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 | 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六季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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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六季
解读无字地书——考古学视角下的上古中国（共三讲）
【时间】5月14日（周六）14:30-16:3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地下一层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主讲】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讲】
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
中原地区，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容器，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成组的青铜礼器最早发现于二里头都邑，其铸造和使用则可以上溯至龙山时代。
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过程。这种同步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前文明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那么，是不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早期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吗？最新的考古发现，透露了此巨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
主讲人 | 许宏
*据现场实录整理
大家好！难得下雨天，还有这么多朋友来，到场的朋友肯定是三联的铁粉，所以我也对此表示感谢。今天把我们的视野跳出中国去，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来看看中国发生的这些变化究竟有怎样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首先还是说说考古人的职业病，我们说到一个东西的时候肯定要连着时间框架。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整个学术界大的历史分期系统，已经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表述，逐渐变成了相对平易的从社会组织角度概括大时代的变化，比如邦国、王国和帝国时代。
像“中国”这样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作为国上之国的政治实体不可能做无限制的上溯。通过考古学的梳理，可以把帝国时代的中国从秦汉开始往前上溯到王国时代，就是我们说的广域王权国家，从西周、殷墟到所谓早商和夏的二里岗和二里头。再往前我们就找不到这样的核心文化了，可以说二里头是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在这之前根本没有中心可言。昨天我已经说过，东亚的面积大体上跟欧洲是差不多的，但是当时的国际态势跟现在的欧洲差不多，那是一个没有中心可言的时代。总体来说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述这样一个大的脉络。最初整个东亚大陆是无中心的多元，某种意义上，玉石在那个时代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可以称为“玉石东亚”；从二里头开始是有中心的多元，因为它就是一个盟主，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性的国上之国，没有像秦汉之后那样统驭一个大的范围。大家顶多是以它为高、为大、为上而已，这叫有中心的多元，可以称为“青铜中国”。到了秦汉之后，就是一体或一统化了。当然局部的边地还有多元，但整个政治格局开始一元化了。
这样我们可以放开视野来看看。在整个东亚大陆，北方青铜器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中亚地区非常盛行的文化。中间大圆圈叫中原青铜文化，就是青铜礼器为代表的这套东西。至于像三星堆，大家特别感兴趣，而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属于“非我族类”，完全不见于中国古典文献，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王明珂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不同寻常、非常例外的例子，所谓“异例”，让我们反省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不同寻常的，你认为寻常的究竟是什么呢？三星堆及金沙文化很明显具有中原文化因素，但同时又有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东西。有学者认为是从北方来的，还有学者认为应该是从云南甚至缅甸那边过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考古学的证据，那边的青铜文化还是偏晚的。
朝鲜半岛和日本更是次生文明，青铜潮从西向东这么一点一点地演进，而中原是其中最重要的链条。这样一来就可以细聊聊，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铜石并用时代”。一开始主流的意见就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有铜石并用时代，但是逐渐出现了一些疑议。英文中的“铜石并用时代”指的是红铜时代，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西亚及其附近地区还有不少地方，铜石并用时代有两千年漫长的历史。现在看来铜石并用时代在好多地方没有，铜石并用时代是指青铜文明的原生地区，才会有这样漫长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摸索的阶段，但是在中国是怎样的情况，考古界还有相当多的争议。
我们就看考古发现。在中国距今六千多年姜寨就有黄铜片和管发现，很令人震惊，现在也觉得很奇怪的。大家都觉得黄铜应该是偏晚的东西，但是那时候一下子出现了，有的学者就用原始铜合金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第一次利用化学反应来创造出一个新的物质，那个时候做了大量的摸索，在摸索的过程中矿石里面就有一些自然的因素，不是人工的合金，导致它偶然制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再往后就是长时段的失传、断裂，跟后面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已经基本上可以肯定了。
其中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非常有意思，还真就是青铜，比较早，距今将近五千年，还真就有铜渣共存，但铜渣里面的杂质非常大、非常高。再加上它所在的河西走廊甘青地区的位置，都有可能是外来青铜文化因素影响的产物，到后边还是有时间上的断裂。在铜器制造的探索过程中，整个东亚地区也就是星星点点的出了这些东西。至于整个红山文化，一开始著名学者都说发现了铜器和铜渣，非常兴奋，甚至都已经写进书里面了。后来经过科技考古工作者的鉴定，要晚一千年，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整个红山时代应该是跟铜器没有关系的。
一旦进入龙山时代，出青铜器的遗址开始零零星星地发现。在偏西偏北的地方就比较早地出现了青铜，而在中原地区最早的就是王城岗，出土了公元前两千年前后的青铜容器残片。有媒体和学者说陶寺遗址出有青铜，其实陶寺没有，陶寺只有红铜和砷铜。如果把这也算上，就有200年到300年时间是所谓的铜石并用时代，跟真正的英文概念上的铜石并用时代不是一个概念。红铜、青铜、铜锡铅合金的铜一股脑儿全出来了，而没有红铜时代。有了零星的红铜或青铜遗存，跟进入青铜时代是两个概念。鉴于各地文化遗存的特色，有学者做了高屋建瓴的概括。当青铜在人群的生产生活中起到比较大的重要作用的时候，应该说才进入了青铜时代。
以前大家认为中国青铜时代应该是始于公元前2000年，甚至把青铜时代跟夏王朝完全相提并论，当时二里头的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900年到前1500年，所以认为二里头是夏，是由于以前的测年技术导致二里头的年代范围显得偏于松散，现在越测越短，越测越晚，二里头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跨度已经从400年压到了200年。这样，关于最早的青铜器群的出现时间显然也相应被往下拉，如果以前认为距今4000年中国大陆若干个地点、若干个人群进入了青铜时代，现在我们说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按本人最新的一篇论文的梳理，到公元前1700年，在河西走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内蒙和辽西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里才出现了成批的青铜器，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应该说进入了青铜时代。所以整个东亚大陆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
再看看新疆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青铜器就出现了。而到了甘青地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是在公元前1700年。二里头文化时期还没有到山东，而到了二里岗文化，也就是一般认为的商前期，中原青铜文明进入山东地区，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朝鲜半岛什么时候进入青铜时代？日本列岛呢？以前说的是战国时代。碳素测年，日本学者是越测越早，我们是越测越晚。有的人说能不能上溯到西周时期，争议极大。日本的铜器和铁器是一起出来的。这就是非原生文明的特点，所以日本根本没有青铜时代，都是中国大陆、韩鲜半岛传过去，一点点挤压过去的。山东地区在公元前1400年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朝鲜半岛就远远晚于公元前1000年了，公元前500年、前300年才到了日本，由西向东的青铜潮趋势非常明显。
公元前1700年到前1500年，二里头文化执青铜时代的牛耳，随后，二里岗代表的商王朝前期的青铜文化大幅度向外扩展了。二里头和二里岗的主都郑州商城，只有它有能力和权力铸造青铜器，其他地方是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铸造的。到了二里岗文化之后，青铜礼器制造技术彻底的失传了，所以像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吴城文化）、关中所谓先周文化都开始自己铸造青铜器，尽管粗糙，但是应该是有形的青铜礼器了。整个东亚大陆的青铜文化就向外扩散了。
看一看青铜文明潮前后它的一些变化。山西陶寺遗址大家都比较熟悉，大家问我对陶寺怎么看。我说陶寺是前中国时代、前青铜时代、前王朝时代最璀璨的星斗之一，它经过了三四百年，黯然落幕于青铜大幕拉开的前夜，但是它为后来的中原王朝留下了很多影响和遗产。有学者称其为前铜礼器群，也就是铜器群之前的礼器群。作为重器的彩绘陶龙盘、鼍鼓、大石磬、陶期上的朱书文字等都出现了，已经出现铜器了，但是没有出青铜器。
陶寺的铜器非常重要，就在于它有最早的复合范铜器，就是那件铜铃，但是是在小墓中发现的，推测可能是作为战利品放在墓里的。现在大墓里从来没有发现过铜器。这样一种代表当时高科技的产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被放在大墓里，当作贵族甚至王族身份地位的象征物。这些东西是在哪里做的还是一个问题，显然不是后来中原王朝文明的礼器。从二里头开始酒礼器是三代王朝青铜文明的核心，但从陶寺的随葬品中看不出重酒和重食的组合。二里头到殷墟的酒器不必说，禁酒的西周还有酒器，当然鼎、簋等盛食器经常出现。在陶寺我们看不出这样的差别。
再来看看神木石峁。神木县在陕北，沟壑纵横，现在还是农牧结合带，它紧挨着鄂尔多斯，再往北就是黄沙漫漫。龙山时代一下子出现了40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比陶寺、良渚还要大，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玉器。但中原地区农耕文化是把玉器放在墓葬里，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考古人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石头城中间会被人扒下来，连石块都扒下来了，老乡说这里面有玉器，考古人根本不敢相信。但是前两年我的同仁发掘时亲眼看到石缝里插着玉器，也就是说石峁人完全不懂得当时的玉器是干什么用的。像良渚文化的玉琮，很明显是通天地祭鬼神的，但是到了二里头和陶寺这儿，就徒有其表了，随便磨磨做成一个外方内圆的东西而已，粗糙得一塌糊涂。表明这些玉器进来时，原来蕴含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使用者已完全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也完全不知道。
神木石峁
成都金沙遗址相当于西周时期，发现了大量的良渚、还有二里头式样的玉器，可能是仿造它们做的，这个时空差太大了，当时的金沙人也应该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最初是干什么用的。有学者的推测可能有道理，当时古代人群对历史上曾经兴盛过的英雄民族很崇拜，将他们用的器物引为法器，认为这个东西到了自己的手里会保佑自己跟他们一样成功，譬如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玉器虽然出得比较多，但是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原的用法了。再回头看石峁出土的人像这种东西，完全是“非我族类”的感觉，中原人民看了非常陌生，但是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多得是。这样一来，我们说石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石峁重要在它是介于中亚和中原地区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虽然是一个“大盆地”，周边尤其是西北地区有高山、荒原、大草原，但根本阻断不了人们的交流。
我们看看青铜礼容器传统的源头。陶寺在黄土高原上偏西北，石峁也更偏西北，也出铜器，值得关注。但《西清古鉴》上著录的这样一件“匜”，与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酒器鬶非常相像，这些蛛丝马迹都跟重要，但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山东这边有酒礼器的传统，中原王朝吸收了多个地区的精华，其中山东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河南登封王城岗出土了青铜容器的残片，最初争议非常大。但是后来又有其他同时代的同类器物出来，基本上大家都认可它的真实性了。本人当年在山东大学当教师的时候，参与主持过丁公遗址的发掘，大家知道著名的丁公陶文出来时争议非常大，有人说是作伪的。可是别说学生作伪，就是后来我们这些老师也刻上几刀，还真就做不成。龙山时期已经有文字了，后来成为常识，但那时是孤证不立，我们也没有辩解什么，出多了就不是问题了。不管怎么样，别看就出土这么一点点，这说明在二里头之前中原地区就可以铸造青铜容器了，这个意义非常大。
作者正在小心地剔取青铜容器残片
我们看新砦大邑，它是二里头崛起之前一颗比较亮的星斗，是二里头的前身。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铜容器的残片，别看它像镰刀，其实它有一定的弧度，应是三足酒器的流的部分。这是红铜的。
考古人如果说文化上谁跟谁很相近，一般都是锅碗瓢盆之类的民间用品的相近，而在意识形态上，二里头发现绿松石龙形器，和新砦发现的陶器盖上的龙形纹饰实在太像了。这个陶器盖弧度很大，说明器物很大，我们看二者的龙形象，都是蒜头鼻子、三节鼻梁、梭形眼，腮帮子都是偏鼓的。新砦陶器盖上有明确的龙鬓或龙须线条，一开始我们不大清楚二里头绿松石龙的腮帮子外面的图案是啥，因为发掘时头部外围的托是平的，有机质保存不好，烂了之后，只留下一些灰痕，所以看不清楚。最初有学者说它应该是云气纹之类的，现在看来不也是像龙鬓或者龙须的表现吗？
说中国最早的铜器怎么来的，还要提一下刚才说到的《西清古鉴》上著录的那件铜器。最初谁也不认识这个东西，这里就要提到考古界的一位女才子邵望平老师。邵望平老师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的队员，常在山东工作。我们看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非常漂亮，在美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大家知道乾隆爷特别爱玩古董，找一帮人编写了《西清古鉴》，当我们考古人邵望平老师看到这件“周子孙匜”，引起了她的注意。不得了！是什么时候的人做了这样一件东西？如果是在青铜器高度发达的商周，为什么会费劲巴拉地做了这么一个东西，要做就得做成礼器，跟礼制相容的。正像二里头村的村民完全不知道三千多年前地下还有华夏第一都的辉煌一样，商周时期的人他怎么能做一件龙山时期的，比他早一千多年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的原型应该是陶器。当然也不排除从地下挖出一个东西来，当成传家宝，就用铜做成这个样子。当然也有可能是龙山时期使用陶酒器的人，最先开始掌握铸铜的技术而做的这个东西。但只要不是我们发掘出土的，一切都得打一个问号。这件器物只是提供了个线索而已。
再看另外一件。西周时期的山西的晋侯墓地非常著名，这里出了一件青铜双耳罐。我们知道，西周的青铜文明是高峰，可是在那居然出了这么一个“丑小鸭”，它是素面的，对当时的人来说完全没有美感。那这种器形的陶器是哪来的？就是西北一带，甚至来源于中亚地区，在伊朗一带都有这种双耳罐。它是甘青地区的齐家人、还是内蒙古地区的朱开沟人还是山西南部的陶寺人做的，又被放进了西周贵族的墓葬中，还是西周人自己造的这么一个古董，这又是一个谜。如果它不是西周的话，那就应该是现存的最早的一件可复原的完整铜器。
青铜双耳罐
所以我们说，二里头之前的发现零零散散，连一件完整的青铜容器都没有，这就是我们追根溯源的窘境。人们经常把考古人比喻成侦探，面临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车祸或者杀人现场，我们要拼图，到最后要有一个说法，给出一个解释。考古人也像翻译，把无字地书翻译成文字呈现给大家。
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官营铸造区，铸造青铜礼器。二里头也出土了青铜礼器，说明这些青铜礼器可以肯定是在二里头都邑制作的。
我们看看二里头宫殿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紧贴着它南边的大路，在路南有一大堵墙围起一个院子，这里面就是绿松石作坊和青铜礼器作坊，这绝对相当于现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青铜礼器象征着国家的命脉。在二里头时代绝对不允许有第二个地点能铸造青铜礼器，这就是独占，显示了广域王权国家的高度。
二里头作坊区
再看看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群”说明不止一件。在这之前没有形成组合，而到了二里头时期一整套就都有了，主要是酒器。鼎是二里头末期出来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应该是二里岗系统的，二里头系统基本都是酒器，这就奠定了此后中国青铜文明的一个基调。最早的青铜技术做成温文尔雅的、提高凝聚力的酒器，另一方面二里头的玉器肯定不是最早的，它扬弃、保留了大型片状有刃的东西，而琮和两种典型的良渚玉器它就没有承继。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可以分为华东和华西两大系，二里头恰好位于华东和华西的中间地带，中国地理的第二阶梯和第三大阶梯之间，从地理上来说正好是中间地带，文化上面也有这样的关联。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刚才的礼器是祭祀的，而兵器群代表了绝对的打压能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二里头的青铜钺的发现很有意思。我们说在二里头发现点什么东西都可能是中国之最，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青铜钺，但是很可惜不是我们亲手挖出来的。我刚去二里头不久，第二年，我们用洛阳铲钻探。一天晚上老乡到我们考古队去，拿着破报纸包着的一件东西。说队长你看看这两个破铜片，是不是对你们有用。我打开之后，一看，按捺不住惊喜：中国最早的青铜钺见天日了！我就问他哪儿来的，他说是帮别人家盖房子挑地基挖槽子发现的，挖出来就扔一边儿去了，后来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值俩儿钱，回过去一看居然还在那儿。收废品的说也就值得五六块钱，还不到一盒烟钱。这样我就奖励给他30块钱，他很高兴地走了。第二天我们就带着技工去，记录出土的位置环境情况等。然后派我的助手，带着这件国宝级的东西，特意坐软卧到西安。因为那时只有西安有一家科研机构可以拍摄意大利的X光片子。这就是那张X光片子。从片子上能够看出花纹，看出上面这个地方可能是浇铸口，还有一些损伤。后来我们在国家级的《考古》杂志上发了一篇很简单的简讯，加上金相分析报告，把它原原本本地披露出来了。好多文物背后都有这样的故事。
近战兵器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青铜戈，北方式战斧，怎么过来的，从北方草原地区过来？这种箭头是不可回收的消费品，所以说这种东西批量出现的话，说明青铜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能力了。
青铜戈、战斧
再来看看复合范，这个太重要了。中国青铜文明之高，高就高在复合范。最简单的是单范，一面就可以，用来铸钱，制作锛、凿这样的工具。但是复合范至少要用两个范合在一起铸造成一个中间有空心的东西，一般都是倒立浇铸，上面是浇铸口，浇铸成功以后一点点打磨，后来司母戊大方鼎等一切一切辉煌璀璨的东西都是这么做出来的。模范，内模外范，现在这个词在中国最具有中国特色。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雷德侯教授有一本书叫《万物》，他给你讲如何从中国人用的这些东西来看中国人的思维定式、思维取向。里面就讲到模范，只要刻好一半或者1/4，整个器物就都能做出来了。
复合范与石质单范有很大的不同。石范用于很简单地做个工具之类的器物就可以了。我们的复合范是陶制的，大家知道上古中国人玩泥巴的这一套技艺是炉火纯青的。看山东的陶鬶、陶鬲，乳头状的、地瓜状的足都是用陶模子做成的。在青铜技术引进之前，几千年来人们就玩泥巴，用模子来做陶器，铜水一来往里一浇就可以了。这就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创新。从一开始的泥料制模、翻制器范、焙烧陶范，到组合芯范、浇铸铜液、破范取件、打磨加工，后面有一个庞大的集团组织管理、经营运输、做后勤保障，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
再看看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嵌绿松石铜牌饰。上面讲过绿松石龙形器背后是有机质托的，已经彻底腐烂了，但这类牌饰背后有铜托。绿松石它是切割打磨好一点点嵌进去的。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一起做工艺研究，很快会有研究性的图录出版。玉器作坊甚至都用不着建造屋顶，一块空地就可以了，所以玉作坊是很难找的。这种嵌绿松石的圆形“金镶玉”的艺术品究竟是护心镜还是铜镜，都不大清楚，我们只叫它圆形铜器。
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
总体上看，我们感觉金玉共振是一种隐喻，以前是漫长的玉石时代，到二里头最早利用化学反应来制造出的新的一种物质，制造出礼器、工具和日常用具。青铜突然出来了，这种化学反应的瞬间成型、战争的破坏性和之前的通过物理变化琢磨玉石的缓慢优雅、持续的和平形成鲜明的对比，二里头正好处在这样一个节点。
一个历史大节点是从玉石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变化，如果以前的东西主要涉及“民生”的话，这个时候开始上升到“国计”了。王族的奢侈品作为重要礼器开始出现了，完全被他们把持。那么，王朝扩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按照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的分析，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用于青铜器生产的铜料、铅料和锡料，对它们的攫取和占有导致了王朝的扩张。二里头文化的范围，往往超出了二里头之前那些只是在小的地理单元比如小流域和小盆地分布的区域性文化。二里岗文化有更大的扩散。最早的路应该是水路，因为水路是最好走的，只要有个竹筏木排，大量的铜锭就可以运过来。我们现在逐渐搞清楚了，一般都是在采掘现场采铜，炼成铜锭，装上去以后运到都城，在都城来铸造青铜礼器。东周时代的金文中有“金道锡行”的记载，已被我们考古发现逐渐证实。
如果做王朝分界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划分，二里头、二里岗谁是夏谁是商，这都是我们圈内争论不休的事。但是冶金史专家都认为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即便分属夏和商，它们在铸造青铜礼器的工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是落后者打败了有文化的、文明的族群，但到最后他们在文化上却被战败者同化了。我们都知道周比商要落后得多，它是从西北起来的。甚至二里头和二里岗之间，如果是夏商更替，一旦占领二里头这个地方，那么它马上就会先把能铸造铜器的这一批工匠带走，然后为他所用。二里头和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可能就有这样的承继关系。
二里头一开始青铜爵和鼎都不太大，但后来整个青铜文明加速度地往前走。相应地，这些青铜文化也有大幅度的扩散。
先看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它的东边还是岳石文化，迫使它没能进入山东地区。但是到二里岗时期中原文明就进一步向外扩张了。殷墟时期比较复杂，在好多地方向回收缩了，我们叫土著化。土著势力开始增强，虽然殷墟都邑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它所直接控制的地方缩小了，不过青铜礼器铸造技术外流，等于“泄密”了。包括三星堆文化、长江流域和关中地区的文化也可以独立制造青铜礼器了，这一下整个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局势。
从二里头时期开始，到商、西周、东周，采矿遗存大量的出现。我们看看江西瑞昌铜岭采矿遗址，它服务于整个王朝的青铜需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古代矿产地往往是现代矿的采掘地点。改革开放之后小作坊非常混乱，许多都被破坏了。
前面已经讲过，爵和钺是礼容器和礼兵器的代表，到了殷墟时期还有仿二里头的，璧戚，本来是块璧，但是稍微一改刀，弄个刃，就成了璧形戚。戚是钺的一种。爵，现在的门神手里拿的还是爵。爵位、封官加爵等，都是中国人熟悉的东西。爵是比较具有深意的，它持续兴盛了千年以上，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这说明三千多年前的历史距我们并不遥远。鼎，九鼎、问鼎中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一到了现代人手里都有了自己的建构，像多宝格、中华九鼎礼品、网游等等，很不靠谱。如果有九鼎的话，那也应该是大铜方鼎之类的重器。鼎确实是中国人内心里一种大的关于政治权力的建构。司母戊大方鼎出现之前，有郑州大方鼎，在二里头已经出了小陶方鼎。做陶器时，快轮慢轮，圆形是最符合制陶工艺的，为什么还要专门费力捏成方形的，带四个把手和四个足呢？有理由相信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铜方鼎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最后我们把视野放在中国之外。西方学者一开始只知道我们有殷墟，知道二里岗的人就不错了，后来加个二里头。再往前龙山、仰韶这些东西是不是能跟辉煌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相提并论，青铜的发达程度，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自说自话可以，若开国际会议我们就要跟人家有共同的话语系统才行，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酋邦。如果没有一个共同话语系统的话，大家就会各说各的。
接下来我们看从龙山到殷墟时代，也即二里头前后一千多年时间里，我们意识到大量的外来因素开始进入中原腹地及其周边。先前讲了东亚大陆的青铜时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看看这些数据就知道这样一个时空差了。
公元前10000年到前6000年，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现在的土耳其一直到伊拉克这一带有比较丰盛的冶铜遗存。然后往欧洲传播，而后大举地移向东亚，到了东亚就已经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了。
比如二里头的铜牌饰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的饰品，最初都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向外散播的，三星堆也有，但是最近学者认为新疆有可能是最早的，从新疆到了西北和西南地区，二里头是接收端，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我们的思维必须复杂化，不能说出了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就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的。二里头出的中国最早的战斧，一看就是北方草原风格的，它是怎么来的？不清楚。尤其是倒勾式的铜矛，在河南淅川下王岗出的，还有陕西的、安阳的，全是西北的，没有东南的。大家看看它的源头是哪儿？在中亚地区已经非常发达了，时间偏早，它传到甘青地区，然后向二里头传播，有这样一种可能的传播路线。
殷墟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大规模杀殉的习俗，从来不见于温文尔雅的中原土著居民。我们把商王朝引为我们的祖先，但是那时极其野蛮的，他们把羌人抓过来和牛羊一样圈养，就是为了杀殉。
权杖彻底被礼乐文化圈挡住了，没有进入中原腹地，到了西安一带就被挡住了，但是它进入了中国西北。从中亚地区到中国西部，一点点这么进来。用骨头占卜的习俗和卜骨基本上也被认为应该是从西北过来的。卜骨出现在山西、陕西，我们逐渐把传播线路划了出来。
这是海贝，大家传统认为应该是东南的东西，但是在整个长江流域没有发现一枚，最早是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它只产于台湾以南的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很可能这类东西是从印度洋沿岸高加索翻山越岭的从中国的新疆、甘肃这么过来，向中原输入，到了东周地区成了货币。
二里头之前文字就出现了，但这些文字都是断片的，好多已经失传了。比如说丁公陶文很有可能是东夷族已经失传的文字，在二里头有没有发现文字？我们认为没有发现，有些人认为已经发现了。这些单个符号有的像建筑，有的像麦穗，还有一二三这类数字，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含义，单个的符号是不能确认为文字的。所以甲骨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中原找到它本土出现的基础，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此外，小麦最初在东亚大陆是没有的，从龙山时期开始一点点往东传。驯养的家马最早发现在殷墟时期，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整个东亚大陆都没有家马。绵羊、黄牛都是以前没有的，龙山时期一点点向中原进发，到最后成了中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像二里头这样大范围管控人群的高度复杂的政治化实体究竟是“无中生有”，还是受到了外边已经比它发达的政体的影响和刺激，然后导致这种政体出来的，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秦始皇兵马俑。大家知道中国古人解剖学知识低下，人像塑造非常糟糕，抽象的东西如兽面纹还可以。兵马俑这种基于高度解剖学的东西出现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本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明的吗？有学者早就指出波斯帝国早于它二三百年就已经很发达了。
有学者对整个欧亚大陆青铜文明的态势做了梳理。东亚大陆的马家窑文化出土有青铜刀，在距今5000年左右，青铜刀出来以后那几百年又什么都没有了，而那时，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已经进入初始期的前段了。到了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初始期后段，比二里头还要早，公元前2千纪初，已经是星火燎原的态势了。二里头开始出来的时候，欧亚草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文化发达期的前段。所以整个东亚大陆青铜的动向应该是跟内亚地区密切相关的。
刚才跟大家说的东亚大陆四个最早的进入青铜时代，但是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的青铜文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分布。在那个时候塞伊马图尔宾诺现象已经大范围在中亚地区形成了。吉林大学著名教授林沄先生有一个比喻，整个欧亚大陆内陆的青铜文化就像一个大漩涡，向外飞洒着飞沫，因此外围一些青铜文化的产生，跟这种向外飞溅的飞沫是有关系的，当然大量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问题了。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到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之前，西北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就属于“一带一路”。在丝绸之路之前，还有一条青铜之路。
回过头看东亚，加拿大著名教授崔格尔在《理解早期文明》中多有论述。从他书中给出年代看，二里头还可以往后挤压，最早还是两河、埃及、印度，然后是中国北部地区，然后是玛雅，比我们更晚的文明潮的末端。昨天有朋友问那边的一些文化因素，我们是不是受到他们一定的影响，可以说，青铜催生中国，作为外来因素的青铜冶铸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考古人正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许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5
通读全球文明史，尤其是欧亚大陆偏西的部分，学术界已经敢于比较明确地画线条了，但是东亚这一大片绝对不是空白，有待于中国学者在这片热土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他们提供新的材料，我们也相信中国考古学提供的这些素材应该能够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的建构，贡献于人类文明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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