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虚构的、被制造出来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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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昭和十年代的竹内好所把握的，作为本源性、真实性存在的文学家鲁迅，被昭和二十年代的竹内好作为身处令人绝望的现实之中而继续坚持自己、虽无路可走却努力继续前行的真实的抵抗者重新把握。这是虚构的、被制造出来的鲁迅。但是，对于竹内好而言，这种鲁迅是必要的。就像战后的保田与重郎将虚构的“我的故园”作为以19世纪式现代之终结为对象的、文明论之战的战略据点，竹内好是将虚构的“觉醒的奴隶/鲁迅”作为指向“欧洲式现代/日本式现代之超克”的思想之战的战略据点而使其发挥作用。那么，竹内以此为据点展开了怎样的斗争呢？
*文章节选自《何谓“现代的超克”》（[日]子安宣邦 著 三联书店2018-6）。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日本现代批判与“奴隶论”视角
——竹内好与两个鲁迅（节选）
文 | [日]子安宣邦 译 | 董炳月
竹内好在战争正在进行的昭和十年代借助鲁迅深化了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自我理解。而且，那位竹内好在战败后的昭和二十年代，又是借助那位鲁迅对身在亚洲的日本人的自我认识进行严厉的追问。经前一个竹内好之手，《鲁迅》一书被撰写出来，而后一个竹内好则撰写了前引《中国的现代与日本的现代——以鲁迅为线索》等论文。竹内将前一个鲁迅移入战败后的日本，设定为对日本与日本人——在战后依然继续追求与欧美式现代的同一化的日本与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进行根本性批判的基轴。我将其称为“奴隶论”的视角。从这种由两个鲁迅构成的“奴隶论”视角出发，竹内好挖掘出了身在亚洲的日本所缺少的自立基础。即通过这一视角，竹内好建构了有关战后日本最具批判性、否定性的话语。——他说：“即日本什么都不是。”竹内好借助这两个鲁迅、在战后日本论述的话语及其问题，即我所说的“‘竹内好’这一问题”。
竹内在这篇《中国的现代与日本的现代——以鲁迅为线索》中，通过引用鲁迅的寓言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而展开其“奴隶论”。这种借助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议论的展开，在显示存在于竹内好这里的前一个鲁迅如何在后者即昭和二十年代战后日本竹内好的阐述中被再生产方面，是一个重要事例。现在，鲁迅的这篇寓言性文章，被用建构竹内好否定性反语式文脉——针对在亚洲继续做“优等生”的日本的否定性反语式文脉——的形式引用。关于“优等生”日本，竹内好这样说：
从战败的教训中醒来的劣等生大概会学习优等生，变得聪明起来。优等生文化大概会繁荣起来。日本意识形态中没有失败。原因在于那是甚至能够将失败转化为胜利的优秀精神力量的凝聚。看吧！看这日本文化的优越性。日本文化万岁！
竹内好所说的这种亚洲的“优等生—劣等生”的文化优劣对比，被转换为文明论式的进步与退步的对比，进而这种对比也将政治性的统治与从属关系纳入其中。最后，那种对比在竹内这里被用主人与奴隶这种终极性的对比叙述出来。不言而喻，构成这对比的修辞性系列之前提的，是东与西、亚洲与欧洲这种地缘政治学式的对比。如前所述，在竹内好这里，这种对比使用的是主人与奴隶的对比，因此鲁迅的那篇文章被引用。竹内好将鲁迅的寓言性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作为《聪明人和傻瓜和奴隶》，进行了如下归纳：
奴隶因为工作辛苦，总是抱怨。聪明人安慰他说：“你很快会交好运。肯定的！”但奴隶生活辛苦，这次对傻瓜鸣不平：“让我住的这间房，连窗户都没有。”傻瓜说：“给主人说一声，要他开个窗不就得了？”奴隶回答：“哪能干那种事情！”傻瓜很快来到奴隶家，开始挖墙。“您这是干什么？”“给你开个窗户啊！”奴隶阻止，但傻瓜不听。奴隶大喊、求助。奴隶们出来赶走傻瓜。奴隶向最后出来的主人报告说：“小偷来砸我这间屋的墙，是我先发现的，大家一起把他赶走了。”主人表扬他：“干得好！”聪明人听说主人家遭了小偷，来探望，奴隶向聪明人致谢，说：“还是先生您有眼光！主人表扬我了。我时来运转了！”聪明人也似乎高兴地回答：“大概是那样吧。”
聪明人仅仅是给了奴隶救助的幻想。奴隶赶走傻瓜之后，越发沉溺于奴隶意识的同时却说自己交了好运——聪明人与奴隶同时拥有了那好运的幻想。傻瓜相信救助奴隶是可能的并直接付诸行动，但他不知道其行动被奴隶背叛，造成了使奴隶越发安于奴隶状态的结果。奴隶尽管说自己交了好运，但实际只是继续做讨主人欢心的奴隶。那么，面对这奴隶，鲁迅是什么？是仅仅给予那种幻想的聪明人？还是直接行动的傻瓜？他果真可以说自己并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吗？不过，因为知道二者都被奴隶本人背叛、否定，所以才会有这篇包含着1920年代的文学家鲁迅之自我讽刺的寓言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吧。所谓奴隶，作为中国社会之奴隶性黑暗状态，曾经是文学家鲁迅不得不依据的沉重现实条件。可是，在该现实条件之中，身为文学家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才是昭和十年代的竹内好在《鲁迅》中竭力探究的主题。
鲁迅在日本东京
通过昭和二十年代的竹内好，鲁迅与其《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怎样被置于那种使用“优等生”与“劣等生”，或者主人公与奴隶这种对比所进行的现代日本批判的文脉之中，使用“奴隶论”主题重新阐述？讨论该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看看昭和十年代竹内好的鲁迅。
昭和十年代竹内好的鲁迅
昭和十年代的竹内好使用浪漫派式的反讽性语言描绘出了真正的文学家鲁迅。那文学家并非在现实政治世界中蠢蠢欲动的冒牌文学家，而是真正的文学家。那文学是永久革命，是真正的政治，因而是真正的文学。
竹内好的《鲁迅》被视为名著。不过，人们通过这本《鲁迅》会了解鲁迅吗？通过这本《鲁迅》，人们即使能够了解被竹内阅读或者必须被竹内阅读的鲁迅，大概也无法了解鲁迅本人。如果有人说即便如此亦未尝不可，那是因为那种人认为只有被竹内阅读的鲁迅才是有意义的。昭和十年代的竹内好努力从鲁迅那里读出的，或者说他试图在鲁迅那里追究的问题，是在中国的那个时候，即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在进行并遭受挫折、分裂、混乱的这个时期，鲁迅为何是文学家？竹内对鲁迅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竹内置身昭和十年代的日本、等待应征入伍并被派往战地的命运的时候，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通过竹内好“鲁迅曾经是文学家，最为文学家”这句话，如同武田泰淳所说，我们必须“读出他当时的苦衷与决心”。不过，我并非试图通过指出竹内好的《鲁迅》当然是他本人所理解的鲁迅这一事实，来贬低他这本书的价值。毋宁说，我知道从竹内好的这种读法中产生的“鲁迅这一问题”的沉重性。我们从竹内《鲁迅》一书中阅读的，既非鲁迅评传，亦非鲁迅作品解说，而是竹内解读出来的“文学家鲁迅”这一问题。
关于鲁迅，竹内说“想知道本源之物是什么”。即“想知道的并非思想、创作行为、日常生活、美学价值之类，而是使这许多东西成为可能的本源之物”。关于鲁迅及其文学，追寻其“本源之物是什么”这种提问方法，是竹内好的鲁迅论特有的。因为竹内好是怀有对于人的本源的追问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例如，他说：“鲁迅文学的根源，是应当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获得那种根本性的自觉，使他成为文学家。”还说：“他不断地从自我生成的底部涌出，涌出的他总是他。等于说那是根源性的他。我将那个称为文学家。”就像在竹内好的鲁迅论当中一样，在战前的日本，将人的本源、存在的根本与起源等问题话语化的，是禅宗的存在论哲学家们，或者是用诗进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诗人们。我在此之所以这样努力地将竹内追本溯源的话语一般化，是因为面对着拒绝共有那种取向者之外的理解的竹内好的那种文章。本源志趣者的话语，具有只允许在其共鸣者那里重新建构的性质。所谓竹内好的只允许在追随者那里进行再生产、以鲁迅为中心的话语，举例言之有如下这些：
问题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机，他获得文学自觉的时机，换言之即获得死之自觉的时机，是在何时？
假如绝望亦为虚妄，人做什么才好呢？绝望于绝望的人，除了成为文学家，别无他法。必须通过不依赖任何人、不将任何人作为自己的支柱，而将一切作为自己之物。
鲁迅曾为文学家，无可比拟的文学家。他是启蒙者、学者、政治家，但他通过文学家身份，即通过丢掉那些身份，那些身份作为体现。……他有一种除了称其为文学家而无法命名的根本态度。
在孙文那里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的鲁迅，在“永远的革命者”之中看到了自己。……不失败的革命并非真正的革命。革命之成功并非喊叫“革命成功！”，而是相信永远的革命并将现在作为“革命未成功”而废弃。
游离于政治者并非文学。通过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废弃那影子，换言之即通过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文学方成其为文学。
这里引用的段落，都是那种释义式、同义反复式的语句，是具有那种拒绝被简单解说之性质的语句。那些语句各不相同，或者是通过“绝望”，或者是通过“革命”，或者是通过“政治”进行论述，但那些话语是由具有同一性质的语句组成的。即反语式的、彻底否定式的文章。借助否定性、反语式语言进行的表达，显示其背面存在着发言者所具有的对于根源性真实之物的探究愿望。总是用反语式的而且是否定式的，即为探究真实之物而展开的这种语言形式，属于浪漫派。浪漫派追求的语言形式，在竹内好这里终生都没有改变。不过，我在这里并非通过将竹内话语看作浪漫派式的而给予竹内以怎样的思想评价。毋宁说，通过将竹内话语看作浪漫派式的，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在昭和十年代的战时日本竹内好带来的话语的特征，理解他在昭和二十年代的战后日本带来的现代批判话语的特征。对于只允许反复重新建构的主观性、追求本源的话语，我们只有使用特定方法来处理。
竹内好(1908年-1977年)
在这里，竹内是使用否定性、反语性的语言来探求本源性的鲁迅、真正的鲁迅，即文学家鲁迅，并展开叙述。那么，竹内与竹内这里的鲁迅，相对于什么而言是反语性的、否定性的？革命正在进行、受挫、失败于其中的世界，还有人们“成功！”“失败！”不停吵嚷着的现实政治世界，被那样的世界所操控的自己的影子——面对这些，竹内和鲁迅一起做出了反语式的回应。反语式地对应现实政治世界，就是在将与那个世界的功利性关系全部消解之处，找到所谓作为无用者的自己的位置。那是反语性的文学的或者反语性的文学家的位置。但是，所谓指向现实政治世界的、作为反语性无用者的文学家，反转过来成了发现文学——从根本上与那个政治世界绝对相关的那种文学——的人。那文学家并非在现实政治世界中蠢蠢欲动的冒牌文学家，而是真正的文学家。那文学是永久革命，是真正的政治，因而是真正的文学。这样，这所谓“真正的文学”即成为绝对的政治性话语。这与保田与重郎用诗歌阐述日本根本性变革的浪漫派话语所阐述的东西相同。竹内好说：
所谓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废弃自己的影子。可以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性的自我同一关系。……真正的文学不反对政治，只是唾弃用政治支撑自己的文学。唾弃在孙文那里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的文学。若问为何唾弃，是因为那种相对的世界是“凝固的世界”，不能进行自我生成，因此文学家必须灭亡。文学产生的根本性场所，总是要被政治卷入。那是为了使文学之花能够开放的严酷自然条件。
昭和十年代的竹内好使用浪漫派式的反讽性语言描绘出了真正的文学家鲁迅。那是一边在绝望的现实政治世界中作为无用者否定性地保持自我，一边针对那现实世界作为根本性的永远革命者而存在的文学家鲁迅。那也是不得不生活在战争这种严酷的日本现实中的竹内好阅读出来的文学家鲁迅。竹内是将这本《鲁迅》的出版托付给武田泰淳之后走向战场的。竹内本人也说：“在明日之生命难以保障的环境中，竭尽全力把我唯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写的就是这本书。”
昭和二十年代竹内好的鲁迅
昭和十年代的竹内好所把握的，作为本源性、真实性存在的文学家鲁迅，被昭和二十年代的竹内好作为身处令人绝望的现实之中而继续坚持自己、虽无路可走却努力继续前行的真实的抵抗者重新把握。这是虚构的、被制造出来的鲁迅。但是，对于竹内好而言，这种鲁迅是必要的。
竹内好并非将鲁迅置于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学的现实状况之中来撰写《鲁迅》。毋宁说，他是在努力拒绝那种写法的同时来把握身处绝望的现实之中却决心作为文学家而存在的、本源性的鲁迅。所谓文学家鲁迅，就是将与现实的相对性政治关联作为虚假之物而废弃的、真正的鲁迅。不过，身处昭和二十年代的战后日本的竹内好，将鲁迅置于从破产到重建的、动荡的日本现代史的历史状况之中，以之作为自己对于即将再次作为虚假之物重建的日本进行反语性批判的基点。在这里，我们能够再次回到鲁迅的那篇寓言性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948年的竹内好将这个寓言命名为“聪明人和傻瓜和奴隶”，由此展开了其“奴隶论”。所谓“奴隶论”，如同前面已经论及的，是以文化层面的“优等生”与“劣等生”、文明层面的进步与落后、政治层面的统治与从属、社会身份层面的主人与奴隶等一系列的对比作为前提建构的、对于日本现代进行历史批判的话语。这一系列的对比将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这种地缘政治学对比作为前提而共有。即日本的战败使地缘政治学式的“东方∕西方”论再生于战后日本。“东方∕西方”论，即这样一种言论——日本的现代化只要曾经是西洋化，它就会在现代日本的形成过程中反复死灰复燃。如果从竹内好的立场来说，这战后式“东方/西方”论即成为对于战后日本的主导性立场的否定性言论。——这种立场不是将战败作为从根本上改写日本现代史的好机会，而是将本为西方“优等生“的日本原封不动地，或者作为更彻底的西洋式国家社会进行重新建构。前引竹内好所谓“从战败的教训中醒来的劣等生大概会学习优等生，变得聪明起来。优等生文化大概会繁荣起来。日本意识形态中没有失败”这种尖锐的讽刺性发言即由此而生。在竹内好这里，促使其将“东方/西方”论作为对“欧洲式现代/日本式现代”进行彻底批判——就像我们从其讽刺性发言中看到的那种批判——的话语进行重新建构的，是源于鲁迅“奴隶论”的某种观念。而且，通过发现人民中国的即将成立与浩荡的亚洲民族主义浪潮的涌起，竹内好指向战后日本的“奴隶论”话语的批判性变得更为强烈。
1936年10月8日，鲁迅与青年木刻工作者交谈
在鲁迅的那篇寓言中，奴隶对于聪明人给予的救助幻想充耳不闻，并且阻止傻瓜的直接行动，因而继续做奴隶。关于这个继续做奴隶的奴隶，竹内好这样说：“奴隶，拒绝身为奴隶的事实，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怀有自己是奴隶这种自觉而在做奴隶，那是从‘人生最苦痛的’梦中醒来时的状态。”这里所谓的“人生最苦痛的”，是鲁迅关于走出家庭之后知道自己无路可走、觉醒的娜拉所说的话。竹内是将那篇寓言中的奴才看作“怀有自己是奴隶这种自觉”而继续做奴隶的觉醒奴隶。那是尽管已经觉醒但依然忍受继续做奴隶之痛苦的奴隶。竹内把鲁迅与那觉醒的奴隶重叠在一起，说：
怀着自己是奴隶这种自觉而做奴隶，那是从“人生最苦痛的”梦中醒来时的状态。就是无前行之路而必须行走，或者不如说恰恰因为没有可走的路才必须前行这种状态。他拒绝自己是自己，同时拒绝自己是自己之外的东西。那是存在于鲁迅那里并且是使鲁迅自身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义。绝望，显现于走无路之路的抵抗之中，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那作为状态来看即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即抵抗。
从鲁迅那篇寓言《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读出这里表述的这种觉醒了的奴隶，可以说是一种牵强的解读。进而将那觉醒的奴隶与觉醒的鲁迅重叠起来，则是双重的牵强附会。如果从那篇寓言中的三个人物与鲁迅的关系来说，三者大概都是恰如其分的鲁迅。而且，还存在着另一个对此进行审视的文学家鲁迅。大概是从那里，这篇包含着对于置身1920年代之中国的自我进行讽刺的寓言才出现的。但是，竹内并不那样解读。竹内说：“我认为，可以将此文作为鲁迅就被唤醒的状态而撰写的作品来认识。”鲁迅的那篇寓言《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被竹内好作为新的寓言故事《聪明人和傻瓜和奴隶》重新讲述。这样，所谓奴隶即尽管觉醒于自己的奴隶身份但并未使自己迷失于解放的幻想而继续做奴隶之人，也就是成为试图走无路之路的抵抗者。而且，鲁迅被与这觉醒的奴隶叠印在一起。上面引用的竹内好讲述觉醒奴隶的语言，已经是就鲁迅而发的言论。昭和十年代的竹内好所把握的，作为本源性、真实性存在的文学家鲁迅，被昭和二十年代的竹内好作为身处令人绝望的现实之中而继续坚持自己、虽无路可走却努力继续前行的真实的抵抗者重新把握。这是虚构的、被制造出来的鲁迅。但是，对于竹内好而言，这种鲁迅是必要的。就像战后的保田与重郎将虚构的“我的故园”作为以19世纪式现代之终结为对象的、文明论之战的战略据点，竹内好是将虚构的“觉醒的奴隶/鲁迅”作为指向“欧洲式现代/日本式现代之超克”的思想之战的战略据点而使其发挥作用。那么，竹内以此为据点展开了怎样的斗争呢？
“奴隶论”式的现代批判
竹内将那个奴隶作为“奴隶＝鲁迅”的理解进行重新建构，在1948年的日本展开了对日本现代的奴隶性进行彻底批判的否定性、反语性话语。对于日本——脱亚入欧式地、追随欧洲式地完成了现代化，战败之后依然继续将那种现代作为完美之物的日本——的彻底批判由此产生。
竹内展开的“奴隶论”式的日本现代批判，已经包含着这里所说的“东方/西方”这种地缘政治学框架。那一框架曾经是由文化层面的“优等生”与“劣等生”、文明层面的进步与落后、政治层面的统治与从属、社会身份层面的主人与奴隶这种对比构成的。而且，这种对比是以拥有欧洲与亚洲作为终极性前提的。不过，竹内已经将这里所说的现代世界史作为欧洲的自我扩张过程来把握。即把它作为欧洲将亚洲纳入其中，使世界史得以形成的过程。这一所谓欧洲自我扩张的世界史，即欧洲胜利的过程、亚洲失败的过程。但是，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欧洲，存在着亚洲。竹内好是说，欧洲通过在亚洲获胜而完成自己作为欧洲的自我确认，亚洲则通过失败认识亚洲。这是竹内好关于欧洲中心式世界史的敏锐洞察。不过，亚洲的失败即亚洲的欧化。亚洲由于欧化而失去自我。但是，亚洲不停地失败，却通过不停的持续抵抗而得以继续拥有自己（亚洲）。竹内是说，如果存在着能够为作为欧洲世界史的世界史式的形成过程提供异质性内涵的，那就是这种亚洲的抵抗。“看上去是这样：东洋通过进行持续性的抵抗，一边被欧洲式之物作为媒介，一边不停地产生超越欧洲式之物的非欧洲式之物。”
基于这种围绕现代世界史的历史认识，竹内好在此使用“奴隶论”来建构批判日本现代的话语。所谓“奴隶论”，就是这样一种否定性话语——将奴隶作为话语建构的基点，批判并彻底否定了作为奴隶性的既存文化与思想。竹内将那个奴隶作为“奴隶＝鲁迅”的理解进行重新建构，在1948年的日本展开了对日本现代的奴隶性进行彻底批判的否定性、反语性话语。被称为反语性的话语，是因为这种话语在否定性的背后存在着对于真正之物的追求。“奴隶论”这种批判性的话语，逻辑性地包含着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役使奴隶者越发是奴隶式的”这种奴隶性质的颠倒，与此同时，它又以社会最底层奴隶为基点，使那种话语的否定式批判性彻底发挥。进而，由竹内设定的“奴隶＝鲁迅”这一基点自身，表明了事态发生本质性颠覆的可能性。所谓觉醒了的奴隶，即在持续抵抗之中保持自我的奴隶。恰恰是借助于觉醒的奴隶这一主体，事物的本质性变革才成为可能。尽管被另一位主人支配，但连自己是奴隶都不知道，即冒牌货的主人这种奴隶是名副其实的、具有奴隶根性的、丧失了自我的奴隶。对于日本——脱亚入欧式地、追随欧洲式地完成了现代化，战败之后依然继续将那种现代作为完美之物的日本——的彻底批判由此产生。
确立了自己成为欧洲、成为更好的欧洲乃逃生之路这种观念。就是说，试图通过自己成为奴隶的主人而摆脱奴隶身份。一切解放的幻想都是产生自那个运动的方向。而且，在今天，解放运动自身沾染上了未能彻底摆脱奴隶性那种程度的奴隶根性。……未处于被唤醒的痛苦之中而试图唤醒对方。所以，无论怎样努力，主体性都无法确立。……这种主体性的缺乏，来自自己并非自己自身。所谓自己并非自己自身，是因为放弃了自己自身这一事实。
这里，竹内所谓“是自己自身”即觉醒于身处亚洲的奴隶式自我本身这种认知。不觉醒于此，换言之即不进行抵抗，在亚洲即不存在日本这一主体。日本并非亚洲，而且并非欧洲。“日本什么都不是。”这是竹内好要说的。竹内好的奴隶论式的、日本现代批判的反语性话语，将什么都不是的日本摆放在我们面前。
《近代的超克》
[日]竹内好 著 孙歌 编 李冬木 赵京华 孙歌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0
但是，日本在亚洲曾经是某种东西。作为在亚洲持续进行了十五年战争的帝国日本存在过。竹内说那个日本不是未觉醒的奴隶之外的任何东西。确实，这是针对现代日本的彻底的否定性话语。不过，这种否定性话语的反语性，已经发现了处于被否定的日本对面的、抵抗的亚洲主体的形成。竹内这里的“奴隶＝鲁迅”这一思想据点，大概也是他在观察1948年亚洲式主体的生成过程之中被建构起来的。事情已经是以这种亚洲式主体为前提的、竹内好的超克欧洲式现代的问题。那么，对于继续生产不觉醒的奴隶性的战后日本来说，所谓“现代的超克”，是伴随着战败已经烟消云散的虚幻课题吗？
《何谓“现代的超克”》
[日]子安宣邦 著 董炳月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6
ISBN: 9787108060839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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