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星火”专栏 | 楔子：大槐树下
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指导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①
楔子：大槐树下
文/陈斓
一
1916年的一个夏夜，北京宣武门外绍兴县馆补树书屋，院子里那棵高不可攀的槐树开满了乳白色的槐花，清香扑鼻。
这里原本种的是一棵绍兴的苦楝树，因为水土不服，总是长不好，最终还是被北国的大风刮倒了。不知何时，又有人在此补种了这棵槐树，日渐高大起来，因此便得了补树书屋的怪名。但又因为这棵槐树上曾吊死了一位姨太太，人们嫌这里鬼气太重，不敢来住。有那么一个人，对于灵魂报复这种事不但不怕，反而有些莫名其妙的欢喜，于是他就这样搬来，因为这里夏天蚊子少，而且清净。
他叫周树人，即鲁迅。
这是他赴京的第四个年头，白天在教育部办公画卯，夜晚在昏黄的灯下抄着古碑。
北京宣武门外绍兴县馆旧貌
当年，鲁迅是被自己的同乡——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招进京的。那时教育部设有普通、专门、社会教育三个司，蔡元培尤为重视社会教育，鲁迅就这样做了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任社会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股长，负责编辑、审查教材里的文学与小说作品。
社会教育，在当时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正如小说进入教材，乃是中国的一种新事一样。跟着蔡元培办新教育，鲁迅原本是要放手大干一场的，但没有想到，蔡元培干了不到五个月就挂冠而去。新任教育部长范源濂是湖南人，一门心思在做官，爱的是交际。
范源濂与鲁迅非亲非故，更对社会教育、小说进教材之类事情毫无兴趣，凡是鲁迅所要做的，便一概搁置。
蔡元培去职是因为反对袁世凯。待袁世凯终于倒了，继承北洋的是段祺瑞，百官唯段祺瑞马首是瞻，大总统黎元洪不过是个摆设。鲁迅是蔡元培的旧人，按他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在北京的官场里“犯了可恶罪”。
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有家不能回，有事做不得，鲁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鲁迅
到北京来，他本是想寻找一条新出路，寻找别样的人们。然而，爬上天空二十丈，钻下地面二十丈，不料却被困在了中间。这一路正如鲁迅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在这种死寂的环境中，鲁迅觉得自己仿佛被困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铁皮屋，不死不活，进退不得。这铁屋看上去坚不可摧，空气越来越稀薄，里面装满了昏睡的人们，如温水煮青蛙，逐渐由昏睡进入死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的，却无路可走。
面前浮现出曾给儿时的他买《山海经》的保姆——长妈妈，她用长着茧子的第二根手指点着他的鼻尖，笑着说：“迅哥儿，你呀！不要紧的，你的运气好着呢！”然后，她神情黯然地望着他：“我们就没有用吗？我们就没有用吗？”
他忽地惊起一身冷汗，不知该如何回答。二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好像根本没有流过一样，她还是那般慈祥、淳朴，满是爱意的眼神。她不知道这二十多年，曾被她捧在手心长大的“迅哥儿”经历了怎样巨大的变化。
墨汁不断地在暗黄的宣纸上晕染开来，鲁迅内心无法排解的孤独犹如一条大蛇，紧紧地扼住他的咽喉，在这寂寥的暗夜企图吞噬一切。他停下手中的毛笔，坐在竹椅上点燃一支烟，仿佛看到一段绿色的城墙冉冉升起。他真想狂热地飞向那里，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站在城墙内的田野、河流和小树林之中，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的王国。
办新教育，办社会教育，使小说进入教材——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洁净的城市、清新的村庄、冒着浓烟的火车、灰蓝色的树林、悠然的白云、新鲜的粮食和蔬菜。那里没有战争，没有混乱，只有超越时间的美好。人们富足、安宁、太平，悠闲地欣赏每一本书、每一幅画、每一处风景，关心个人生活、文学与艺术。现在与过去、历史、王国之间，仿佛只有这一堵绿色的城墙相隔。道路弯弯曲曲的，没有尽头，那么近又那么远。
这样的生活，不是好的生活吗？这样的人生，难道不是合理的人生吗？
只要不停下脚步，就一定能走到远方吗？鲁迅感到全身的力量在升腾、跳跃，卷入高空的黑暗之中，卷入丰饶的生命和奇特的神秘中，去感受，去触碰，去拥抱那奇妙的、永恒的、升腾的高峰。在神秘而昏暗的光线中，他仿佛看到灵魂上升到群星闪耀的清澈夜空中，那灰蓝色的苍穹，闪烁的明灯，自由旋转的群星，指向永恒的方向——自由。
鲁迅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震撼的颤栗中，鲁迅不得不从虚无的想象回到现实世界。
文学的世界、学问的世界，这样的好世界，会有吗？
在奉行升官发财、明争暗斗的北京城里，这样的好世界能存在吗？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象牙塔是没有的，如今能够躲避的，不过只是这间幽灵游荡的补树书屋而已。这里一无所有，有的不过是寂寞与苦闷而已。
难道就这样颓废下去吗？就这样一天一天混着日子过下去吗？一阵咳嗽使得烟卷差点儿从手中抖落下来，一大截烟灰掉在书桌上，35岁的他开始感慨自己正走在老去的路上。
飘渺的青春，如同春日上野的樱花，月光下僵坠的蝴蝶，哀鸣啼血的杜鹃，故乡的苦楝树——于他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现在又为什么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吗？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万籁无声的深夜，鲁迅的书房传来又一阵咳嗽。
橙黄色的月亮从大道旁边的坟堆后面升起来，院子里槐树的枝丫投下歪斜杂乱的阴影。在深蓝色的天空中，一颗颗闪亮的星星闪着绿幽幽的光芒。
那时的鲁迅只有35岁，35岁的人生，已经不得不老去了吗？
“哎，我真的老了么？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鲁迅喃喃地说，“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1925年, 鲁迅在他的《希望》一文中这样写道。
补树书屋旧景
二
多年之后，在中共一大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作报告。报告的开头，便把北京称为“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20万这样的居民，他们非常忠顺，他们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再就是，还有约3万人干着各样可疑职业的人。北京的人口不超过93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张国焘用“顺民”“懒汉”“寄生虫”“文武官员”和“一直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来概括北京的氛围，实际上这也是当时鲁迅的感受。
作为“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升官发财、钩心斗角、赌钱捧戏子，这是北京官场的必需和必备，却是鲁迅所不愿意的。新教育、社会教育、小说入教材，这是鲁迅所热衷的，但在同僚们看来，那几乎就是发疯和胡闹。
正经、正常目之为癫狂与胡闹，胡闹、胡混反而是正经。在同僚们眼里，鲁迅是有些癫狂的，正如在鲁迅眼里，怪诞的却是这座古老的城。
既然不愿赌钱交际，既然所谓社会教育、小说入教材的事情是办不得、办不成的空想，那就不如去抄古碑吧。
鲁迅的心一天比一天寂寞。每日的古碑抄写还是照例。那时的他，既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更没有什么主义亟待高呼。生命就在这样的暗夜逐渐沉寂，如同春日嫩绿的树叶终究在瑟瑟秋风中枯萎、坠落，归入死灭。
那天傍晚，鲁迅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仰着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如何变得暗沉，冰冷的槐蚕偶然落在头颈上。胡同里不时传来狗吠，原来是有客人来访。
来人是他的绍兴同乡钱玄同。
钱玄同
钱玄同是绍兴大儒徐树兰的孙女婿，徐树兰则是蔡元培科场登龙的引路人。钱玄同与蔡元培是世交，钱家一门在浙江树大根深。
早在1906年的东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钱玄同，便与鲁迅同时拜在章太炎门下学习经学，因此加入同盟会。鲁迅与钱玄同，更曾经一起创办留学生刊物《浙江潮》《新生》。同为章门弟子，他们也曾是革命党中“浙派”干将。
那夜的鲁迅，窥到了钱玄同心中莫名的激动，因为来访者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似乎心房还在怦怦跳动——鲁迅说，那也许是因为怕狗。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他翻着那古碑的抄本，不解地问。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你知道陈独秀，他正办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
“那又如何？”
鲁迅对《新青年》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不过依然还是《浙江潮》《新生》之类。
鲁迅的祖父虽也是翰林，但并非蔡元培的恩师。蔡元培突然挂冠而去，并没有告诉他去向。寂寞的鲁迅不像钱玄同那样爱四处打听消息，自然也不知道蔡元培如今的动向。他只是知道，章太炎早已经被袁世凯放逐。知道他的人，无非以为此人是“章疯子”。同盟会已经改组，孙中山远在天边，革命党人不知所终，浙派革命党人自然土崩瓦解，而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
东京上野的樱花早已是凋谢的旧梦，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尚且不能，就凭陈独秀主编的一本《新青年》杂志，便要改天换地吗？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激动地反驳道。
想必钱玄同的心跳，不仅是因为怕狗，而是因为激动。消息灵通的他，似乎已经窥见了一种转变的契机。
对于钱玄同所说的“既然已经起来”的几个人，鲁迅并没有去追问，也不抱什么期望。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的弊病实在很严重，要最彻底的药剂才能治愈，靠既然已经起来的几个人，是无济于事的”。
鲁迅在心中长叹着。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那一夜，钱玄同的激动还是莫名地感染了他。鲁迅缓缓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几口，陷入了沉默。烟雾缭绕中，他仿佛看到自己创办《浙江潮》《新生》时孤独的身影。那时，他也无比渴望有人同自己一起呐喊。现在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钱玄同的激动毕竟是可爱的，三十多岁的人的激动，总是可爱的——总不能这样的老去吧。
鲁迅摁灭了手中的烟头，微笑着对钱玄同说：“好吧，我答应你。”
激动并不见得是坏处，因为沉默、麻木比死亡更可怕。既然有几个人已经醒来，就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鲁迅答应为《新青年》所作的文章，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新青年》
那天夜里，鲁迅当然没有想到，令钱玄同激动得心跳的理由，不仅是《新青年》杂志，而是坊间流传的蔡元培即将回国复职的消息。当然，他更没有想到蔡元培会成为北京大学的新校长，他自己不久也将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当然没有想到，他为《新青年》写的小说会成为民族的心灵秘史，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捧读。
他没有想到，新的思想、学术、文化会真的如朝阳喷薄而出，造就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将不再有打躬作揖、升官发财、强盗与乞丐，有的只是庄严的工作、合理的生活。
鲁迅渴望着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能够产生于中国，但他知道，改变中国，靠思想、学术、文学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多年后他所说的：靠文章、靠文学不能赶走孙传芳，大炮一响，孙传芳就跑了。
钱玄同后来说过，“人过四十要枪毙”，理由是人过四十就不会再凭空激动。鲁迅知道，仅凭激情不能摧毁铁屋子，要摧毁铁屋子，要造就新世界，仅仅靠几个人起来是不行的。这需要大批的、完全不同的新人。
他寄希望于大批的新人，但是，这样的新人如何得来？这样的新人如何造就？这样的新人能否存在？在他，不过是微茫的希望。
鲁迅的特点，在于他的冷静。与钱玄同不同，鲁迅如同一个医生为这个社会弊病作出详细诊断：“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看客们瞪着眼睛，露出惨白牙齿，冷淡地笑。在没有星星、月光的暗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也无法阻挡狂人的“狂想曲”。街角处人潮涌动的喧闹声如海浪般袭来，城市的霓虹灯绚烂得刺目，街头华丽而昂贵的橱窗陈列着爱情最美的象征。而狂人像被套上了透明的玻璃罩，发不出声音，也动弹不得，他只想逃避。
狂人难以接受，“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兄弟！……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顺民”“懒汉”“寄生虫”“文武官员”“一直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升官发财、钩心斗角、赌钱捧戏子。正经、正常目之为癫狂与胡闹，胡闹、胡混反而是正经。
在粘稠的黑暗中，“狂人”的眼泪无声无息地流淌，漫天的鹅毛大雪，没有人听得到他的呼喊。他站起来，决心朝前走去。急促的脚步声行走在深夜的街道，听来格外响亮。街道的坑洼里，结着一层薄冰。冰片破裂了，污浊的泥水四处喷溅，枯萎的野草被踩在脚下。他并不理会被泥水溅湿的裤腿，也顾不得擦拭眼角的泪水，而是坚定地大踏步往前走。无声的世界再也不能压迫他的心。他将大笑，他将歌唱。一团团的火正在地下运行，奔突、热烈的熔岩一旦喷涌而出，一切将无可朽腐。
正如他笔下的“狂人”的声声呐喊：“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是“狂人”在被吞没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发自内心的呐喊。在这个弊病丛生的社会，“孩子”是唯一的希望。
那一晚，不远处的海边，碧绿的沙地缓缓展开，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在朦胧夜色中，鲁迅寄希望于正在做着好梦的中国青年，唯愿他们将扫除陈腐朽败，大踏步地向前走，创造新鲜活泼的新社会——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出版）
吴家林、谢荫明：《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210页。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