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风筝”多是相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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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本文所记的郭有守，历任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外交官，又曾兼管电影教育，期间大胆建树也官运亨通。一九六六年因暴露了“间谍”身份而黯然归国，其间，国民党指郭为大陆所“挟持”，而中共方面则指郭是“起义”。两军骂阵，大抵都不须依据事实。揆之当时的大陆方面，也只有“起义”一词才最可能免去尴尬。但明明是地下工作人员，却又由“卧底”变成“起义”，那数十年的“卧底”功劳，都给掩盖了。此后郭氏十二年的余生憔悴京华，过的是“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的日子，由此沉寂，直至去世，而死后又过了三十多年，没谁提起，知者渐少。
*以下文字节选自《旧日风云（二集）》（三联书店2017年1月刊行）。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谍战片《风筝》海报
记奇人郭有守
文 | 许礼平
人说近代四川的奇人怪士多，我想郭有守该是当中一位。奇人总是有难能之处，我欣赏郭某数十年的官运亨通，却能把“社会事功”和“个人志趣”截然分途。他当官的建树是凌厉无前的，而志趣方面则数十年来都韬晦自好。他的人生，让人看到“凌厉”与“韬晦”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得到统一。
“君行令、臣行意”（《史记》）
“君行令、臣行意”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意思是说，君主是发施命令，但臣子却是能参以己意去执行命令。这话就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相似。所以民初，朱执信给陈炯明诗“五湖去日臣行意”就是以这典故微讽孙（中山）陈间的态度。
而本文所记的郭有守，他曾当教育厅长、外交官，又曾兼管电影教育，而期间大胆建树，有令人侧目咋舌的。他没有像其他当官者那样一味因循，而是按政府条文意思，大胆参以己意，所以他的管区就和其他的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君行令、臣行意”的结果。
郭有守
郭有守北大法科出身，留学巴黎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在抗战期间，郭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曾规定四川省内所有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其学费和生活费由银行贷款支付（见孙健三编著《中国早期电影高等教育史料文献拾穗》）。
一九三二年曾筹创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而且是首届执委，长期主持协会工作。另外又是电影检查法起草人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唯一驻会常务执委。他大胆将田汉、陈翰笙等拉入协会，令中国初生的电影业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郭氏那大胆进取的“臣行意”做法，使得他能完成凌厉的“社会事功”。但反观他的“个人志趣”，却是反向的、低调而行的。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自《论语》，但用来形容郭某对于文学和鉴赏的态度，那是恰当的。
当官的郭有守和文化人一直是密而不分的。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郭已在巴黎和徐悲鸿、蒋碧薇、张道藩、邵洵美、刘纪文、谢寿康、陈登恪、孙佩苍、江小鹣、常玉等成立“天狗会”，郭更被会众谑封为“行走”。这“行走”不知是取义于“南书房行走”“军机处行走”之类，抑或是取义《水浒》的“神行太保”或黑社会“草鞋”之奔走传令的含义，反正是团体中谑而昵的表现就是了。这“天狗会”的成员后来都声名显赫，试缕数一下。徐悲鸿、蒋碧薇是无人不知，不赘说了。张道藩是国民党中宣部长。邵洵美是大诗人兼出版家。刘纪文是南京市市长（传为宋美龄前度男友）。谢寿康是驻梵蒂冈大使。陈登恪是陈寅恪五弟、五四运动中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孙佩苍是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以收藏西洋名画著称于时。江小鹣是江建霞子，雕塑家，陈英士、陈三立的铜像即出其手。常玉，当年吊儿郎当的油画家，这些年可红得不得了，其遗作是拍卖场的宠儿……
郭有守三十年代在上海更与叶恭绰、蔡元培、胡适、杨杏佛、林语堂、邵洵美、郑振铎、戈公振、徐志摩等十二人创“中国笔会”，他被选为理事。抗战期间，郭在四川又结识了很多文艺界人士，如雕塑家刘开渠，舞蹈家戴爱莲，画家吴作人、张大千、傅抱石、黄苗子、郁风等。可见他一直是热心地和文化圈中人相处，但却低调。
为什么说是“低调”，因为让人奇怪的是，郭有守终其一生，都不以文学著述面世。至于一九四一年郭氏与刘百川合著《国民教育》，及四川省教育厅出版的《国民教育论集》，则皆教育专业著作，与文学艺术无涉。
另外与此情况相似的是，郭氏精鉴赏，嗜收藏，但也是低调的。
由于他没有《藏品目录》及《读画说》之类的著作，那我们只能以他的书画损失和捐赠来窥测了。
就目前所知他曾两次遭遇大损失。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国内土改波及他的藏品，他寄存于兄嫂处的四大皮箱书画在资中土改时悉数被焚毁。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因暴露了“间谍”身份而黯然归国，未及撤离的藏品悉遭台湾当局没收。但两次的“劫余”之物还是可观的。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郭仍能先后向北京故宫博物院捐出文物及图书共计二百七十五件，其中有傅抱石画作八件，由此可见“劫余”之物仍非少数。而据张大千的年表，一九五三年条中也有郭氏捐赠藏品的记载：“张大千好友郭有守赠大批藏画给巴黎赛努奇博物馆，包括张大千画作精品。”可以说，对于文艺和鉴赏，郭有守意趣的态度就是“信而好古”，同时也是低调地“述而不作”，聚散也无所萦怀。
“瓦裂人间事，云浮身后名”（陆游）
郭有守在事业鼎盛时，遇上挫折事，黯然归国，从此十二年的余生憔悴京华，过的是“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的日子，由此沉寂，直至去世，而死后又过了三十多年，没谁提起，知者渐少。
可是近几年，就国内而言，郭有守这名字忽又“人气”旺起来，许多回忆纪念的文章在书刊、网上都可以读到。文章作者有亲属，有文史爱好者……更有列明由统战部组稿的，可谓漪欤盛哉！
这些回忆文章都无一例外地会提到他一九六六年在法国机场的事。这是郭生平中最浓重的一笔，但可惜的是大都含糊其词，甚至在叙述上年份、人物和地点都不那么准确，而一些应有的关键叙述都忽略了。
为此，须重新一说笔者所知的一点始末。郭有守是以台湾当局驻比利时工作人员的身份，跑到中国驻瑞士使馆和中共高层见面时，被瑞士当局录了音，一出使馆即被逮捕。以后是瑞士方面从其所愿，将之驱逐至法国，再由法国登机经莫斯科返北京。其间，国民党指郭为大陆所“挟持”，而中共方面则指郭是“起义”。两军骂阵，大抵都不须依据事实。揆之当时的大陆方面，也只有“起义”一词才最可能免去尴尬。
本来，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间谍，而天下也没常胜这回事。偶然的失利肯定会有。郭既失利，又不能像吴石中将那样成仁，那只好算是“起义”回归了。碍于国际视听，即使“起义”是“假戏”，但也必须“真做”，于是郭回国后《人民日报》即刊载其“起义声明”。
但明明是地下工作人员，却又由“卧底”变成“起义”，那数十年的“卧底”功劳，都给掩盖了。因为据笔者估计，郭有守在三十年代该已为中共效力。他的岳丈大人杨度是一九二九年入的党，郭是否受岳丈影响未见记载，但他主持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当中左翼人士居多，如田汉、共产国际的陈翰笙（佐尔格领导）等，令中国电影业由一开始就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其推荐海内外参加比赛的电影，也是左翼的多，得奖的电影不是田汉的、夏衍的，就是蔡楚生的。反而国民党中央党部拍的电影要参加比赛却被郭有守等人刷了。单单一九三三年，夏衍领导创作生产的二十六部左翼电影，郭有守全部发放“准演执照”，而同时禁演二十一部非左翼的国产电影，让这二十六部左翼电影有足够的票房空间。以此观之，或许三十年代郭已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1934年春，郭有守（右二）在苏州拙政园教育电影拍摄现场视察
可以作为佐证的有黄苗子在二〇〇四年底“答李辉问兼忆往事”中谓：“云慧，即杨云慧，杨度之女，郭有守之妻。郭是四川教育厅厅长，国民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高官。解放后，郭（地下党员）与云慧假离婚，但却酿成悲剧。云慧那时在科影厂工作。”黄苗子在谈话中直指郭是地下党员。这番话后来发表在李辉的《吴祖光和他的日记》一文中。
其次是郭有守的妻子杨云慧回忆中透露：新中国成立之初，杨云慧自伦敦归国，而郭有守在巴黎来信“表示有意回国内来参加工作”。但“领导上认为，郭有守目前在巴黎的工作条件很好，可以继续留在那儿为国效力，暂时不必回来”。但这些敏感意见又不便在信中传达，组织上让杨借口出去接孩子，再去欧洲，“当面向郭有守说明白”。一九五〇年四月杨到了巴黎，“并安排好郭有守为党工作的关系”。杨颇自豪地清楚交代，“这一次出国，因为是组织上交下的任务，心里比较高兴”。
也许当时的郭有守“起义”之说是临时遮掩的做法，但从郭返大陆之后的生活安排而言，似乎又是一出弄假成真的剧了。这是后话。而现在说到的却是这“起义”之说，可难为了写回忆文章的亲人，因为郭与家人分别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消息隔断了十多年，情况是互不清楚的，那种糊涂，也是不能过问的。甚至后来郭有守“起义”归来的消息也是由统战部门通知才知道的。那么家属写的回忆，自然要按此统一口径。
因此，那些由统战部统一命题的回忆录就有令人越读越糊涂的地方。真正是“流传不实，讹为丹青”了。如郭有守的儿子就这样说：
（郭有守）在瑞士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不慎被联邦特工部门窃听了电话，所以一出中国使馆，就遭到瑞士警方拘捕，后来通过外交斡旋，父亲（郭有守）才离开瑞士，到法国的中国使馆避难。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中国驻法使馆的严密布置和法国政府的配合下，父亲被护送到巴黎机场，当他正走出候机室，只听到好像老朋友在喊：“子杰，子杰”，原来是国民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陈西滢。父亲恐被劫持，不敢回头，在两旁护卫的簇拥下，疾步登上飞机。（见郭安东《我的父亲郭有守》）
我们再来听听另一方面的说法。据与郭共事又在巴黎机场参与营救行动之陈西滢，案发后不久有一长函与他的老友兼领导王世杰（时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详述当时情状，其中八处顺序述及郭有守的行踪。今节录要点，参以“中央社”前社长黄天才当年对笔者解述该案时的说话。
二月十八日郭（有守）经巴黎去日内瓦开会。二月二十四日晚曾在刘荩章（驻瑞士“大使”）公馆酒叙。二月二十五日晨李曼平君去送行，郭已离旅馆，到车站，车上亦寻不到。但亦不以为意。三月二日比文化参事处助理傅维新君按预定时间去接车未接到，又接李小姐信问何故失约未去Zurich，方开始打听，知道已失踪。三月十日得阎部长电，方知子杰被捕。三月二十四日得外部电，说子杰廿一日被释，他曾请求政治庇护，瑞士拒绝，乃要求来法。外部嘱我去见他，询问经过，及探听原因及意旨。当即托人往访其门房，则他未回，打听他所熟识之法国友人，均未见。三月二十五日晚，得周麟电话，说中共八人，押二卡车到郭寓，将存物全部取去，卡车上有外交表记，为首宋姓留下地址电话，均为中共使馆。三月三十日此间得密报，子杰将于二时二十分乘机去莫斯科。弟与周麟夫妇及齐佑赶去机场。到机场时有中共壮年二十人，三三两两布列各处。已有三人正在交验护照，一人在中，穿了极大的外套，头戴大几号之帽，眼戴大黑眼镜，弟走至其近旁，认出是子杰，即拍其肩呼之，四五壮年立即涌上将我们分开，不能得近，左右二人即将中间一人拉到里面去。
据此报告可知台湾官方到三月二日才知道郭有守失踪。据“中央社”前社长黄天才丈与笔者言，郭有守在瑞士被捕，台湾当局最初完全不知情。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陈雄飞（驻比京“大使”）不在瑞士（不知去了哪里）。中共遂把郭弄到法国去。
又据黄天才丈透露，当时台湾当局曾成立专案小组处理此案，要争取郭有守。此事或是由陈雄飞负责。当时台湾当局各方特工汇集巴黎，伺机而动，而台湾有关方面也得到法国警方帮忙，法警方答应：
一、绝不容许中共秘密运走郭有守（其间中共也作出保证，绝对堂堂正正出境，连哪一班机都可以通知）。
二、离境时若郭有守呼救，表示不愿去大陆，法国警方要即时插手阻止，保护郭的个人意愿。
另巴西作家许启泰在《张大千的悲剧表弟郭有守》一文中，也为此事另存一梗概：
……据国府陈雄飞大使称，郭是在瑞士开会期间，因与中共高干交换情报，而被瑞士以间谍行动被捕，但郭实际所交之物，是转给其在大陆妻子所要的香水等化妆品，这自然可能是一种障眼法。郭被保释后，瑞士当局曾问其意欲何往？郭答法国。不料一入法国就渺无音讯。后来陈大使得到消息，说郭将被押往大陆，立即赶去机场，只见郭正由约廿位彪壮华人青年围拥上机，郭亦发现陈大使到场，而频频回首相视，形容沮丧，不敢言语，国府方面居然无计可施，眼看被挟持而去。
“竟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张大千）
另外，当郭有守“出事”后，张大千曾写“骂子杰”诗（郭别字子杰），用以表示撇清关系。但这诗题滑稽，本来称别字是一种尊重，骂人则该叱名而骂。如骂“一夫纣”，如骂“秦桧”，如骂“严嵩”，那都是不客气叱名。总不会到秦桧墓骂句“秦会之”﹐再说“十奏严分宜”吧？张大千这温情脉脉就和台湾官方当时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气氛很不相称呢！其实，张大千骂在口边，疼在心里。
但最近翻查新版的张大千诗文集却没“骂子杰”这题目了，只有一首“闻郭有守变节”的诗，到底是另作，抑或是旧作改了题目？那未能推究了。诗云：
落拓杜司勋，长贫郑广文。
竟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
人道君从贼，吾道贼陷君。
已枯双眼泪，音讯不堪闻。
诗写得好，画人的诗足令职业诗人惭愧。中间两联都是十字一句直落，那“竟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人道君从贼，吾道贼陷君”是善体人情，能分析入微的。大千是不避嫌地为表弟辩白，也表达心底的怀念。大千晚年在台北尝向香港弟子李乔峰垂询有关郭有守消息，但当时李乔峰对郭是一无所知，自然无法复命。到大千殁后，李偶尔跟笔者语及大千曾有此一问，笔者遂告李翁郭氏在京的点滴情况，惜已无法转知大千了。
郭有守（左）和张大千在八德园张大千自立笔冢前
大千是聪明人，当年对于表弟郭有守曾为中共地下工作者，该有所觉察的，只是没有捅破而已。在大千殁后六年，其在巴黎时的朋友林蔼女士撰有《张大千在巴黎》一文，就透露出郭劝说大千返大陆一事。文说：
有一天我（林蔼）和另一女学生到郭家去，入得门来，感觉到张先生和郭有守正在争吵之后，张先生忽然对我说：“林小姐，你也替我想想，共产党要我回中国去，我欠了十五万块美金的债，他们也愿替我负责偿还，但我这一大家子人，靠我一人卖画讨生活。在那边又不能卖画，我又不会劳动，将来的日子怎么过……”郭有守不等他说完就不耐烦地说：“她们小孩子家懂得什么，何必对她们说这些废话！”我们吓得惶恐不堪，赶忙敷衍几句溜去看电影去了。
林蔼的描述，让人看到郭有守和张大千两人间的不拘形迹。从前大千到欧洲，是离不开郭的。郭本身喜好收藏，常与大千在巴黎逛古董市场。大千不擅英语更不懂法语，郭有守则通晓英法德诸种语言，在法兰西文化界吃得开，所以大千在欧洲各国举办画展的接洽推动、登广告搞宣传、拜会毕加索等，都由郭有守打点安排。在巴黎，大千偶住大使馆武官处的大房子，而多住在郭有守的私寓。
自郭有守事发之后，张大千即命葆萝赴巴黎，向郭的助理傅维新了解情况，并取回留在郭家的书画物品。而大千画上带子杰款的书画，都作为郭有守个人财产被台湾当局当敌产充公，后来拨归台北历史博物馆保藏。今天台北历史博物馆所藏张大千作品有不少就是来自郭有守的。郭出事后，大千从此不再到欧洲了。
大千诗说的“竟为妻子累”，这里得说说郭有守的妻子杨云慧。杨氏是杨度千金，光华大学学生。杨云慧喜爱剧艺，而剧艺界大都较左倾。杨云慧尝请田汉导演，杨登台演左翼话剧，还上了上海的小报，被乃父杨度狠骂一顿，命令她即时退学回家严加管教。旧日一般人把杨度视为帝制余孽、筹安六君子，而不知他后来做孙中山密使，更不知他与李大钊老友，更在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之后投共，系秘密党员，由周恩来、潘汉年直接领导，夏衍单线联系。如此敏感的身份，不容千金胡乱搞混而危及地下工作，或因此让杨度叫杨云慧二哥杨公兆介绍对象，赶紧把云慧嫁掉。杨公兆介绍同在南京的郭有守，虽然郭大云慧许多，杨度仍同意这门婚事，还请得郭有守恩师蔡元培做证婚人，在上海举行婚礼。云慧母亲后来向云慧透露，杨度要云慧嫁郭有守，还有一层考虑，郭是国民党的官员，当时色彩偏右，可以冲淡一些人对杨家的看法，有利于杨度的工作。杨云慧不知是否得了乃父左翼的遗传基因，抗战期间在成都与文艺界人士往来密切（她最羡慕郁风）。有一次跟某批左翼人士联名发表宣言，惹怒时为四川省主席的张群，张把部下郭有守叫去训斥一顿。
杨度（中坐者）合家照。后排左三杨云慧，左六郭有守
郭有守派驻法国时，是带妻儿赴任的。京沪解放前夕，杨云慧说回上海探亲，先到香港，住太子道吕恩和吴祖光寓所。吴带杨见邵荃麟（新华社香港分社文委、南方局文委书记），邵传达夏衍邀她上京参加首届文代会，杨遵命而行，在京见到周恩来。前已道及杨云慧后来透露出，郭有守此时想回国工作，上头要郭原地候命。一九五〇年杨再去巴黎，“并安排好郭有守为党工作的关系”。准此推断，郭有守最迟在一九五〇年春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了。而杨该是郭的上线人，所以大千诗有“妻子累”之说了。
郭有守身为台湾国民党外交官，而妻子定居大陆，总有不妥。所以郭在巴黎时，“一天到晚说跟太太已离了婚，因为政见不同云云”（林蔼《张大千在巴黎》）。这种表态是显示与返大陆的老婆划清界限也。为了地下工作的特殊需要，有关组织部门办了一纸假离婚证书。这就是本文前面所引的黄苗子说的，日后衍生出不少麻烦来。
“别有尊前挥涕语﹐英雄迟暮感黄金”（龚自珍）
郭有守归国后，也有些关于书画的插曲。话说抗战胜利后，郭有守奉派赴法兰西。而傅抱石当时已成大名家，但抗战期间华人普遍穷困，只求温饱，哪有能力去购买书画。不知是傅抱石委托还是郭有守提出，傅抱石将画作六十幅交郭有守带去法国，在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也顺便销售出二十七幅。唯当时国共内战，兵荒马乱，鼎革之际，郭、傅断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郭是国民党官员且人在巴黎，傅在南京，不可能联系，当时傅也顾不了这些画作，反正傅画那时没这么值钱。
“文革”前夕郭有守由巴黎飞返北京，住建国门外大街灵通观国务院的房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傅抱石的朋友，科学院考古所外号“假洋鬼子”的王俊铭，也住建国门外大街寓所，有一天在阳台朝下看，发现头亮亮的郭有守走在大街上，始知道郭在北京，立即写信告诉傅抱石太太罗时慧（王俊铭八十年代见告，二〇一三年再重述），其时傅抱石早已过世。笔者曾打电话向傅二石兄了解此事。二石说，一九六六年他们看《人民日报》，有报道郭有守回来，连某某去迎接也写出来。其时傅抱石过世不久，罗时慧遂托郭老（沫若）了解郭有守在什么地方。郭派秘书王廷芳处理。王廷芳本来系公安系统的人，容易找到郭有守，回报罗时慧。但所回的话显示郭有守向王廷芳撒谎，郭有守说的是傅抱石托他卖的画已卖了，钱也汇与傅家了。罗时慧与王廷芳说，新中国成立后汇钱必须经中国银行，一查即知；也真去查了，明确没有郭汇款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傅家一毛钱也没收过。至此郭有守只好坦言钱已花光，没有办法。但透露尚有一半三十多件未卖出的画存放在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罗时慧遂通过郭老，再由外交部出面协助，派员持郭有守亲笔信函，向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索回，法方同意，但要求先办个展览，结束后再归还。归还就归到故宫博物院去了，这是当年罗时慧答应捐献的，大概也是郭沫若出的主意吧。而故宫博物院当日发奖金三千三百元与罗时慧，作为答谢。三千三这个数目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是笔巨款。
其实委托郭有守售画的不止傅抱石、罗时慧夫妇，徐悲鸿前妻蒋碧薇也同样托郭有守卖画，也同样没收到钱。九十年代初，“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陈康顺曾私下语笔者，他也听到蒋碧薇托郭有守卖画没收到钱的传闻，而郭已投大陆，又怎么可以付款与身在台北的蒋碧薇呢。郭有守与徐悲鸿、蒋碧薇多年老友，在南京时同在傅厚冈比邻而居，郭每天早晚都到徐家去一趟。抗战在四川重庆，郭又腾出两间厢房招呼较迟入川的徐悲鸿、蒋碧薇伉俪一家几口，后来徐蒋虽然离异，郭与蒋仍保持友谊，而且大家都是“天狗会”多年老友，卖画又没几个钱，也就算了。此事的准确性如何？现已无法找人核实，蒋碧薇的回忆录也没提到。这就是命里无时莫强求的道理。
不知是否郭有守因代傅抱石售画而未能把画款结清，在回国后更加无力偿付，仓皇间还用谎话搪塞，大抵心有歉疚。抑或是日子吃紧，是到了“一分钱逼死英雄汉”的床头金尽、壮士无颜之时？况且在那年代私人文物都是“四旧”，社会有一种力量要摧之而后快的。倘幸运的，会遇上政府人员日夜轮番动员捐献归公，还可以作一种爱国表现。在那年代文物不能私卖，也无私人敢买，献给国家却可得美名且有奖金，这该是最佳出路了。郭有守不似是贪财的人，也不是“拆烂污”的人，或者是出于前者的这些考虑，郭将他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给了国家。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部致函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告知一九六六年起义回国的原国民党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参事郭有守愿将一批文物及资料捐献给国家，经询问郭沫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办公室，嘱与王冶秋联系此事。故宫博物院革命委员会按照图博口（即图书博物馆系统）领导指示，派工作人员于当月二十五日到郭家取回陶瓷、绘画、中外文图书等一百一十九件。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郭有守先生又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一批文物、图书，共计一百五十六件，其中便有傅抱石画作八件。故宫博物院为表彰他的两次捐献活动，遂决定颁发捐赠证书与奖金。一九七三年一月，故宫博物院派工作人员将奖金送交郭有守先生。（汪丌《傅抱石画作入藏故宫博物院的历史细节》）
郭有守在法国时手面甚阔，“生活颇为豪奢”。林蔼的文章透露，郭“每天花在买古董上的钱起码六七十元美金（那时六七十元美金价值很高）”。人们不得不怀疑，钱从何来？所以当郭身份暴露，其财政来源即被疑为中共所提供。有人怀疑郭为了买书画古董，需款甚殷而从事“间谍”工作，即是为了金钱而入局的。持此看法者，或将郭的品格低估了，郭可是在三十年代已为共产党工作，那个时候这是危险的事情。
郭有守返中国大陆之后，挂在什么单位，未见透露。但从其捐献文物由总参二部出信，当与此单位有关。总参二部系军方情报部门，与郭所从事者大有关联。既是军方情报系统的事情，牵涉国家机密，不便打听也无从打听，我辈平民只好靠猜测了。
郭的“起义”是“假戏”，但却是“真做”了。这可以从他归国后的待遇看出来。他妻子杨云慧的回忆文字说道：“这时已找不到管事的干部，他的工作也得不到安排，学习和劳保都没有份儿，只能整天在家看报纸，越看越不懂，这局面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老是一个人在那里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我也很担心祸及家门。”
从上可以推测，这显然是不信任而给予投闲置散。郭有守归国不久碰上“文革”，全国大乱，人人自危，郭有守的确很不解，问杨云慧：“你们多年来就是过的这种日子吗？”杨云慧也很无奈，还“担心他再问出什么不妥当的话来，连忙捂住他的嘴，叫他不要问了”（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郭有守刚“起义”归来，新鲜热辣，或受特殊照顾，万幸没有受红卫兵冲击和批斗（早一年回归的李宗仁却倒霉被批）。但他的亲属则没有这么好运，夫人杨云慧的大哥在北京被批斗，杨母在上海被作为卖国贼、地主婆批斗，四弟公敏被关进牛棚，五弟公武被批斗想入牛棚而不准，弄到自杀，杨云慧两地奔走扑救，疲惫不堪。郭有守外母虽有章士钊出面请周恩来保护，也是受不了，忧愤而卒。只因当时杨度的党员身份未公开，仍是顶着帝制余孽的黑帽而祸延阖宅。郭有守的归国迎来的是家破人亡，其本人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郭有守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旧日风云（二集）》许礼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01
ISBN: 9787108056870 定价: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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