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是怎样被用于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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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在一个不乏能工巧匠和写作者的国度，纸可能被重复发明了好多次。如今，没有历史学家认定纸是作为书写材料被发明的，但纸张第一次被用于书写的意义远大于它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历史学家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位象征性人物去回顾纸的历史。将纸放在毛笔下写字并不是蔡伦的主意，但可能是蔡伦和他效劳的皇后在历史上首次意识到纸的这一潜能。历史公正地确认了他们对普及纸所做的贡献。
*文章节选自《纸影寻踪：旷世发明的传奇之旅》（三联书店2018年1月刊行）。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兰亭序》神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 | [英]亚历山大·门罗
纸的踪迹开始于在中华大地出土的少量零星残片。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一种厚的丝织品被用作书写材料，并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另一种用桑蚕丝下脚料做的缣帛。这种新的书写材料被称为“赫蹏”。“赫蹏”是由动物纤维制成的，它可算纸的近亲，但绝对不是纸，因为严格来讲，它不是用木本或草本植物的纤维做成的，也没有经过浸解这个流程。以植物为制作原料是纸的第一个明确特性，但是“纸”的中国汉字却不是来源于纸本身的特性，而是来自丝。“纸”这个字的左半边是一个意为“丝”的偏旁，偏旁是汉字意思的指示者。在这个例子中，它看上去像是底部画线的大写字母E，这个汉字右边的部分只是用来表音。这个中国汉字就是“纸”，它的声调先落后起，就像一个翻转的斗笠。
与丝织品的混淆让纸的早期历史变得扑朔迷离，但是“纸”这个字似乎从来都只是用来表示“纸”。在王朝的官方史书记载中，纸和丝都作为书写材料出现过。公元前12年，汉成帝的皇后、能歌善舞的赵飞燕给一个刚为皇帝生了儿子的宫女在赫蹏上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要求这名宫女自杀，那个新生的男婴后来被杀。）公元前93年，当太子去见就快驾崩的父亲汉武帝时，皇帝的特务头目江充建议太子用一张纸遮蔽住鼻子，因为“上恶大鼻”。在学者许慎于100年前后编写的《说文解字》中，“纸”被描述为“絮-苫也”，这种清晰描述表明“纸”这个字不表示丝织品。
1975年，在中国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一个坟墓。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在其中发现的秦简中，“纸”这个字在历史上第一次露面。
人毋故而发挢，若虫及须眉，是是恙气处之，乃煮贲屦以纸，即止矣。
在同一个世纪，一个奔马雕塑被安置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坟墓中，马背上驮着的东西是被宣称为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纸残片，虽然它的年代从没有被独立测验过。大部分发掘出的纸片属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它们大都出土于中国西北部，那里干旱的气候使古代垃圾场到了现代成为文物陈列馆。其中一些纸片是包装用的，它们褶皱的表面写有所包裹中药的名字。
纸碎片首次出土是在贫困和偏远的中国西北部，而不是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富庶城市附近，这不是巧合。竹简和缣帛是富人用的书写材料，地位尊贵，完全配得上生活在中国东部和中部的贵族、高官、诗人和皇帝的毛笔。而纸只是一种便宜物件，只有那些买不起竹简的人才会用。竹简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和书写密不可分，并逐渐取得高贵地位。况且，尽管竹子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多有生长，但在中国最远的北部或西北不适合种植。另外，气候干旱的西北部比湿润的南部更适合保存纸。
出土汉简
纸的发明很可能出于偶然。例如，根据从3世纪起留下的历史记录，为重新利用旧的丝织品，浣洗妇人会先将它们进行清洗，洗完后，再花二三十天漂白。用这种方式处理旧丝织品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很普遍了。洗净漂白的旧丝织品在平坦之处晾晒久了，会形成平滑的薄片，可以拿来做上好的书写材料。许多中国学者和显贵此前很久就在缣帛上写字作画，因此这种新发明在当时看起来并非重大革新。不过由于缺乏证据，这只是推测。也可能是寻求出售新奇珍品的商人发明了纸，用它制作装饰品、服装、家具、窗户、风筝、打扫用具、模型或玩具。在一个不乏能工巧匠和写作者的国度，纸可能被重复发明了好多次。如今，没有历史学家认定纸是作为书写材料被发明的，但纸张第一次被用于书写的意义远大于它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历史学家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位象征性人物去回顾纸的历史。将纸放在毛笔下写字并不是蔡伦的主意，但可能是蔡伦和他效劳的皇后在历史上首次意识到纸的这一潜能。历史公正地确认了他们对普及纸所做的贡献。
蔡伦于1世纪晚期成长于耒阳——位于中国长江以南，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城。从公元前4世纪起，随着成群结队的汉族人迁移到湖南砍伐森林、开垦田地、种植水稻，那儿成为汉族的移民中心。
蔡伦作为政府官员在75年之后平步青云，这一年他入宫为宦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职能是当皇室成员的内侍管家。他在汉和帝登基两年后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之后出任尚方令（置办和掌管宫廷器物），管理帝国工匠，负责制造家具、刀剑和其他皇室所用诸器物。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研究如何高效率地造纸。
在89年或90年，汉和帝视察了洛阳的国家图书馆，在此碰到了蔡伦——一个在先帝当政晚期入宫的太监。7后来，一位学者被召入宫，这名学者对于图书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命令各郡国向皇帝进贡纸，很难想象他们没有讨论过将造纸这项技术和书写融合起来。97年，蔡伦成为宫廷作坊的头目，并提议对乐器和武器重新设计。皇帝看到帝国图书馆混乱不堪，竹简木牍杂乱成堆，书籍内容混乱不清，他要求蔡伦深入研究并仔细整理。但是蔡伦需要一种更合适的书写材料做记录。
蔡伦成长的南部温暖小城耒阳气候湿润，比干旱的北方更适合造纸。苎麻是一种东亚本土的荨麻科植物，在湖南北部十分常见，如今棉纺厂在纺织过程中产生的苎麻下脚料依然用来造纸。在蔡伦出生以前，苎麻就用来制作布料，可能是像苎麻这类植物纤维的毡合（毡合是指将纤维捣碎，紧压和凝结的处理过程）过程使蔡伦想到可以将它用于造纸。在蔡伦生活的时代，当地人会用楮树皮做衣服、毯子和包装材料。通过加水，树皮可以被捶打成原来的十倍大，碎片可以首尾相连地黏结在一起，形成像纸一样的平面。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生产出两到三张这样的平面——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
蔡伦认为毡合比捶打高效。他创制了一种植物纤维纸，原料繁多：桑树皮、大麻、破布、亚麻、旧衣服和渔网。虽然蔡伦最开始造纸时利用了他南方老家随处可见的楮树，但此后，为数众多的树皮、植物的韧皮纤维、草和其他植物纤维都被用来造纸，仅举几例：桑树、竹子、苎麻、大麻、稻草、卷心菜的茎、蓟、金丝桃、草皮、锦葵、椴树皮、玉米苞叶、金雀花、松果、马铃薯、芦苇、七叶树树叶、胡桃树皮和黄麻等。
蔡伦将树皮、大麻、破布和亚麻用水浸泡，很可能会再加以漂白，然后将这些原料捣碎加水后做成纸浆，这很快成为造纸过程中盛行的浸解手法（在水中浸泡纤维成为纸浆的过程）。将一片纱布绷紧固定在竹子框架上做成抄纸器，把它插入纸浆再提起滤水后便得到一张纸，将纸揭起晒干后即可使用。可见，造纸有两个关键因素：它的原料必须是植物纤维，必须经过浸解这一流程。其他地区的一些书写材料，工序看起来相似，实质却不同。例如，中美洲造“纸”术，诞生时间不晚于5世纪，可能还要早数个世纪。虽然也是将原料放在水中浸泡备用，但是中美洲人浸泡原料是为了便于捶打并缠结成片，而不是为了做成纸浆。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浸解，这是极端重要而又难以逾越的技术界限——与波利尼西亚人后来用的书写材料类似，中美洲人写字用的“阿玛特”表面粗糙，不适合快速、复杂和全面的书写。在西班牙征服者到达新世界以后，西班牙国王的宫廷医生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托莱多（Francisco Hernández de Toledo，1514—1587年）准确指出，与表面平滑的欧洲纸相比，“阿玛特”质量低劣。蔡伦生产的纸，不仅适合书写，而且生产效率也很高。同一个工人通过捶打树皮一天只能生产两到三张纸，但是用蔡伦的方法一天却可以制造两千张纸。如果说蔡伦是使得纸广泛应用于书写具有可行性的工程师，那高瞻远瞩的邓皇后则是促进纸和书写结合的媒人。
邓绥是汉朝太傅高密侯邓禹的孙女。她于81年出生在南阳的养牛之乡。据官方传记记载，她六岁就开始读《尚书》，十二岁时读《诗经》和《论语》。她的母亲批评她不管居家之事后，她白天做家务，夜里则读书不倦，被家人称为“诸生”。父亲认为邓绥比任何一个兄弟都要出色，经常同她商议事情。她甚至还得到了超自然力量的赞许：一个相面术士告诉邓绥，她脸部的骨相同传说中的商王朝创建者汤是一样的。
95年，她进入后宫，并成为后宫中姿色最出众的女子之一。热忱的汉朝历史学家写道，邓绥身高七尺二寸，谦恭端庄，每次参加宴会都衣着朴素。她深得汉和帝宠幸，当和帝的皇后于102年被废黜后，邓绥被皇帝选中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106年的中国处于财政危机中，汉和帝驾崩，邓绥临朝听政，她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是中华帝国的实际掌权人，当然她面临着明显的权力挑战，因为女性最高统治者在中华帝国很罕见。她两次打开帝国粮仓赈济饥民，兴修水利，削减皇家祭祀大典的名目并俭省膳食。她一天只吃一餐，减少宫廷御马的食料，削减了侯爵封地收益，削减了土木营造，裁撤官署，削减官爵。她平定了西部和南部的严重叛乱，治理了帝国多个地区的洪水、旱灾、冰雹和风暴。她在政治谋略方面拥有特殊天资，不过她的遗产首先是在艺术领域。她始终保持了书卷气，反对陈腐的官方教学方式。她注重提拔“方正”“敦朴”“仁贤”之士。即使作为太后，她依然保持了对儒家典籍、历史、数学和天文学的兴趣。她甚至命令邓氏家族约七十名成员和皇室成员一起学习经史，并亲自监督他们的考试。她在统治期间赞助的一项主要事业是校订五经，她选定蔡伦在藏书阁监督这项工作的进行。藏书阁位于帝国宫殿的东观。
114年，邓太后裁撤了蔡伦所领导的部门后，给他加官晋爵并赐予封地。蔡伦成了邓绥的私人顾问，而且可能为她管理家务事。根据《资治通鉴》（这本书多达二百多万字，记载了跨越中国近14个世纪的历史）记载，邓绥拒绝了当时四方郡国（例如，今天的中国西南地区，越南和朝鲜）的其他各种贡品，要求它们每年只进贡笔墨就可以。官方的《后汉书》也记载了此事。（另有史料记载，3世纪以后东南亚开始向中国进贡纸。）
她鼓励蔡伦进行造纸实验，资助他的研究工作，密切关注相关进展。当蔡伦取得成功后，邓绥在宫廷中推广“蔡侯纸”，这标志着纸在帝国高层的第一次露面。在此之前，用纸写字被认为有损精英人士的尊严。（例如，现存的一封写于邓绥去世后几十年的信件中，一名官员对于用纸写信向对方表示歉意。）
蔡伦通过仔细钻研和一系列实验改进了纸的质量；他的前辈没有制造出如此适合笔墨的书写材料。在蔡伦和邓绥所做工作的基础上，9世纪，中华帝国在首都长安建起隶属于皇家图书馆的造纸厂。这个造纸厂在四个造纸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有一些历史学家将它比作行会）的指导下生产。
邓绥在121年去世，这一年，蔡伦的纸获得官方认可，虽然政府在以后几十年中继续使用竹简，但纸的应用愈发广泛。邓绥去世后，她在朝廷上的对手迫害了她的家人及亲属，指控他们谋反，还令蔡伦接受廷尉传讯。蔡伦沐浴后穿上朝服，饮毒药自尽。
蔡伦的遗产是一种新型纸，造纸原料采用的是遍及中国南北、生长迅速的多种植物。在2世纪余下的时日，纸的质量不断改进，价格逐渐下降。纸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被广泛运用的书写材料要感谢蔡伦的工艺和邓绥的先见之明。
中国中部地区造纸作坊中，工人将新抄造的纸紧压晾干。意大利传教士南怀谦拍摄了这张照片
纸还需要同竹简的稳固地位竞争。竹简毕竟同中国最受崇敬的写作——从典籍到政府历史记载再到个人诗文写作——密不可分。竹简的特有形状（将竹子削成长条形）很优雅地符合文学习俗，从而滋生了纸并不适合严肃书写的意识。在同一历史时期，人们认为缣帛是一种更加可敬的书写材料，部分是因为它质量好，与精英人士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蔡伦改进纸二十年后，学者崔瑗在一封写给友人葛龚的信（无疑是由首创于周朝的政府邮政系统递送的）中说道：“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在190年汉朝首都迁回长安以后，这个王朝的最后三十年混乱无序，前景难测。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瓦解给纸带来了巨大机会：它引导精英再次质疑这个朝代的根基，包括它的正统儒家信仰。在极端混乱的社会状况下，以竹简和缣帛为基础的书写体系很难维持，这一体系被书写的传统习惯（遵循简洁又语焉不详的书写方式）和汉朝的政治秩序所束缚。竹简数百年来被天然地等同于它表面的书写内容所呈现的价值，然而，就其尺寸来说，它限制了作者表达内容的篇幅。另外，在社会动荡时期，收藏竹简文献的藏书阁易受攻击，而且想要妥善运输书籍也很困难。
然而，与竹简相比，纸易于生产，能容纳更多文字；用途的多样性减少了它书写体例方面的限制，增加了自由发挥的余地。纸是一张张空白页面，它允许作者无拘束地书写，如其所愿地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作者能比以前更多次地修改草稿。他甚至能够把单张的纸折叠成数页，然后将一部长篇作品写在这张纸上。总之，纸能使作者恪守叙述准绳，紧紧抓住写作主线，令中心点贯穿文章始终，当然不是说作者以前无法做到这些，但是纸能将这一切都更为迅捷地呈现在作者眼前。作者不必事先在大脑中把所有文字都筹划好，他有更多空间更细腻地去表达感情，并且可以探索新的书写体例。纸让他对作品有了更大的掌控力。
纸能够使朋友之间超越空间的限制进行交流。在纸与竹简并用的年代，知识分子继续用竹简书写正式的政府公文，但是他们在给别人写信时最开始是用竹简和木牍，从2世纪初期起开始用纸（由于书信这种文体在文学史上地位平凡，这种转变相当顺利，而被奉为圭臬的《论语》并没有用纸书写）。一些2世纪的用纸书写的信件中，很多知识分子惊叹于能够以这种方式如此容易（而且便宜）地与相隔千里的朋友交流。生活在2世纪的马融和窦章，就是这样两位好友，虽然相隔两地，他们却通过频传书信保持密切友谊。官方的《后汉书》记载了他们的交流：
融集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
对于像马融和窦章这样的士大夫，纸有助于他们同其他艺术家和学者进行更便捷、更深入的交流，因为他们阅读和撰写文章更加容易。纸推动书写者发出更加独立的声音，写出更多字数，它还帮助他们聆听到更多其他书写者的声音，即使他们远在数百里之外。据官方史书《晋书》记载，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年）因很久没有收到家书感到不安，陆机问他养的狗“黄耳”能否为他送信，“黄耳”边摇尾巴边吠叫以示回应。陆机于是将信放入竹筒中系在“黄耳”脖子上，后来，他惊喜地发现“黄耳”带着回信从他的家乡凯旋。《晋书》大胆宣称，陆机用狗送信“其后因以为常”。
紧随书信出现在纸上的是赋，这两种文体在东汉灭亡后都变得欣欣向荣。此时纸已赢得儒家典籍的青睐，不过在这之前纸已将不那么高贵的题材拖入文学的聚光灯下，使得一度被认为并不高雅的作品赢得了新的赏识，其中包括不那么传统的诗文体裁，人们发现这种不太严肃的体裁更加具有表现力。
虽然2世纪起，纸本书籍就越来越流行，不过纸相对于竹简的优势从3世纪中期才开始体现，因为规模化生产降低了它的成本，有助于它社会地位的提升。即使蔡伦所发明的纸的价格还有大幅下降的余地，当时已经显出相对于竹简的成本优势。当然，学者和政府官员早在2世纪就已经使用了纸，尤其是在写作私人性质的文章时，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要自己出资购买用于书写这种文章的媒介。在3世纪早期，就有了纸成为政府官员文具事例的相关记载。由此可见，在蔡伦和邓绥去世后一个多世纪，中国便已经进入纸时代。
盲人学者伏生凭记忆向同为学者的女儿羲娥口述《尚书》，她将伏生的方言翻译成官话再讲给跪地伏案整理的晁错。（这幅画最异想天开之处就是晁错用纸写字，因为纸在一两百年后才成为经典书籍的载体。）这幅作品或许创作于15世纪晚期，在伏生授经大概一千七百年之后。明朝画家杜堇运用适宜的形式主义艺术手法表现这一场景，有力地阐明了传统中国文明的头等大事——保存经典（©2014，图片版权属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艺术之源数据库/佛罗伦萨斯卡拉图片库）
4世纪，伴随王羲之的成长，中国形成了一种纸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中，他得以学习技艺。353年，这位书法家五十岁，他邀请了四十一位包括诗人和书法家在内的朋友，在绍兴的兰亭参加年度春季消灾仪式（举行洗濯祭礼以祛病祈福）。这群人坐在亭子旁边的溪水畔，洗濯自己以免除厄运。仆人们将装满酒的小荷叶杯放入溪水，杯子顺着水流的方向朝他们漂来。当杯子停下时，面前的宾客要么喝了这杯酒，要么就写一首诗。到这天结束时，王羲之和他的朋友总共作了三十七首诗。
王羲之决定写诗时已经半醉。他拿起用鼠须做的毛笔，在缣帛上泼墨写下《兰亭集序》，从此行书作为流畅、飘逸的字体流行开来。王羲之创造了一种有韵律的字体流派。这是他最出色的得意之作，到现在也依然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作品。这幅作品问世后，对它的研究就没有停止；尽管从7世纪中叶起，对它的研究要靠摹本，因为原作已经不存于世。王羲之随后又写了超过一百幅《兰亭集序》，但是没有一幅比得上原作雅致、有生气。在流传了数百年后，唐太宗李世民最终通过诡计得到了《兰亭集序》，649年他去世时作为陪葬品埋入墓地。
明 文徵明《兰亭修禊图》 故宫博物馆藏
纸和书写的成功结合对于知识的传播具有孕育作用。到了4世纪，书卷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是奢侈品了，它的平价使得人们对纸本书籍司空见惯。伴随着这种转变，知识不再被精英阶层所垄断；随着知识的释放，纸迎来令人惊叹的大规模生产。语言史学家顾立雅（Herrlee Creel）估计，从公元前1500—前1000年，即书写在中国充分发展起到18世纪中叶止，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所有语种的书籍总和。这个帝国的辽阔疆域和好学之风是原因之一，但是，若没有纸的兴起，这不会成为现实。
王羲之去世后，他的很多幅书法作品作为随葬品埋入坟墓。他写下的文字是他留下的最大遗产。他通过毛笔字的形体和特性来表达文字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如同辞典能给文字释义一般。中国书法将文字的意义和书写者的心境相融合，这标志着书写者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再也不仅仅是一个抄写员。王羲之的书法饱含热情，别具一格，略带忧伤，他当之无愧是新的纸时代的奠基者之一。
《纸影寻踪：旷世发明的传奇之旅》
[英]亚历山大·门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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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在中国汉代的宫廷里改良，为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追溯了这项发明的跨时空旅程，故事从西域的佛经翻译者开始，穿越中东阿拔斯王朝的知识世界，最终来到欧洲伏案工作的宗教改革家和近代科学家面前。作者旁及历史文化的点点滴滴，更饶有兴趣地描写了那些携带纸张、在丝绸之路上络绎于途的信徒和商人。正是因为纸，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进而打开了曾经长期关闭的各种可能性，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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