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量表测不出创造力，也测不出一个人的明智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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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在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下，日益表现出以经验实征方式进行量化研究的趋势。《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是台湾大学著名社会学者叶启政先生的新著，全书致力于对当前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计量与统计方法进行理论反思，回溯了社会学实证主义传统形成的文化-历史语境，对统计方法中的核心概念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指出其并不具有超越特定时空场域的普遍有效性。
今天推送的内容选摘自《实证的迷思》“第二章 社会现象的量化、测量与数学化——向自然科学倾斜的认知典范”，文章对社会学研究中的量化、测量与数学化作了批判性考察，指出不管多么精细地测量，所能触及地均是表面、部分，是无法处理社会之复杂性的。譬如，IQ量表即测不出创造力，也测不出一个人的明智判断力，量化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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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量化、测量与数学化的一些批判性考察（节选）
文 | 叶启政
任何测量都包含某种程度的抽象化，即某些事物必然从数目的描述中被剔除，因为它总是由某一组的性质以及其与被排除之其他的关系来决定（Kaplan， 1964：207），譬如，当我们选择测量重量时，即不涉及大小与密度。如此一来，基本上，数量本身必然涉及“质性”，而一个被测量的质性即是其量度（measure）所表现的量值。譬如，IQ量表即测不出创造力，也测不出一个人的明智判断力。所以，任何测量均有极限，并不能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的（Kaplan， 1964：209）。
测量最大的社会功能即是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当它被限缩于一些属性上面，且被运用于“关系”时，它则必然与“类型”关联在一起，均值人（average man）的概念也就得以浮现，且有了意义（即作为比较的 40 37338 40 14940 0 0 2558 0 0:00:14 0:00:05 0:00:09 2910准）。但是归根到底地来看，即使如此，均值人实际指涉的还是以某一属性或至多某些属性所营造的指标为对象而已。这即意味着，不管测量多么精细或考虑得多么周到，它本身所能触及的总是片面、部分的。如此一来，倘若人的行为或社会现象基本上是一种完形（configuration）的话，那么，我们期待着对种种属性的测量值施以某种加总的方法（summation method）来表现“完形”的整体状态，理论上是不可行，也不可得的（参看Kaplan， 1964：211）。易言之，对属性加以测量，本质上即是拆零方法的运用，乃与“完形”的整体想象是不兼容的。
在1955年，Blumer即强调人们之日常生活世界的特质与澄清概念乃是理解社会现象的必要要件，他以此为基础对经验实证论者进行批判（Blumer， 2006）。以Blumer这样的论述为本，Cicourel认为，以数学体系来经营的公设演绎论只是未具解释性的符号，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1．数学体系之公设必须可以转译为具明确理论的法则；
2．两个体系的词语（terms）需要有一与一的符应；
3．两个体系自身的公设和法则需具备一与一的符应（isomorphic） （Cicourel， 1964：9）。
基本上，对社会事实的测量（特别是所谓的文字性测量［literal measurement］）本身即是一套有限的意义分享网络，因此是文化问题，亦即，如何选择概念、属性、变项均涉及文化意义（Cicourel， 1964：14）。Cicourel体认到个体实用主义的研究动机，他采取行动者为主的模式来指出，研究者经常是仰赖人们应会如何反应的常识性知识，且人们的实际反应将与以此一常识性知识为本的期待相符应。因此，观察者以未表明的常识程序来定义问题，并仰赖此建构的操作性量度来建构指标，以用来对人们的反应或评论予以分类（Cicourel， 1964：21）。这也就是说，社会学的观察、分类、标示，乃至测量，均根植于日常生活中之“共同了解体”与“语言之共同了解”的前提之中（Cicourel， 1964：23）。然而，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测量，特别是对社会行动的研究，均是武断的，在语言、文化意义和测量体系之间存在裂罅，在在均带来了问题（Cicourel， 1964：24）。
总之，整个测量体系基本上乃建立在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或集合论等等上面，彰显的是理性人，且是均值人的假设（Cicourel， 1964：26-27）。此一说法无疑指向Lazarsfeld之重视数学体系所要求的反身性（reflexivity）、对称性（symmetry）与递移性（transitivity）等等的质性属性论。再者，诚如Torgerson所强调的，测量指向的不是事物（object）的自身，而是事物的性质，所以量尺（stick）本身不是可测量的，测量的是其长度而已。因此，认可的测量（measurement by fiat）乃端看概念与观察间的设定关系而定（如所谓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指标）（Torgerson， 1958：14）。Churchman也指出，测量是一种“决定”的
活动，乃受到决定的设准来予以评估（Churchman，1959：84）。准此，显而易见， “认可的测量”基本上是无法处理复杂之社会实在的结构的（Kaplan， 1964：33）。
一向支持且自己也从事量化研究的Duncan也承认，与物理现象不同，在社会现象里，我们没有任何测量体系可以运用小数量的面向来首尾一贯地描绘，而且，至少在原则上，我们也缺乏明确的测量单位体系，足以让使用的变项与其逻辑上乃属初始性之数量的共同集合（the common set of logically primitive quantities）有所关联。譬如，在社会科学里，我们就没有类似物理学中的质量、长度与时间等等的“单位”概念（Duncan， 1984：162）。肯定量化研究的Bulmer也从内部进行自我批判，他指出，与经济测量相比，社会测量不只有着资料的“软或硬”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概念的支援体系的问题（Bulmer， 2001：461）。于是乎，作为一个典型之经验实证论的支持者，Bulmer以经济学为范例，指责社会学家缺乏对概念进行形式化以及在概念与测量之间谋求整合的努力，也缺乏予以适当操作化的成绩（Bulmer， 2001：464-466）。以此一立论为基础，Bulmer把一个改进的重点摆在建构“适宜”的测量上面，认定有三个领域需要加以重视，其中的一个即是社会指标的建构（其他两个分别为“社会阶级”与“种族与族群”的测量）（Bulmer， 2001：467-471）。显然，Bulmer这样之“内部”性的改良依旧是在同一个圈子里打转，无法触及量化与测量背后所可
能面对之更为深层的哲学性问题。最简单的说法即是：至少某些社会与心理现象，打从根底来审度，是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以量化的方式来处理？这涉及的是攸关社会与心理现象的本质的课题，乃属哲学层次的根本问题。德国诠释学传统论述的根本，基本上即可以说是意图关照到这样的层次的。
当我们进行数学化（mathematized）的时候，指的不是实在（reality）本身，而是有关实在的观念，因此，数学本身是中性的（Bunge， 1973：131）。以此为基础，Bunge即肯定Coleman（1964）所建构的数学社会学，认为不只可以满足人文取向之社会学家的目标（指对行动的了解［understanding of actions］ ），而且指向外在因，甚至可以操作动机（motives） （Bunge， 1973：142）。又，诚如Fararo所陈述的，尽管不同结构型对行为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启发，数学处理基本上却都是指向一个目标——概念化之数字、空间几何或抽象符号等等的关系的结构化形式（Fararo， 1969：78-79）。纵然我们以最容忍的态度退一步地接受Bunge 和Fararo的主张，但是再怎么说，它就是无法处理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内涵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了解人类之社会行为时最值得关心，也是最为重要的核心课题。
像所有忠诚地支持经验实证论的社会学者一样，Fararo始终坚持，社会学乃是通过客观资料来建构系统化知识的一门经验性学问。容或这样的看法可以接受，也不必然如作者所论断的，只因自然科学思考也有着类似的过程，就命定可以运用于社会行为的研究上面。这样之“理性化”的一与一对应的说法，基本上乃建立在“形式相似，即可类推运用”之认知模式的基础上面，忽略了任何社会行为现象都有特定的完形，其精髓内涵——意义——是无法以数学的形式来表达的。譬如，Fararo即认为，当我们关心的重点在于角色扮演（role-playing）时，我们的重点只是在于以角色（而非整体个体）来内化态度的部分（Fararo， 1969：80）。这样的假设大有问题，忽略了如Archer讨论能动性时所注意到之能动者（agent）、角色（role）与位格人（person）之间经常是纠结的情形（参看Archer， 2000，2003）。显然，Fararo的知识建构想象是以自然科学的迷思（如定理、精确等等）为要件，认定的是公设演绎论的认知模式，同时认为采取数学模式来建构社会行为的“规则”会显得比使用非数学模式的“规则”来得精确（Fararo， 1969：92）。另外，作为肯定数学模式的信仰者，Humpherys接受数学模式的探讨无法容纳某些面向的理解——如上述有关行为内涵的意义问题，但是，他还是坚持数学模式可以提供另类的信息，是韦伯式的拟情了解所做不到的（Humpherys， 2003：168）。然而，毕竟问题的根本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到底对社会学的分析与理解有着怎样的期待。一旦我们肯定行为与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是社会学探讨的核心课题，我们似乎就不能不在数学模式与诠释理解之间有所选择了。
从19世纪Wilhelm Dilthey 以来，德国学界对“自然学科”（Naturwissenschaft） 与“精神（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之分际的争议，已是修习西方社会学思想者耳熟能详的基本课题，在此，实毋庸多加赘言。其实，早在17世纪，法国的Pascal即把人的心智区分为两种：几何式的心智（esprit geometrique）与纤细式的心智 （esprit definesse）。以最简单的语言来说，前者乃表现在惯于通过严谨的抽象定义、公理与定理进行推理功夫的心智。这种心智强调的，是种种原则（或脉络）的条理分明，但却往往与日常用途相去甚远。因此，经此一“非字面性的”即暗指诠释学只是从事着字面上之意义的解释而已，因此，诠释学是非科学的。由此一程序经营起来的知识，总是显得僵直，没有伸缩的空间，只要推理有误，很快就可以注意到，而出错的人，也不得不坦承。这种心智的表现最为典型的即在于数学的运算上面。至于后者，指的则是人具备的另一种心智能力，它提供了人们用来处理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法严格界定之现象的种种原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在诗歌或爱情，或所谓良好的政府，因为这些现象都无法确切定义，其所以如此，并非信息不足或不确实，而是主体对象的本质原本就是如此的缘故。因此，运用纤细式的心智来处理者，基本上是柔软、富弹性，且属于直觉的（Pascal， 1987：1-5）。
类似地，近人Tyrell以散发性（divergent）与聚合性（convergent）的词汇区分了两种问题形式：“不可以使用逻辑理由来解决”者和“可以使用逻辑理由来解决”者。譬如，生命基本上即是由散发性的问题维系着，这些问题始终是“悬而未解”的，或许，只有死亡才能提供解决。但是，聚合性的问题则不同，它可以说是人类最有用的一种发明。作为一种发明，它并不是真正以本有自在的姿态存在，而是经由一种抽象的程序被人创造出来的。准此，一旦问题得以解决，解决方案就可以被写下来，并传授给其他人。如此往往可以使得接受的人不需再重蹈当初开始寻找解决方案时的心路历程，就马上可以予以运用。诸如物理和数学等等的知识，就只管聚合性的问题，而这正是其为何可以不断“进步”，让每个新世代都能承继先人的遗绪，在百尺竿头上更进一步的缘故。不过，人们付出的代价往往相当沉重，因为只跟聚合性的问题打交道，是不会融入人们的真正生活里头的，有的只是一再远离，因为至少它触碰不到意义的关怀问题（引自Schumacher， 2000：104）。
这些说法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深思的课题：其一，行为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是否有着不可共量的本质性差异？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心理与社会现象施予的，不管是量化、测量，尤其是数学化的作为，就有再认真斟酌的必要了，因为这牵涉到适宜性（adequacy）的问题。其二，我们对社会学知识到底有着怎样的期待？假若我们期待的是行为与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的话，那么，单凭量化、测量，尤其是数学化的“实征”作为，是不足以让我们有挖掘到深层意义的可能的，因为这涉及的是隐藏在行为与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性（meaningfulness）问题，绝非强调表象之量化研究策略所能触及。一句话，只为了期待把社会学推进以物理学为典范的“科学”殿堂而向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倾斜，将只是一种东施效颦的作为，更是一种自我矮化与异化的行止，这一切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深思（参看叶启政，2008）。
《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
叶启政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10
ISBN：9787108060327 定价：46.00元
本书是台湾大学著名社会学者叶启政先生的新著。全书致力于对当前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计量与统计方法进行理论反思，意在打破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迷思”。
当今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在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下，日益表现出以经验实征方式进行量化研究的趋势。本书致力于对这种“范式迷思”进 行理论反思。作者回溯了社会学实证主义传统形成的文化-历史语境，尤其注重对统计方法中的核心概念“均值”与“变异量”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指出其并不具有超越特定时空场域的普遍有效性。最后，作者以韦伯的“理念类型”作为一种特别的思考模式，陈述其在社会学思考中可能具备的丰富而深邃的意义。本书兼具思想史与科学史的特点，极大程度地打开了反思科学方法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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