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在香港经历的新闻检查

2017-12-22 邹韬奋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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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邹韬奋（1895-1944）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记者和出版家，1926年正式主编《生活》周刊，1932年创立生活书店，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直至1944年病逝。

《经历》一书，是韬奋“二十年来的生活过程中”“一些关于就学就业的经历片段”，在书中，韬奋从童年讲起，讲自己求学、就职、谋生、图强的过程，讲对老师和朋友的回忆，讲成长的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一个勤勉刻苦、踏实务实、认真负责的韬奋，一个为人磊落、情感深厚的韬奋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文章细致周到地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怎样读书、如何写作、怎样才能学好英语等，“其中或者不无一些可供青年朋友们的参考”。

韬奋一向主张“力避‘诘诎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这种“明显畅快”以及不发空洞之议论，不做繁琐之叙述的文风，在本书中亦可窥见一二。

在香港的经历（节选）

文 | 韬奋

∷ 一个难关

在香港办报，登记也是一个难关——这登记当然是向香港政府要求的。我在事前就听见说“外江老”——不是广东人——尤其是名字被多数人知道的文人，要出面登记，是很不容易通过的，因为他们怕有什么政治作用。这在逻辑上似乎讲不通，因为有政治作用的，广东老也尽有可能，并不限于什么“外江老”；名字不见经传的文人也不见得都是驯服的羔羊。但是他们不讲这些，他们只怕由外面来的人有着捣乱的阴谋，使他们的统治发生危险。这种心理犹之乎我由欧洲到美国上岸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局人员“像煞有介事”地问我有没有意思要推翻美国政府 !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的唯一宗旨是在赚钱。我既不是广东老，又不是商人，尤不幸的是名字又不能避免被人知道，所以出面登记是十之八九难于通过的。但不幸中的幸事是有一位足够资格的朋友热心赞助，由他出面去登记。登记的手续照例是要亲到香港政府里什么“华民政务司”洋大人那里给他问话。最要紧的话是问你为什么要办报？这位“识相”的朋友要咬定宗旨说是要赚钱。要赚钱是他们认为最可钦佩的大志，至高无上的美德，这个难关便这样地被通过了。

当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事是终要水落石出的。在登记完毕以后，是谁在那里主办，终要被香港政府知道的。不过英国人素以“法治”自许，在法定的手续完毕之后，除非你在法律上犯了什么罪名，他们是不好意思随随便便取消你的登记的。最糟的是在登记的时候，他们如果已在疑心生暗鬼，便要干脆地不准许；在已经准许之后，却不致随随便便取消你的登记。这种“法治”的实质究有几何，姑且不论，但说来好笑，据说住在香港的一般广东佬，遇着与人吵嘴的时候，他常要这样地警告对手的人 :“你不要这样乱来，这是个法治的地方啊 !”无论如何，后来香港政府的警务处终于知道那个报是我在那里主办的；这不足怪，因为他们有侦探，这种情报当然是可以得到的。

这虽不致就取消我们的登记，但是既受他们的严重的注意，就不免要增加许多麻烦。他们要进一步抓到我们的把柄。有一次香港某银行的经理，因为香港政府禁止青年会民众歌咏会的事情，去见警务司，刚巧我们的报上发表一篇鼓励这歌咏会的社论，那位警务司便再三向他诘问我为什么要在香港办报，并老实说他们无时不在严重地注意我。同时有朋友来告诉我，说警务处曾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香港政府设的），叫检查处每天要把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去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查阅。他们的意思以为已经检查过的东西不会有什么毛病，被检查抽去的东西便一定要露出马脚来，一旦被他们捉着可以借口的证据，那就可以开刀了 !这可见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的紧张。但是事实究竟胜雄辩，他们的侦探，他们的检查员，费了许多工夫之后，所得到的最后结论却很妙，他们说 :“这只是几个读书人办的报，没有什么政治的背景 !”倘若他们所谓“政治的背景”是指有什么党派的关系，那我们当然是丝毫没有，他们的话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却未尝没有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 !我们是完全立在民众的立场办报，绝对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办报却也有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来抗敌救国。

韬奋《对国事的呼吁》手迹

但是我们总算侥幸得很，在他们的那个“最后结论”之下，我们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但得到警务处的谅解，而且也得到新闻检查处的谅解。

∷ 新闻检查

谈起香港的新闻检查，却有它的饶有趣味的别致的情形，虽则在我们主张言论自由的人们，对于新闻检查总觉得是一件无法欢迎的东西。

香港原来没有什么新闻检查处，自从受过海员大罢工的重大打击之后，惊于舆论作用的伟大，害怕得很，才实行新闻检查，虽明知和英国人所自诩的“法治”精神不合，也顾不得许多了。据我们的经验，香港新闻检查处有几种最通不过的文字，其一便是关于劳工问题，尤其是关于提倡劳工运动的文字。香港的新闻检查原在吃了工潮苦头之后才有的，他们最怕的当然是直接或间接和劳工有关系的文字。例如陶行知先生的《一个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诗，说什么“一家肚子饿，没有棉衣过冬，破屋呼呼西北风，妈妈病得要死，不能送终 !”这些话是他们所最怕听的 !至于那首诗的末段 :“骂他他不痛，怨天也无用，也不可做梦。拳头联起来，碰 !碰 !碰 !”那更是他们听了要掩耳逃避的话语 !所以这首诗在香港完全被新闻检查处抽去，后来我把它带到上海来，才得和诸君见面（见《生活星期刊》第十二号）。

他们不许用“帝国主义”，所以各报遇着这个名词，总写作“××主义”，读者看得惯了，也就心领意会，知道这“××”是什么。我们知道在上海各种日报上还可以把这四个字连在一起用，这样看来，香港新闻检查似乎更严厉些；其实也不尽然，例如在上海有许多地方为着“敦睦邦交”，只写“抗 ×救国”，在那里，这“抗”字下的那个字是可以随处明目张胆写出来的。中国人在那里发表抗敌救国的言论倒比上海自由得多。这在我们做中国人的说来虽觉汗颜无地，但却是事实。《生活日报》开张的第一天，香港的日本领事馆就派人到我们的报馆里订报一份，好像公然来放个炸弹 !但是我们后来对于抗敌救国的主张还是很大胆地发表出来。

他们不但检查新闻，言论同样地要受检查。有些报纸上的社论被他们完全抽去，因为夜里迟了，主笔先生走了，没有第二篇赶去检查，第二天社论的地位便是一大片雪白，完全开着天窗，这是在别处所未见的。有一天看见某报社论的内容根据四个原则，里面列举这四原则，但是在（一）下面全是接连着的几行 ××，在（二）（三）（四）各项下面也都同样地全是接连着的几行 ××!这篇东西虽然登了出来，任何人看了都是莫名其妙的。《生活日报》的社论还算未有过这样的奇观。我每晚写好社论之后，总是要等到检查稿送回之后才离开报馆。有一夜因检查搁置太迟，我想内容没有什么“毛病”，先行回家，不料一到家踏进门口，就得到报馆电话说社论被删去了一半 !我赶紧猛转身奔出门，叫部汽车赶回报馆，飞快地写过半篇送去再试一下，幸得通过，第二天才得免开一大块天窗。其实我所要说的意思还是被我说了出来，不过写的技术更巧妙些罢了。无论他们删除得怎样没有道理，你都无法和他们争辩，都无法挽回。有一次我做了一篇《民众歌咏会前途无量》，结语是“我们希望民众歌咏会普遍到全中国，我们愿听到十万百万的同胞集体的‘反抗的呼声’”!这末了五个字是我引着香港青年会发起这歌咏会的小册子中语，但是他们硬把“反抗的呼声”这几个字删去，成为“×××××”，我看了非常的气，尤其是因为检查处的人也都是中国人，但气有什么用？

有时因为检查员没有看懂，有的话语也可以溜过去。据说某报有一次用了“布尔乔亚”这个名词，检查员看不懂，立刻打电话给那个报馆的主笔，查问这究竟是个什么家伙，答语说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应该是大家敬重的，于是便被通过了 !

广告虽不必受检查，但报馆要依检查处的禁例，自己注意。例如登载白浊广告 ,“浊”字要用□的符号来代替，和生殖器或性交等等有关系的字样都要用□的符号来代替。据说他们的理由是：凡是你不可以和自己的姊妹说的，就不可以登出来。这理由可说是很别致的 !说来失敬，帝国主义和白浊竟被等量齐观，因为在各报的广告上（大都是属于书籍的广告），也只可以用□□来代替“帝国”两个字。

∷ 一个有利的特点

我们主张言论自由的人们根本反对新闻检查的制度，所以对于香港的新闻检查当然也说不上有什么好感。但是平心而论，中国人在香港办报，尤其是在当前的阶段，所受到的检查制度的桎梏，比在中国各处却是比较地好些。这并不是说香港的检查比别处宽大些，却是因为他们所忌的特点不同，而这些特点在我们却没有很大的妨碍。例如他们对于攻击英国的言论是最忌的，有妨碍英帝国尊严的新闻是最忌的；这在我们正要全国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民族最大敌人的阶段，我们对于其他各国原不愿多所树敌，不但不愿多所树敌，而且要尽量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英国，只须他们没有帮助我们民族最大敌人的行为，原来就无意和他们为难的。又例如他们最怕煽动阶级斗争，所以凡是关于这类的文字和消息，也是他们所最忌的；这在我们正在极力提倡全国不分阶层团结御侮的时候，我们的救国主张是从整个民族的解放做出发点，并非从什么阶级做出发点，他们的那种顾忌也并不致妨碍我们的任务。又例如他们最怕有人扰乱香港的治安，以致动摇他们在香港的统治；这在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民族最大敌人的时候，也用不着就和香港的统治者为难，所以也不致妨碍我们。

此外，在那个地方，我们却得到一个有利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对于日本的畏惧心理，并不像其他地方的诚惶诚恐，摇尾乞怜得不像人样 !我们对于抗敌救国的主张和敌人侵略我们的消息，都还可以登得出来。这个特点实给予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办报的一种很大的便利。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做中国人的人要在这个地方才有这样的权利，说来当然是可为痛哭流涕的。有人说香港是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谁料得到在这一点上，半殖民地还比不上殖民地 !

最后还有一个特点，有些人也视为莫大的便利，在《生活日报》却无意利用它，因为在事实上没有利用它的必要。这个特点是这样：假使中国有甲派和乙派做对头，甲派要打倒乙派（或乙派要打倒甲派），那甲派在香港办的报可尽量丑诋乙派，攻击乙派，打倒乙派。可是《生活日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它无意拥护哪一派，打倒哪一派，它只主张全国各党各派在国难这样严重的时候，应该大家抛开旧仇宿怨，一致团结起来救国；它所要赤诚拥护的是中华民族，它所要打倒的是做着全国公敌的汉奸。

韬奋创办和主编的报刊及重要著译

还有一句公道话我应该说的，香港检查处的职员都是中国人，他们多少还有些民族意识，凡是关于抗敌救国的言论和消息，他们都还肯尽可能地通过。关于民族敌人侵略我们国家和蹂躏我们同胞的事实，他们也都还肯尽可能地放松。

广东在陈济棠氏当权的时代，对于新闻检查也是很苛的，广东的报纸对于广东的政闻是不敢依事实报道的，结果是在广东的人民不信任本地报纸的报道；要知道广东的真实消息，要在香港的报纸上去看。这当然是很不幸的现象，但是在压迫言论界的当局并不肯想到这一点；在压迫下的言论界失却一般人民的信任心，反而增加民众对于当局的怀疑。那时广东人要知道真确的“粤闻”，不信广东报而信香港报，便表示当时广东当局的信用破产 !不能在内政和外交的事实上取得人民的信任，却想用压迫言论界的手段来获得人民的信任，这是合于一句老话，叫做“南辕而北辙”，埋头苦干着天地间至愚极蠢的事情 !

香港这个地点实在不宜于以全中国为对象的报纸。这方面的理由，我在后面要谈到；不过讲到该处的检查束缚——当然仍是不合理的束缚——确比中国各处好些，这只要看了上面的解释便明白了。有些朋友不明白这里面的情形，以为离开半殖民地，跑到殖民地去办报，是很可怪的，因为他们觉得殖民地的言论不自由当然要比半殖民还要厉害。其实也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