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摇滚乐始终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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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的影响并不总是关键性的。诚然，它加速了娱乐业内种族融合的步伐，对美国的种族界限提出了质疑，但是假如没有摇滚乐，民权运动也会照样进行。不过，摇滚乐在培育一代人的身份认同方面，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到 50年代结束的时候，婴儿潮一代的大多数人即将步入少年时代，历史（以及人口比例）站在摇滚乐与青春美国这一边。在接踵而至的几十年里，摇滚乐开始展现出持久的力量与变化多端的魅力。在缔造 60年代的过程中，“天翻地覆的一代”将尚未成熟的不满与抱怨之情转变为一场政治与文化运动，而摇滚乐始终在场。
*文章节选自《天翻地覆：摇滚改变美国》（[美]格伦·阿尔特舒勒 著 三联书店2018-6）。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1969年，鲍勃·迪伦在英国怀特岛音乐节上表演
“生于美国”
——摇滚乐的持久影响力
文 | [美]格伦·阿尔特舒勒 译 | 董楠
在 50年代，摇滚乐意味着一个聚会地点、一处滋生地与一个舞台。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 10年间修建的州际高速公路一样，音乐也同样把信息带往全国各地。毕竟，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普遍、最有力的流行音乐。在这段时期里，“遏制”是统治着这个国家内政与外交的主题，与之相反，摇滚乐却能令许多青少年感到释放，也令他们的父母大为震撼。摇滚乐伴随着婴儿潮一代长大，从过去到现在，他们一直将其视为一种变革的力量，让他们的精力有处可去，它代表着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乃至对自由的梦想。
摇滚乐的影响并不总是关键性的。诚然，它加速了娱乐业内种族融合的步伐，对美国的种族界限提出了质疑，但是假如没有摇滚乐，民权运动也会照样进行。不过，摇滚乐在培育一代人的身份认同方面，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独特的青少年文化就是在这 10年内发展起来的，它有着自身的道德观念和体系。摇滚乐如此迷人，令人无法忽略，它冲在前面，鼓励男孩女孩们挑战父母的权威，在性爱方面更加勇敢，从同伴身上学习如何穿戴打扮、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什么时候学习、周六晚上到哪里去……随着独立的青少年市场的发展，基于年龄的市场细分成了美国文化与社会中更为普遍的永久现象。年轻男女的价值观尚未充分形成，他们和父母也不一定截然不同。但是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监督和保护。到 50年代结束的时候，婴儿潮一代的大多数人即将步入少年时代，历史（以及人口比例）站在摇滚乐与青春美国这一边。
在接踵而至的几十年里，摇滚乐开始展现出持久的力量与变化多端的魅力。在缔造 60年代的过程中，“天翻地覆的一代”将尚未成熟的不满与抱怨之情转变为一场政治与文化运动，而摇滚乐始终在场。这种音乐（到了 60年代又加上歌词），有时只是一种背景声音，但在更多的时候，它直接鼓励人们参加恋爱聚会、静坐集会和示威游行，撕毁征兵卡，审视自身，关注外界，达到狂喜。有时候，在这种音乐，乃至其他刺激灵魂的东西的感召下，年轻人在“此时此刻”让这个因种族与阶级、地域与区域价值观而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
摇滚乐如何定义了年轻一代的生活？1969年 8月，美国人得到了生动的展示。30万年轻人来到纽约州贝塞尔的卡特斯吉尔斯小镇马克斯 ·亚斯格尔（ Max Yasgur）的牧场，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副标题是“水瓶座博览会”）。父母们不愿意年轻人来参加这个看似混乱、没有厕所、脏兮兮、到处都是毒品的活动，他们就自己开着汽车、骑着摩托或是步行赶来，蹲坐在面向舞台的山坡上，睡在睡袋或帐篷里，或者直接幕天席地而眠。参演的摇滚乐手可谓群星荟萃，包括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杰弗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据《新闻周刊》报道，3天来，参加者们把这场水瓶座时代黎明的盛会称为“史上最大的事件”。这是一场部落般的聚会，是“远离城市、嗑药、欣赏艺术、服装与手工艺展览，听革命性歌曲的群居生活”。音乐节的组织者之一，24岁的迈克尔·朗（Michael Lang）说，伍德斯托克展示了“这一代人是绝对健全的。这不仅仅是音乐，而是新文化之中一切事物的聚合体”。詹尼斯·乔普林认为，一股崭新的、理想主义的，而且强大的力量即将改变美国的社会与文化：“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比之前任何人设想的都要多。我们曾经觉得自己是一小撮怪胎。但如今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崭新的少数派。”吉米·亨德里克斯预言“这只是个开始”。通过大型集会，新一代人将建立起社区，开始改变一切。“整个世界需要一场大清洗，一场大扫除。”
1969年，吉米·亨德里克斯和米克·贾格尔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伍德斯托克抱以热情或乐观的态度。音乐节强调摇滚乐中一个持续的主题，它破坏了关于“统一”的梦想，认为美国已经根据年龄分裂为“我们”和“他们”。“如果你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年轻人说，“你就得到那儿去。 ”——并且忠诚地同陌生人分享你的食物、饮水与禁药。但如果你不这么做，没人指望你会理解。这种态度令许多年过 30的人感到惊恐。音乐节的宣传人员们强调，伍德斯托克上没有强奸、抢劫或攻击事件发生，批评者们则哀叹 3个人的死亡（其中一人死于药物过量）、数百起LSD的“不良旅行”、滥用大麻，还有一起紧急医疗事件，逼着主办者找来了 50个医生。“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时代》的作者评论道，“这场音乐节无异于肮脏的怪事、丑陋庞大的狂欢，一群疯子聚在一起吃迷幻药，连续几小时跟着放大的刺耳声音摇头晃脑。”不可避免地，他们总结道：“福利国家的孩子们与原子弹的确是在踏着另一个鼓手的节奏进军，还有电吉他的声音。”《纽约时报》社论抱怨伍德斯托克是“淤泥的梦魇”，把乐迷赶往贝塞尔的朝圣比作一只接一只跳下大海的旅鼠、郁金香狂潮以及少年童子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竟能制造这样大的混乱？”编辑们发问。
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伍德斯托克最后成为极其重要的现象，其影响远远超出 1969年所显示出来的样子。垮掉派诗人艾伦 ·金斯堡（Allen Ginsberg）说它是“行星上的重大事件”；“杰弗逊飞机”也赞美道：“看看街头发生了什么/一场革命，得革命了”；雅皮士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预言：“美国的恐龙即将死亡。”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习惯了摇滚、大麻与性爱的一代人”为美国带来了巨变。正如《时代》指出的，摇滚音乐节“对于年轻人来说就等于政治论坛”。
当然，迷狂的政治并不会持续很久，在整个 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摇滚乐仍然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但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它也开始分裂，不再是全国性的力量。有时，从传统意义而言，摇滚乐仍然是政治的——表演者与观众呼吁停止核军备，呼吁环保抑或帮助农民。但在更多情况下，和 50年代一样，摇滚乐更像是一种文化和个人化的东西，不再是政治或纲领，对自由、自治与真诚的赞歌，抑或对体制和权威的怀疑，以及对人们带着美好的感受集合起来的呼吁。
The Doors乐队
在 20世纪的最后 25年里，或许没有什么比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事业生涯，乃至歌迷对他音乐的反响更能说明摇滚乐的力量有多么持久，它的冲击力是多么复杂而富于矛盾色彩。斯普林斯汀于 1949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弗里霍尔德，是个孤独而不快乐的孩子，直到“他的生命被摇滚乐拯救”。9岁那年，他看了埃尔维斯在艾德·沙利文秀上的演出，“于是我第二天就去弄了把吉他”。因为摇滚乐“永远，永远都不妥协”，他漠视脾气暴躁专横的老爸，以及学校里专制的老师们。很久以后，他回忆：“摇滚乐为我带来一个群体，有很多人……我不认识他们，但我知道他们。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一开始就像是一个秘密……我找到了灵魂游荡的家园。”乐评人约翰·兰道（John Landau）望着舞台上年轻的斯普林斯汀，描述他“穿得好像从‘沙啦啦’（Sha Na Na）乐队里被赶出来的……在一支全明星阵容的节奏乐队面前大摇大摆，就像查克·贝里、早期的鲍勃·迪伦与马龙·白兰度的集合体”。斯普林斯汀从未丧失自己演艺生涯早期体现出来的那种 50年代气质，但兰道却将他视为“摇滚乐的未来”。他无疑是对的。
到了 1975年，60年代的精神显然已经走到尽头。经历了水门事件、越南战争、石油禁运，美国显然已经不在革命的最前沿。但当“宠物摇滚”、迪斯科以及情景喜剧《快乐的日子》（Happy Days）成为流行文化偶像的时候，斯普林斯汀的《生来奔忙》（Born to Run）成了摇滚乐史上第一张官方认定销量逾百万的白金唱片。同一个星期，斯普林斯汀出现在《时代》与《新闻周刊》的封面上。
专辑Born to Run
他的歌仍然是人们熟悉的那些主题：车子、罗曼蒂克、和父母之间的争斗、权威以及对生活的期待，但斯普林斯汀为它们赋予了诗意和热情，歌颂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维持个人尊严的英雄主义。这张专辑发行时，记者埃里克·奥尔特曼（Eric Alterman）15岁，他回忆说：“《生来奔忙》在我家里、在我心中轰响，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为我的生活赋予了另一种语境，在这种叙事里，那些有些可笑的希望与梦想同尊严联系在一起，同样重要的还有与其他人的相互支持。”
斯普林斯汀轰动一时，他的演唱会也都成为传奇，《生来奔忙》之后，斯普林斯汀又于 1978年推出了《镇子边缘的黑暗》（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1980年，他的《河流》（The River）登上《公告牌》排行榜头名，其中的单曲《饥饿的心》（Hungry Heart）堪称超级金曲；1982年，他又推出了个人原声专辑《内布拉斯加》（Nebraska）。他的歌词时而光明，时而黑暗，富于自传色彩，在这个诚实劳动遭到鄙薄，金钱和地位无比重要的社会里探索着受打击的人们的生活。但斯普林斯汀也一直都在歌唱他们的骄傲与抗拒的意志。观察者注意到，斯普林斯汀的演唱会就像重生的盛典，乐评人约翰·洛克威尔写道，会众们聚集在台下，等着这位歌手“布道”，“以此来振奋整个国家的精神”。
2002年《时代》周刊封面
摇滚乐的歌迷们通常对自己喜爱的歌手和乐手非常忠诚。斯普林斯汀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亮相时，他站在一个音箱上，一只手臂举在空中。斯蒂芬·弗里德（Stephen Fried）发觉，来看演出的歌迷们对他有着卑顺的热忱，和 30年代的纳粹群众颇有相似之处。政治家乐于把自己和受欢迎的摇滚乐手联系起来，以此打开青年市场，这也并不是什么令人讶异的事情。1976年总统竞选期间，杰拉德·福特总统（Gerald Ford）邀请彼得·弗拉姆普敦（Peter Frampton）到白宫演出。“埃尔曼兄弟”（The Allman Brothers）曾多次为吉米·卡特演出，卡特的竞选工作人员开玩笑地问格里格愿不愿意当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
斯普林斯汀也把自己的名字和政治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为越战老兵和反核武器团体举办慈善演出。1980年，新泽西议会宣布《生来奔忙》为该州的“非官方青年摇滚赞歌”。1984年，专辑《生于美国》（Born in the U.S.A.）亦大获成功，里面有 7首歌登上了排行榜榜首，在《公告牌》排行榜上逗留了两年，国内销量达到 1800万张，政治宣传家们垂涎斯普林斯汀的影响力，希望为自己的候选人争取到他的听众。斯普林斯汀觉得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要传递的政治信息很明显了。他写了一个年轻人“被卷入家乡的一场混乱”，不上越南战场就得去坐牢。战后回到家乡，他发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工厂也被关闭了。歌曲的最后一句是：“无处可逃，不知去往何方。”斯普林斯汀觉得，这句话已经清楚地表明，歌中的主角想要“揭开美国神话的虚伪面目，也就是里根塑造的美国形象的虚伪面目”。然而，在演唱会上，斯普林斯汀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歌中的信息因此变得暧昧不明。因此，保守的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自己颇受欢迎的报纸专栏里将这首歌赞为强烈的爱国歌曲：“我根本不知道斯普林斯汀的政治观点，但在他的演唱会上，当他歌唱这首关于艰难时世的歌曲时，有国旗挥舞飘扬。他并不是抱怨者，关于倒闭的工厂与其他问题总会被另一个宏大而欢乐的肯定打断：‘生于美国。’”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罗纳德·里根的人也注意到了斯普林斯汀，在新泽西州宣布自己将竞选连任时，他邀请斯普林斯汀出席。歌手拒绝了。但当在自由女神像前讲演时，总统告诉台下的群众：“美国的未来存在于你们心中的成千个梦想里，存在于许多青年人所热爱的歌手所传达的希望里：是的，就是来自新泽西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帮助你们实现这些梦想，这就是我这份工作该干的事。”一个助手告诉《洛杉矶先锋检查报》（Los Angeles Herald-Examiner）记者，总统经常听斯普林斯汀的歌。
不久后，在《今日美国》的一篇社论中，新泽西州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 Bill Bradley）称这首歌应属民主党所有。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付给斯普林斯汀 1200万美元，用以在汽车广告中使用《生于美国》这首歌。 L&M香烟、花旗银行公司支票账户、 VISTA志愿实习系统以及“联合之道”（United Way）都使用过这首歌。对于这首歌有那么多自相矛盾的解释，斯普林斯汀本人应当对这种状况承担多大的责任，至今并不分明；人们也不知道他是否遭到恶意的误解。“如果这首歌被误解了，”斯普林斯汀说，“那么它也只是被共和党误解了。”这首歌的意义“并不是含糊的。你只需细听歌词”。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摇滚乐所传递的信息远比歌词要多。不管怎样，这个小插曲强调出摇滚乐仍将在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大公司的营销人员与竞选官员才热衷把它传达的信息变为他们的信息。斯普林斯汀的歌迷们告诉埃里克·奥尔特曼，斯普林斯汀“让我感觉自己属于这个世界”；他的音乐“让我保持良心”；“他的音乐创造出一种内心的对话，帮我们发现自己”；他“安抚了悲痛中的我，给我带来欢庆般的快乐，让我结识了毕生的朋友，让我血压升高，心跳加快，让我时时面带微笑，让我站在折叠椅子上手舞足蹈，大声叫着：‘喔喔喔。’”
自从“摇滚”得到这个名字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种音乐也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节奏布鲁斯、浪漫摇滚、重金属、朋克摇滚、垃圾摇滚、基督摇滚乃至后现代女性主义摇滚。它一直令那些想要给它做出严格的、音乐上的定义的人感到苦恼，如今更是如此。如今，它仍然拥有众多狂热的拥趸与凶狠的敌人，他们仍在向麦当娜、波诺与詹妮弗·洛佩兹誓言忠诚或鄙夷不屑。这种在 50年代与 60年代改变了美国的音乐如今仍在塑造着美国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为无数人的生活赋予意义与秩序。
《天翻地覆：摇滚改变美国》
[美]格伦·阿尔特舒勒 著 董楠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6
ISBN: 9787108060761 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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