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世纪的光｜“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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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今日（1月14日）凌晨，著名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去世。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1岁生日。周老生前说：上帝把我忘记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现在上帝带走了他，愿他一路走好，在天国与夫人、儿女团聚。
周有光先生与三联书店创办人邹韬奋先生有同窗之谊，是三联的老作者、老朋友。他的一生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三联书店在去年1月13日，周有光先生110岁生日之际，出版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为他祝寿；今年1月13日又推出《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今天的微信，我们编选这两本书的部分文图，纪念这位达观、淡泊，一生追求真理和知识，一生有光的老人。
周有光（1906.1.13－2017.1.14），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1956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周有光自八十五岁高龄退休之后，遍览中西人文著作，写作了大量随笔札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
110岁人生自述
口述｜周有光
我以前说过这是上帝把我忘记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仍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保持着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所记忆的历史依然在前行之中。我的口述如果能让更多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历史，从中辨识出谬误和光明，那是我期望看到的。
小学·中学·家庭
*本篇至“尾声”选自宋铁铮整理、记录的《周有光口述史》，全文尚未正式发表。——编者注（2015年）
小时候我渡过一个摆渡桥到对岸的下塘小学上学。现在我联想起小学的情况，我讲一点。在常州原来没有新式的小学。最早就办了一个小学，这个小学好像名称叫武阳公学。大概是武进和阳湖，同时都在常州城里面，可是是两个县，学校是合办的。那个学校的地方在哪里，我记不清楚，我进的不是那个学校。大概那个学校先办，我们的小学办得晚。我们的小学叫育志，教育的育，志向的志。育志小学大概在下塘，地点是一个庙，庙里的菩萨都被打掉了，改成了一个小学校。在小学校开办之前，我去看过，我记不得是谁带我去看的，人们用一根大的、很粗的绳子套在菩萨头上，许多人用力一拉呢，菩萨就倒下来了，倒下来大家哈哈大笑，这样就把小学校的菩萨都打掉了。收拾以后，这个庙就变成了小学了。我们的小学很有意思，是男女同学。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仅是大学、中学不可以的，小学也不可以的。那么这个小学男女同学怎么办呢？很有意思，这个大门是一个，进了大门里面就完全分开，假如姐姐跟弟弟同进这个学校，一进大门也要分开。女孩子待在一个地方，男孩子不能去的；男孩子待在另外一个地方，女孩子也不能来的。上课呢，男孩子先进课堂，男孩子坐好以后，靠门的一路座位是女孩子的，因为女孩子数量比较少，大概女孩子只有男孩子的四分之一左右。男孩子统统坐齐了，然后由一个女老师领了女孩子进来坐在旁边留出来的空的一排座位上，然后老师再上课。上完了课，男孩子不许动，女孩子由老师领了出去，然后男孩子才可以出来。这样子一个办法就算是当时教育的现代化了。私塾就没有了。我记得在我进小学的时候，常州只有三个小学，一个是我刚刚讲过的武阳公学，一个就是我们的育志小学，还有一个小学的名字我忘掉了，记不清楚了。
那么谈到这里呢我又想起常州的中学，以前常州没有小学，当然更没有中学。常州办中学是在什么时候办的呢？是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就准备的，我不知道是哪一年成立的，说不定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成立的，也说不定是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我不清楚，可是这个学校的成立的经过情况我知道。
▲ 常州东河雪景
常州有个名人叫屠寄，屠为尸者屠，寄是寄信的寄，他的号叫敬山，敬为敬重的敬，山是高山的山。屠敬山，屠寄，他是一个穷孩子，可是后来考秀才、举人，又去考状元。考进士，考上了进士，而且是进士当中地位比较高的。他是我们的亲戚，我的父亲年龄比他小，同时他比我的父亲高一辈，所以我们叫他敬山公公，他常到我们家来，他跟我的父亲很好。这个屠敬山后来到日本留学，那个时候清朝末年能到日本留学的人很少的。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起初主要是来自日本，并不全是直接从西方学来的，而是从日本间接学的。屠敬山他写了一部书，叫做《蒙兀儿史记》，就是蒙古史。为什么叫“蒙兀儿史记”而不叫“元史”呢？元史只讲中国的部分，他的《蒙兀儿史记》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历史，包括了蒙古其他的领土，包括苏联的大部分都在里面。他参考了许多书，外国的书，有好几种文字的书。有的书他不懂那种文字，他就请懂那种文字的人给他讲，所以他这部书里面引了许多古书的材料，不仅有今天所谓欧洲的，还有东欧的、中东的那些书。他引的书里面的材料有些非常珍贵，因为那个原书今天已经找不到了。有人说要把《蒙兀儿史记》放在二十四史里面，变成二十五史，所以它在学术上有很高地位。《蒙兀儿史记》这部书是用木头版刻的，在他家里面我看见过，堆了几间房子的木头版。1949年以后，他的子孙把这些东西都捐给政府。听说现在在中国书店有卖原版书或者原版书的影印本，价钱非常贵。他是当时一个很开明的高级知识分子。
中国最早的一个新式大学叫京师大学堂，地点就在北京沙滩，那里有一条路原来叫景山东街，后来改名叫沙滩后街。巧得很，1955年年底，我到北京来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就住在京师大学堂原来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从京师大学堂到了民国元年就改成了北京大学了，1949年以后把北京大学搬到西郊的原来的燕京大学，合起来就变成今天的北京大学。原来的北京大学在沙滩，城中心。这个地方在清朝来讲房子是非常大的，这里面很大，原来是一个驸马府、公主第。可是从今天看来，地方就太小了，搬出去还是对的。我最早是来开会住过，后来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后来我北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在这个大门里面住了好多年。我看到大学的教科书，屠寄就是京师大学堂的高级教授，清朝的时候不叫教授，叫“教习”，他是“正教习”，等于今天的正教授或者是一级教授的地位吧。我看过他写的物理学的教科书，不叫“物理学”，叫“格致学”，这个书是用汉字写的，从上而下的，许多公式不是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这个教科书是很珍贵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想找这个书看已经是很难了，现在恐怕不容易找到这个书了。
屠敬山的大儿子叫屠元博，元是公元几年的元，博是博士的博、广博的博。由于他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人，是清朝末年的革新派，屠元博很早就由父亲送到日本去读书，所以屠元博是很早的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屠元博就认识了孙中山。北洋政府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国会，国会中有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代表。根据外国的办法，同盟会组成一个党团，党团由一个人领头的，我想不起党团的领头人的名称，屠元博就是同盟会的国会议员党团的头头，所以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可惜，他喜欢喝酒，据说是人家在酒里放了毒药把他毒死的。他呢，是常州中学的创办人。他创办常州中学的故事，我常听到我们家里人和其他的老辈讲起。他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就学着日本人把辫子剪掉，可是他常常秘密回常州，回常州时就装一条假的辫子，戴着一顶瓜皮帽。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要坐小轿。那个时候出门到哪里去都是坐轿子的，叫青衣小轿，很小的一顶轿子，四面都是蓝布围起来的。他就是这样晚上装了假辫子、戴了帽子出去活动的，如果被清朝抓去了要杀头的。常州中学是他创办的，起初当然是很不容易，要捐钱，要找老师，地点是在玉梅桥。在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时，我到常州的时候特别去看了一下，看到纪念屠元博的一个碑，不很大，它还在。从前这个学校是靠近城墙，比较冷落的一个地方，从学校出来四周都不大有人家，人家很少。这个学校是屠元博办起来的，这是常州地方向现代化前进的一个步骤。屠敬山、屠元博都跟我的父亲非常好，因此我的父亲受了他们的影响，他的思想在旧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比较开明的。
▲ 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素描，现在中学的西门是对原学校大门的仿造
屠元博的夫人跟我的母亲是好朋友，又是亲戚，原来就是亲戚。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是，她们两个人肚子里有小孩了，就“指腹为婚”，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是一男一女呢，就给他们配成夫妇。结果屠元博家生了一个儿子，我的母亲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三姐。由于我母亲生的笫一个、第二个女儿没有长成，三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姐。后来屠家在北京，屠元博在北京做国会议员，他们一家离开常州了。屠元博的儿子也去日本读书，叫屠伯范，伯仲叔季的伯，模范的范。屠伯范在日本时与郭沫若是同学，他们在日本很熟悉。可是后来郭沫若走了政治道路，屠伯范一直从事化学工业，他们两人虽然是很接近的同学，由于职业的不同，后来就疏远了。屠伯范后来就成了我的三姐夫。当时屠伯范在日本，我的三姐在常州，两人都受了新式教育，那么这种“指腹为婚”还算数吗？我的三姐在常州的师范中学毕业以后，到北京进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男子的北京师范大学是分开的，后来很晚才合并的。那时屠元博的儿子在日本读书，我的姐姐在北京读书。屠元博的太太生了这个儿子，在月子里面生病死掉了，所以后来屠元博娶了第二个太太，姓朱，是北京很有名的人家的女儿，也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思想相当开明。她就提出，我的姐姐人在北京，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可以到他们家里面来玩玩呀，原来就是老亲戚嘛！有一个夏天，她把我的姐姐留在北京多待一阵，同时把日本的儿子召回来。她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两人见见面，谈得来将来做夫妇，谈不来解除婚约就是了，她很开明。屠伯范从日本回来，跟我的姐姐一见面就觉得非常好，因为我的姐姐受到很好的教育，同时我的姐姐也非常漂亮。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最漂亮的就是我的三姐，三姐像我的妈妈，而我的妈妈在宜兴是有名的美女。这样子他们两人见面后感觉很好，屠伯范提议我的姐姐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完，到日本去继续读书。得到我家里的同意后，我的三姐也到日本去了，他们在日本结婚，第一个孩子在日本生的。
▲ 屠伯范与周慧兼（周有光三姐，摄于1925 年）
这些都是我家庭里的一些故事。在我讲述自己的情况之前，先讲讲与家庭有关系的事情。我认为这许多背景材料有当时的历史，特别是当时常州的历史。
我刚才讲到屠元博创办常州中学，就联想到常州中学的许多事情。后来我进了常州中学，我在那里读书。常州中学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上午是上课的，下午没有课。我记得上午上三堂课，九点到十点，十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十二点。吃了饭以后，下午没有课。下午做什么呢？下午呀另外有游艺课，因为古代孔夫子讲的游于艺嘛，游就是旅游的游，艺就是艺术的艺。这个游艺课不知道是谁创意的，屠元博还是校长童伯章创意的，我不清楚。大概这个学校最早是屠元博担任校长，后来就是童伯章担任校长，他也是宜兴一个有名的学者。游艺课有各种各种的课程，让学生自己选，特别注重艺术、劳动等课程。比如讲艺术课程有音乐课，而且音乐课还分为中国的国乐课、西洋乐。西洋的音乐主要是军乐，当然也包括弹钢琴、拉小提琴，可是以军乐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音乐老师是从日本回来的，今天是大名鼎鼎的，叫刘天华。刘天华是在日本学军乐的，所以他的音乐课里军乐很重要。军乐课大概是下午两点到四点，游艺课通常是两小时。到四点钟上完的时候就要排队了，排队时就吹军乐进行曲，在学校里面绕一个大圈子，这很有意思的，这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个特点。在华东几省的中学每一年或两年开一次什么评比会，我记不清楚了，开会的时候军乐队都是我们学校的，非常出风头的。还有图画课，图画课里有中国画、有西洋画。有书法课，由书法家来教你写字。有武术课，教拳术，而且有两派，一个老师教北拳，一个老师教南拳的。还有读古书的课，主要是读《左传》。因为我家里说，我从小进洋学堂，老国文底子不够好，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游艺课上我就选择读《左传》。还有好多其他课，我已经记不清楚还有哪些了。总之，他们只要能请到好的老师就开班。
▲ 《常州中学校友会会员录》中，周有光当时的名字是“周耀”
下午的课程都是自选的，如果你不想选任何课程也行，可是这两个小时你要待在自修室里面，自己自修，不能到外面去游逛。上午上课是规定的，下午很自由，这种教育方法很好。刘天华原来学军乐的，也会一点钢琴、小提琴，但是他不会国乐。国乐课是另外请了有名的教师来教，刘天华借在学校之便就学，一面做教师，一面做学生。我记得他最早就学二胡，后来他的二胡拉得非常好，还创作了有名的二胡曲子，像《空山鸟语》呀等等，后来他从常州中学到北京来，在北京教书。刘天华是刘半农的弟弟，他们有三兄弟，刘半农、刘天华，还有一个老三，叫刘寿慈，寿是做寿的寿，慈是慈爱的慈。刘寿慈比我大几岁，可是他跟我好得很，他也是常州中学的学生，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说，这个学校有很大的特点，当时常州府有一个中学，无锡没有中学，无锡的学生到常州中学来读书，宜兴也没有中学，也要到常州中学来读书，江阴、丹阳都没有中学。镇江府有中学，南京府有中学，扬州府有中学，苏州府有中学，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一个府有一个中学。起初叫常州中学，后来改名叫第五中学，后来很晚又改回来叫常州中学。中学校只要老师好，可以培养出很好的学生来。当时的中学，一进去就要住在学校里面，不能出校门的。如果你的家庭在本地，礼拜六下午四点以后，可以回家，礼拜天下午再回学校，非常严格。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要培养一个青年，特别是在他中学时代必须住校，住读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书就可以读得比较好，而且人品可以教育得比较好。住读虽然跟社会隔断，但是可以不受社会的坏影响，我想这个住读制度还是值得提倡的。
今天暂时谈到这个地方，以后再谈。
▲ 2016 年6 月, 瑞典语言学家阎幽磬拜访周有光，请教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些历史问题
“反右”运动
＊此文及以后一篇是按照周有光先生口述录音的顺序，并非历史发生的顺序。——编者注
1976年，大概在阳历4月里面吧，我由于前列腺的问题住了医院。当时这个医院的名称叫“首都医院”，也就是协和医院。这个协和医院的名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改成“反帝医院”，因为它是帝国主义办的。后来大概到了1976年左右吧，“文化大革命”结束，就改名称叫“首都医院”；后来再隔了好多年，又改回“协和医院”这个名称。我住在医院里面，医生先要给我做检查，要观察，准备动手术，切除前列腺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整理《拼音化问题》这本书稿。这本书稿后来给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出版的时候已经1980年了，一本书出版总要三四年。
我在医院里面，编这本书的时候，是跟一个病人住在一起。这个病人是一个蒙古族人，他跟我住在一起。他的夫人是在北京某个工厂做工，我不知道，她每天下午下了班就来看她的丈夫。她来看她的丈夫就跟她丈夫讲，她一路上所看见的情况——从她的出发的地点经过天安门到协和医院。这个时候发生一件大事情，周恩来总理死了。群众怀念周恩来总理，就用白纸头做了小白花，放在天安门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前。这个碑上贴了许多条幅，都是群众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话，还拿许多绳子一条一条横着挂起来，方便挂条子、挂花等等。我因为在病房里面，看不到，每天都是由这一位蒙古族病人的太太——这个蒙古是内蒙古的蒙古族，不是外蒙古的人——每天来都详细讲她每天所看到的事情。这个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活动，是带有明显的反对“四人帮”这个味道的。后来呢，江青他们就要镇压，镇压起初是零星的镇压，后来是大规模的镇压，大规模镇压的一天是4月5日。4月5日这一天可能就是清明节，或者是清明节前后，这个时候我在医院里面。那么这一位蒙古族病人的夫人，是恰巧在这个镇压的时候经过天安门，她害怕这个“动乱”，就从广场旁边，想办法慢慢地经过天安门。所以她对这一次的镇压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她是目睹的，每一次来她都仔细讲她目睹的情况。死了一些人，镇压下去以后，在天安门广场上好多天，还留了被压坏的自行车；还有死人，还有死人的部分的尸体，没有弄干净的。她每一次来都把这个详细的情况讲给她的丈夫听，当然我们也在听了，因为我跟他同一个房间嘛。同房间不止我们两个人，还有两个病人，大概一共有四个病人。我家里不大有人去天安门，其他两个病人他们有家属常常去看，所以我在这个病房里面，就听到这个所谓“四五”运动，这件事情是惊心动魄的。
这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事情很有意思，1919年有“五四”运动，1976年有“四五”运动。当时大家情绪都很紧张。后来我就要进手术房，进了手术房，手术以后就不大能动，就住在重病人的房间里面，就听不到什么东西了。这个天安门是不平安，“天安”实在是“天不安”。这个事情呵，我每一次翻看我这本《拼音化问题》，就联想到这个“四五”运动的事情。
▲ 1976 年，周有光夫妇到上海，在三姐周慧兼居住的大陆新村的家门口合影（左起：周俊人、毛廷襄、周慧兼、周有光、周惠言）
“四五”运动，打死了许多人，闹了一个笑话，把许多死人的名字都弄错了。北京某研究所有一个青年助理研究员，他是福建人。他家里接到通知，说你家的某某某，因进行反革命运动，已经被镇压了，他家里面当然是非常悲哀了。可是到了年底放假，他回去了，家里非常奇怪。
还有一个青年，被镇压了。他家里只有一个年轻的老婆和一个一岁的孩子，那么当然家里面是非常悲哀了。而且这样一来呀，生活发生困难，因为这个反革命的家属，你要找工作都困难。这个年轻的母亲就带了一岁的孩子，在北京的远郊区的一条河的旁边哭，准备要投河而死。另外有一对情侣，快要结婚了，也到那个远郊区清静的地方去散步、去幽会。这对情侣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在那面哭，抱了一个孩子，就感觉到这个情形不大妙。他们一面在玩，一面就注意，远远地看这个哭的女人和小孩。后来呢，看到那个女人抱了孩子往河里面一跳，这个男的就赶快起来，要去救她。这个女的就不让他去救，这两个人就闹起来了。男的还是要去救，就跑到那面，跳下去，把这个女的救上来了，孩子也救上来了。还想办法告诉公安局，派救护车来送到医院。救人的这个男的，陪了他们一直到医院。这件事情使这对情侣闹起来了，女的不让他救，男的要救，两个人就闹翻了，后来就不做朋友了，也不结婚了。那个男的很好，觉得这个女的很可怜，还有一个孩子。她住医院以后，这个男的隔两天就去看她、隔两天就去看她。等她出院以后，觉得她非常困难，还给她帮助。那么这样呢，这个男的跟女朋友是吹了，对这一个投水要自杀的女的倒非常同情，两个人有了感情了。差不多隔一年，他们就结婚了。结了婚，又隔了一年，发生问题了，什么呢？这个已经“被镇压”、已经“死掉”的丈夫回来了。他们重新结婚以后，这母子两个人不住在原来的地方，就住在这个男的家里面了。丈夫回来了，回来了就发生问题了，这个太太已经另外结婚了，就闹起来了，一直闹到法院里面。后来怎么解决的不知道。问题是“四五”运动打死了许多人，这个死人的姓名搞错了，不只搞错一个。
前面我讲到“反右”。当时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从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没有发生“反右”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反右时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它是一个新机构，不是一个重点单位，但是也必须按照比例划百分之几的右派，因此划了几个青年，这个事情也是很悲惨的。但是对我来讲，因此没受到冲击。
▲ 沙滩后街55号小院是周有光来北京后最早居住的地方
“反右”运动的高潮过了不久，文改会原来是以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第二研究室为工作中心的。这时候就取消两个研究室。没有研究室，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还轻松一点，我照样可以做研究工作。我没有介意这件事情，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限制知识分子的一种政策，在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隔了相当一段时间，我的同事叫倪海曙，因为他跟秘书长叶籁士比较接近，他来告诉我，说取消了研究室，他就奉命秘密观察我的行动，要向领导报告。他观察我的行动，就发现我对于这件事情毫不介意，一点没有什么不高兴，也没有什么怨言，所以他就如实报告了。那领导上认为我很好。
从我1956年正式调到文改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这十年时间，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平稳的，许多大的运动我没有被卷进去。期间发生比较早的一件事情，就是马寅初关于“人口论”的问题。马寅初，在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许多大学演讲，讲经济问题，非常受青年的欢迎。我经常听他的演讲，但是我没有上过他的课，所以他是我的师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到了北京做北京大学的校长，我也到了北京，我们还是有往来。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他到北京来担任校长之前，他也给我们的经济刊物《经济周报》写文章。他因为年纪大了，写的文章需要人帮他整理一下，我就帮他整理，所以他跟我很好。后来在北京大学要批判他的“人口论”，开万人大会，说是自由辩论，实际是万人对付一个人。说什么“马寅初姓马，马克思也姓马，马尔萨斯也姓马，这三个马，两个马是错的，只有一个马是对的”。当时我接到通知，要去参加这个会，批判马寅初，这对我来讲是很为难的事情。好在我到了文改会，我就可以推托了，我说我现在不搞经济学了，我现在搞语言学了，就没有去参加。马寅初被定为右派，已经批判过了，但是不公开做其他的处分，就撤掉了他的北京大学校长就完了。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才给马寅初平反。
这个“反右”运动影响到我好些朋友，其中一个是章乃器。章乃器在抗日战争之前、抗日战争期间是公认的上海左派。可是“反右”运动就定了他是右派。他定为右派的时候他是粮食部部长，跟我工作上面毫无关系了。他从粮食部部长位置上下来以后，由沙千里做粮食部部长。当时有一些附和“反右”运动的人说：这很好，一个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这是假君子；沙千里也是“七君子”之一，这是真君子。去掉一个假君子，来一个真君子这就很好。
沙千里这个人的确是很好的。章乃器被划为右派，许多人特别是一些上海的人，心里面总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妥当的。章乃器划了右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胡耀邦出来主持工作给右派平反，比较晚才给章乃器平反。章乃器被划为右派，以及章乃器的平反，报上都有消息，许多人都非常注意。
▲ 救国会“七君子”。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得到消息，章乃器在内部已经是要平反了，右派要平反了。他知道章乃器住在北京东郊，大概红庙附近的一个公寓里面。他知道这个地点，可是他不知道在这个公寓大楼里面的几号房间。这个朋友就劝我，说你们毕竟是老朋友，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我说，好，我就去看。去看章乃器，我找到了这个门牌，进去。可是这个大楼里面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章乃器，也不知道他住在第几楼。我去的时候是上班时间，大楼里面没有几个人，我就一间一间轮着敲门问，一直问到八楼最高的一层——那个楼是有八层楼，问到居然有一个章乃器！他开门出来，跟我都相互不认识了，可是待了一会儿就知道了。他有很大一个房间，就这一个房间，旁边有一个厕所。他房间里有一个青年陪着他，一进他的房间就看到很是狼狈，一张很大的床，旁边只有一个旧的沙发，有点坏了，沙发上面乱七八糟放了衣服，他把乱的衣服拿掉了，我们两个人就坐了谈了一会儿。很奇怪，外面传出他已经内部右派平反了，他还不知道这件事。那么我就跟他谈了大概半个钟头，就问候问候他，我就走了。
跟他已经离婚的老婆，叫胡子婴，当时是商业部副部长。胡子婴非常关心章乃器的事情，我跟胡子婴也经常往来，我想这件事情要告诉胡子婴。我就写了一封信，把我看望章乃器的详细经过说了一下，寄给胡子婴，但是胡子婴没有收到。这件事情很奇怪，后来有人告诉我，胡子婴住在一个大院里面，都是副部长级住的，当时荣毅仁也住在那个大院里面。那是一个很大的大院，里面好多小洋房。
▲ 2016 年10 月，中科院院士胡启恒代转互联网之父温特的致意。当温特搜索汉语拼音是谁搞的，得到的回答是周有光。温特很兴奋，想见周老，胡启恒来转告了这个消息。周有光说非常高兴，欢迎他来
尾 声
这部书稿出版的时候，我已经109岁了。我以前说过这是上帝把我忘记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仍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保持着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所记忆的历史依然在前行之中。
这部口述史是在宋铁铮先生的建议和协助下，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当时还录下了30余盘磁带。最终完成时已经接近1997年年底了。我原想把我自己和家庭故事通过口述的方式保留下来，让我的后代和有兴趣的亲属了解我这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也是个人的一种历史性记忆。口述记录成文后，有人就劝我将书稿整理出版。如今，我年事已高，已经无法再回溯到过去，讲述更多的内容，补充更多的资料，也无法将1997年以后我所经历的生活再逐一进行补充。
自从85岁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这是我退休以后，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职责。我希望我一直关心的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有许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共同规律可循，追求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是各个国家不可抗拒的现代潮流。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
我的口述史并非是一个完美、完整的作品，但我觉得出错是正常的，批评可指出作品的错误，还可以增加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反对的意见或可成为成功的基础，所以我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我的口述如果能让更多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历史，从中辨识出谬误和光明，那是我期望看到的。
*文章节选自《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三联书店2015年1月刊行），文中图片选自《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三联书店2017年1月刊行），标题系编者所拟。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
周有光 著 张森根 向珂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1月
本书收集周有光先生八十五岁退休之后的所有重要作品。周先生自“离开办公室”后，就告别了语言文字的专业研究，开始撰写大量思想文化随笔，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随笔除了来自阅读积累之外，还结合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周先生以其超凡的文字驾驭能力、清通晓畅的语言，论述了诸多深奥的问题。文集荟萃了作者以小见大，微观中显现宏观的晚年代表作。
《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
《周有光画传》编委会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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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是我国著名的金融学家和语言学家。这部画传侧重历史性，通过广阔的视角，以二百余幅老照片，展现了周老一生丰富的经历，还原了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背景，也有助于读者理解晚年周有光为何会持续地关注、探索和思考文化和文明演进等“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读者可以通过周老的人生故事，窥见一代知识人的思索和成长，从而窥见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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