关口,创下2011年2月以来的新低。


这个原因表现,一是企业海外投资的热情高涨。面对经济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动作提速,并购交易额同比增长近3倍,比前两年的总额还要多。这个规模出人意料。


二是投资对象五花八门。很多企业是跟风,尽管一些希望借助海外的技术、品牌、实力来提升竞争力。但是更多的企业是跟风投资,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投资不动产、影视院线,甚至是葡萄酒庄、足球俱乐部。


三是并购活动因为不规范已经引起外部的强烈反弹。因为走出去对我国的很多企业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导致很多对外投资跟风,要么鲁莽、要么缺乏论证,留下了诸多风险隐患。最近在欧美许多国家已经表现出很多担忧的情绪,导致一些并购也因此搁浅。所以这些年来面对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部分企业家信心不足。加之我们对财产权保护也有一定的担忧,所以一些人选择移民,或者将财产转向国外。所以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程度还不高,不同地区水平差异很大,中西部还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利用外资的关系,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五个趋势性变化就是,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行的大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就是没有跑赢GDP。


2015年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9%,实际增长只有7.4%。其中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5%。但是2016年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4%,比前年低了0.5个百分点。实际增长6.3%,比前年下降1.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知支配受实际增长6.2%,都下降了1个多百分点。特别是我们比较一下2011年我们开始把城乡居民收入放到一起来统计,2011年GDP增长9.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10.3%。2012年GDP增长7.8%,城乡居民收入增长10.6%。2013年GDP增长7.7%,城乡居民收入增长8.1%。2014年GDP增速7.4%,城乡居民收入增长8.0%。2015年GDP增速6.9%,城乡居民收入7.4%。去年GDP增速6.7%,但是居民收入只达到了6.3%,这是第一次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指标都低于GDP。前一段时间我们听取有关部门的报告,有关部门报告辩解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高于人均GDP,因为去年GDP人均增长6.7%,但是去年人均GDP增长6.1%,我们城镇居民收入6.3%,还比人均GDP增长6.1%要高,都是换了概念。


这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虽然增长很快,但是这次第一次低于GDP,我们认为除了收入分配政策本身的问题之外,主要是经济增速下滑传导了收入下降。所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的区间下移,所以经济结构发生更大的改变,再加上能源消耗和环境约束的强化,这些转变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这是不可否认的。


一是种粮收入难以增加。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我国几乎所有的粮食价格均比国际市场高,国内与国际价格倒挂,对继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形成了制约。加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农业补贴用完了,所以农民依靠种粮收入是很难。现在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增长,所以主要还是靠外出务工的收入增长。


二是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因为劳动报酬是城镇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面对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利润下降,短期内受政府维岗措施,储备人力资源的影响,所以企业不裁员,往往减少劳动时间降低工资。如果经济持续走低,必将从降收入、传导到减就业,有可能对城镇居民收入造成更大的影响。


三是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受到冲击。由于居民理财和投资渠道单一,受经济下行拖累和市场环境影响,居民经营净收入连续两年持续下降。由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波动,也增加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确定性。


四是转移性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这些年来我们特别依靠提高社会保障、补助标准、扶贫、脱贫,所以导致城乡居民转移的净收入增长快。但是现在受经济增速下滑,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所以扩大财政支出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这个已经难以为继。所以对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大的西部地区,特别是最近几年收入增长很快的西部,像西藏、新疆等等,依靠转移支付的这些地方延续增收的趋势也更加困难。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所以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这一目标,两个翻番,并且提出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面对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以后,如果我们在收入政策方面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实现这两个翻番,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或者跑赢GDP,那么这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再朝下掉,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领域的风险将进一步集聚,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充分重视起来。


 


本文转载自凤凰财经

作者:尹中卿

本文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于2017年2月18日在国研智库论坛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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