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的二十七天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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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海昏侯刘贺三题
主讲人：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时间】12月10日（周六）15：00—17：0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地下一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形式】讲座
*开放式活动，欢迎参加。咨询电话：010-64002710
伴随西汉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第一代海昏侯刘贺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刘贺由昌邑王入继大统，在位二十七天被废，后再被封为海昏侯，直至生命终点。他短暂的一生是西汉武帝以来宫廷政治斗争的缩影。刘贺自身的性格特点也导致了他悲剧的结局。
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以海昏侯刘贺的人生经历为脉络，从三个具体问题出发，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讲述海昏侯及其时代。
【主讲人简介】
辛德勇，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地理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1996）、《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2005）、《读书与藏书之间》（2005）、《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2008）、《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2009）、《困学书城》（2009）、《纵心所欲 : 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2011）、《旧史舆地文录》（2013）、《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制造汉武帝》（2015）、《旧史舆地文编》（2015）、《祭獭食蹠》（2016）等。
▲ 海昏侯墓，“昌邑九年”漆器
二十七天的皇帝
文 | 辛德勇
元凤四年（前77）正月，就在汉昭帝身加元服之后，丞相车千秋在羞辱中死去。这当然很合霍光的心意。不过年纪轻轻的昭帝，三年多以后，在元平元年（前 74）四月，竟也撒手人寰 ，却绝不是霍光乐于看到的事情。
英国人鲁惟一（Michael Loewe）觉得昭帝年仅二十二岁就早早离世，死因未免令人滋疑，其间是否存在霍光加害于彼的可能，今已无从知晓。这种疑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昭帝之死，对霍光并没有什么好处：他需要另行寻找一个新的傀儡，操纵起来能不能像刘弗陵这样得心应手，还无法确定。
虽然从理论上说，霍光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像西汉末年的王莽一样，直接取代高皇帝子孙，但“不学亡术”的霍光并没有王莽那样高的学养和威望，当时的形势也绝没有外姓旁人篡汉自立的可能。
史载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 ”不管霍光是不是有意借机试探，这一事件都清楚地显示出当时人心所向，对汉室的忠诚，还不易动摇。以“沉静详审”著称的霍光揣度时势，选择了操控刘氏傀儡皇帝这一稳妥做法。
本着这一方针，当元凤三年（前 78）睦孟（本名睦弘，以字行）因所谓“大石自立、僵柳复起”等异常现象而妄称汉家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时，霍光便当即令其伏法受诛。
权臣的选择
当初上官桀内外疏通将孙女送入后宫，进而立为昭帝皇后，霍光并不赞同。他公开讲出来的理由，是女孩年龄尚且幼小，暗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则应当是留待日后为昭帝从容配置霍姓皇后。尽管如此，上官桀的孙女毕竟也是自己的嫡亲外孙，若是能够立为皇后，只要操纵得当，终究要比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对自己会更为有利一些。
明人吴应箕早已指出，霍光之所以不倾尽全力阻止上官氏之女入为皇后，“亦以其亲戚给连，可以自固”。特别是在上官桀父子出事之后，皇后无依无靠，更只能听凭霍光摆布。
所以，在族灭上官氏的时候，霍光不仅以“年少不与谋”为由，救下这位外孙女的性命，还为她保留住皇后的地位；同时，又以皇帝身体欠安为由，致令“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用以保证“皇后擅宠有子”。
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昭帝去世之前虽然已经成年，但出生时即晚产很久（据云“任（妊）身十四月乃生”，虽然不太可靠，但不会纯属瞎话，晚产时间较久，应是事实），身体确实不是很好，而在他病故时皇后上官氏刚刚十四岁，是否已通人道，尚未可知，反正上官皇后并没有如霍光所愿生下皇子，连带昭帝也断绝了后嗣。
好在除了未尝生育之外，就其他方面的生理状况而言，霍家这位外孙女身体还算不错，一直活到五十多岁。后来为霍光操控朝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昭帝没有子嗣继承皇位，新皇帝就应该从他的兄弟当中甄选。时“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由前引《杜延年传》可知，当时朝廷百官几乎无不仰承霍光旨意，绝不会齐心与他作难，所以，这一提案必定是基于朝野公认的常规，孰知却引得霍光“内不自安”。
霍光惴惴不安的原因，《汉书》说是因为“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汉武帝在选择帝位继承者时，确实觉得“广陵王胥多过失”，但汉武帝选择继承人，不仅舍弃了广陵王刘胥，同时也舍弃了昌邑王刘髆，而刘髆自身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
刘胥没有被立为皇储，以至继承帝位，主要是出自汉武帝对成年皇子的猜忌。事实上，刘胥也没有什么过于乖张的举止，只是“好倡乐逸游”，且“动作无法度”而已 。后来被霍光选中立为宣帝的刘病已，“喜游侠”而好“斗鸡走马”，这些好尚也并不比广陵王刘胥高洁。再说刘胥的品行若是确有严重缺陷，也不会得到群臣一致公推，霍光的心里应当另有隐衷。
广陵王刘胥始封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 ，到昭帝过世的元平元年，君临一方王国已经四十三年，昭帝在世时，刘胥见皇帝年少无子，就动过觊觎之心，一旦登基即位，自然不会像已故的昭帝一样任人操弄。加之广陵王体格壮硕，力气之大足以扛鼎，甚至能够“空手搏熊彘猛兽”，一旦触怒龙颜，无须刀斧手出面，自己就能轻易解决他这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当然没有勇气冒险。
按照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官场政治运作规则，在陷入这种窘迫境地的时候，总是会有看似不起眼儿的小人物不失时机地站出来为当权者解套。史载“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所说自然正中下怀，霍光当即破格擢升此人为九江太守。
在这种微妙时刻，孙女上官太后这块牌位派上了用场，霍光“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这位“昌邑王贺”，是老昌邑王刘髆的儿子。错过登基为帝机缘的刘髆，在昭帝始元元年（前
86）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早早去世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刘贺继承王位，成为新一代的昌邑国国王 。
这样，汉昭帝子侄辈的刘贺，就即将入承大统了。
转瞬即废的帝位
中国古代有新帝王登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登基的当年，还是沿用刚刚故去的前任皇帝的年号。汉昭帝离世，是在元平元年四月癸未这一天。在名义上，是先让刘贺入京主持昭帝的葬礼，故史称“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
至六月壬申，昭帝被下葬长安西北的平陵 。在此之前，刘贺已经登基称帝。
刘贺登基，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丙寅 。这一天，是六月的第一天，也就是初一。由于本来只是以主持葬礼的身份入京的，刘贺来到长安城里之后，先是经历了一套被立为太子的手续，然后才正式继位 。包括六月初一这一天在内，昭帝是被安葬在刘贺登基七天之后，而这一年的纪年，则仍然还是元平元年。
按照《汉书·天文志》的记载，早在昭帝去世两个月之前的元平元年二月，似乎就显现了预示刘贺命运的天象：
（元平元年）二月，……乙酉，牂云如狗，赤色，长尾三枚，夹汉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众星随之，众皆随从也。天文以东行为顺，西行为逆，此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卒起见，祸无时，臣运柄。牂云为乱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贺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
文中“到其四月”，我理解是指二月乙酉（十八日）出现牂云时起，经历四个月时间，也就是在刘贺于六月初一登基之后。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吉祥的预兆。古代这一类天人感应的事项，在今天看来，自然都是牵强附会所成，但这一天象提前四个月就出现了，不大可能完全出自编造，应是确实出现了所谓“牂云”等不大平常的云形星象，而在刘贺被废黜前后，有人才将其与新皇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一年，刘贺在昌邑王的位置上，已经度过了十二个年头。关于这一点，《汉书》本传记述说刘贺“立十三年，昭帝崩”，而《汉书·诸侯王表》记作：“始元元年，王贺嗣。十二
年，征为昭帝后。”“十二”符合实际年数，故“十三”当正作“十二”，或今本《汉书·昌邑王传》文字存在舛讹。
▲ 海昏侯墓出土玉佩饰
根据相关情况来推测，霍光改而选用昌邑王刘贺，大概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第一，刘贺是武帝的孙子，辈分比刘胥低，更便于利用外孙女上官太后的名义来加以弹压。第二，刘贺当年还不到二十岁（估计大概在十八九岁上下），政治经验很浅，比较容易控制 。第三，从《汉书》记述的一系列行为举止来看，刘贺的神志肯定不够十分健全，当时人张敞称之为“清狂不惠”，曹魏时人苏林以为所谓“清狂”也就是“白痴”的另一种说法 。刘贺这种“清狂不惠”的神志，在昭帝病重时，就有很充分的表现。史称刘贺“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如果说这还只是他的个性比较粗放，不受礼法拘束，算不上什么精神问题的话，那么，请看他在应召入京旅途中的作为：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即无有， 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
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 ”
在即将入承大位的关键时刻，刘贺的行为举止竟然如此不着调，不能稍加克制，整饬一下门面，以给霍光以及满朝百官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这已经充分显示出他的神志状态和行为特征确实颇有些异乎寻常。
一般来说，白痴当然要更好对付一些。后来霍光假借皇太后名义宣布废除昌邑王帝位时，有一幕耐人寻味的场景：
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憨不任汉事。 ”
所谓“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云云，语出《孝经》， 清人朱一新剖析说：“观昌邑临废两言，犹非昏悖，特童不解事耳。班氏载此，具有深意。”不过白痴也有白痴的坏处，就是往往不会审视利害，按照常理出牌，特别是昌邑王刘贺这种“清狂”型的白痴，毕竟还有“狂”的一面，若是完全失控发作起来，说不定会比正常人还难控制。刘贺从进京的路上开始，直到进入未央宫领受皇帝玺绶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举动，但都只是生活琐事，完全符合他清狂童騃的神志状态和“动作亡节”（案即“动作无节”）的行为特征。
按理说，这些都是霍光意料之中的事情，也应该是他暗中得意的事情。可是，在刘贺登上皇帝御座仅仅二十七天之后，霍光却举述一系列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冠以“行昏乱、危社稷”的罪状，动用上官皇太后的名义，将其废归故国。
除了“昏乱”之外，描述刘贺行为的词语，还有“淫辟”“狂悖”“狂乱无道”“狂乱失道”“淫乱”诸项词语 ，但在由上官太后主持的废黜刘贺帝位的仪式上，由丞相杨敞出面领衔奏上的罪状里，这篇罪状很长，却仍然都是一些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
……
除了率性做事，很不守规矩之外，这里列举的罪过，实在算不上大邪大恶。需要说明的是，奏章中所说夏侯胜等因进谏而招致“簿责”事，《汉书·五行志》另有记述，乃书作因刘贺“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但实际上刘贺绝无杀戮夏侯胜事，夏侯胜不仅以九十高龄寿终正寝，而且即使下狱，也是在后来因响应汉宣帝下诏评议汉武帝功过的“阳谋”而忤逆上旨，被宣帝判以“非议诏书，毁先帝”等罪名，从而招致系狱三年多时间 。若是仅仅以此而论，其行为“狂乱无道”而应废止帝位者，倒应该是汉宣帝刘病已，而恰恰不应该是刘贺。
另外，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考古发掘者已经披露，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当中，包含一些房中术文献。仅从相关展览图册上载录的一支房中术简来看，其内容与马王堆竹书《合阴阳》之“十修”特别是《天下至道谈》的“八道”相似，而较“八道”又有所变化，即延伸其“八道”为“十道”，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是讲在男女交媾过程中男性生殖器插入的角度、深浅和抽动频率之类性技巧 。
然而，切莫以为这是多么荒唐，或有多么下作，房中术在当时是堂而皇之的养生手段，当时人讲究这样的法术，是为了乐而有节，和平寿考 ，而不是什么荒淫放荡。因而，不宜依此来对海昏侯刘贺做道德审判，坐实其“淫乱”的罪名。
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当霍光宣布废黜其帝位的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
▲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文管所藏东汉“社日野合”画像砖
清人方濬颐曾就此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 明万历时人孙慎行则明确指斥说：“夫以后廷细过与食鸡豚、索大官之故而辄废之，即天下后世之为可立者少矣。……即废立事，固不足质幽明而令人主不愤闷者也。”
明末人汪用世更从宫廷权力斗争的通行手法着眼，揭示其内中实情云：
盖放君之诏，出于权相之手，大约与会讨之檄文、参劾之弹章相似，非多其罪状而暴扬其恶，则不足以声钟鼓之灵、抒白简之气，故往往张小以为大，描虚以为实，而真是非隐矣。嗟乎，因一时不白之冤，滋千古吠影之口者，宁第一昌邑王已哉！
清人方苞对霍光“负天下之重”的功德业绩本来赏誉有加，却也觉得仅仅因为这些“后廷细过”就将昌邑王废黜，实在有些不成体统，竟然胡乱指责说，班固撰述《汉书·霍光传》时载录“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
事实上，这篇废位奏疏中举述的刘贺所有罪状，是一字不落地被抄录在了《汉书·霍光传》中，方氏此一自解之词，完全不着边际。
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从昌邑王刘贺和霍光这两方面都能够找到清楚的线索。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剀切陈情，着重谈到这一点：
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抛开冠冕堂皇的辞藻，我们不难看出，王吉这段话是在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
孰知这位昌邑王刘贺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头脑发热，真的做起皇帝来了（这当然与他性本“清狂”具有直接关系）。如同张敞在劝谏昌邑王的上书中所说，刘贺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冒犯霍光的权威，“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在废黜皇位时，霍光数算其罪过，尚云昌邑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特别是刘贺已经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亦即掌管太后寝宫长乐宫的戍卫 ，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举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紧要职位，霍光对此当然已经忍无可忍，废黜其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刘贺身边的旧臣，当时就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局势的凶险和急迫。《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国郎中令龚遂即利用为刘贺解梦的机会，剀切陈言，建议他审时度势，知所退避：
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 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
“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这些话，显然是在警示刘贺，若不赶紧做出亲近信用霍家的姿态，并自断尾闾，俯首帖耳地任由霍光操弄，必将招致祸殃。无奈昌邑王的脑子本来就不灵光，而他带到京城那些人又多属想要获取权位的“谗人”，又岂甘坐以待逐？他们不仅没有采纳龚遂这番明智的见解，而且还一意孤行，图谋清除霍光。
刘贺从封国带到京城有旧臣二百余人，霍光判以“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这批人临刑前号呼市中，连连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北宋时人苏轼剖析此事秘辛云：
观昌邑王与张敞语（德勇案，事见《汉书 ·昌邑王传》），真清狂不慧者耳，乌能为恶？既废则已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余人？以吾观之，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者方诛，号呼于市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史无缘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
且疑之，光等数贺之恶，可尽信哉？
清人何焯亦有言曰：“观其临死之言，则昌邑群臣，亦谋为变，光微觉之，不独以其行淫乱而忧懑改图。”后来恽敬更清楚地讲述说：“是昌邑群臣谋光，光因废王杀群臣耳。”唯亦因这番举措，使得“光之罪，则微而显焉”。
可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两句痛惜不已的哀叹，清楚地反映出昌邑王登基之后，面对霍光统揽朝政的局面，这些人已经谋划采取行动，清除霍光 。西汉末年人陈崇述及霍光主持征召昌邑王入京为帝一事时，曾经评议说，此举实属霍氏“计策不审”，始致此“过征之累”。其实头脑正常的人，实在很难准确预测像刘贺这样的二杆子的行为。
尽管刘贺及其手下暗地里开始筹措夺回被霍光掌管的汉家江山，无奈霍光已经严密控制朝廷多年，宫禁内外，多有耳目，对此必定有所风闻。《汉书·五行志》有纪事云：
（昌邑王）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 ·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数日，卒共废贺。
此事一方面反映出霍光能够及时知晓昌邑王刘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外间对霍光废黜昌邑王的企图已经有所察觉。
形势越来越严峻，迫使霍光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抢先下手，废除昌邑王刚刚登上的帝位 。前面引述的《汉书·天文志》阐释刘贺登基之前出现的异常天象，说这些星云象征着“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事实上已经清楚表明，正是权臣霍光定下决心，来除掉刘贺。
政变大戏
在霍光这一方面，《汉书》记载其谋划废立皇帝事经过云：
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
田延年这位霍光的“故吏”，本“以材略给事大将军莫府”起家，亦因得霍光看重，始累官至大司农一职，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霍光才会首先与他商议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除此之外，另有王谭者，其父王尝继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当时乃父已故，王谭袭爵为侯，亦“以列侯与谋废昌邑王立宣帝”，并因此而“益封三百户”，后来霍光率领群臣向皇太后上奏废黜昌邑王帝位时，王谭名在列侯之首，他很可能因这一特殊地位而较早介入了霍光、田延年和张安世的密谋。
这样大的举动，不能不预先知会丞相。当时的丞相杨敞，虽然出身霍光故吏，但处事谨小慎微。当年上官桀与燕王旦等谋反，杨敞最早知悉动静，却因“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议大夫杜延年”，宁可让杜延年去领功受赏。昔孔夫子尝有语云以臣召君尚且不可以为训，像臣子废黜皇帝这样的事情，自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尚未见到先例，更是他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在得悉霍光的图谋之后，杨敞不禁极为惊恐，以至“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幸好敞夫人颇有大丈夫气概，处变不惊，镇定异常，深知这是容不得稍加犹豫的事情，于是趁田延年起身更衣的机会，向杨敞告诫利害说：“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杨敞这才醒悟过来，赶紧向田延年表示“请奉大将军教令”。
元平元年六月癸巳，这一天是六月二十八，也就是说，在刘贺登基之后的第二十八天，在上述一系列密室阴谋擘划停当之后，这场政变大戏，也就粉墨登场了：
（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
此情此景，今日读来，依然寒气逼人；而且就连霍光本人，在数年之后，忆及当时“震动朝廷”的情景，尚且“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在这一过程中，田延年从起初参与机密，拟定发动政变，到关键时刻，离席按剑，威逼群臣认可其事，都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当时人称“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案田延年，字子宾）之言大事不成”，故待宣帝即位之后，“以决疑定策封阳成侯” 。然而由此又可以进一步确证，霍光废黜刘贺帝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
这场政变，尽管相当成功，而且也非常顺利，但按照一般的情理来说，动手废除在位的皇帝，这终究不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以霍光处置事务之缜密，当然不能对此毫不顾忌。仔细分析前后相关纪事可以看到，除了动用上官皇后的身份做招牌之外，在行政程序上，他还有意给刘贺的皇帝身份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瑕疵，这就是废除刘贺帝位奏章中所说“陛下未见命高庙”——也就是刘贺还没有“告庙”。
▲ 海昏侯墓出土铜质磬虡底座
这种“告庙”行为，是汉代皇帝同时也是后来历代皇帝在即位的时候，都必然要履行的一道程序。对于汉朝的君主来说，只有经历了到“太祖”庙里去向高皇帝刘邦之灵禀报自己登基即位之事这一道手续，才算完成出任皇帝一职所需要的全部仪式，成为人神共认的汉家天子。
一般来说，汉朝新皇帝的“告庙”仪式，都是在登基典礼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汉文帝在高后八年闰九月己酉（二十九）即位，文帝元年十月辛亥（初二），“皇帝见于告庙”，中间只间隔十月庚戌朔日（初一）这一天 。又如《汉书》对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位皇帝整个登基即位程序的记载，都是“即皇帝位，谒高庙”，前后紧密衔接，宛如一气呵成。
然而，汉废帝刘贺，却一直到登基第二十八天之后，霍光把他废除的时候，还没有去谒见太祖高皇帝。其间的缘由，十分耐人寻味。
如前文所述，霍光安排刘贺入京做皇帝，对程序的安排，本来十分审慎。先是让他仅以主持昭帝丧礼的身份来到长安城。看了看，应该没有发现十分显著的问题，于是，先将其立为太子，作为过渡。再加以观察，仍然没有看出过于严重的“妨碍”，这才让他正式登基称帝。
假如当时就让刘贺按照常规，随即完成“告庙”的仪式，那么，在制度上，他就成为地地道道的皇帝，再想下手将其废黜，就会遭遇更多更大的困难。所以，刘贺迟迟没有“告庙”，只能出自霍光刻意的安排，亦即霍光仍留下一手，再观察一段时间，以防万一。
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一手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可以给世人一个很好的解释：由于“宗庙重于君”，通过“告庙”而得到高皇帝刘邦的认可，才能成为真正的汉家天子，这位新皇帝既然“未见命高庙”，也就“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结论是天经地义的：“当废。 ”
纵观其处心积虑专擅权力的整个过程，可知武帝甫一离世，霍光即已弃置所谓“人臣之礼”于不顾，一心操弄权柄，而且心狠手辣，肆无忌惮。其施政之初虽然较武帝时期略显宽缓，而原其本心，亦不过“欲以说（悦）下”亦即邀买人心而已 ，这与他为杜绝“擅政专权”之非议而笼络任用宗室刘辟强、刘长乐等人，是一样的道理。杨树达早已清楚指出，这一虚假的宽缓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如《汉书·黄霸传》所记，及上官、盖主之难后，光“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
班固在《汉书·霍光传》篇末的赞语，除了本节前面引述的褒扬之辞以外，也不痛不痒地批评说：“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看似有所贬责，实质上还是在设法为之开脱。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 影印宋庆元本《汉书·霍光传》
霍光心术奸邪，实已机深入骨，绝非“不学亡术，暗于大理”八字可以了得。李慈铭在清末将其定位为“以权术挟主者” ，还 算大体允当。其实宣帝初即位时，就有侍御史严延年，劾奏霍光策动这次宫廷政变，是“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清人尤侗则谓霍光此举“卒开莽、操辈废立之渐”，更深入剖析了霍光专权对后世的恶劣影响。故东汉时人就把“数读《汉书·霍光传》”看作乱臣贼子“欲谋废立”的征兆。
如上所述，事实上汉武帝去世没过多久，汉家朝廷实际上就牢牢地控制在这样一位阴险老辣的权臣手中。正是在这样一场宫廷政变的刀光剑影之下，以及权臣霍光缜密异常的心思当中，未来的孝宣皇帝刘询，从长安城南的草野，来到了高墙深院的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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