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蒙自："联大"与"海关"的意象重叠 | 西南联大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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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寇入侵，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迁，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初，长沙临大再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校舍缺乏，联大决定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迁蒙自，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师生四百余人。分校暂驻蒙自，仅一个学期，即 3月至 7月，所谓“蒙自百日”者，缘此。
如果将“海关”（十九世纪末蒙自开关）和“联大”都作为文化符号来看，蒙自确是经受了“两次文化冲击”，海关一次，联大一次。两者之间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而在文化内涵上却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当然不是重合）。有趣的是，作为物化的“地址”，海关旧址和联大校址原本就是二而一的，无法分开并列。
*文章节选自《西南联大的背影》（余斌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旧址
蒙自：意象重叠
文 | 余斌
一
我对蒙自的原初印象是与石榴、年糕和过桥米线相联系的，后来读了些西南联大教授、作家写的关于蒙自的诗文、书信和回忆录，还有县志一类的文史书刊，对蒙自的印象才渐渐增添了一层层文化底色。朱自清那篇《蒙自杂记》，里面有句“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让人读了就记得，晓得蒙自的好不光是年糕、石榴和过桥米线，还有别的。大概是十六七年前吧，我第一次去蒙自，老实说，首先就是想印证一下朱自清那句话的，在早街、桂林街和大井巷一带转了转，果然是城小人少，也真的是小得好，少得好。
不过，我去蒙自倒也不完全是冲着朱自清那句话那九个字。在 2005年秋赴蒙自参加石榴节笔会之前，我去蒙自已经三四次了，为的是去寻访七十多年前西南联大留下的遗迹，这才是主要的。朱自清说的那两个“好”指的是那个时候。
蒙自旧照
由于日寇入侵，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迁，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初，长沙临大再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校舍缺乏，联大决定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迁蒙自，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师生四百余人。分校暂驻蒙自，仅一个学期，即 3月至 7月，所谓“蒙自百日”者，缘此。而实际上 5月 4日才开始上课，到 8月初，学生与教师即开始分批陆续返回昆明。
别看联大分校在蒙自短短不到半年，意义可不一般。云南地处边陲，与内地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这包括文化在内。或许正因为文化滞后，才对文化格外尊崇。联大在蒙自建分校，蒙自地方十分欢迎，县府、乡绅及民众均竭诚支持，将最好的房舍租借给分校使用，而且租金极低，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蒙自海关是云南第一个海关，还有法国驻蒙自领事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习称法国银行）及法国医院等，当时都早已关闭。这些建筑都是比较好的，位置也好，都在城外南湖边（只有医院稍偏，在东门外），环境优美，都让分校使用。海关作为校部，办公和教学都在那里。银行和医院做了图书室和部分单身教师的宿舍。
歌胪士洋行条件最好，是两层楼的西式建筑，相当华美，房间很多，正楼的二楼做单身教授宿舍，一楼及两翼侧楼做男生宿舍。歌胪士是法籍希腊人，据说是修筑滇越铁路时来蒙自的，路通后没走留下来开了洋行，附设旅馆。据联大一位教授考证，歌胪士可能是希腊语 Kalos的音译，今通译卡洛思，意为美。联大师生来蒙自时洋行早已歇业，但歌胪士夫妇仍在那里，有的联大教授还与他们交谈过。当时洋行里还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清华教授见到十分高兴，当即开怀畅饮。听说这对希腊老夫妇曾回国探亲，探完又回了蒙自，并在那里终老。猜想起来，歌胪士可能是舍不得丢下洋行那份产业吧，或许是爱上了这座异国小城也未可知。他在昆明也开过一个歌胪士洋行，地点在德胜桥附近，主要卖小五金及日用杂货，规模比蒙自洋行小多了。
联大教授去蒙自时多未带家眷，单身较多，加之住房紧张，只好委屈一点，抽签分房，大多是两人一间。住洋行的是分校负责人樊际昌，中文系的刘文典、闻一多和历史系的陈寅恪、钱穆、郑天挺等十多位教授。中文系的罗常培、教育学系的陈雪屏等教授住银行。朱自清开初未带家眷来，他和那位对联大学生诗歌创作走向极有影响的剑桥诗人威廉 ·燕卜荪教授（外文系）住在海关大院内，各有一间僻静的小屋子。
单身教授也有自己租房的。法国医院旁有座红楼原是法国人盖的西式二层小楼，后转属本地人李氏兄弟（排行六、七）。兄李澍澊，字尊三，县商会主席。弟李伴梅（以字行），文康书局经理，集邮家。此楼由外文系的吴宓、中文系的浦江清和哲学系的贺麟、汤用彤等六位教授租住。这六位先生入住后将红楼改名“天南精舍”。
女生宿舍是早街周家大院东南角的一座小楼。大院的主人是蒙自首富周柏斋，其“顺成号”是滇南大商号，总号设在蒙自，碧色寨、昆明和香港均有分号。周柏斋还是个碧石铁路公司的协理。他的住宅系园林式而又略带西式韵味，尤其那座宅门，很有点像昆明北门街早年唐继尧公馆的大门，气派自然小得多。院墙比北京四合院的墙高多了，远看颇像城堡，称之为豪宅是一点不带夸张的。租给女生住的那三层小楼，门窗为纯西式，楼前花木葱茏，庭院深深，显系最佳居所。联大女生约五十人，住在那里不紧也不松。女生总受些优待呵护，应该的。她们在海关那边上晚自习，回小楼那段路有些僻静，县里特派四位保安护送，十分周到。小楼本名“颐楼”，但女生绝大多数头一回出远门，初来乍到人地两疏，难免夜不能寐，思乡，忧国，听风，遂将小楼改称“听风楼”。
在联大教授租住的民宅中，桂林街的王宅和大井巷的杜宅也不错。王宅的主人王维玉是蒙自商界名人，据说他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创办过一家航空公司，飞机虽仅两架也够不简单了。王宅比不上周家大院却也相当可以，有天井两个，说不上十分宽敞但紧凑精巧，住几家人绰绰有余。就现有史料看，在王宅居住的有哲学系的冯友兰和中文系的陈梦家两家，都住在临街的一面，楼上是陈家，楼下是冯家。有人说租住王宅的是社会学系的潘光旦，不知有何依据。
杜宅的主人杜宛石也是蒙自名绅，其宅今已不存，但想必不差。据说朱自清将妻女接来后，就与法学系王化成教授两家合租杜宅居住，未知确否。
蒙自歌胪士洋行
蒙自这座滇南小城给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先说朱自清。
朱自清离开蒙自回到昆明住在青云街，他在那里趁热打铁写了《蒙自杂记》，记下了自己的蒙自印象。朱自清住在海关大院里，对海关自然再熟不过。看这位作家怎么写：
联大租借了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是蒙自最好的地方。海关里高大的尤加利树，和一片软软的绿草是主要的调子，进了门不但心胸一宽，而且觉得周身润润的。树头上好些白鹭……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灌木林的甬道，夜里月光从叶缝里筛下来，该是顶有趣的。另一个角落长着些芒果树，可惜太阳力量不够，果实结得不肥，但沾着点热带味，也叫人高兴。银行里花多，遍地的颜色，随时都有，不寂寞。最艳丽的要数叶子花。花是浊浓的紫，脉络分明，活像叶，一丛丛的，一片片的，真是“浓得化不开”。
朱自清对蒙自的总体印象也很好，不然怎么会说“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而且说他在蒙自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离开后又“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正因为对蒙自印象好，才决定将家眷也迁来团圆，请了十来天假专程去越南海防接夫人和孩子，她们母女也是由内地先到香港，再乘船到海防的，相当不易。但毕竟全家团圆了，在战争的阴影下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比闻一多强多了。闻一多家大大小小七八口，拖累大，折腾不起，他已托早年的学生陈梦家先去昆明找房子，反正早晚还得去西南联大校本部，干脆来个一步到位。应对时局，各有各的智慧。
吴宓对蒙自的印象也不错。吴宓的社会知名度远不及闻一多、朱自清，但在学界也是叫得响的人物，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做的两件事已载入史册，一是与人创办《学衡》杂志，一是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他对蒙自的印象记在自己的日记里：
昔人以滇南为瘴疠蛮荒，今则绝非是。此地但无烽警，便是桃源。长年气候温和，如春秋。花木终年盛开，红紫交加。树木皆长大，不凋不黄。……苟能国难平息，生活安定，在此亦可乐不思蜀也矣！
这段文字有两点可留意。一是云南偏处一隅，内地人士对云南缺乏了解，比较隔膜，偏见甚多，如今实地一看，纠正了许多片面，交流之重要于此可见。二是国难当头，忧国忧民渴望和平之心溢于字里行间，让人感动。
1945年，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从左至右）在昆明。
蒙自历来以西门大街一带最为热闹，东门内外比较冷清。联大师生一来，情形有了变化。女生住东门内早街，出东门到南湖的东北岸，那里就是歌胪士洋行和海关，也就是联大分校的大本营。变化有了，而且被住在洋行的政治系浦薛凤教授记了下来。他写：
自歌胪士（洋行）到旧海关，系走一条石子街。右靠湖，左侧小屋毗连，大抵为安南人所居。盖昔年银行领署，皆法国人势力，故有供奉行役之越人。自联大来后，安南人开设咖啡馆甚多，曰天然，曰越南，曰南美，生意不恶，并售西餐……法国式面包奇硬难咽。（《蒙自百日》）
这里说的洋行到海关的石子街现在叫南湖东路，其情景太像七十年前的昆明文林街、凤翥街一带了，联大一来环境氛围就有了变化，不同的是昆明文林街这边茶馆多，蒙自南湖东路那边越南人（旧称安南人）开的咖啡馆多。相同的是联大师生都在那些地方来来往往，都喜欢在茶馆或咖啡馆里看书，形成一道以前从未有过的文化风景线。
二
西南联大文科的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继续着他们的生活、教学和研究。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是在海内外均有影响的著名哲学家，他在抗战时期完成的《贞元六书》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书分六卷，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1935年，上海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影响很大。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新动向，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此一思潮由宣言引向落实。冯友兰写这部书，他的抱负就是要在国家危难之际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进行反思，为重建民族精神大厦添砖加瓦。人们对冯氏的哲学思想或不认同，但其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其胸襟是大气的。与蒙自有关的是第一卷《新理学》。冯友兰特别看重这一卷，视之为他当时哲学体系的总纲，自然也是《贞元六书》的总纲。这本《新理学》在湖南南岳完成了大部分，到蒙自以后住在桂林街王维玉家接着写完并做了修订，然后在蒙自石印了一两百部，是为此书的第一版。可以说，冯友兰这部《贞元六书》的第一卷的第一版就是在蒙自问世的，尽管并未真正面市。
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西南联大那一辈人的忧国忧民精神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也表现在他们的教学中。还说冯友兰。据当时的中文系学生周定一（后来在北京主持《中国语文》编辑工作多年）回忆， 1938年联大分校在海关举行“七七”抗战爆发周年纪念会，冯友兰站在一张方桌上讲演，说要振兴工业才能坚持抗战，工业是建国之本。他说现在才悟出这个道理。（《蒙自断忆》）冯友兰以前只看到精神文化这个“本”的重要，经过残酷的战争，对工业对物质方面那个“本”的重要性也“悟出”来了。罗庸是中文系教授，联大结束三校北返后，他留任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做了第一任系主任。在蒙自，罗庸开《孟子》和“杜诗”两门课。据周定一回忆，罗开宗明义就讲，国难当头，读《孟子》是为弘扬士气，养成坚忍不拔的意志，负起多难兴邦的重任；读杜诗，就要充分体会贯穿在他诗里的忧国忧民的精神。罗庸后来为联大写校歌歌词（调寄“满江红”），其精神内涵与他讲的《孟子》、“杜诗”一脉相承。校歌文辞典雅凝重，“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充分抒发了联大师生的爱国情怀。
1938年蒙自北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闻一多在蒙自闭门读书广为人知。历史系的郑天挺教授留下了第一手资料。他在《滇行记》里说他与闻一多都住在歌胪士洋行。当时：
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都去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
这是一条珍贵的史料。当时的闻一多正处于爆发前的沉默，这段文字极传神地留下了他爆发前夜的一个精神剪影。这位诗人兼学者是在 1944年联大纪念“五四”二十五周年的座谈会和文艺晚会上开始走向广场，在群众面前亮相的。在此之前，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的研究之中，埋头于“故纸堆中”，他正酝酿着新的转变。 1943年他在给早年学生臧克家的信中说：“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近年来我在联大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闻一多这里说的“十余年”就包括了他在蒙自“何妨一下楼”的那半年。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学生生活也丰富多彩，他们在歌胪士洋行宿舍组织了南湖诗社。西南联大的诗社、文艺社很多，据老诗人杜运燮先生（他进联大稍晚，与南湖诗社无缘）说，蒙自的南湖诗社是最早的。发起人是中文系的向长清（后来成为戏曲研究专家）与教育学系的刘兆吉（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成员二十多人，主要是中文、外文和教育学系的，其中有后来成为优秀诗人的穆旦，还有赵瑞蕻（司汤达《红与黑》的中文首译者）、刘绶松（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大纲》）、周定一以及后来在美国做教授的林振舒（林蒲）、陈三苏等。他们聘请的导师是闻一多和朱自清。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诗的基地在大学校园。的确，校园诗的走向和流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尽管还不是决定着）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就昆明而言，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生成和滚动，已在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奇特的高峰”（张同道语）；这个“年轻的昆明的一群”，被他们中的王佐良，在九十年代明确定位为“四十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出现的中国现代主义”，或“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而这一群的源头就是蒙自的南湖诗社。杜运燮说，南湖诗社到昆明后扩大了，更名为“高原社”。从蒙自到昆明，一脉相承。
如果注意到《西南采风录》的价值，我们或许会对南湖诗社的意义又多一层认识。刘兆吉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步行到昆明，沿途采集湘、黔、滇歌谣两千多首（包括到蒙自后采集的），从中选出七百多首，编为《西南采风录》。闻一多也参加了旅行团（并且是刘兆吉采风的导师），经过这次洗礼，这位新月派老诗人看问题有了新的角度和新的眼光，他从民歌中看出了“乡下人”巨大的潜能。他在迁回昆明后为这本《采风录》写的序中对那些民歌给了很高的评价。书中有这样的民歌：“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 ”“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那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闻一多对这类民歌中表现的“原始”和“野蛮”拍手叫好，认为我们民族抗战“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路走……让我们那在人性中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刘兆吉在采风过程中萌生了组织诗社的想法，到蒙自后就与早有此想法的向长清一起串联组织。可以认为，刘兆吉的湘黔滇采风事实上是南湖诗社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更早。如果既看到诗社重要成员穆旦后来的写作走向及其达到的诗学高度，同时又注意到《西南采风录》的文学史价值，我们对南湖诗社，乃至对歌胪士洋行，会有深一层的认识。
蒙自南湖
联大学生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校园”，他们与当地民众也有一些接触。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似乎主要是北大的）利用课余办民众夜校，学生既有成人也有儿童，计两百多人。课程既有语文、算术，也教唱抗日歌曲，语文课既教识字也讲时事宣传抗日。夜校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很好，既与普通民众沟通了感情，又播下了进步思想文化的种子。细味历史，从中不难看出从“一二 ·九”向“一二 ·一”过渡的精神脉络。联大同学离开蒙自时不少夜校学生到车站送行，据说其中有个腿有点跛的学生在车厢外颠来跑去，伸手和车窗里的老师一一握别，泪流满面，十分感人。夜校学生后来还派代表去昆明看望教过他们的老师。
三
当我一遍遍读那些讲述西南联大在蒙自的文字，一次次去蒙自寻访联大师生留下的遗迹时，我感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文化世界，或者说我已经感受到，触摸到那个世界的细部了。这是一种文化魅力，这种魅力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蒙自却有。
尽管我十分沉醉于西南联大的文化魅力，但我不能不承认另一种文化，或者说另一种文明的存在及影响，即十九世纪末蒙自开关后西方（主要是法国）对蒙自（以及云南）的影响。随着我对蒙自认识的渐进，我甚至觉得开关的影响要远大于联大的影响，而其原因绝非两者存在时间的长短，前者数十年，后者仅半载。这不是原因，至少不是主要的。根本原因在于开关带来的影响是一种以经济为主导为依托的西方文明，它包含着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但经济是决定性的，是第一位的，而文化是第二位的，是派生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历来都是这么讲的。
尽管强调经济和物质的第一性是常识，但历史的细部却往往不好触摸。拿蒙自开关来说，在以往的历史语境中，从负面来讲是主要的，而辩证地讲它的二重性就很不够了。艾芜在他早年写的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里讲滇越铁路就比较负面，那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对西方文明和现代都市表示厌恶的那种笔调。晚年的艾芜讲法就有所不同，讲西方文明和外来文化对云南的影响就比较正面。 1991年，他对《春城文化报》记者讲云南文化既是多民族文化，同时也有开放的一面，说：
云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比较早，尤其是（滇）西南地区，我第一次南行时走这一路，就感受到了英国文化对那里的影响。那里靠近当时的英属殖民地缅甸，两边的交往很多，在解放前，姑娘们的穿着打扮就很入时了。而蒙自、思茅一带，则受法国的影响多一些……
语境变了，话也就比较辩证了。
蒙自旧照
蒙自所受法国的影响，无论广度或深度，恐怕是滇西南那边受英国文化的影响不能比的。蒙自姑娘的穿着打扮确实不那么入时，联大女生来了才跟上了潮流。钱穆教授晚年回忆，刚到蒙自时，联大女生与蒙自女生衣装迥异，一望可辨，没过多久衣装尽成一色；联大女生短裙露腿，蒙自女生亦效之。周定一的观察更细，说联大女同学的旗袍袖子短到肩部，几乎没有袖子；而蒙自妇女旗袍袖子却长到腕部，后来受了影响越改越短，以致胳臂上显出了几节深浅分明的肤色。
不过，女人打扮如何虽不失为观测一个地方社会文化风尚的窗口，但更重要的指标显然不是这个。 2005年 9月我得机会忝列“滇南之心 ·魅力蒙自”笔会，读到两本宣传蒙自的画册，那上面讲，蒙自“在云南近代史上创造了诸多的‘第一’ ”。具体说，蒙自的电报局（ 1886年）、邮政局（ 1897年）都是云南“最早”的，首先通车到蒙自碧色寨（ 1909年）的滇越铁路当然也比通车到省会昆明（ 1910年）要早；又如使用农业机械的中法合资农业公司（ 1908年）、发电厂（ 1917年）、蒙自人创办的私人航空公司（ 1925年），草坝农垦局使用云南第一台拖拉机（ 1938年）；再如现代体育运动的开展（ 1889年）、照相机（ 1894年）和电影放映（ 1907年）、西医院（ 1903年）、中法学堂（ 1906年），蒙自人创办掌握现代印刷技术的六艺林书局（1909年），等等。我不敢肯定蒙自的这些新鲜事物都是云南的“第一”或“最早”，但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可信的。我要补充的是，昆明有网球场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之后，比蒙自晚十来年；昆明到抗战时期才成立网球协会，而据宣传蒙自的画报讲，早在抗战前的 1933年碧色寨的商人就已组建了网球队。京剧传入蒙自也比昆明要早。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蒙自开关的结果。诚如那本画报开篇所言，“不同的文明如潮水一般从海上涌来，拍打着封闭的山地边城。无数个云南第一在这里诞生”。评价是正面的。画报的另一篇文章讲得更正面，说南湖的周围，“希腊人的哥胪士洋行、海关遗址、法国花园，还有抗战时期著名的西南联大的校址……都是蒙自近代辉煌的记号”。
这段话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将“海关”（涵盖领事馆、洋行等）和“联大”都作为文化符号来看，那么诚如画报文章所说，蒙自确是经受了“两次文化冲击”，海关一次，联大一次。但问题出来了：这两次冲击，海关那一次和联大这一次，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无某种内在联系？我以为是有的。两者之间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而在文化内涵上却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当然不是重合）。有趣的是，作为物化的“地址”，海关旧址和联大校址原本就是二而一的，无法分开并列。
蒙自海关旧址
西南联大的教授绝大多数都有留洋背景。据有关材料，联大教授、副教授共 179人，留过洋的共 156人，占总数的 87%。 26位系主任除中文系外都有留学背景， 5位院长都是留美博士。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政治取向上或有差别，甚至分道扬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对西方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认同，都希望中国走上现代化的自强之路。
闻一多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在蒙自的闻一多正处于从诗人、学者向战士过渡之中，尚未定格，他对时局、对蒙自的看法和态度有相当的代表性。当时在蒙自的教授中有的对抗战持悲观论，北大法律系有个教授甚至说中国必亡，遭学生在壁报上回击，只好离开蒙自去香港，一走了之。闻一多对抗战持乐观态度，对这种人相当反感。当时住洋行的教授集体开伙，闻一多那一桌就有几位悲观论者。他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回忆，说同桌那几位“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与他们辩论又无用，所以感到每次吃饭“简直是活受罪”（《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闻一多对蒙自的看法很尖锐。他在蒙自写给夫人的信中说：
数十年前，蒙自本是云南省内第一个繁荣的城市。但当法国人修滇越铁路的时候，愚蠢的蒙自人不知为何誓死反对它通过。于是铁路绕道由壁虱寨经过，于是蒙自的商务都被开远与昆明占去，而自己渐渐变为一个死城了。 ……自从蒙自觉悟当初反对铁路通过之失策，于是中国自己筑了一条轻便铁道……但是蒙自觉悟太晚了，它的繁荣仍旧无法挽回。
闻一多家信的这段文字对研究近代蒙自的得失是很可注意的。蒙自人反对法国人修滇越铁路经过蒙自县城，据说是出于风水上的考虑，与反帝爱国挂不上钩，说是愚蠢说得对。于是铁路只好“绕道”碧色寨（旧名壁虱寨，欠雅换字），致使蒙自失去商机，由原先的“繁荣”而变为“死城”，代价太大。蒙自这个“绕道”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意象，值得深思。
闻一多原先信奉国家主义，那是改良主义性质，其局限自不待言，但出发点是爱国精神。闻一多的老同学梁实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他们当年何以信奉国家主义，有一点是“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 （《谈闻一多》）。闻一多写过很多爱国诗篇，其中一首是近年大家很熟悉的《七子之歌》，呼唤台湾、香港、澳门等“七子”早日回归祖国怀抱，十分感人，作者说这首诗“也是国家主义的呼声”。在闻一多看来，收复被帝国主义侵占的失地，是爱国；面向世界发展经济走现代化的道路，也是爱国。这样的眼光很辩证，很历史，在联大教授中也有代表性。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联大”与“海关”的意象重叠。
滇越铁路
“海关”是经济意象。蒙自开关才会修铁路，铁路通了新的经济元素才跟着进入，相应的文化也才会跟着滋长。艾芜那篇小说讲滇越铁路不断地注射着“法国血、英国血”，使昆明这原本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蒙自却不同，虽然也曾经摩登过，如闻一多在家信里说的，那里“有的是大洋楼”，却因为“绕道”而失去商机，以致洋楼关着门没有人住，成了一座“死城”，后来虽然有了觉悟修了窄轨的个碧石铁路，但觉悟太晚了，蒙自的“繁荣仍旧无法挽回”，让人“大失所望”。
经济是决定性的，是一切的基础。这道理看似简单却往往被忽视。没有经济这个基础，何来文化？经济与文化并非两条相互比赛或竞争的平行线。我不晓得闻一多是否写过专谈经济问题的文章，但从他的蒙自家书来看，他对经济的重要性十分清楚，不像有的人享受经济却鄙视经济，侈谈文化虚标超俗。他在蒙自埋头读书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看问题却非一般读者可比。他还说蒙自过去的繁荣因“绕道”而无法挽回，如今联大部分师生来到蒙自，“总算给蒙自一阵意外的热闹，可惜这局面是暂时的，而且对于蒙自的补益也有限”。话很切实，也朴素，朴素得像块石头。
蒙自碧色寨
我在这里也许过于强调经济对于文化的制约了。事情是这样也就只能这样讲。有一本叫《中国文化地理》的书，是一位台湾学者写的，里面讲唐代的经济中心在北方偏西，相应地文化中心也在那里；经过北宋的过渡，经济中心到南宋就转移到了东南，相应地文化中心也就转过去了（政治中心的转移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举实例讲盛唐，说中进士的人多数限于陕西（关中）、河南一带，江南不多，华南、西南更提不上。经过宋、元的渐变，至明、清则完全倒转过来了，江南成为人文渊薮，中原相形见绌。这位台湾学者的研究视角让人耳目一新。顺着此一思路往下看二十世纪前期，江南（今所谓“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地位更加强化，相应地，现代文学的版图也就得以上海为中心了。二十多年前江苏编了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里面附有一个《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籍贯一览表》，我读了觉得很有人文地理学价值。据此表，被列为“著名作家”的共 361人，人数最多的前三位是浙江（ 61）、江苏（ 47）和广东（ 25），最少的是内蒙古（ 1）和贵州（ 1），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无记录。在西部各省中，四川（ 20）最多，下面是陕西（ 6）和云南（ 4）。出作家最多的是浙、苏、沪（ 15）地区，共 123人，占总数的整整三分之一（ 34%）。将这文学版图与经济版图一对照，惊人地吻合。当然，这种吻合是从总的方面看的，是宏观的。至于微观，谁著名谁不著名或可商榷。比如咱们云南的四位，楚图南、柯仲平没说的，罗铁鹰、陆晶清两位说著名就有点勉强。再说了，书是江苏出的也不排除或许会夹有地方偏见，但偏见造成的误差应该不会改变文学的基本地理格局。
四
蒙自在变。
这次参加笔会，我又一次去访西南联大的遗迹。海关旧址还在。我第一次寻访海关，印象中好似被遗弃在南湖路边。再次去访，海关已被圈入部队大院，费了一番口舌才得瞻仰。第三次亦同。这回是第四次，海关从部队大院里划出，自立门户作为联大分校旧址、蒙自海关旧址和蒙自大清邮政总局旧址对外开放，里面除联大图片外还有海关遗物陈列，算是三合一了。再说歌胪士洋行。记得我初访时见到的是一副败象，很落魄的。听说那里以前做过医院和部队招待所，后来没用就闲着。后两次去看洋行已被白色栏杆围住，知道是要认真保护了，感到欣慰。这回见到的已经修葺，整旧如旧，让人欣喜。当年的歌胪士洋行附设旅馆，如今二楼有文物展览，一楼开设餐厅，以商养文，挺合适的。走的头天我们还来这里赴宴，是红河学院中文系盛情请客，以文会友。
进老城去看联大师生住过的老房子。早街周家大院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头次探访时那里即已属于州委党校，保护较好，且安静，恐怕比联大女生住时还要静；唯听风楼骨架虽存，风采不再。桂林街的王宅头次见到时正修缮中，后两次再去看已是“木樨园”餐厅，这回再去已变成“老房子”茶餐馆，幸好格局未变。里面挂有文物牌，称罗庸住过，未提到冯友兰、陈梦家，不知何故。至于大井巷的杜宅，我初访时即已不存，那地方早就盖了新楼做县招待所。
与新城的崛起相比，老城的变化简直不足道。七十多年前的洋行、海关一带算东门外，相当僻静，后来越南人在那一带开了四五家咖啡馆显出了些生机，只是好景不长，半年后复归于沉寂。前些年我初访蒙自时，南湖周围又见生机，很有些昆明翠湖的感觉。几次我都住南湖宾馆，真没想到蒙自会有这么好的园林式酒店。此次参加笔会住南湖南路的红河官房大酒店，又是一个没想到，蒙自居然也有五星级酒店，拿歌胪士洋行去比，小巫见大巫了。
这还不算震撼。真正的震撼是参观蒙自第二中学新校舍。我怎么也想不到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会有这么气派的建筑，当年的西南联大真是望尘莫及。
我明白，蒙自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绕道”，这一回终于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州府从个旧迁回蒙自了。玉（溪）蒙（自）铁路开工了，未来的泛亚铁路将堂堂正正地经过蒙自通往新加坡。新的繁荣开始了（而不仅仅是挽回），虽然目前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作为标志的高楼。真正走向繁荣，经济的繁荣以及相应跟上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路还长。
这次重访蒙自还发现老城两条路改了名，一条叫海关路，一条叫联大路（昆明更有理由命名一条联大路，却没有，可叹）。保存记忆，尊重历史，这是一种比高楼更高的文化姿态。从这种文化姿态中，我看到蒙自的又一个意象重叠：老蒙自与新蒙自的重叠，传统与现代的重叠。
《西南联大的背影》 余斌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07
ISBN: 9787108058409 定价：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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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涉文涉史，历时多年对相关文字资料进行梳理和研读，对当年旅居昆明的文化名人行踪进行实地考察、考证，以昆明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翠湖，乡间的龙头村、棕皮营、司家营、呈贡龙街等地的西南联大遗迹为线，以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吴宓、 叶公超 、吴大猷、顾颉刚、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冰心、赵萝蕤、査阜西以及蔡威廉、林如斯、王赓等名人旧居为点，重返西南联大那段历史岁月，将自己作为“外围在场者”的记忆碎片与文字碎片渐渐拼合，再现并评议了抗战时期与西南联大相关的人物和史事，并对与西南联大互为背景的昆明进行浮世绘式的描写，生动呈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战时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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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讯 | 2017年10月
生命就像我们上空无际的苍天，一样的伟大，一样无穷的深邃。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的存在”这细狭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要比看到的更多。——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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