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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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战国时期，华夏族对外族的称谓发生了转移：逐渐从“戎”“狄”演变为“胡”。从此“胡”变成为华夏族对北方和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统称。这意味着，当秦汉大一统时代到来之时，“胡人”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对汉族自我意识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些描写外族形象的先秦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特指的“戎”“狄”到泛指的“胡人”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到华化的胡人在华夏各国的宫廷中扮演着一定角色，成为某些具有特殊技能的胡巫或奴仆。因此，先秦艺术对外族形象的描绘，为汉代艺术中胡人形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 文章节选自《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朱浒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汉画像中的鬼子母图像
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出现（节选）
文 | 朱浒
图像传承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同时也弥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早期图像材料往往依附于考古学发现。人们最早发现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就得益于图像和文字的“互文”关系，如山东长清孝堂山汉画的“胡王”榜题。到目前为止，明确胡人身份的榜题已经发现六例，可辨识胡人图像的汉画像则已超过二百幅。
任何一个外来文化被另一文化所接纳，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的保守力和新鲜血液的冲击力在其中交织、组合和变化。中国艺术中出现的外族图像，并非两汉所专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主体是汉人。“汉人”这一概念是在两汉时代形成的，其发源中心地带是中原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原中心主义者把其他地域的人称为外族。中国艺术对外族人的艺术表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先秦中国人对域外地理不甚了解，在“华夏中心说”的驱使下，对域外风物大多漠不关心，统以“蛮夷”视之。先秦艺术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流于神秘化，主要附着在青铜器上，写实性 37 40993 37 15274 0 0 1926 0 0:00:21 0:00:07 0:00:14 2891 37 40993 37 15274 0 0 1875 0 0:00:21 0:00:08 0:00:13 3427作品不多。因此先秦艺术中所表现的外族形象并不多见，而对其种族的判定也是很困难的。
毋庸置疑的是，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出现，明显受到先秦制像传统和观念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艺术中的外族形象对汉代胡人形象的塑造究竟有什么样的潜在影响。
两汉延续了四百余年，在此期间“胡人”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这对我们在时间坐标上理解汉画像中胡人形象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四百年间，我国遥远的北方和西北疆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胡人的活动在影响汉王朝重大决策的同时，对汉代皇室和民间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影响。秦汉美术与西方之关系较为复杂，胡人在艺术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胡人为汉代艺术带来了新鲜血液，为汉代工匠带来了创作灵感。这能激发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艺术的“开放性”特点。
胡汉征战图。山东邹城西南郭里公社黄路屯发现
先秦尚未出现“汉”之称谓，而以“华夏”“诸夏”称之。“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孔颖达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考三代勃兴之地，夏人起于山西，商人兴于河南，周人发于陕西，而神州大地的其余空间被不同的民族分而占据。《礼记·王制》云：
东方曰夷，被（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在先人眼中，围绕在华夏四周的蛮夷、戎狄是“被发文身”“衣羽毛穴居”的野蛮之人。拥有“服章之美”和“礼仪之大”的华夏族不断将文明传播到各处。
傅斯年先生曾作《夷夏东西说》，认为三代及三代以前，中国文化之起源，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东系，夏与周属西系。中国文化之本源与早期民族问题，是一个艰深的历史课题，本书无意涉及。而三代至秦汉，中华民族的成分也伴随着征战和迁徙一直发生着变化。对先秦时期华夏之外的民族之考据，很多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都用力很深，如吕思勉 、王国维、顾颉刚等，日本学者有白鸟库吉、小川琢治等。但从考古实物出发，对人物形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却不多，有关研究以中国学者沈从文、孙机、邢义田，日本学者林巳奈夫为代表。
《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孙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8
这一时期，华夏族语境中外族的名称随着双方的接触而不断变化。其中重要的变化是，约春秋战国之后，“胡人”作为一个族群，其称谓在中国文化中保存下来，一直延续了千年之久，并可在考古实物中得到印证。因此，本书将东周时期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分水岭，将东周之后的外族人统归为胡人。
1
东周以前的外族图像
中国先秦艺术往往极尽神异幻想之能事，所谓“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不似真实模仿自然的希腊艺术。甚至先秦时期的国人认为，艺术的写实比艺术的想象更难实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人像描写和犬马一样，随时可以接触到，“不可类之”；而鬼魅神异之物则可以率意发挥。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很多先秦艺术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夸张、神秘、风格化等特点[2]。如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许多青铜人像，纵目大耳，鹰钩鼻，风格独特。除四川地区外，中国北方出土了一些人物塑像，呈现出不同于华夏族的特殊形象。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这些种族很可能主要是以西戎和北狄为主：
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
—《战国策·赵策》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西戎左衽而椎结。
—《说苑·善说》
西方曰戎，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有不粒食者矣。
—《礼记·王制》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扬雄《蜀王本纪》
由此可以看出先秦华夏人心目中的典型外族形象：“文身”“被（披）发”“左衽”和“椎髻”。根据这些特点，按照时间顺序，下文试图从考古实物出发，对一些疑似表现外族形象的作品进行简要梳理。
◎ 新石器时代
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人物形象，被有些学者指出带有一些域外特点。如辽宁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真人般大小的女神头像，其眼窝深陷，额头前凸，除了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外 ，有人认为其具有部分高加索人种之特征，如“深陷的眼眶和特别用淡青色玉片所表现的眼睛”。用矿石来表现眼睛是古埃及和西亚制作人像的常用做法。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泥塑人像
◎ 商代
商朝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小型人物玉雕，似乎也有同华夏族相异的形象。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十三件玉人。据考古报告，标本371、372、376、377 均带有发辫，标本374 高鼻梁、眼窝深陷，编号372 的商代玉人，其发式同其余几例相去甚远：瓜皮式的发型背后悬有一根不长的发辫，很可能代表商代某一个特殊族群的奴隶形象，或许此种辫式同戎狄的“椎髻”有关。考古学家李济曾对妇好墓及殷墟出土的上千例商代的人骨标本进行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提出商代墓葬中的人骨有外来特征。具有同妇好墓372 号玉人类似发型的商代人物形象还见安阳出土的一件骨雕人头像。该头像深目高鼻，头发细密垂直，给人一种强烈的异族印象。
妇好墓出土玉人 编号372
还有一种商朝人物形象拥有“覆舟式”的发饰，可见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批石雕人像。这种发饰像一本打开的书，其后还拖有一根长辫。人物双手被束缚，双膝跪地，汉代画像石中有此跪姿胡人战俘图像。芝加哥艺术研究所藏有一件类似的石雕，巫鸿教授认为这件作品来自三星堆。当金沙遗址被发现后，可对比出这件石雕与金沙遗址出土人像更为接近。巫鸿还注意到这些人像是没有眼睛的。
综合考察上述商代人像，似乎这些墓葬或遗址中发现的人像多为异族（被主人征服的民族）形象，具有奴隶身份。是否商人已经认识到劳动力的重要性，用这种玉石制作的人俑替代残忍的人殉，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这很可能是中国艺术中对外族较早的艺术表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石雕人像
◎ 西周
武王伐纣之后，周取代了商成为中原的霸主。两周享国八百年，大兴分封制。西方的秦国，北方的燕、晋等国与戎、狄接壤。在西周时期的考古出土物中，也能发现少量刻画细腻的戎狄图像。同商代人像一样，其判定标准可以基于三点考虑：发饰、服饰、文身。不同点在于，商代人像以圆雕俑人为主，而西周和春秋异族形象以青铜器上的附着纹饰为主，少有独立的圆雕。
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人物图像具有明显不同于华夏族的特点，如披发、纹身、椎髻、辫发等特点。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提到了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戟上有一个披发人头像，其脸上有一处 ω形纹饰，类似纹身。研究者在发掘报告中认为，这一形象出现在武器钩戟上，可能与杀害异族战俘、举行血祭的“献俘”有关，这一人头像可能是鬼方、猃狁等族的形象。 荣新江先生认为这个人像是大月氏人，“或许是中原的华夏族把西北异族的形象刻于戟首，在与异族作战时使用它来瓦解军心的”。类似的文物还见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西周铜刀，所雕人物发饰同灵台白草坡人像接近，但发梢处已经结成椎状。 垂发之形象还见于甘肃宝鸡茹家庄墓地出土的青铜饰。该器物正面为一兽面，背后蹲伏一个长发披后的人物。报告认为这种发式和西戎与羌人的披发习俗较为接近。 刘敦愿先生针对此件人物背后的所谓刺青带有小鹿形象之母题，认为此件人物代表犬戎部落中以鹿为图腾的部落。 甘肃竹园沟13 号墓地出土一件人头銎内铜钺，其额前有直线形刘海，脑后留出一条发辫。此种发辫同妇好墓中编号372 的玉人标本接近，但要更长。上述三例均为甘肃地区出土，鉴于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地位于远离中原的西部边陲，其墓主接触西部少数民族的可能性较大，这些披发、辫发的风俗很可能表现西周时期的戎狄或羌族之形象。
甘肃宝鸡茹家庄青铜饰人像
除了上述例证外，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两个人头蚌雕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目光。该头像除了具有深目高鼻的特征外，其独特的发式和头像阴刻的“╋”标志更加引人注目。目前学术界对其讨论很多，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汉字“巫”，即此人为西方而来之“胡巫”，充当着某种巫师作用，是早期中亚人在周王室活动之铁证。而对其族属的探讨有大月氏、乌孙、猃狁等不同的说法，尤其以“塞种”说占居上风。另外，其面部右侧有类似刺青的水滴状刻痕，其形状和位置均可以同上文提及的甘肃灵台白草坡青铜戟上人头像相互印证。这种黥面的风俗在草原民族中一度十分盛行。
西周人头蚌雕
上述四例西周时期的人像表明，周人的活动范围相比商人有了扩大，除了接近戎狄习俗的披发、辫发的形象出现外，甚至有了白种人 —塞种出现之痕迹。这一时期人物形象大都尺寸较小，一般为器物之附属装饰，且发现数量有限。但这些西周文物中的异族人像仍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2
东周胡人图像
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华夏族对西北边境上的戎狄等族的称谓发生了一次语言学上的转移。“胡”作为北疆民族的称谓开始频现于史籍中。
称外族为“胡”者，始见于《逸周书·王会》提及“东胡”与“豹胡”。 《战国策·燕策一》提及“林胡” ，《战国策·赵策二》提及“以攘诸胡”，可知时“胡”为北方若干族名称谓的尾词。此时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方狄族鲜虞部落所建立的中山国，先后与晋、赵、燕等国争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举吞并中山。《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赵武灵王的两段话，一为“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 ；二为“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中山吾必有之”。可见在赵人心中，中山国之鲜虞族可以归为北方诸胡中的一支总之，自战国始，“胡”开始指代活动在北疆草原上的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人像艺术有了新发展，最重要的特点是独立的人物圆雕占据主流。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形象研究用力颇深，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金人和玉人》一文中列举了数例海外收藏的东周时期人像。披发或辫发形象有两例，其一为哈佛大学佛格美术馆（Fogg Art Museum）藏公元前4 世纪的玉人。其头顶和四周似被剃光，而背后披下一束头发。林巳奈夫认为这种发饰可能和后世乌丸、鲜卑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匈奴也有类似发型。其二则是洛阳金村出土的青铜女性驯鸟俑。其面部宽大，头发分梳两辫，双手握两根立有双鸟的棍状物，脚上着靴，不似华族。林巳奈夫认为其非中国人，脸型具有蒙古人的阔大特点。这种辫发女性形象在先秦艺术中极为少见。
洛阳金村青铜女性驯鸟俑
洛阳金村还出土了一件银质着衣人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金村古墓于上世纪 20年代末被盗，据考为周王室墓葬。该人像现已流失海外，高 9cm，双臂下垂，半身衣，窄袖，发髻靠后。
洛阳金村出土银胡人像
这件银质人像塑造的人物的族属颇有争议，其著录者梅原末治认为此为胡人 ，容庚认为他“令人想象为胡人之小像”，孙机则认为其是华夏人。笔者认为该人物为胡人可能性较大，理由如下：
金村出土的跽坐铜质人像，可以同此银质人像做一个对比。该人像跽坐，双手相合，似握有一物，面容平和，脸型椭圆，头上绾一发髻，身着华夏族装束，与今日之汉族颇类。与之对应的例子是河南博物院藏“匍”雁形铜盉上的铜人，为 1988年平顶山西周应国墓地 M 50出土的。人物位于铜盉的把手处，双手握住铜盉把手，呈站立姿势，为华夏族形象，与上述跽坐铜人相近。
洛阳金村出土铜人物像
“ 匍”雁形铜盉上人物像
相比之下，洛阳金村出土的银质人像的脸型更加方大，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的特点，其衣服虽然是右衽，但更像是华化的游牧民族，而非华夏族。由于其形象较标准华夏人像样式相去过远，故可定为胡人。
比较具有信服力的战国胡人图像另有两例。其一是林巳奈夫所举的一尊铜人。考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4世纪，脸型宽大，头上戴帽，左衽，为传世品，可基本定为胡人像。其二是 1983年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畔窖藏出土的一件红铜塞人武士像，空心，高40cm。武士高鼻深目，头微微抬起，头顶戴尖帽，帽顶有一弯钩。这一窖藏铜器具有明显的斯基泰风格，林梅村认为这件作品是斯基泰人受希腊影响而塑造的“希腊战神阿瑞斯神像”。这件作品是中国发现的先秦斯基泰艺术人像中的代表，但已非中原系统。
塞人武士像
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秦的制像水平达到了一个巅峰，史载始皇帝“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惜现已不传。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史料有将金人定为“狄人”的说法，《汉书·五行志》载：“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3] 秦代遗存中最具代表性的人像是秦兵马俑。有些秦俑表现出一些西戎的特征，如深目、高鼻、络腮须等，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对汉代之前中国艺术中的种族表现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认识。
从材质上看，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使用的材质广泛，除了传统的陶、玉、石、青铜外，还有蚌、银、红铜等少见材质的采用。
我们对外族形象的判断主要来源于史书对“戎”“狄”等民族的“披发”“左衽”“文身”等特征的记载。
从历史脉络看，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商代的外族形象往往以贵族墓葬中俑人奴隶的形象出现。西周时期的外族形象则更多以青铜器附属装饰形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人像圆雕，对人物的表现侧重写实，可能描绘了宫廷中胡人奴仆的真实生活。而秦人更加注重写实，很可能将秦朝军队中吸收的西戎士兵的外貌忠实地塑造在秦兵马俑身上。
我们发现，在先秦文献中，大约在战国时期，华夏族对外族的称谓发生了转移：逐渐从“戎”“狄”演变为“胡”。从此“胡”变成为华夏族对北方和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统称。这意味着，当秦汉大一统时代到来之时，“胡人”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对汉族自我意识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些描写外族形象的先秦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特指的“戎”“狄”到泛指的“胡人”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到华化的胡人在华夏各国的宫廷中扮演着一定角色，成为某些具有特殊技能的胡巫或奴仆。因此，先秦艺术对外族形象的描绘，为汉代艺术中胡人形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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