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的青春记事：我将每篇作品都视为遗作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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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在征召令将到未到之际，我始终感受到一亿玉碎的局面必将到来，因此我将每篇作品都视为遗作来写。

二十几岁的我，无论如何就是无法描写青年的心境，如今我快四十岁了，却可以说已来到能够描写青春生命的年龄了。

▲ 1961年9月，细江英公为三岛由纪夫拍摄的照片。三岛由纪夫回忆当天的情况，“一天，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细江英公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并把我赤裸地带到一个奇怪的世界。那个世界反常，扭曲，讥讽，怪诞，野蛮和杂乱。”

我青春漫游的时代

[日]三岛由纪夫

我现在过着小说家的生活，至今回想起来，我少年时代无论如何都想成为小说家的想法，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欲望。这种欲望绝非是美好或罗曼蒂克的。总而言之，在我年少的心中隐约有种预感：可能是害怕自己无法适应这个社会的缘故吧。如今情况不同，只要当上小说家就能致富，当年是不可能有这种空想的。

……

既然每日过着这种文学的生活，期待有朝一日出版自己的书，亦是人之常情，加上一旦被抓去当兵，生死难料的情况下，想撰文纪念这二十年的短暂生涯的想法就日益强烈起来。

这样说，听起来似乎十分悲壮，但我必须承认，当时的学生之间充溢着这种文艺青年式的虚无主义气氛，十九岁的我不仅想法单纯，在文学上的表现，多半为随附时局的趋势。现今重读《繁花盛开的森林》初版的序文，就感到不自在，虽然文中写的不全然是自己，但是在这些文字中，我发现自己或多或少的投机主义者的影子。

一九四四年的晚秋，我的处女短篇集《繁花盛开的森林》于七丈书院出版社刊行。这大概是七丈书院被筑摩书房合并之前最后的出版物吧。出版这样一个无名作家的短篇集，全托《文艺文化》诸位同人的美言，以及富士正晴的鼎力相助。

直到现在，富士正晴仍是不断提携年轻作家的名人。他这样做完全是无偿地付出，对于与他毫无关联的我而言，他竟然如此慷慨地赐给我意想不到的佳机，真是隆情厚谊。尽管在那以后，我与他没有任何交往，可我永远铭记这奇妙而明朗愉快的记忆。

后来回想起来，富士正晴在战争期间已展露出某种战后作家的思想特质了。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小个子的青年与几家小出版社颇有交情，他带着我匆忙又事务性地于战争末期的东京街头奔波。他与林富士马不同，不做文学评论，说话很快，操着大阪口音，偶尔找人开开玩笑，之后他在《维京号》杂志上走红，继续贯彻其幽默的精神。他是个很活跃的人，却不显露其活力的倾向，他闪烁着无畏的目光，却不忘韬光养晦之志。依我看来，富士正晴可说是战争时期日本浪漫派与精力旺盛的关西式战后精神之间极其自然的桥梁。

不过，像《繁花盛开的森林》这样无足轻重的小说集，竟然得以在早已遭到空袭的东京出版！当时，出版书籍必须先确保纸张的配额，我记得在申请表格上罗列了诸多冠冕堂皇的措辞，比如“为了护持皇国的文学传统”等。总而言之，用纸配额的许可批了下来，七丈书院使用了像棉纸的高级黄色内页纸，封面由德川义恭设计，他描摹尾形光琳画作的折扇作为装帧，极其典雅好看。或许这本小说不值得出版，但《繁花盛开的森林》终究还是问世了。那是一个出版物匮乏的时代，首印四千册，上市一周内即销售一空，我感到何时死亡亦没有遗憾了。

当然，在那样的时代，文坛不可能有什么回响，但在许久以后，当我在看到战争末期很多人买了那本书谈及读后感之时，我才了解到在当时的情势下，出版这种书是多么的突兀。

▲三島由紀夫学生时代的照片

我那时正在大学就读，随时接到征召令不足为奇。

在这个时期，岂止我一个人生死难料，连日本明天的命运也无从推测，我个人的末世悲观论，与时代以及整个社会的末日氛围，居然如此罕见地完全契合。我没有滑过雪，不过那种感觉，大概与急速滑降的不可思议的快感非常相似吧。

处于少年期与青年期阶段的人，最喜爱自我陶醉，为了自己可以做无限的想象，包括世界的毁灭，而且幻想愈大愈好。二十岁的我，无所不能地编织着梦想，比如自喻为薄命的天才、日本传统美的最后继承者、颓废派中的颓废派、极尽堕落的末代皇帝，还有美的敢死队……这种疯狂的想法愈来愈高涨，最后我甚至幻想自己就是室町时代（1336—1573）的足利义尚将军的化身，因而开始撰写“最后的”小说《中世纪》，因为我随时可能接到征召令被迫中断写作。

●●●

我的小说《中世纪》，是从我向保田与重郎请教有关谣曲的文体时，即念念不忘地要写的一部充满着末日美学的作品。当时，我参加大学的军务劳动，前往中岛飞机场时仍没停笔。之后，作品中所用的宴曲和青年们的名字等，经由中世纪的专家多田侑史的建议有所改订，因此与初稿有两三处不同。

承蒙中河与一的引介，《中世纪》在《文艺世纪》杂志上连载，与此同时，幸得野田宇太郎的关照，我的短篇小说《猎人耶思盖》，也在《文艺》杂志上刊登，《现代》杂志又来约稿，我写了《菖蒲前》，在空袭猛烈期间，我的文学世界逐渐展开扩大。

▲三島由紀夫书房的一角

一九四五年早春，征召令到来之际，我患了支气管炎而发高烧，后来被误诊为胸膜炎，旋即令我返乡。在征召令将到未到之际，我始终感受到一亿玉碎的局面必将到来，因此我将每篇作品都视为遗作来写。我于战争末期续写的《海角的故事》，正是其中的作品之一。这种气氛对我的心灵造成很大影响，现在，我之所以感到随时可能爆发核战争，或许是出于过去某个时期的情感体验而投射到未来的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十七年，我却尚未有现实的感觉。如果说这是因为我太过于忧患，那亦是我的性格所致，没什么话可说。然而，明天可能因为空袭而毁灭。事实上，经历过空袭那种昨日存在的东西今天却消亡的时代，它给人的印象之强烈，仅凭十七年的时间是难以磨灭的。

战争期间，我始终以自己的感性支撑着。至今回想起来，似乎有些愚蠢，但在当时，这是无可奈何的生活方式。

▲广岛遭受原子弹攻击后的情形

话说回来，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去年，清水文雄老师于某文学全集的月报上发表了我寄给他的明信片。我在明信片上这样写道：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待在神奈川县高座郡的海军高座工厂，向老师报告说我在桌旁摆了《和泉式部日记》、《上田秋成全集》、《古事记》、《日本歌谣选集》、《室町时代小说集》、泉镜花的小说等五六册。另外，还以谣曲的文言书信体翻译了叶芝的独幕剧。

这种事情我不可能造假，或许真的翻译了，可我完全没这个印象。倘若真的翻译了的话，大概是那篇《在鹰泉》吧。以当时或现在我的语言能力来说，我的译文必定很拙劣，可能就半途而废了。

仅此一例，也足以说明叶芝和战争末期的时代不是简单的结合，我并非要把不能连接的东西努力去把它们结合起来，而可能是我拼命地想要舍弃当时的现实，我身旁已经没有文学的交际活动，因此尽可能投注于小小的孤独之美的趣味吧。

我总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死去，分外地珍惜生命，每次警报声响起，胆大的战友仍照睡不误，我却抱着刚落笔的文稿，躲进了潮湿的防空洞里。我从防空洞口探出去，远方遭受到空袭的城市景象美极了。火焰在高座郡夜间的平原上映现出各种色彩，我宛如在观赏远方那如壮烈的死与毁灭的盛宴般的篝火。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确有踏实的幸福感。一来不需担心就业问题，二来不必烦忧考试，虽说配给的食物有限，但自己不需操心未来或为此负责，所以我觉得这生活过得幸福。在文学上也很满足，既没有出现评论家，也没有竞争者，只有我独自享受着文学的乐趣。至今我还把这种状态当成幸福，大概很难避免被人诟病在美化过去。尽管如此，我仍尽可能正确地回忆，因为那时我不觉得那样的自己是一种负担。换句话说，我生活在无力状态中，我的文学修养全来自旧书店（事实上，战争末期用钱也只能买到旧书而已），我住在一个小而坚固的城堡里。 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不幸却猛然向我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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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我仍梦想着成为小说家，但是要以笔耕为生，我毕竟毫无自信。正如常人的想法那样，我寻求着两者兼顾的路径，处于在校念书与创作并重的时期，我过着平凡的法律系学生生活。不像现在有诱惑年轻人的各种享乐，也没有游乐场所，学校下课后立即回家，没地方可逗留，不过当时外面的社会却处在狂风暴雨中，文坛正迎向疾风怒涛的时代。

其实，我很渴望跃上这时代的浪尖，但战争时期许多文学小团体内对我的评价如泡沫般消失了。战争末期，坚信自己才是时代象征的梦想也消失了。我才二十岁，竟发现自己过早地沦为时代的落伍者。对此情形，我感到茫然无措。我向来钟爱的拉迪盖、王尔德、叶芝，以及日本古典文学，它们全与当时的时尚扞格不入。实际上，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战争期间个人的嗜好反而是被允许的。然而，战后的日本社会，各种思想与艺术理念如洪水倾泻而出，凡是不符合其品味的想法，全部遭到无情的打压抛弃。战争时期，我这个在小团体中摆弄天才架势的青年，于战后只是个无人问津的软弱学生而已。

▲1970年筱山纪信为三岛由纪夫拍摄的第二本写真集中的照片

那时候，我得知兼并七丈书院的筑摩书房搬迁到水道桥与御茶水之间面向电车道旁的旧大厦的二楼，我便带上了《繁花盛开的森林》、《中世纪》和《海角的故事》几份文稿到那里。

事隔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笑谈。后来，年长的朋友、当时担任筑摩书房顾问的中村光夫说，他读了这些稿子，给它打了负一百二十分。那样的稿子当然见不到天日。虽然我数度打听，但都没有下文，我最终把稿件要了回来。面对这样的情景，二十岁的我幸亏有母校的训练，方能如此自信地采取贵族般冷静自持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这样想：我只有踏实地用功当个官员，除此别无他路了。

当时，新杂志不断出刊，但多半只热衷于采用著名作家的稿子，期待新锐作家的时代尚未到来。永井荷风、正宗白鸟等大作家的作品，宛如许久未尝到的高级大米那样，以新鲜的魅力回馈着读者。

▲三島由紀夫的手稿

我回到拉迪盖的文学起点，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盗贼》，这部作品后来使得川端康成苦恼不已。一九四六年正月，我初次拜访川端康成时，随身带去的稿件是《中世纪》与《香烟》。由于《文艺世纪》已经停刊，因此当时只有《中世纪》的开头部分排版而已。

我为什么有勇气拜访川端先生，至今已记不大清楚；对于不持介绍函即不敢拜访著名作家的我而言，表现出如此蛮勇，必定是基于某种鼓舞力量促成的。我听说川端先生读过我的《繁花盛开的森林》和《文艺世纪》刊载的《中世纪》，并向别人称赞此作，这番话的确成了我心中最大的依靠。

当时，川端先生租住在位于镰仓大塔宫后的房子，房子为薄原有明所有，他等于与房东同住。在没有公共汽车的时代，我只好从电车车站步行前往，一走进客厅，那里已坐满了访客，那时川端先生主持镰仓文库，并创办了《人间》杂志。之前，我只知道过着单调的学校与家庭生活，这时才初次接触到文坛旺盛的活力。

新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要求重印川端先生旧作的出版社蜂拥而至，此外，我还看到了川崎长太郎和石冢友二等。对文坛陌生的我而言，当我看到川崎先生穿着长筒胶靴蹒跚回家的身影，还以为他是个卖鱼郎呢。

一九六三年的今天，川端先生一如往常坐在正中央，他的表情极为平静，没有任何变化，默然端坐在那里。

▲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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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传来了好消息，承蒙川端康成的推荐，我的小说《香烟》刊登在《人间》杂志上。我立即赶往了镰仓向他致谢。至今，我对此事仍记忆犹新，毕竟那是我的作品首度被介绍到战后正统的文坛上。

的确，那时也传出要刊登《中世纪》的消息，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双重喜悦。为了再斟酌《中世纪》的文稿，我要求暂时退还给我，当我把它放在膝上翻阅，恰巧久米正雄访。在川端先生的引荐下，久米正雄从我手中接过稿子，快速地翻阅起来，他只读最后的一行，我记得他如此说道：“归思方悠悠。嗯，很有学问啊！”

想必是我这个成长于战争时代的学生，居然引用起汉诗来，而惹得他不禁微微苦笑吧。

如此一来，我已经可以自由进出镰仓文库了。有时大学下课后没什么事，我就到大厦二楼的筑摩书房出版社逛逛。他们为我引荐了《人间》的总编辑木村三德，承蒙这位罕见的“读者”，他对我的小说在技巧上给予了诸多指教，让我增添了不少信心。我刊登在《人间》上的《准备之夜》和《春子》等早期作品，说它们都是与木村共同创作也不为过，因为我都是依照他细致的帮助改写或增订的。

依我看来，新锐作家和文艺杂志编辑的关系，犹如拳击新手与资深陪练员的关系那样，能够得到木村的提携，我实在很幸运。然而，得此幸运的作家不只我而已。至今，文艺杂志编辑和年轻作家之间，仍保留着这种超越利害关系的传统，这种精神若不存在，文艺杂志这种赔本的行当，就失去存续的理由了。在此，我苦口婆心地提出忠告：随着传播媒体的发达，年轻作家对编辑变得唯唯诺诺，或者若在政治利益上有所往来，那只会更贬低自己的文学生命。

新锐作家被人说“你等着吧”的苦处，最近我才深切体会到。这种现象，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即使告知要刊登新锐作家的稿子，多半只是作为应急的备用稿，每个月快到截稿之时，大作家和流行作家的稿子涌至，年轻作家的作品立即被挪到下一期。我原以为《香烟》将于三月号出刊，却推迟至七月号才面世。我不便经常催促他们，但看到每月《人间》杂志的新闻广告都很失望，脚步自然朝镰仓文库走去，他们知道我的来意，因此总是让我在会客室里久候。

大学下午的课程结束以后，我来到日本桥，在这里的会客室观察战后的文坛盛况也是很有意思。也曾遇到过菊池宽，他带了一名身穿当时罕见的毛皮外套的中国美女前来，并且频频向她推荐说：“我告诉你啊，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好，这回写的可是杰作呢！”

每个人都很勤奋地工作，看到这番情景，足以证明新时代的活力。虽然日本已经战败，但是可以不必担心遭到轰炸了，言论自由和企业的成功同时并至，公司里的每个员工无不倾其全力为工作奋斗。尽管如此，我却经常感到茫然无措，怀疑起眼前的现实来。之前自己把握到的现实飞往何处了？不久前我还这样想：今后我大概再也看不到这种办公室里的和平光景了。但才半年的工夫，竟然可以变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我只能从会客室眺望窗外荒凉的废墟方能得到些许慰藉。

《香烟》刊登在七月号，由于期待太久，我多少失去了感激之情。而且坦白地说，这篇作品也没受到重视。我再次感到失望，又开始研习（德国）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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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约莫在这个时期，我和太宰治有过短暂的会面，无疑，这件事情必须记录下来。

尽管在战争时期，我的交游并不广泛，但战后倒有几个文学上的朋友。

“在《人间》杂志上写小说的三岛”，这是我当时的头衔。其实，要以这个头衔成为一名自由奔放的作家很容易，但胆小的我却连这个也做不到。我少年时代师事的川路柳虹先生的儿子川路明，现在是松尾芭蕾舞团的领军人物，那时他是个性格刚强、喜欢炫耀的青年诗人；现在社会党的麻生良方是眉目清秀的不良少年，曾出版过诗集《黑蔷薇》；剧作家矢代静一则是最早向我传达年轻人对太宰治的作品极为狂热推崇的人。此外，还有身材丰满的三十岁女诗人等，各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只是由于我在战争时期的伟大梦想已然消失，以至于觉得眼前的真实都只能感到悲惨，尽管我还很年轻，却没有洋溢着青春活力。

▲1970年筱山纪信为三岛由纪夫拍摄的第二本写真集中的照片——在书房中。

太宰治是在战后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来到东京的，他发表了很多著名的短篇之后，其小说《斜阳》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在《新潮》杂志上连载。在这之前，我在旧书店找过他的《虚构的惶惑》，读过其三部曲和《鄙俗的青年》，但阅读太宰治的作品，或许是我最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戏剧化的描写使我反感，作品中散发的文坛意识和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令我无法接受。

当然，我承认他那罕见的文学才华，或者是出于我的爱憎因素，他也是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作家，因为他是刻意把我欲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的那种类型的作家。许多文学青年，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肖像而兴奋不已，我却急忙地别过脸去。直到今天，我仍持有都市出生之人的固执和偏见，哪怕稍微想到“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都会让我深深不以为然。在那之后出现乍看像都会派的时髦新锐作家，他们散发出来的习气同样令我无法忍受。

我周围的青年们，对太宰治狂热推崇，至《斜阳》发表时达到了顶点。为此，我变得愈发固执，公开表示我讨厌太宰治的作品。

《斜阳》发表之时，社会以及文坛上为之轰动，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和缺乏娱乐活动，使得文学性的事件容易引来大众的关注。今日，诸如这种全体社会对文学的狂热现象，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读者太过冷静自持了。

我也立即弄来这本书看了一下，可看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出现在作品中的贵族，当然全是出自作者的寓意，尽管他描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贵族，但既然是小说，或多或少得有“像真实的”呈现。但在我看来，不论从人物的措辞还是生活习惯，都与我“二战”前见闻的旧贵族阶级天差地别。光是这点就令我厌烦至极。比如，贵族的女儿把“厨房”说成“灶脚”，或者“母亲的用餐方式”等，其实正确说法应为“母亲大人的进膳礼仪”才对。还有，他以为作品中的母亲本人凡事都需使用敬语，因此连自称也使用敬语：

“和子，你猜猜看母亲大人现在做什么呀？”

除此之外，他还描写她在庭院中站着小便！

举凡这些描写，使得我对太宰治的文学的批判愈发激烈。因此，有些朋友觉得让我与太宰治见面是件有趣的事。诸如矢代静一及其友人早已经常进出太宰治的住所，他们随时都可以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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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已记不得是哪个季节造访太宰治的，只记得《斜阳》连载刚刚结束之时，似乎是在秋季吧。至于带我前往的可能是矢代静一及其文学同好、后来早逝的原田吧，我连这亦记不清楚了。那次，我好像是穿着条纹和服。平常很少穿和服的我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我把造访太宰治视为盛事。

▲ 年轻时的三岛由纪夫

夸张地说，我的心情宛如怀里暗藏匕首出门的恐怖分子。太宰治的住处似乎在一家烤鳗鱼铺的二楼，我登上昏暗的楼梯，一打开拉门，只见六坪左右大的房间内一群人坐在昏黄灯光下。或许那时灯光很明亮，但在我的记忆中，一回想起战后时期“赞美绝望”的氛围，我总会觉得榻榻米是起着毛边的，灯光必须是昏昏然。

太宰治和龟井胜一郎并坐在上座，其他的青年则散坐在房间的四周。经由朋友的介绍，我寒暄了几句，旋即被请到太宰治跟前的席位上，并得到了一杯酒。我觉得，现场笼罩着过度温馨的气氛，宛如相互信任的祭司与信徒的关系，大家对他的每句话都很兴奋，并且颇有默契地分享这份感动，等待着下一个启示。或许这可能出于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所致，可是房间里倒是真的洋溢着甜蜜的氛围。简单地说，那种“甜蜜”的气氛，与年轻人的撒娇不同，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哀婉而感动的、充满着自己才是当代的思想者的自豪，那种灰暗伤感的、亦即典型的“太宰式”的灰暗情调。

来这里的路上，我始终在寻觅将心中想法一吐为快的机会，因为若不能把它说出来，此行便毫无意义，自己也将丧失在文学上的立足之地。

然而，惭愧的是，我却以笨拙、欲言又止的口气说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当着太宰治的面这样说道：

“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

在那瞬间，太宰猛然地凝视着我，身子往后退了一下，露出了措手不及的表情。不过，他立即侧身转向龟井那边，自言自语地说：

“你即使这样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对不对？你还是喜欢的呀。”

于是，我对太宰治的记忆到此为止。或许这跟我尴尬地匆促辞别有关吧。就这样，太宰治的面孔从“二战”后的黑暗深处突然贴近我的面前，旋即又退到暗黑之中。他那张沮丧的、犹如受难基督一样的、所有意义上的“典型的”面孔，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消失而去了。

▲ 年轻时的太宰治。1946年秋，摄于东京银座酒吧

如今，我已是当时太宰治那样的年龄，多少也可体会到他当时被初次见面的青年批评“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的心情了，因为我也曾数次遇到这样的场面。

我曾在意想不到的地点，意想不到的时间，遇到一个陌生的青年走来，他歪嘴微笑着，神色因紧张而苍白。他为了不失去证明自己诚实的机会，冷不防地对我说：“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而且令我反感！”碰见这种文学上的刺客，似乎是作家的宿命。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青年，不宽恕这种幼稚的行为。我很有风度地笑着避开，佯装没听见的样子。要说我与太宰治最大的不同，或者确切地说，我们之间的文学差异，在于我绝不会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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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今的年轻作家相比，我之所以觉得刚出道的时代要幸运得多（大概是由于我初登文坛没有很风光的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可以很悠哉地从事文学创作，不像现在这样，得了芥川奖立即就被捧得天花乱坠。当时文坛之外有两三种周刊杂志，中间小说又不盛行，也没有推理小说和电视这些东西，有的只是许多竞争激烈的文艺杂志，也就是说，我能够依照“纯文学”短篇教学的稿约，悠闲地写作。比起现在来，杂志的编辑要悠然得多，当时几家专门刊登中间小说的杂志，同样是可以发挥文学所长的地方。年轻作家登上文坛之后，直到成为商业活动的写手，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于一九四六年初登文坛，但开始为妇女杂志撰写连载小说，却是在一九五〇年。

话说当时，我曾经被人询问是否加入共产党。邀我入党的小田切秀雄大概早已忘记此事了。那时候，他或许只是随口问问吧，但却让我印象分外深刻。那次，我在某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小田切秀雄。座谈会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由于我们是同一个方向，便一起走到地铁银座站，在等候地铁时，他这样对我说的。地铁车站有些脏污昏暗。或许是谈起什么话题，他确实若无其事地用温和的口气说：“你不加入共产党吗？”他就是用这样的口吻，话语中充满着如牧师劝人信教般的诚恳。我依稀记得，当我听到这样的邀约时，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地铁刚好驶入站台，其轰隆声把我的愕然吞没掉了，车厢内又很拥挤，我们被众多乘客挤散，谈话就这样中断了。

现在，大概也不会有人到我这里来劝我加入共产党了，开开玩笑则另当别论。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印象深刻，因为有人曾经以如此笃实的口吻劝我入党呢！回到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那时我若应允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有此经验，我感到个人政治立场的形成，有时不光是出自确切的思想和深刻的人生经验，偶然因素或其他意外状况同样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政治立场并不可靠，与其说是我自己选择立场，毋宁说是由各种偶然因素发生作用，或者有某种力量促使我变成这样的吧。因此，另一方面，我也不免这样认为：反正政治观点就是这么回事。

▲ 三岛由纪夫自杀前的最后演讲

在我的记忆中，太宰治总让我联想到他最忠诚的奴仆——田中英光，他的身影总使我想起已迁至茅场町的镰仓文库的新办公室前饱受强风吹袭的都营电车站。唉，又是车站。

传闻那时候的田中英光已在吸毒和酗酒，而且他又是个六尺多的壮汉，我曾见过他一次，但我只从远处警戒地向他点头微笑，他亦对我微笑示意。那是炎热的日子，他脱掉外套拿在手上，白色衬衫被风吹得鼓鼓的。由于我们保持距离站着，所以没有任何交谈。有时我不禁这样想，田中英光如此热衷文学和政治，却因为感伤和颓废搞垮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搞错人生的任务啦？他只要安安分分地划桨，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反过来又想，即使他成了小说家，但是他的性格刚烈，若由他强硬逼太宰治来划船，又将会怎样呢？

为什么神祇要给这六尺高的壮汉如此软弱的心灵 ？

每次思及此事，我心中总会泛起深沉的感伤。后来，田中英光踉踉跄跄地登上电车离去，那是我看见他的最后身影。

……

●●●

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的十年间，我没有去参加战争，也没有当过流浪汉。

这十年间，最令我记忆鲜明的，要算是诸多坎坷的心路历程。比起这十年来，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的十年间，没什么巨大的起伏，正如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样，之后的十年仿佛过得特别快。少年易老学难成，就是这样的写照啊！

我登上文坛之时，被视为“大正年代出生的人终于也登上文坛啦”而轰动一时，如今已经来到昭和年代出生与战后出生的人的时代，大正年代出生的人恐怕要沦为时代的落伍者了。

许多杂志消失了，许多人死去了。各种文学的理想霎时灿烂辉煌，却又迅速消逝。在这样的潮流之中，若要坚持自我，此人必定是相当自负的。因此，我写下这自命不凡的回忆录，既是要审视我的精神历程，又有自我警惕的意味。

最近，我在某饭店的大厅，看见一个陌生人远远地朝这边微笑挥手。我以为他是向别人打招呼呢。回头一看，没有半个人影。没多久，他走了过来，我仔细打量，原来是近二十年不见的同班同学。因为他的头发几乎完全变白了，我才认不出来。

我感到愕然，脱口而出：“原来是你啊！想不到你满头白发……”说到这里，我猛然闭口。我的同学面带微笑，不做回答。或许他有一言难尽的苦衷，也经历过各种沧桑吧。

当时我所受到的冲击是相当利己性的，脑际中立即浮现出怪异的想法来：“说不定我得开始面对老年生活了。”

不过，这个冲击我很快就忘却了。而这种忘性之快和对凡事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老化的预兆，我竟然没察觉到。

然而，在文学创作上（日本很多艺能界人士都是如此），有时肉体衰老之后，反而有助于艺术青春的绽放。二十几岁的我，无论如何就是无法描写青年的心境，如今我快四十岁了，却可以说已来到能够描写青春生命的年龄了。

《我青春漫游的时代：三岛由纪夫的青春记事》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 邱振瑞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3月

中村光夫曾说过这样的精妙之言：“我三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已不年轻了，但到了四十岁，我却认为自己还很青春。”

回想起来，在我经历的时代中，出现过社会的剧变，却没有对日本作家形成具体的影响，也没有在广大的外延上使得其思想更为成熟。如果日本的小说家把经历各种精神磨难和从岁月累积中得到的启发只当成写作技巧的提升，就未免太可悲了。

所以，我很早就想打破这种想法，不是慢慢拖延到五六十岁才全部抛弃，而是半途即想把它击个粉碎。

现在，我已经从心底不相信二十六岁时狂热信奉的古典主义的理念了。不过，要我快刀斩乱麻地扬弃自己的感性，固然看似很有气魄，其实难免有些落寞之感。因此，我很快开始思索年轻和青春的荒谬性，但若说“年老”能带来乐趣吗，我又无法坦然接受。

于是，我萌生一个想法，无论现在还是瞬间，抑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死亡。对我而言，这或许就是最为活生生的真正肉欲的唯一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生来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二十六岁的我，追求古典主义的我，以及感觉最接近活着的我，说不定原本即是个冒牌货呢。

由此看来，我如此详细所写的自己“青春漫游时代”的前尘往事，也就不值得相信了。

*文章节选自《我青春漫游的时代》（三联书店2016年3月刊行）。文章版权所以，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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