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这些书，都是他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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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常君实就这样静静地走了，就像他生前一样，并不引人注意。几乎没有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这种安静，仿佛老僧圆寂。这也很自然。他既不是明星，也不是闻人政要，他的名字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很陌生。但是，出版界上岁数的人，还有现代文学界的一些老学者都会记得他。在这些人心里，还有不少读者心里，他还活着。
*本文原载《随笔》2017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转发。
常君实（1920.8-2016.7.5），河南原阳县人，1942年肄业于西北联大师范学院。1949年后，在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任编辑，编有《张恨水全集》70卷、《唐弢文集》10卷，《三家村文库》、《邓拓全集》各5卷，《廖沫沙全集》5卷、《台湾文学名著大系》、《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台湾散文名家》，《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廖辉英作品系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中国历代散文选》、《中国历代诗选》、《中国历代戏曲选》、《中国历代长篇小说选》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编撰大、中、小学语文和历史、地理课本10余套，如《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小丛书》、《作家与作品丛书》、《新儿童丛书》等。
常君实
文 | 祝晓风
一
最早知道常君实的名字，是从家严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刘绍本那里。记得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一年夏天，刘老师知道我大学毕业要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很高兴。他研究现代文学，在大学也教了多年的写作课。他特意和我说，到了北京，在光明日报当记者，不妨抽时间去拜访一下常君实。刘老师曾经与常先生有过一点交往。他说这位常先生编了很多书，很了不起。他在我当年用的一个很小的通讯本上写下常先生的名字，还有地址：西单皮库胡同某某号。——那个像名片大小的小通讯录去年收拾东西时，发现还在。
常君实做了一辈子编辑，编辑了一千四百多种书，留下的文字数以亿计。他不会用电脑，编稿子都是在纸稿上一笔一划地改、抄、誊写。更早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图书馆还没有复印机，他编《夏衍杂文随笔集》，还有《廖沫沙杂文集》，都是每天去图书馆翻旧报纸，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篇文章一篇文章抄出来。夏衍和廖沫沙都有几十上百个笔名，有不止一篇文章，是常君实抄出来，先问夏衍，这是不是您写的？夏衍说是，或者说不是，他再去问廖沫沙确认。我曾经不止一次跟现在年轻一辈的编辑记者说，和常君实比，我们这些人可能都未必有资格说自己是编辑。
真正和常先生见面，居然已经是毕业十年以后了。那时光明日报社已经从虎坊桥搬到了磁器口。这十年中间，我当然不止一次路过西单附近，也曾留意过皮库胡同。那几年西单一带大拆大建，原来的街道、胡同面目全非，地址已经很不好找。自己那时还是一个尚未立足的年轻人，自己的生活都没有顾全，没有十足的兴趣和意志去找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也不确定人家愿意不愿意陌生人的打扰。但最重要的是，我那时没有面对面地遇见这个人。
第一次见常君实，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老朋友和我一起去的。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常先生。进了常先生的家，感受就两个字：震撼。——多年以后，夏衍的孙女沈芸第一次到常君实家，出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也是用这两个字描述她的感受。
他家里全是书。那是一个两居室，进了入户门，是通向最里面房间的狭长的一条过道。过道大约有十几米长，本来就不宽，左边的墙则打了顶天立地的书柜，一直从门口排到最里边那间屋的门口，使得过道显得越发窄而长。光线也不好，比较暗，更显得幽深，甚至有点儿压抑。从这个过道经过，就好像经过一个隧道，而这个隧道是从一座书山中挖出来的。没有厅，最里边那间房子就做了所谓厅，客人来了就在那里说话。可那个十来平米的房间里，四壁墙，两面全是书；还有一面是窗户，一面墙边放着一张小桌子，仅有的空墙上挂着廖沫沙的一幅字，新凤霞的一幅画。沙发是旧的，沙发下面也是书。来客坐的地方也很局促。老人客气，给我们倒了茶，但是茶杯没有地方放，只能放在一个很小的木凳上。经过过道时，我留意了一下他家的厨房和另一间卧室，里面也都是书。
常君实的外貌同样让第一次见面的我震撼。他四方阔面，面色深，左目不能视，初一见，甚至给人有点儿威猛的感觉。他一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好在我从小听河南话，训练有素，不太费力，要是南方人还真不容易听懂。
那次去，聊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对他的陌生感和些许的恐惧感就没有了。就记得老人很兴奋，只是谈书，他的热诚和实在完全溢于言表。那次离开他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喜欢这个老人了。去了两次之后，就熟了。稍微熟悉一些后，我有时就会不请自来，事先也不打电话，直接去敲门。因为他那个家给我的印象太深刻，我有段时间把他家当成一个文化景点，带过好几拔人去参观。老人其实很随和，只要有朋友来，他都高兴。有几次我一个人去看他，他也是亲自送到楼下公共汽车站，和我一起一边等公共汽车，一边再聊一会儿。
常君实生于1920年8月，与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三联的范用等人是同辈人，也是几十年的老同事。常君实是河南原阳县人，青年时去陕西上学，1942年肄业于西北联大师范学院，那一年开始发表作品。他青年时也干过新闻，在重庆《工商导报》做编辑、记者，任过东北《中苏日报》驻南京记者，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文艺月报》主编，北京《新民报》编辑。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却是做出版。他做过北京宝文堂书店编辑，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1949年后，主要在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任编辑。他从四十年代就开始编书，数量之巨，一定会让初次知道的人惊叹。其中，他主编和编辑的丛书就有25套之多，如主编《台湾文学名著大系》、《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台湾散文名家》，丛书《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和《廖辉英作品系列》，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中国历代散文选》、《中国历代诗选》、《中国历代戏曲选》、《中国历代长篇小说选》等等。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为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编撰大、中、小学语文和历史、地理课本10余套，如《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小丛书》、《作家与作品丛书》、《新儿童丛书》等等。——这是他编书的广。他还有他的专深，就是编辑现当代作家学者的集子，比如，编辑《张恨水全集》70卷、《唐弢文集》10卷，《三家村文库》、《邓拓全集》各5卷，《廖沫沙全集》5卷，等等。
《夏衍杂文随笔集》 三联书店1980
因为相对熟了，就知道他有个大心病，就是《吴晗全集》。
二
《吴晗全集》是常君实晚年费时费心最多的一件事。几乎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说到《吴晗全集》。他最近十来年，一直在编这部书。他说，“三家村”的书，他都编过，邓拓、廖沫沙的，基本都出齐了，就是《吴晗全集》没有出。
此事最早缘起1996年，广州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主编黄伟经，想出版“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全集。但黄人在广州，工作又忙，在广州查找这三位的作品资料比较困难，他自认为无法做这件事，于是想到了人在北京的常君实，因为黄伟经知道常君实编辑过很多老作家的文集。北京独有的有利条件，就是图书馆多，各大单位，高校、科研单位，中央机关保存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但这些其实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常君实这个人。黄伟经算找对人了。当时，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廖沫沙的夫人陈海云都健在，都住在北京，虽说联系方便，但那是常君实去联系，才方便。常先生与这几家都有着多年的交情，深得信任，要查资料，自然比较方便。
出版方面又有花城承担，事情就定了。常君实拜访了丁一岚、陈海云。邓夫人说可以让邓拓的大女儿邓小岚帮助查资料，《邓拓全集》有了着落。廖沫沙的书稿，有早已面世的《廖沫沙杂文集》作基础。从1979年到1984年，常君实编辑了廖沫沙和夏衍、聂绀弩、徐懋庸、柯灵、唐弢等多人的杂文集。当时常君实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廖沫沙杂文集》是人民出版社计划以三联书店名义编辑出版“五四”后一批著名作家的杂文集的一种。其间在1979年、1980年，常君实曾帮助廖沫沙在北图（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报库查找廖沫沙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上海、桂林、重庆、香港和北京多种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包括杂文、时事评论、小说、诗歌等等，计150多万字，其中杂文就编成了这部近50万字的《廖沫沙杂文集》。
《廖沫沙杂文集》三联书店1984
1996年决定编辑《廖沫沙全集》后，常君实在《廖沫沙杂文集》基础上，又一头扎进图书馆，进一步查找廖沫沙的文章，居然又找出作者散佚的文章100多万字。《廖沫沙全集》5卷，于是很快编就，与《邓拓全集》5卷，都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
但是，《吴晗全集》当时没有很快出版。一个主要原因是吴晗的作品量更大，散佚文章和各种文字更多，都需要查找。几乎同时在编辑三个重要全集，而且是从查找原始文献开始，这个工作量有多大，做过出版的人都知道。这三位都是大家了。按近些年出版界和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路数，编他们每一个人的全集，都要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吧，组个班子，搞个机构，再找一帮青年博士、硕士给打下手，不算过分；另外，通常还需要搞个项目，弄个基金，没一大笔钱怎么搞啊？——但常君实就一个人。而那个时候的常君实，已经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也没有固定的人协助。三个全集，都是他一人拉出全集的结构框架，一个人定篇目、体例，还要完成大量的主要文献的搜集、整理、核校。他几乎是一人同时推动三座大山。
但更麻烦的是，在常君实编辑《吴晗全集》、不断地补充资料的过程中，出版方起了变化。出版社迫于经济压力，不再能出版《吴晗全集》。常君实觉得我和出版社来往多，也许能找到一家出版社愿意出。我也认真的找了几家。但是，这种严肃的纯学术著作，不赚钱，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书，但得有实力才行。我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
2004年12月4日，是个周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了一个“大学生文化读本”丛书的出版座谈会。记得那天阴天，挺冷。开会时，我正好坐在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右边。会间，我就和周先生悄悄说起常君实，还有《吴晗全集》的事。周总编听了之后，表示这个事情有价值。他瞅了个机会和社长贺耀敏商量了一下——我隔着几米远看着，大概也不过三五分钟，两人就将此事敲定。于是，不等下午的会结束，周蔚华就和我提前出来，去找常君实。因为下午各自还有事情，为了方便，我们两人各开一辆车，一前一后，我在前边引路，一口气开到华远北街。天已黄昏。
老人把几大捆书稿拎出来，放在我们面前的小木凳上。其中有复印件，有手稿，有抄稿，还有报纸的剪报。——当然，出版社领导已经下了决心，老人很高兴。周蔚华问常先生，他本人的编辑费怎么算，请老人提个要求。只见常先生按了按那一大摞书稿，很自信地说了一个数儿——我揣摩那意思大概是说，我常君实的劳动值这个钱。——可实际上，他说的数，真是低得很。我在旁边听着，心里不知什么滋味。
周总编和我总共在常家坐了不过半小时，主要的问题都谈了，周总编就把书稿带走。——后来，出版社为此投入很大的财力和编辑力量，但更具体的情况，我也就不十分清楚了。
但是，我知道常君实把书稿虽然给了出版社，但他一点儿没放松。从2004年12月，人大出版社决定出版《吴晗全集》，到2009年3月此书正式出版，四五年的时间里，在出版社编辑的同时，常君实还在不断地为这部大书补充资料，他希望尽可能全地搜集吴晗的佚文、佚著。
常君实认为，既然叫《吴晗全集》，那么，吴晗的所有文字都应收入，才能全面地保存、反映这样一代大学者的思想，才可以为后人研究吴晗提供一个基本的材料基础。所以，常君实以近乎一种偏执的精神搜集吴晗的各种文字。常君实说，吴晗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写作。直到《吴晗全集》出版后，常君实还自叹，没有找到抗战前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一些报刊，也没有找到抗战时昆明、重庆等地的报刊，而他坚信，那些报刊上面还有不少吴晗的作品。1949年后，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有不少工作上的讲话，常君实也认为比较重要，值得收入全集，但因各种原因，终未能收入。常君实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见识超出一般。虽然他对吴晗怀有很深的敬意，但他并不为贤者讳。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为全集还应该收入吴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的批判文章。当然，此设想也未能如愿。常君实还查到吴晗的两篇遗稿的线索，《近百年来的经济变化》（国史论丛之一）、《近百年来的政治变化》（国史论丛之二），常君实根据文章题目判断这两篇都是长篇论述的文字。这两篇长文都没有发表过，原来由北京市历史学会保存，可惜在常君实编《吴晗全集》时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在《吴晗全集》出版前和出版后，我都曾不止一次当面听老人说，《吴晗全集》不全，遗憾！他把这个遗憾，写进了全集的编后记中。
尽管如此，常君实仍然是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最大限度地搜集吴晗的文字。为此，他不惜代价，不避繁难。但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一介布衣，他拥有的实在有限。他知道吴晗当年在昆明《民主周刊》发表过几篇文章，就托我向李广田的女儿李岫教授求助，到民盟中央图书馆去查找、复印。我记得事后他送了李老师一本书，表示感谢。从物质角度说，他能做的，就是这样了。除了这一点表示，再就是在《吴晗全集》的“编后记”中郑重地记下人家的名字。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李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主编胡友鸣，《光明日报》编辑姚小平，商务印书馆常绍民，《北京青年报》陈国华，闻一多的侄子、闻家驷的儿子闻立树，常先生住在天津的一个老朋友马筱英，等等等等，凡是为他查找资料提供过帮助的人，老人都没有忘记。
这中间，也有机构来找他，想出一个高价把《吴晗全集》从人大社再拿走。常君实没有答应。
这中间，有几次我去看常先生，他会说，哪天哪天他又去图书馆查资料去了。有时他不在家，他夫人就告诉我说他去图书馆了。那时，他已经八十好几了，出门都是坐公交车。每次听他讲，他挤公共汽车去东三环的首图，我心里都捏把汗。
大概2007年底，我有一次去常先生家，他说，书快出了，他想请黄裳给写一篇序，他也说，黄裳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年纪比吴晗还小——但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老人都死光了。几个月后，我在《读书》2008年第3期上读到了黄裳的《忆吴晗》：
《吴晗全集》将要出版了。从编者常君实先生来信中得知这个可喜的消息十分高兴。同时又听到一个不免“荒唐”的建议，要我为《吴晗全集》作序，理由是和吴晗相熟、适合写序的人，已经没有了。因此才想到了我。读罢黯然。吴晗长我十岁，他是前辈，彼此论交在师友之间，也比较托熟。他惨死于十年动乱中，至今已有三十九年，明年又逢他的百岁诞辰，《吴晗全集》出版将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回想前尘，历历如昨，写几句话，为故友纪念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管是否僭越，就这样下笔了。
常君实编辑的《吴晗全集》中，收有吴晗写给黄裳的29封信。黄先生写吴晗，还是有话可说的。黄先生的这篇《忆吴晗》，后来果真就作为全书的序，放在了《吴晗全集》第一卷的卷首。
2006年4月20日，常君实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
“文革”前，吴晗为普及中外历史知识，主编过多套历史小丛书，我计划把这些丛书的名称、各丛书的书名、作者姓名、出版社名称及出版年月，作为附录收入《吴晗全集》最末一卷第10卷中，以说明吴晗在普及中外历史知识工作方面也作了很多贡献的。
这封信中，他还简单介绍了《吴晗全集》的编辑出版进程。
说到吴晗的“历史小丛书”，还让我想到一件事。常君实曾想到《吴晗全集》的体量较大，一般读者大多买不起。他觉得，可以从吴晗著作中抽取可读性较强、篇幅不大的若干种，面向普通读者出版。他这个想法，认真和我说过两次，还郑重地写过一个“委托书”，让帮着联系出版社。但此事最终也没弄成。
人大版《吴晗全集》共十卷，以吴晗作品类别辑录，收录了已发现的吴晗所有历史研究论文、人物传记、杂文作品、书信、诗歌、戏剧和翻译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吴晗写作史的变化。其中，吴晗《朱元璋传》的三个不同版本都收入《吴晗全集》，还有一并收入的时人介绍、反思吴晗的珍贵文献，这些，都显示了编者常君实与人大出版社的气魄和学术眼光。因为这部书的篇幅较大，后来出版时，是十大册精装，四百多万字。书一直到2009年春天才出版，正是要赶在吴晗一百周年诞辰之际。
“《吴晗全集》出版座谈会”是在2009年6月20日下午开的，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十三层会议室。请人的名单，主要是常君实定的，因为他熟，知道要请的人与吴晗是什么关系。来的人中，不少是吴晗当年的学生和故旧。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桂生、原国家测绘局局长李曦沐是吴晗西南联大的学生；原民盟中央秘书长王麦初是吴晗秘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党委书记张显清是吴晗建国后的学生；《吴晗传》作者苏双碧原来在光明日报理论部工作，后来从《求是》杂志副总编任上退休，他1961年到1966年有五年时间曾在吴晗领导下工作。等等。
那天的会，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比较隆重，气氛也热烈。当然有国家领导人发来贺信，也有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来，史学界的学者也不少，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吴晗的学生辈。
常君实那天情绪很高。我印象里，老先生那天掉了眼泪。
《吴晗全集》出版座谈会
四
《吴晗全集》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再见到常先生。大概是2012年冬天，苏州来了一个朋友，我们晚上在西单吃饭，我临时说起常先生就住附近，可以不妨去拜访。我凭着记忆，找到他家，敲了半天门，没有人应。邻居出来说，老人已经有两年不在这儿住了，搬走了。我心里一紧，希望能再见上老先生一面的心情就更迫切。
2014年早春，我又和常先生的女儿常再昕联系上，问出常先生的确已经不住在城里，而是住在昌平他儿子那儿，便于家人照顾他。我就想去再看看他。我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就叫了原来光明日报两个女同事，还有新认识的另外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一行四人，我开车。见到常先生，他已经病卧在床。好像从2005年、2006年前后，他就跟我提起，他开始有脑萎缩。这次在昌平见到他，他已经不认得我了。说了一会儿话，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对我说，“我看你有点儿眼熟，我们以前见过面”。
——这果然就是最后一面。
常君实熟悉的，是夏衍、萧军、廖沫沙、萧乾、吴祖光等这一辈两辈的文人作家。他和这些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出一种亲密而真纯的友谊。他早年也给新凤霞编过书。新凤霞当年文化程度不高，常君实一边当编辑，一边当语文老师。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廖沫沙在家中猝然逝世。此前两天，常君实还来看廖沫沙。几年之后的一九九四年七月，常君实为《瓮中杂俎》写《编辑后记》，详细记下这次见面的情景：
“他（廖沫沙）谈笑风生，我们谈到快中午时，他一定要留我吃午饭，说是吃馅饼，我没法拒绝这对一向好客的夫妇，只好留下来，吃了一顿味美的馅饼，又在他的书房聊了一会儿天，才告辞。他的生活就是这么俭朴。我在他家吃过多次饭，都是一般的家常饭菜，午、晚餐，他都饮一杯酒，这是他最好的享受了。他穿着也十分不讲究，经常穿补钉衣服、布鞋，到了九十年代，这是很少见的。想像不到，那次我见到他，这是最后一面。现在虽然时间过去三年半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呈现于眼前，夏衍同志写了一篇悼念聂绀弩的文章，题目是《他还活着》，夏公这句话，我借来正好说明我对廖沫沙的印象：‘他还活着’，确实是这样。”
——这本《瓮中杂俎》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常君实2005年5月18日送我的，扉页上有他写的几句话：
“晓风同志存阅
常君实
这本书《瓮中杂俎》部分正文是廖沫沙在‘文革’中被关押期间被迫写的‘交代材料’，为了让读者了解事实真相，我将廖沫沙写的原文章附录在后面，读者一看就明白了。”
这些“交代材料”、“检查”，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独一份儿。但一般人、包括历史当事人，当时也并没有这个认识。常君实则怀有一颗史家之心，独具慧眼，搜集、编辑、出版这些文字，开此先河。后来，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我想也很可能受此启发。
常君实晚年，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合作较多。在中国工人出版社主编一套“风雨岁月丛书”，出版有梅志的《我和胡风伴囚记》、萧乾的《萧乾回忆录》等；在中国文联出版社主编“回忆文丛”，其中，他送我的有两本，《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和《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常君实敬佩这些作家，热爱这些作家，愿意为这些作家当然也是他的朋友编书，他从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我有时想，从另一方面说，大概也只有像夏衍、萧军、吴祖光、廖沫沙、吴晗、聂绀弩、徐懋庸、柯灵、唐弢这些人，才配常君实来编他们的书吧？现在，那一辈两辈人都不在了，常君实也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常君实早年间也搞过文学创作，出过童话集《马和狼》，著有评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读导言集》。他也有笔名，石桥、黄河、南海等。但他与他同辈的一些同行、同事比，在社会上没有什么知名度，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后来把绝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了编辑上，为他人做嫁衣，而很少写文章。从这一点上说，他是真正的淡泊名利，真正不官不商。
常君实去年（2016年）7月5日逝世。三联书店的内刊《店务通讯》第55期（2016年7月15日）上登了一则他的简短生平，是根据他的人事档案拟的，应该比较可靠。常君实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还有一些学术职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文学史科学学会理事、顾问，《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等等。1983年，常君实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根据档案记录，常君实早在1984年2月退休。1986年1月，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常君实作为退休职工随之归属到三联书店。
我也是从这个生平介绍中，才知道常君实的最高职称是副编审，也就是副高。
近年，名人信札拍卖比较热。网上有王云五，丰子恺，宗白华，艾芜，林林，等人的信，拍价都不低，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收信人，常君实。常先生曾说，他几次大搬家，丢了几十箱书，他十分痛惜。想来，那几十个书箱中，怕也有不少常君实和作家们的往来书信。有时，我想，即使那些书不丢，老人可把它放在家里什么地方呢？
常君实属猴。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去年他已经九十七岁，按所谓周岁，也九十六岁。而且他晚年得儿女悉心照顾，不管从哪个角度说，老先生也算得享天年。老人善良、正直，为出版文化、为国家民族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这应该是他的福报吧。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想和老先生的家人聊聊，多了解一些老人的生平事迹。年底前我曾和常先生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女儿联系，但是，她像老先生一样低调，什么也不想说。而我手头资料也有限，实在写不出更多的内容，只能写成这样了。说实在话，我甚至没有什么资格写常先生。而且，因为我对他有了一点感情，所以，我对他的评价也许会偏高。但这不要紧。常君实编的书都在，都还有不少读者喜欢，也为研究者所重视。这些书，都是常君实的纪念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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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媒介常常误导人，我们不要基于它们激发于人的种种期望……错误的是艺术，而不是生活。——阿兰·德波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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