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雷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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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施蛰存
傅雷（1908.4.7-1966.9.3）
文 | 王丹阳、曾焱
1966年9月3日
1966年，这一年对傅雷夫妇来说，尤其艰难。
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决绝选择。
50年暌违，回到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19点多离开。23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他家听傅聪从波兰寄回来的音乐会唱片。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续四天三夜，也让义无再辱的傅雷走上绝路。多年后，李名强曾在香港向媒体记者辩解：红卫兵把袖章给他戴上，“我能不去吗？谁会愿当反革命？”
抄家队离开时，傅雷和朱梅馥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上大字报。即使陷入人生最后的绝境，夫妇俩以闭门隔绝的方式阻挡住来自外界的关切，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听见他家一片嘈杂声，屋里灯火通明，去敲了门，朱梅馥站在门前与他对视片刻，默默把门关上。31日，朱梅馥之弟朱人秀致电傅家，被朱梅馥换作陌生人的声音挂断……
9月2日晚上，傅雷、朱梅馥和保姆周菊娣照样三人对角坐在书房里，傅雷伏案写东西，“两个人还有商有量”，周菊娣事后这样告诉过朱家的人。晚上20点的时候，朱梅馥叫她早点休息去，“明天小菜少买点”。翌日早8点半，周菊娣一直没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门开，按照傅雷刻板的作息，他们是7点就起床的。一直到9点半，她在敲门无人应后紧张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惨状轰然撞碎入傅家11年来的斯文印象。1985年，在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的回访后，当年是自缢还是服毒的谜团渐渐明朗。
按照《傅雷之死》的考证，长宁区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看到“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他进门时劲儿太大，傅雷头上的绳子断裂，整个人掉在了藤椅上。他们的绳索是那年代才有的蓝格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打个结，地上的棉花毯亦被后世称道为临死的优雅和尊严而流传不休，这是为了不在深更半夜惊扰外人。屋内台灯昏昏，暗示着发生在天亮前。
可以想象，两人一个是穿着短裤汗衫、另一个穿着睡衣被车送走的，送他们最后一程的只是周菊娣的哭天抢地，这位45岁的浙江镇海农妇和傅先生、傅太太情如至亲，去谁家都没有在他们家干得那么长。因为傅雷是有争议的名人，当天车是开到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进行尸检，在他的颈下发现了马蹄状索沟，傅雷在圈子里出了名的清高孤傲，死后的斯文体面便身不由己了，周菊娣念着他俩是光着脚上车的，翌日买了两双黑布软底鞋送到殡仪馆。
……
傅家本可逃过一劫，傅雷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彻底成了个无职无衔的自由派，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翻译稿费养活一家四口。音乐学院的造访另有其因，那是因为傅雷写给上音钢琴系主任李翠珍的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后因丈夫在香港曾几度赴港团聚又不肯返沪，非常时期被划入特务，上音的红卫兵在抄家时发现傅雷一封信，信里劝说她返沪，于是一并有了特务之嫌。但以傅雷直如竹筒、口无遮拦的刚硬脾气，也许因李翠珍被抄家是偶然，但趋于决绝是特殊时期的必然。
▲ 傅雷与妻子朱梅馥
他是一个孤独者
“人真是无可救药，
因为人的痛苦从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匮缺。”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样，提笔给远在伦敦的长子傅聪写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写给傅聪当时的妻子弥拉的。弥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傅聪在1958年不得已从波兰出走伦敦后，曾给父亲带来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压抑，好在两年后他与弥拉相爱结婚，给了父亲少许宽慰。自傅聪婚后，傅雷不再单给儿子写信，有时也会写给儿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国父亲对艺术、对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几乎以整封信谈论的，是自己正读着的书，查理·卓别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传”。傅雷向弥拉感慨，自己跟卓别林在许多方面都气质相投，尤其是孤独。“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静得多（而且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他读得伤感极了，忆起久远的过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虽然从未忍饥挨饿——人真是无可救药，因为人的痛苦从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匮缺。”
现在来看，这本传记带给傅雷的心绪震荡显得不太寻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给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傅聪写信，1958年12月底因出走事件中断。后来因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批示，1959年10月后他们父子又获准恢复通信。从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后一封，傅雷写信的间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则三四天，最繁密时也顶多每日一封。而1965年9月12日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连写了两封信，分别跟傅聪夫妇深谈读后感受，字里行间，似有难以尽言的心情。
▲ 傅雷家书初版封面（三联版，1981年）
1965年，正是傅雷饱受忧患、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政治的阴霾之下，埋头译作之外，给孩子们写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撑。有了1957至1961年当“右派”的教训，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与人交往。他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从未向国家领取工薪，而现在聊以寄托精神和生活的翻译也由于政治气候的严峻而几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万字的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始终没有能够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骤减，终日忧心一旦不能译书，将难以维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伤。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医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险，必须立刻停笔休养。这一年来，傅雷内心在不断挣扎，迟疑着，要不要给认识多年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写信，请从前曾经维护过自己的这位老领导帮忙，从政府方面申请些钱来治病与生活。
在那个晚上，写给傅聪的信里他又一次谈到卓别林的孤独：“他是非常孤独的人，我也非常孤独：这个共同点使我对他感到特别亲切。”他也责备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其实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conviction（信念）。至于嗜好，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从卓别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的《夏洛外传》，信中没有提及。但这本书于他，既和卓别林不可分，也深刻于他自己的生命。卓别林创造了不朽于银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国记者菲列伯·苏卜（Philippe Soupault）又把他写入“幻想人物列传”，而刚从巴黎回国的傅雷因为深受书中人物的感动，决意将该书译入中国——稿成之后，虽说屡经碰壁，1933年9月他还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了它。
《夏洛外传》为傅雷第一本译著，也是他漫长翻译生涯的起步。当时25岁的傅雷，在译者序中用这样激情的语句，向读者勾勒他钟爱的夏洛：
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卓别林曾说，他原想由夏洛造成一种“悲怆的哲学”（Philosophie Pathetique）。在辞世前一年的9月12日这个晚上，傅雷是预见到了吗，在这无法自主的浮世里，自己的命运离悲怆又高贵的夏洛竟是那么近？
▲ 傅聪与父亲在研谈诗词（1956年夏）
傅雷的“怒”
傅雷从美术评论和教育的路上折转了方向，
成就了一个杰出的职业翻译家。
1935年12月，已经回到上海的傅雷翻译了法国当代名作家莫洛亚（Andre Maurois，当时译为莫罗阿）的一本中篇小说集《恋爱与牺牲》。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习惯，他写下洋洋洒洒的译者序，抒己胸臆：
——彻底牺牲现实的结果是艺术，把幻想和现实融合得恰到好处亦是艺术；唯有彻底牺牲幻想的结果是一片废墟。
——艺术是幻想的现实，是永恒不朽的现实，是千万人歌哭与共的现实。
傅雷和他早年那些在法国一起求学的艺术家朋友，已经把艺术当作信仰，供奉在了人生的祭坛上。刘海粟、庞薰琹、滕固……仅这三个人和傅雷之间的交集，叙述下来，几乎就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小半部历史。
▲ 画家刘海粟（戴眼镜者）与傅雷在巴黎
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同船自巴黎回国。一个月后到上海，那天正是“九一八事变”，令他们刻骨铭心。
23岁的傅雷旋即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的办公室主任，同时开授美术史、艺术论、名画家传和法语四门课。当时美专和刘海粟都深得蔡元培看重，学校教授名册里尽是张大千、黄宾虹、贺天健、潘玉良等名人，傅雷回国就出任办公室主任，在旁人看来起步不凡。然而他在美专只待了两年就辞职了。最直接的原因是年轻画家张弦的病逝。张弦是他们在巴黎就熟识的朋友，傅雷也非常欣赏他的绘画。回国后他也受聘于刘海粟的上海美专，因为贫且病，1933年夏天突然去世。傅雷伤心愤怒，批评刘海粟作为校方待老师过于刻薄。多年后的1957年，傅雷在《自述》中解释这次辞职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某某某待我个人极好，但却待他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傅雷和刘海粟在巴黎虽然亲密，回国后又为他的画册撰写美文《刘海粟论》，但因为艺术观点和为人方式的差异，傅雷一贯知人论艺，心里日渐和他疏远。张弦死后，他更是为友冲冠一怒，公开和刘海粟绝交十几年，直到50年代才稍有往来。傅雷任教美专的时间虽然短，但他在此期间编写翻译的两本教材：《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罗丹艺术论》，半个世纪后仍在读者中传播，也令他这段经历难以被淡化。
▲ 原上海法租界菜市街上的上海美专旧址
比上海艺专任职更短的，是傅雷和留德美术史家滕固的两次合作。傅雷记忆他与滕固的相识时间为1929年在法国巴黎，但实际应是1930年的5月间。滕固由上海乘日本邮船“伏见丸”经香港、新加坡赴欧洲游学，途经巴黎时去探望了他过去的校长刘海粟，这样就认识了傅雷。1932年，滕固从德国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以艺术史考古学研究获取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回国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诸职，从事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考古研究和艺术教育工作。
傅雷从美专辞职后，滕固曾分别于1935年3月和1936年冬，请他参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前往龙门石窟考察。两次时间都不长，因为环境艰苦，傅雷给朋友信中亦有抱怨上了滕固的当。但以傅雷的性格，也算是难得的两次合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随全国机关团体和教育机构南迁。1938年3月，因为短缺经费，教育部下令已经汇集于湖南沅陵的两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后来因为一系列冲突，发生校长林风眠出走事件，滕固临危受命，1938年7月被教育部派去履职校长救火。
滕固再次想到了傅雷，聘请他为教务主任。1939年2月，傅雷从上海转道香港、越南，到达昆明。结果却是两个月后又回了上海。傅雷《自述》：“未就职，仅草拟一课程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五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一文中记述了他当时目睹的情形：“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
▲ 翻译家施蛰存。
在《纪念傅雷》一文中，写到傅雷的“怒”
傅雷自昆明愤然而返后，从此寓居上海家中专心译书，一生没有再到任何机构出任过公职。傅雷从美术评论和教育的路上折转了方向，成就了一个杰出的职业翻译家。不过，杨绛提到她和钱锺书在上海的时候，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国朋友，钱锺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术批评家）。而那至少是4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
▲ 翻译《人生五大问题》时期的傅雷（1936年）
去留之间
如果当时他们一家留在北京，
命运会不会有另外的方向？
以傅雷的刚直性情，恐怕也无分别。
从巴黎回国的几个月后，1932年1月，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结婚成家。他们此后在上海生活三十四年，搬过三处地方，不过距离都极近，生活基本是安稳的。
最早是住在吕班路201弄53号，傅雷1934年给罗曼·罗兰写信那会儿，落的就是这个地址。他们在这里有了傅聪和傅敏。1938年搬到同一条马路上的巴黎新村4号，住到1947年才离开。傅家的最后一个住处是江苏路284弄安定坊，风风雨雨18年，直到他们夫妇相伴弃世。
1943年冬到1946年春，还是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傅雷、宋淇与十来个朋友发起过两周一次的茶会。据傅敏的回忆文章，茶会每次请一位来客为大家讲座，有时文艺，有时科技，也谈论时局。当时傅雷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淇则讲到更为奇怪的题目，关于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还有一位常客是导演陈西禾。这样的文艺沙龙，应该也让傅雷想起年轻时候在巴黎，和刘抗、刘海粟他们的恣意长谈，“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结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茶会在杨绛的《忆傅雷》里，大概就是她所说的不能忘的夜谈。“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 杨绛与钱锺书。
40年代曾是傅雷家茶会的常客
傅雷搬到安定坊后，这个茶会就歇了，散了。一位自上海跟随到香港的宋家用人曾向宋以朗讲过安定坊当时的大貌：1、3、5、7栋毗邻一起，除了7号住的是个商人，其他三家都是文化人：1号住着从德国回来的萧乃震和夫人成家和、女儿萧芳芳，3号是傅雷一家，5号是宋淇一家。上海文化圈总千丝万缕地牵连着，成家和在嫁给萧乃震前，曾是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在上海艺专时期也做过傅雷的学生，而傅雷和刘海粟则是巴黎留学时期的密友。萧家的女儿萧芳芳，在香港后来成了著名的影视明星，《傅雷书简》中还有50年代傅雷写给她的一封信。安定坊这四家人，1949年后陆续离散，最后只有傅雷一家留在了大陆。
宋家在1949年5月搬到了香港。傅雷其实离开上海更早。1948年他变卖了老家的一些田地，又将上海的房产抵押，携全家去昆明，住了七八个月旅馆。去昆明的原因，傅雷后来在1957年前后的交代书中写道：“适友人宋奇（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旧游之地，指的是傅雷曾在抗战期间受邀去昆明，短暂参与国立艺专办学的那段经历。但他和昆明好像缺些缘分，这次大概仍然是事情没有进展，1949年6月，傅雷夫妇带着小儿子傅敏飞去香港，而傅聪坚持独自留在昆明入读云南大学外文系。
他们一家三口到香港后住在堡垒山，即现在的炮台山。虽然朋友们都劝傅雷留下，但半年多后，傅雷还是决定回大陆。他们一家从香港搭船到天津，陆路转去北京，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锺书夫妇等老友见了面。杨绛在80年代初《忆傅雷》一文中写过经过：“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从杨绛的记述看，傅雷从香港到北京，大概也是想从老友处了解一点新政权下的情形，决定何去何从。如果当时他们一家留在北京，命运会不会有另外的方向？以傅雷的刚直性情，恐怕也无分别。
▲ 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
曾被傅雷命名为“疾风迅雨楼”
回到上海后，傅雷一家仍住回安定坊，只是从3号搬到了隔壁宋家的5号。这是一幢带花园的洋房，傅家借住一楼，宋淇的母亲和老太爷未离开上海，仍住二楼。50年代傅雷和宋淇通信，还经常转告他家长辈的情形。宋淇太太邝文美有个妹妹，去了美国，留下一台钢琴寄存在安定坊5号。据傅雷写给宋淇的信，这钢琴曾被傅聪初学时借用，是他最早用过的一架琴。傅雷曾连写两封信与宋淇商量，说傅聪学琴一事“已成骑虎”，买琴看来“在所难免”，而上海好琴日渐难寻，所以着急托他问问，邝家老太太是否有意愿将那架钢琴出让。大约是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傅雷在第二封信中告知，他请两家琴行估过价了，“一出500万，一出550万，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当时用的还是“旧人民币”，550万约合新币550元。宋以朗说，其实那时候大部分宋家人、邝家人已不在上海，只剩下他祖母和老太爷，即使傅雷让傅聪继续用这台钢琴也没有人会说闲话。“但傅雷坚持买下，提议的价钱也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执着、做事无拖无欠的一面。”
傅雷回到上海后，仍旧闭门译书。他决定继续靠稿费养家，这样才是“清白”的生活。1949年后，上海文化人里面只有他和巴金没有领过工资，在家工作，自食其力，独自“隐遁于精神境域中”。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费维持。
正因为要靠稿费生活，最后5年，他80万字的译稿无法正常出版，眼睛又出了问题，傅雷才会忧心忡忡、内心苦闷，担心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傅敏转述，1961年9月，他父亲写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石西民的求助信，催人泪下：
“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因念吾公历年关怀，爱护备至，故敢据实上达。私衷期望，无非能早日恢复目力，以后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据傅敏所知，后来石西民会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商量，每月汇给傅雷200元，作为预支稿费。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他的遗译《幻灭》和《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时，就不再有稿酬了。
▲ 傅雷与傅敏在寓所小花园（1961年）
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郑振铎却曾叹说，
傅雷有一天可真要为这“赤子之心”而受难。
傅雷的脾气刚直、急躁，甚而暴烈，这在他很多老友的回忆文章里都有提及，也包括傅聪和傅敏对父亲在家中的记忆。《傅雷家书》中收入的第二封信中有一段，傅雷说他“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傅敏在此句下面注写说，“父亲教子极严，有时近乎不近人情，母亲也因此往往精神上受折磨”。
傅雷也剖白过自己这种脾气的缘由：“……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得大生其气……我执着真理，却又时时抱怀疑态度，觉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高级更进步的真理。”
他经常和朋友争论艺术和社会问题。黄苗子生前回忆，抗战前就通过庞薰琹认识了傅雷，到1948～1949年，他和夫人郁风与傅雷来往较多，时有争论，背地里开玩笑地叫他“老顽固”。但有一次，郁风公然当面说傅雷是“老顽固”，黄苗子正担心他要狂怒了，傅雷却坦然地回答：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黄苗子说：“郁风一直欣赏‘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这句话，它是多么不平凡！”
▲ 作家黄苗子。
1948~ 1949年，他和夫人郁风
常与傅雷争论艺术和社会问题
傅雷性子急躁，但在做学问和一般生活小节上却又极严谨。傅聪前些年回忆他父亲：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他做人也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他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的回一封信。密密麻麻四五页的长信则是常见。
傅聪曾说，他的父亲虽然咄咄逼人，但性格里头有一种Charisma，也就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做学问和做人的赤子之心。郑振铎却曾叹说，傅雷有一天可真要为这“赤子之心”而受难。
1954年，傅雷就因此惹过一回麻烦。那年8月将举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傅雷被邀请参加，但没有去，5月写了一篇长1.5万余字的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寄给楼适夷提交筹备会议。可以想见，意见书在会上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曾提到了当时的场面：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钱锺书为此事去信上海责备傅雷，傅雷生了钱锺书的气，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恢复书信往来。
几年后，这种执着的“赤子之心”给他和家人带去了更可怕的连累。1955年，上海政协吸收傅雷当了政协委员。“我父亲是这么一个人，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常认真。当了政协委员，从1954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涉及的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儿童读物、出版事业、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为写这些东西，还做很多调查。”傅敏说，那个时候他上中学，天天看到父亲怎么找人谈话，而大多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工程师、教授、医生、律师，当然还有作家。另外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5分钟或10分钟，傅雷就在家里给太太朱梅馥念稿子，让给他掐时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写发言稿也是极端认真，往往有一稿、二稿甚至三稿，跟搞翻译一样的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父亲把李苹请来，就是李德伦的妹妹，来纠正发音，因为父亲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讲的普通话南腔北调的影响效果。可是恰恰这么一个满腔热情、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在为政府为党做工作的人，最后却打成‘右派’，谁能想得通呢？”傅敏说。
1958年4月，经过上海作协的十次批评大会后，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到了1961年10月，他的“右派”帽子总算摘掉了。亲友纷纷来道贺，他却面无笑容：“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在傅雷身上，愈到后期，愈矛盾地融合着西方知识分子和东方儒士品格。傅聪1992年在香港接受学者金圣华的访谈时，就说，他父亲还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希腊精神，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 “赤子孤独了，去创造一个世界”
*文章节选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样本——傅雷的傲与烈》、《傅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孤独灵魂》，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4期「傅雷的傲与烈」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购买本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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