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中国都市的艺术生活与文化消费
题图 | 文震亨绘赠友人手卷（局部）
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然而，人生在世，却不能摆脱对物质的讲究与追求，从必需品到奢侈品，滋生出种种品味和文化，成为地位与身份的象征，也引起人们内心更多的不安和焦虑。柯律格的《长物》，讲的是晚明艺术，也是古今皆然的社会文化现象。
转载自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ID：sdx_bulletin)
晚明时期，品类繁多的“物”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过去所不曾享有的重要角色，关于物的分类、使用、品评，以及对它们所感到的不安或褒贬，成为晚明士人关注的话题。
柯律格的名著《长物》，以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一书为例，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同时也跨越学科界限，参照社会文化理论，讨论明代的“多余之物”——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玉雕以及其他明代士绅精英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它们如何被鉴赏、使用，如何成为被消费的商品，以怎样的方式流通、被接受，以及它们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意涵，是一部有关晚明文化消费的经典著作。
今天的“两地书”就由三联书店学术分社推荐这本《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现任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曾任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中国部资深研究员兼策展人15年，自1994年起先后执教于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艺术史系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柯律格 著 高昕丹 陈恒 译 洪再新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5月版
平装，小16开，定价：35.00元
ISBN：9787108051615
目 录
导读：大航海时代中国都市的艺术生活与文化消费 洪再新
导言
第一章 物之书——明代的鉴赏文献
第二章 物之观念——明代鉴赏文学的主题
第三章 物之语——明代的鉴赏语言
第四章 往昔之物——古物在明代物质文化中的功能
第五章 流动之物——作为商品的明代奢侈品
第六章 物之焦虑——明代中国的消费与阶级
结语
附录一 《长物志》各卷的（审）定者
附录二 1560—1620年间艺术品和古董价格选编
一手资料参考文献
二手资料参考文献
大航海时代中国都市的艺术生活与文化消费
—— 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导读
洪再新
看待晚明社会，有两个基本着眼点。
第一个着眼点，是从亚洲的立场，尤其是中国本身的立场，了解都市的艺术生活和文化消费。文震亨（1586―1645）是当时苏州文氏家族中的一位著名鉴赏行家。所著《长物志》，书名便耐人寻味：虽取自晋人王恭 “平生无长物“的典故，该书却要传达作者对 “玩物”的执迷，使明末江南士人的复杂心态跃然纸上。这种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是明末清初以来读书人直至于当代文化消费者们所关心的话题。《长物志》十二卷，刊于崇祯七年（1634年）。它涉及的文化消费门类，大到室庐，小至香茗，林林总总；或品评具体的花木水石，或讨论抽象的位置经营，体例不一，以发散状的思维形式（随笔之类的文体），引导读者按照各自的兴趣，来品味玩物，逐一欣赏。且不提明清以来各种刻印本，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长物志》的兴趣有增无已。像陈植先生的校注本（南京，1984年），日本荒井健译注《长物志：明代文人の生活と意見》（东京，2000年），海军、田君的《长物志图说》（济南，2004年），和汪有源、胡天寿现代汉语译本《长物志：赏玩与品鉴，中国士人的千古时尚》（重庆，2008年），都是很好的说明。其研究方法以文献考订翻译为主，重其风流文雅的时尚，就像1987―1988年美籍华裔学者李铸晋、屈志仁（James Watt）协同上海博物馆在美国举办的巡回展览主题一样，着眼于“文人的书斋”，暨晚明的艺术生活。这近乎清一色的欣赏口味，使《长物志》继续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道甜点。
和上述学者的文献学研究比较，可以注意到另一个着眼点。它从欧洲开始的大航海时代，来考察东西方社会同时出现的都市商业化进程及其文化消费的各种特征。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剑桥政体出版社1991年英文初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4年平装影印本，三联书店2015年中文译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自成体系，为我们看待文震亨及其生活的明代社会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柯著的特点在于其独到的立论。其英文书名的正题，将“长物”一词恰当地译成 “多余之物”，即晋人的出典。这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显然有些困惑：什么是这些“多余之物”呢？联系到该书的副题，这些“多余之物” 为什么能和“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态”挂起钩来？这些问题对中文读者也同样存在，对那些熟悉1949年后国内史学研究的读者，这一联系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好奇。因为在讨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即史学界所谓的“五朵金花”之一）时，很少有人将这类“多余之物”摆上经济史发展的台面。在这里，“台面”一词呈现了一个悖论。和苏州的织机生产、徽州的商贸交易相比，文人书斋庭院中的清玩日用，隶属消费品，包括某些奢侈的文化消费品，成为明代士绅社会大雅之堂的重要部分。可是这些上层建筑的门面（即艺术生活），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那里，却与社会生产发展的经济基础严重地分离，致使明代文人们消费最起劲的文化奢侈品，长期被打入另类而遭冷落。
明代剔红漆盒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有鉴于“多余之物”和明代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态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柯氏别开生面地建构了“物的话语”。其立论的机智，集中体现在该书的框架上：包括2004年版序言；导论；第一章：物之书——明代的鉴赏文献；第二章：物之观念——明代鉴赏文学的主题；第三章：物之语——明代的鉴赏语言；第四章：往昔之物——明代物质文化中的古物的功能；第五章：流动之物——作为商品的明代奢侈品；第六章：物之欲求——明代中国的消费与阶级；结语。通过这个框架，前叙若干文献研究的成果得以转换成英文（见第二章对《长物志》各卷的英文翻译和注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入以法国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说，来重新认识“文化消费品”在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柯律格以《长物志》来建构“物的话语”，显然是考虑到该书发散式的结构特点。中国的鉴赏文献作为一种文体，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如明代初年松江人曹昭的《格古要论》，在收藏门类上，就比宋人米芾《画史》等鉴赏著作拓宽许多。收藏鉴赏家以此为新的规范，激励着书贾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刻增删。到了明末，文震亨写《长物志》，鉴赏玩物的门类就更宽泛，而且玩赏具体器物的上下文也发生新的变化。比如陈植先生在点校计成的《园冶》（北京，1981年）后，继而对《长物志》作了文献考订，旨在扩展对江南园林艺术的认识。计成在崇祯四年（1631年）完稿的三卷《园冶》，和《长物志》同时刊行于崇祯七年。可以说，《园冶》使我们更容易想到《画史》，是营造鉴赏某一类玩物的特殊经典。而《长物志》则将其置于晚明江南的社会情景之中。在这个的鉴赏文献的传统中，“长物”不仅得其实指，像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诸如此类，而且形成了自己变化的文脉。
明代交椅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柯律格并不讳言艺术史家作为“长物”解读者的义务。在他看来，“让实物自己说话”的客观主义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望，因为“实物自己并不说话”。 他对《长物志》的研究，如果与1987―1988年《文人的书斋：晚明的艺术生活》展览图录比较，就在证明这个观点。通过前者，人们从上海博物馆极其丰富的藏品来欣赏文房珍奇、字画墨宝，以及与晚明都市文化相关的种种实存，特别是作为当时印刷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图籍和笺谱。《长物志》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从展览的器物中重现出来。即使没有晚明鲜活的“禽鱼、蔬果”，观众仍然可以通过精美绝伦的套色版画，想象它们的历史真容。为了让观众更深切地了解晚明文人书斋这个特殊环境里的艺术生活，几位著名的艺术史家分专题撰写了介绍文章。书斋比之长物，如上面分析的，是后者一个实指，就像陈植先生的点校工作，用心是在园林的考察。所有这些努力，如同用现代汉语和外语注释、翻译文言，用各种图像解说文本一样，目的都是为了“让实物自己说话。”柯律格的研究，就是对这种人所共有风流文雅的印象，作一更深刻的表述。
在此，柯氏关于“物的话语”，妙在其由近及古，由静而动的画面展开。因为从物质文化实体来说明社会存在，要求艺术史家必须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试图提供解答的方案。这些问题是：作为长物的重要组成部分，骨董在当时物质文化中起什么作用，类似的奢侈文化消费品是如何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动的，而不同社会阶级层分又怎样来消费这些长物。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柯氏慧眼独具地把原本是静态的存在的物质文化，转换成一种与社会生产与消费紧密相连的动态过程。换言之，在寻找解答问题的方案时，柯氏力图让实物呈现其深层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构架。在这个意义上，柯氏在第二、第三、第五章重点引入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以往明清史家弃置不顾的文化消费品，发前人所未发，做出了精彩的阐释。在考虑晚明江南都市文化的商业化趋向时，文化消费一端，实在是开风气之先的征候。《长物志》本身体现的是印刷文化中鉴赏文献的重要性，而其对私家庭院的痴迷，则代表了园林文化的繁荣[柯律格在其《明代的园林文化》（1996年）一书中就有《文氏庭院》的章节，详细地展开这个话题，尽管他研究《长物志》的初衷并不仅限于此。]即便文震亨只是作为文徵明（1470―1559）曾孙来延续一个家庭的文化传承，其象征性已经非同寻常，因为文氏大家族在吴门文化消费生活中，体现了晚明士绅社会的典型状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氏对“长物”的考察，便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逐渐使实物通过艺术史进入历史。
柯律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作为柯氏的成名作，在其学术生涯中具有突出的意义。这可以从其主要出版物三个侧重面体现出来。一是以物质文化为主要题材，这和他十多年在博物馆任职、注重器物研究的经历有关。早在1991年前，他已根据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藏品，撰写了从明代家具到广东外销画等范围广泛的展览图录；二是选择明代为其重点，作为他早年研究中国历史和蒙古族文学史的一个延续。从《长物》到2007年的《大明帝国：明代的视觉和物质文化》（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其间他还出版了有关文徵明、明代园林文化等专著，是他作为明代文化史专家的主要标志；三是方法取自社会艺术史学，《长物》可以说是重要的开端。该书出版以后，他由博物馆转入大学工作，先后在萨塞克斯大学、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使得他在理论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1997年他的《早期近代中国的图画和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是其重要的论著之一。除了以社会功能来重新建构《中国艺术》（Art in China，1997年初版，2009年再版）的叙述之外，他大量参与各种视觉文化的论争，力图把中国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放到后现代理论的平台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新版《艺术史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2003）一书中的“社会艺术史”条目，就出自柯氏之手。可以这样说，《长物》一书代表了柯氏治学的要点。
李渔所作戏剧《意中缘》的插图，绘一古董店。
出自傅惜华编：《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no. 633。
学术研讨，贵在识见。柯律格2004年为平装影印本写的序言，将该书的撰述背景和1991年以来对此书的学术争议作了反省，其若干争议点，实际上触及了世界通史撰写中无法避免的问题。比如以“早期现代中国”而不是以“明代中国”冠以全书的副标题，就是考虑到中国断代史研究如何进入“世界史”写作的大范畴。换言之，作者拟定的读者圈，是那些关心世界近代商业社会发展特点的各国学者。这个着眼点，对国内的读者，特别值得重视。
我最早看到柯氏这本成名作是在1992年春季，当时只是粗粗看了一下目录，留下一点印象，却没有做更多的思考。新近借高昕丹博士的翻译之便，使我先读到该书的中译稿。对照其原著及各家书评，连带地翻阅了柯氏诸多的出版物，有机会做进一步的考察。眼下对中国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研究仍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具体像认识文震亨对物质文化各门类高下精粗的区分，一般像明代视觉文化作为历史事实与验证某种视觉文化方法之间的差异，柯律格的著作都提供一个新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中文译本的面市，不仅对认识晚明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状态，而且对了解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东西方社会中收藏鉴赏在文化消费传统里的作用，都将是很有意义的。
2010年5月4日于美西海岸积学致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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