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正在变年轻！IPO造就大批新富人群，高净值投资方式生变，这类资产吸引力大降
疫情之下，富人反而越来越富？
随着近年来国内富裕人群的不断扩大，不少银行把目光标准财富管理这块大蛋糕，纷纷加大力度布局私人银行业务，从近期各大银行私行业务规模取得快速增长便可窥知一二。
5月17日，招商银行发布的《202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20年，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262万人，报告预计，到2021年底，这一数字将增至300万，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将突破90万亿。
招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王晏蓉认为，三大原因导致高净值人群快速增长：
一是近两年来资本市场快速升值，资本市场交易更加活跃；
二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回暖，成为私行客户的重要资金来源；
三是新经济崛起，境内外IPO加速下，新富人群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方向已发生改变。《报告》显示，从资产配置组合上看，监管和市场双重影响下，高净值人群对固收类及房地产投资占比进一步缩减，而权益类基金配置比例显著提升，私募、证券等投资产品的需求有也显著增加。
日前，招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为3209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84万亿元，预计到2021年底，这一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约96万亿元，相当于2020年全国GDP的94%。
从地域分布看，2020年，高净值人群数量超过5万的省市共17个，分别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湖北、福建、天津、辽宁、河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和云南；其中9省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湖北、福建)率先超过10万人；24个省市高净值人群数量皆超过2万人；高净值人群从一线城市拓展辐射周边区域，三大经济圈高净值人数及集中度进一步加强。
“中国的私人财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相较于2009年，高净值人群的数量以及可投资资产总额提升了近10倍”，招行副行长汪建中透露，截至今年4月，招行月均金融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私行客户数已超10万户，私人银行管理客户资产规模突破3万亿元，稳居国内商业银行头部位置。
汪建中表示，“私人银行业务在大财富管理的蓝图里面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它横跨了个人金融和企业金融两端，串联了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的服务链条，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引擎。”
近年来，头部银行们将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和转型提到战略高度。其中，兴业银行首次提出要“成为全市场一流的财富管理银行”， 浦发银行也提出打造“客户财富管理首选银行”。中信银行提出未来三年打造“客户首选的财富管理主办银行”，招行更是将“打造大财富管理价值循环链”作为全行未来五年的工作主线。
数据上看，除民生银行外，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5家国有银行，以及包括招行、平安在内的7家股份行的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AUM）和私行客户数较上年普遍实现双位数增长。
《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结构更加丰富多元，互联网、新能源等新经济、新行业发展迅猛，股权增值效应助推新富人群崛起。创富一代企业家占比缩减至25%，董监高、职业经理人、专业人士群体规模首次超越创富一代企业家群体，占比由2019年的36%升至2021年的43%。
具体来看，过去几年境内外IPO加速、中概股回归趋势显著，特别是新经济领域及其下属的互联网、大消费板块；A股科创板开市火爆，高新企业持股人接连上演“造富神话”。新经济企业的崛起带来强劲的股权增值与创富效应，造就了大批新富人群。
从行业上细分，《报告》指出，2019-2021年，受益于疫情防控等因素，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电动汽车、线上教育、医疗服务等新兴行业的优质企业成为资本市场追捧的对象，上述行业的IPO、股权融资案例数量和金额均名列前茅。
此外，新兴行业的分布和区域特色显著，杭州、深圳、广州等地直播、游戏、外卖等行业集中度占比较高。调研显示，新兴行业中20%的人群通过股权实现财富快速增长，远高于市场总体水平的14%
“这一类客户的特征非常鲜明，与靠‘滚雪球’积累出财富的传统高净值人群不一样，新富人群的财富是跳跃式、指数级增长的。”招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王晏蓉介绍。
财富爆发式涌现的“新富豪”的显著特点即是年轻化，数据显示，40岁以下的高净值人群成为中坚力量，占比升至42%。
高净值人群中，年轻群体比例不断提升也改变着整个群体的资产配置。从配置组合上看，监管和市场双重影响下，资产配置更加多元；按人群细分，投资风格也有明显分化。
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中，固收类及房地产投资占比进一步缩减。受资管新规影响，信托产品、非净值型供给进一步下降，资产配置占比持续紧缩；在“房住不炒”政策指导下，政府对于购房资格、限售时间等提出明确规范，降低了投资性房地产的投资价值及吸引力。
与此同时，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中，权益类资产占比提升。随着标准化产品如基金接受度大幅提升，资产配置比例明显上升，其中由于资本市场向好，权益类基金占比显著。同时，高净值人群对于资产配置专业度要求提高，倾向通过基金参与资本市场投资，而非个股投资。在此基础上，高净值人群配置需求更加多元，对于私募股权、证券等其他境内投资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加。
王晏蓉指出，“相对于普通客户而言，私行客户由于其早期的投资公募、私募基金等经历，他们更了解这些基金背后的运行逻辑，而其风险承受能力和对产品的理解力也相对更高。”
不过，相对于权益类资产，高净值人群对信托、银行理财产品、债券占比下降，保险(仅寿险)占比保持平稳。
若按人群细分，金融资产配置也存在差异化需求：传统经济创富一代更保守稳健，偏好固收类产品；新经济创富一代心态更进取，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更高。
调研显示，传统经济创富一代的投资组合里，债券类基金、信托产品、债券、银行理财产品等固收类资产的配置占比23%，明显高于新经济创富一代人群的20%；而对于股票、权益类基金等权益类资产，传统经济创富一代配置占比为27%，低于新经济群体的29%。
传统经济创富一代财富目标以保值为主，投资风格更保守稳健，更青睐固收类资产：而对新经济创富一代而言，财富创造和增值为核心需求，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参与热度更高，风格更激进，配置权益类资产更多。
同时，高净值人群对于将资产交由专业机构配置的意愿加强。创富一代整体更偏好寻求机构方面专业意见，但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存在不同机构偏好。新经济创富一代企业家投资渠道更加多元，更偏好从非银机构如券商、私募等获取配置建议；传统经济创富一代企业家更加信赖认可银行渠道，更偏好直接从私人银行客户经理获取配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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