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造时势的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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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对岸的罗斯福保证了要为民主阵线当“兵工厂”，然而，倘若没有珍珠港事变，尽管英美有血缘关系，孤立主义势力强大的美国也未必会参加进来。曾经附逆的法国最后一任总理拉伐尔战后在法庭上为自己卖国劣行辩护时甚至说：“一九四〇年六月，凡是神经正常的人除了承认德国的胜利还能有什么旁的可想呢？”
丘吉尔用他的果敢坚毅，证明他同拉伐尔是完全不同的人。一九四〇年夏天的英伦三岛同占据了半壁欧洲的纳粹已根本没有相比的可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正是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萧乾《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
* 文章节选自《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加里·奥德曼主演电影《至暗时刻》剧照
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文 | 萧乾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正当纳粹继占领北欧的挪、丹，入侵荷、比，又在色当突破英法联合战线，英远征军在西欧被纳粹精锐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联军三面受敌，丢盔弃甲向敦刻尔克海滩溃败之际，曾对希魔抱有和平幻想的张伯伦在危急中只好滚出唐宁街十号，以伸大拇指来表示决心的丘吉尔遂入主中枢，当上了英国首相。
当时，英国真正是处于兵临城下的险境——“城”只是那道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希特勒早已订下以狂轰猛炸为序幕的侵英“海狮计划”。当时英国举国上下对于纳粹会大举入侵，并不抱幻想。全国公路的标牌都撤掉了，全国做好了手搏伞兵的准备。民防兵志愿报名的一下子就上百万人，其中有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有扛着自家猎枪的七旬老人。
八月十三日，纳粹对伦敦的大轰炸开始了，光那一晚，“卐”字机就出动了一四八五架次。那时我还没找到逃地铁那个窍门，可我租的那间十九世纪盖的小楼里的斗室是呆不住了，就躲到住在钢骨水泥大厦地窨子中的一位朋友（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家里。那地狱般的一夜，这座人口上千万的都会简直被炸得地动山摇。炸弹之外还有烧夷弹，真以为伦敦会被夷为平地。天明后，我踩着废墟去踏访，一辆辆救护车正运载着死伤者，可活下来的还向我挑起大拇指，表示绝不气馁。那一夜，英国吐火式战斗机也狠狠地教训了闯入者。记得九月十五日那晚，就击落敌机一百八十架。一九四〇年那个冬天，真是一场噩梦。八万六千名伦敦市民死的死，伤的伤。每晚来袭的敌机都超过千架次。八月二十日竟达七千九百架次。
当时英国是在孤军应战，而且投降派在蠢蠢欲动。除了亲德的法西斯联盟的叫嚣之外，英共党魁哈利·波利特和他的《工人日报》也在指斥“这是一场与工人阶级无关的资本家的战争”。名演员约翰·吉尔葛德和首席女伶茜伯尔·梭恩戴克以至文坛耆宿萧伯纳也都嚷着快快罢手，退出这场战斗吧。更严重的是内阁重要成员如军火部长比沃布鲁克和外相哈利法克斯也都主张议和。哈利法克斯甚至提出让意大利出面调停。他们最响亮的理由是：这么打下去，太阳永不落的大英帝国就非完蛋不可。
面对这一切，中流砥柱的丘吉尔坚定不移。我清楚地记得他就任后不久的一次对全英听众的广播。他的声音略微颤抖，但十分坚定。他说：“我只有我的血，我的辛苦，我的汗水和眼泪可以贡献出来。我们要再一次证明我们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如果必要的话，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
大西洋对岸的罗斯福保证了要为民主阵线当“兵工厂”，然而，倘若没有珍珠港事变，尽管英美有血缘关系，孤立主义势力强大的美国也未必会参加进来。曾经附逆的法国最后一任总理拉伐尔战后在法庭上为自己卖国劣行辩护时甚至说：“一九四〇年六月，凡是神经正常的人除了承认德国的胜利还能有什么旁的可想呢？”
丘吉尔用他的果敢坚毅，证明他同拉伐尔是完全不同的人。一次他同英国中东司令威沃尔谈起战争，威沃尔认为战争的结局取决于火力及军备。丘吉尔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胜败首先取决于意志与决心。一九四〇年夏天的英伦三岛同占据了半壁欧洲的纳粹已根本没有相比的可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正是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丘吉尔的胜利手势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纳粹调军东奔，攻打苏联时，丘吉尔的睿智受到了一次严重考验。丘吉尔一生都是反苏的。他曾参加白军，是反对“十月革命”的急先锋。战后，他又在美国米苏里州福尔顿作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铁幕”演说。然而当纳粹进攻苏联时，他马上成为莫斯科的盟友。他在战后出版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一向反对苏联，二十年代还打过初生的苏联。然而当希特勒向苏联进攻的时候，就立刻决定联苏反德。我只有一个意向：消灭希特勒。如果希特勒跑到地狱去，我也马上同魔鬼交好。何况希特勒屠杀的是苏联老百姓，而不是共产国际或苏联的制度。
这里，弦外之音是：他还是把苏联比作了魔鬼。在回忆录里，他也说：“当天我就向全英广播说：‘在过去这二十年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这些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相比，就黯然失色了。我们将给予俄国及其人民所能给予的一切。’”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当然希望英国早日开辟第二战场，而英国正像美国那样，起先只肯充当苏联的“兵工厂”。
那阵子我正住在伦敦西北郊汉普斯特德的一幢共四层的楼房里。搬进时，房东只租给我地下室，上边四层都空着。不几天，忽然搬进一批苏联人。他们都是军火工厂里的专家，被派到英国来指导监督武器生产的。平常，他们分赴英国内地工业区去工作，周末回来团聚。
以前，我只在上海当过白俄的房客。那是平生头一遭见到苏联人，而且同住在一幢楼里。印象中他们虽然语言不大通，却很快就摸到了伦敦的黑市，能买到我们一年的布票也买不到的衣料。他们唱起歌喝起酒来没完没了。当时英国男人大多应征入伍，没过多久，他们每个人的胳膊上就都挎上一位英国姑娘了。当时电话就装在一楼。我时常听到他们用斯拉夫热情打电话，又叫“乖乖”，又朝电话筒咂咂地吻着。
他们为苏联监制的军火，经由波涛汹涌、遍是鱼雷的北海运往苏联的港口摩尔曼斯克，一路还要经受空中“卐”字机群的轰炸。
大轰炸时的伦敦
当时丘吉尔抗敌的资格最老。美国参战后，他就折冲于美苏之间。丘吉尔本来就有反苏的底子，事事当然唯罗斯福马首是瞻。罗斯福则十分敏感于英美之间这种先天的特殊关系，生怕冷落了斯大林。另一方面，罗斯福却始终不把法国的戴高乐放在眼里。丘吉尔总在疏通他们之间的关系。戴高乐这硬汉子则谁的账也不买。他坚信在未来的欧洲，法兰西总是举足轻重的。
在丘吉尔身上，我们既看到了英雄造时势，也看到了时势造英雄的辩证关系。丘吉尔在那千钧一发之际顶住了侵略者，当然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然而倘若英国人民泄了气，也无济于事。四〇年夏天，英国人民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公民纪律。当敌机临空时，他们有条不紊地进入掩体。当烧夷弹在伦敦上空像雨点般落下时，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都参加救火行动。
丘吉尔还称得起是文武全才。早在一八九五年他就当过兵，打过几次小仗。布尔战争期间，他曾是《晨邮报》的随军记者——在南非曾被俘过，以后逃了出来。他于世纪之初被选入议会。当过商业、海军、财政及军火部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固然无一席之地，可一九五三年他竟以两部战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但在议会里是位雄辩家，还善于通过广播（二次大战期间，为了空防，电视停放了）向英国老百姓拉家常。他每周一次的炉边恳谈对于鼓舞英国民众的士气确实起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丘吉尔演讲旧照
然而，这位首相对中国人民却干过一件不义之举。一九四〇年七月为了绥靖日本，他曾下令封锁当时抗战中国唯一的出口：滇缅路，那就相当于帮着敌人扼住我们的咽喉。当时全英人民都上街抗议，游行示威。十月，滇缅路终于重开了。
那一事件更使我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只讲利害，人民之间才谈得上道义。
一九四五年丘吉尔在大选中惨败。当时英国选民好像有点“过河拆桥”，其实并不足奇。能打仗的未必能治国。当时英国工党拿出“贝沃利治计划”，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英国人民投了工党的票。大选后这位战时首相只好乖乖地从唐宁街卷了铺盖。
丘吉尔为自己订下的行动准则是：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然而大选之后，转年他到美国米苏里州富尔顿城作了那个把世界一分为二的“铁幕”演讲，可就说不上是友好亲善了。
无论如何，一九四〇年春，他临危不惧，硬顶住了“海狮”风暴一举，仍不失为西欧人民战胜希魔的关键。
《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
萧乾 著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5-7
ISBN: 9787108054326 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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