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人重塑一座城：伦敦的重生与现代英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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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叶的伦敦已濒临崩溃，古老的建筑结构无法负担急速增长的人口，内战使社会分崩离析，瘟疫来袭还夺去10万条生命。1666年9月2日晚，布丁巷的一家烘焙店蹿出火苗，接着蔓延全城，狂烧四昼夜。大火驱走了黑死病，也烧尽旧城的繁华，吞噬了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伦敦所有主要建筑。
然而，伦敦并没有就此消失。短短六十年内，这个大都会从大火的余烬里蜕变重生。到了1708年，仅仅不过人一辈子的寿龄，伦敦便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风炉，从此向建构大英帝国的路子迈进，逐步将自己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并奠定英国启蒙主义的基础。
这个大都会的重生过程中有五个关键人物，1666年那场毁灭性的大火，意外地给了这五个人改变一生的机会。大火过后，大家就城市的性质讨论计划：伦敦应该要依照旧基地的规模重建，还是要以全新的城市规模加以取代？大火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空白之地，可以就此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文章节选自《伦敦的崛起：五个人重塑一座城》（三联书店 2018-8）。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1666年大火之前的伦敦
文 | [英]利奥·霍利斯
走过伦敦纵横交错的街道与邻近地带，整个城市所展现的现代化、速度以及闪亮的外表和繁忙的交通，都在呈现着未来的意象。然而，伦敦有着很多层面，钢铁、玻璃帷幕的背后，往往还留存着许多过往的历史。利德霍尔市场（Leadenhall Market）里有个理发厅，地下室还保留着发掘出的1世纪古罗马广场石块；伦敦市政厅前院底下，还有罗马人在5世纪留下的圆形露天剧场遗迹，此处一度是盎格鲁-撒克逊族人的“部族会议”，也就是当时公民集会的场所。君临其上的市政厅，自12世纪以来即是伦敦旧市区（City of London）的权力中心。伦敦的历史从其街道名称也可略窥堂奥，如古城墙里面的中心市集齐普赛街，英文称为Cheapside，其中cheap在中世纪英文里指的便是“市场”，时至今日齐普赛街左右还有面包街和牛奶街，顺着齐普赛街还可通到鸡农和菜农做买卖的“鸡鸭路口”。
当我们揭开一层又一层伦敦的历史面纱，这座城市就益发显得复杂而多元。伦敦是个在古迹上重新打造的城市，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起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17世纪，更能让人看到这项叹为观止的事实；也没有其他建筑物比重建后的圣保罗大教堂更辉煌、更有象征意义。伦敦此番史无前例的大重建，重建的不仅是城市的砖石，更远远涵盖了机构组织和街道的规划，这些熙来攘往的市集和活力旺盛的商行，至今仍是金融中心“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主要景观。
17世纪所体现的不只是伦敦的重生，同时也预示了现代城市的样式，重建的伦敦成为全世界各大城市复制或转型的学习范本。这个时代人们初次触及的问题，至今仍是我们深思的课题，如政府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判断某件事的真伪，世间是否存在一种普世的基本法则，如何权衡利益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或者上帝是否存在。
布鲁姆斯伯里广场旧称南安普顿广场，建于17世纪末，后来成为出版和文化中心
17世纪中叶的伦敦是个充满了不安的城市，人人都很焦虑，到处都是关于上帝的预言。乘马车来的外来访客，投宿在城外的众多旅店中，他们一下车就被淹没在汹涌的人潮里；随着泰晤士河浑浊潮水乘船而来的人，一路在雾气弥漫的空气里看到的，是北岸杂沓的中世纪屋顶和高耸的哥特式尖塔。水边的木结构房屋紧临河岸而建，水手和商人在码头和仓库之间忙碌穿梭，这些仓库存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在优雅的伦敦大桥前上岸的旅客，将被迫卷入那些等待通行的拥挤人潮，并马上体会到大城市生活的混乱喧嚣。
离开河岸，进入旧市区的中心，街道上挤满了人和马车，一切都在移动。下垂的屋檐几乎遮蔽了天空，看起来就像弯腰祷告的僧侣。空气中弥漫着烟尘，就如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假借一位法国游客的语气撰写的《英格兰之特色》里所述：“居民呼吸的尽是污浊浓重的雾状空气，空气中夹杂着满是煤灰的污秽蒸气，使他们的生活暴露在种种不便与不快中。”步行时既缓慢又危险，虽然部分主要街道都铺设好了，但大部分街道铺设的却是产自肯特郡（Kent）的尖锐碎石，较小的巷道则铺上土，因此一旦下雨就变成泥泞不堪的灰泥沼泽。路上到处丢满垃圾，任由雨水把它们冲到泰晤士河里去。无雨的夏季，整座城市简直臭气冲天。
17世纪下半叶，伦敦濒临瓦解的边缘。旧市区变得太过庞大，导致中世纪的行业公会、市政府官员和一年一选的伦敦市长再也无法掌控。邻近的新兴区域绕着“平方英里”的城墙迅速扩张，城墙对古城虽有防卫功能，却也限制了它的发展。17世纪40年代时，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已经散布在新兴的外围市郊。当时，在旧市区里享有市民权而不再是学徒的职业人士被称为自由工匠，他们除了有公会的保护，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对公会具有责任和义务；而在郊区营业的商人，当时被称为“无主之人”，他们不受公会管理，既非学徒也非自由工匠，拒绝承担与自由工匠相同的责任与义务，这些人的兴起对首都的政治经济形成了一种威胁。
内战使得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四分五裂，1642—1648年的内战中心就在伦敦。首都成了“当前叛乱的温床”，然而，几年内伦敦却变成它自己所制造出的新事物之受害者——共和国取代了王室，但政治并未因此稳定，伦敦人生活在恐惧不安中。王室的复辟重建了秩序，大家又重燃恢复旧制的希望，可惜这个希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梦而已。
1665年，王室复辟后五年，当初的欢欣鼓舞和满怀希望，受到一场瘟疫的打击，千百条性命就此丧失。第二年夏天，英格兰遭受干旱，牛津的河川因此干涸。除了7月一场怪异的冰雹以外，整个夏天都没下雨。到了仲夏，伦敦的木结构房屋干燥得像引火物一样，只要有零星火花就可以引燃整座城市。
爆发于1665年的伦敦鼠疫造成了10万人死亡
1666年9月2日，周日晚上，河北岸布丁巷（Pudding Lane）的一家烘焙店开始起火。以伦敦那样拥挤的巷道，火灾本来就是难以避免的灾害，但是，这一次一定是哪里出了严重的差错。作家伊夫林在日记里记载道，他第二天下午从位于德特福德区（Deptford）萨耶院（Sayes Court）的住宅要出门时，他的花园篱笆对面国王军需库的众水手正在集合，赶着去救火。伊夫林当天走到泰晤士河南岸的河岸区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在看一场大毁灭的恐怖戏剧。他能找到的描述眼前景象的方式是：“狂暴的烈焰发出的爆裂声响震耳欲聋，女人、小孩哭喊尖叫，群众飞奔逃命，高塔、房屋和教堂纷纷倒塌，仿佛一场骇人的狂风暴雨……毁灭的景象一如特洛伊战争。”
那天稍早，黑烟蔽日，使得白昼有如黑夜，伊夫林还记载，黄昏之后烈焰高张禁止了黑夜的到来，“十里之内光亮有如白昼，白昼呈现的方式却十分骇人”。天空变成血红色，仿佛空气都着了火，“如同燃烧着的炉子顶部”。伊夫林除了哀叹，也束手无策：“啊！如此惨绝人寰的景象，自开天辟地以来应属空前，未来除了毁灭宇宙的大火之外，恐怕也是绝后了。”他眼前整个伦敦都在熊熊燃烧，火焰一条条街道、一栋栋房子地延伸跃进，风暴似的一路吞噬，无一物能够幸免。他无助地看着一切，叹道：“伦敦再也不存在了。”
伊夫林特别注意到位于拉德盖特山丘（Ludgate Hill）上俯视着首都的圣保罗（St. Paul）大教堂，它在烟雾中朦胧可辨。此刻，它还耸立于烈焰之外，而到了周二，教堂巨大的正殿已经挤满了前来避难的人，他们不是来乞求上帝的保护，就是以为圣保罗大教堂这样大的建筑应该足以庇护里面的民众。当地商人赶着把货物搬到教堂的墙下，而密集开设在教堂庭院周围和英国书业公会（Stationary Hall）附近的印刷商，早已把他们的纸张、草稿和作品堆满了教堂地下的圣菲丝（St. Faith）礼拜堂。
到了中午，火焰包围了整个教堂庭院，不到几小时，教堂周围已经陷入火海，几乎所有来寻求庇护的人，都不得不慌张地逃离。幸而所有人都惊险地及时脱逃，只有一位老妇人例外，三天后，有人在教堂的哥特式主体边发现了她蜷曲焦黑的尸体，以及一些烧焦的狗皮。作为伦敦古老地标的圣保罗大教堂与它象征了一千年的城市，沦于同一命运。
炼狱般的烈火由于东风的煽动，狂烧了四天。吞噬13200栋房屋、87处地方教堂、6座奉献礼拜堂，以及所有贸易中心和政府的主要建筑，如市政厅、皇家交易中心、海关大楼、会议大楼、52栋公司大会堂，还有位于布莱德威尔（Bridewell）、新门（Newgate）、伍德街（Wood Street）和鸡鸭路口的监狱，外加3座城门和4座石桥。财富于瞬间付之一炬，金属餐盘熔入土中，昂贵的香料蒸发成带着刺鼻恶臭的气体。光是出版同业公会的印刷商，就损失了价值200万英镑的书籍纸张，所有紧急堆放在圣保罗大教堂地窖里的财货尽皆化为灰烬，泰晤士街的码头商则损失价值150万英镑的烟、酒、糖和李子。
昔日伦敦城的十座城门
然而，伦敦并没有就此消失。短短六十年内，这个大都会从大火的余烬里蜕变重生。到了1708年，仅仅不过人一辈子的寿龄，伦敦便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风炉，从此向建构大英帝国的路子迈进，逐步将自己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并奠定英国启蒙主义的基础。
这个大都会的重生过程中有五个关键人物——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约翰·伊夫林、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尼古拉斯·巴本（Nicolas Barbon）。他们的故事要从伦敦大火的二十年前开始说起。因为生长在英格兰内战时期，内战爆发所带来的动乱和不安，都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场内战主要肇因于政治和宗教的冲突，进而导致国家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当然不止于此，不过对这五个人来说，这个童年经验让他们产生了寻求一个新社会的共同决心。
伊夫林出生于上流世家，父亲是英格兰绅士，在国王、教会、义务的既定体制和信念下，从小就可以预期他一辈子享有闲适生活的特权；雷恩是在英国国教的高层阶级长大的；胡克的父亲也是神职人员，不过是低层阶级。雷恩和胡克从小就认为自己会受传统教育，然后一辈子在既有的教会体制里工作；洛克的父亲是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乡下律师，而巴本的父亲则是伦敦备受尊重的工匠，也是清教徒的传教士，由于并非国教，只能秘密信仰，常有遭受迫害的恐惧。
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内战瓦解了稳定和有序的生活，带来了动荡不安和无所适从。雷恩和胡克的父亲失去职位，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伊夫林离开英格兰，远游寻求慰藉，因而改变了他的一生；巴本的父亲变成新政权下聚众闹事的主要领导人；而洛克则在恐惧中眼见各种思想的种子互相冲突发展，进而影响到他的余生。骑士党（Cavaliers）和国会的战事虽然于1648年结束，当时出现的许多小派系仍持续争斗了半个世纪以上。大家都想转变和修复这个国家，经过种种失败和努力，现代英国才由此诞生。
然而内战的余波和后果不只影响到社会的传统秩序，却也成了国家文化和思想的转捩点。内战之起不只是对国王个人的攻击，也是对整个阶级结构的质疑。国王的权威奠基在什么上面？王位遭受攻击，支持它的机构也同样受到攻击，包括教会和大学，因为他们都认为真理是专属于王室的。新观念和知识的来源渠道产生了，从内战的大混乱之中发展出的哲学，预示了现代科学的诞生。这种追求新真理的精神分别显现在战后社会的无数领域中，伦敦则是这许多场辩论的主要思想中心。
1666年那场毁灭性的大火，意外地给了这五个人改变一生的机会。大火过后，大家就城市的性质讨论计划：伦敦应该要依照旧基地的规模重建，还是要以全新的城市规模加以取代？对雷恩、伊夫林、胡克、洛克、巴本来说，大火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空白之地，可以就此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1666年的伦敦大火
胡克是大火过后对伦敦新貌最早产生影响力的人。他是模范思想家，用新方法测量记录首都焚毁的程度，把中世纪混乱不堪的建筑学转变成清楚易懂的科学，因此，他以数学来规划重生的首都。胡克重建城市的工作，与他的另一个角色是相辅相成的，他是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里的“新哲人”（New Philosopher），这个机构是专门为促进人们重视实验和数据而成立的。
科学家、工程师罗伯特·胡克（1635—1703）
对巴本而言，伦敦被毁为他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机会，即投机、利益与建筑商的兴起。他是从都会的建筑业起家的，在伦敦古城墙内重建被烧掉的房屋。不过当他的野心变大以后，偶然发现了“石块”之外的新机会，也就是发展改建苏豪（Soho）、斯皮塔菲尔德（Spitalfield）、霍尔本（Holborn）等郊区。巴本对利益的追逐，使得伦敦发展出现代城市的新貌，也促成经济与商业的新观念。
地产商、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本（约1640—约1698）
洛克是在大火之后才到伦敦来的，一到此地便卷入政治与知识圈的剧变。他与庇护他的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爵士一起工作，专注思考贸易与资产、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机构、知识原则等问题。这些思想使洛克身处危境，随时有可能会被控煽动叛乱，甚至驱逐出境，可是他的理论却对首都的知识思想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思想家、政治家约翰·洛克（1632—1704）
对伊夫林而言，这场大火使他这样一个富有思想和品位的人，有机会在最苛刻的试炼下把想法呈现出来。由于经常被人低估为一个有点小聪明的外行人，伊夫林靠着文笔、结交重要人物，以及他在萨耶院自家的作品，为自己赢得颇具权威的声望。他的作品质疑并激辩有关英国人形象的塑造。例如怎样定义英国的特质，“英国式的”所表达的是什么，贸易、宗教、理性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作家、园艺家约翰·伊夫林（1620—1706）
然而，对于这次伦敦的重生与现代英国的崛起，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要算圣保罗大教堂的重建，以及雷恩自身想要创造现代建筑的企图。他最初以天文学家成名，代表最前卫的世界新视野，推动理性、实证与科学方法。然而，在成为建筑师以后，他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原则，在传统的设计艺术里，融入从实验室里学来的现代方法。圣保罗大教堂就是这个新方法的见证。
建筑师、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雷恩（1632—1723）
圣保罗大教堂在整个17世纪所代表的意义，诉说了一个在巨变洪流里与时代搏斗的国家的流动多变的故事。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伦敦的一个神圣的象征物，同时也是国家庆典和严肃仪式的所在地。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底下仰望石块堆砌的半球体，下面理应是静默的厅堂与耳语的长廊，寂静却被每日循环的礼拜仪式和每年80万游客的脚步声打破。穹顶的比例非常完美，光线从上面射入内部空间，穹顶的顶端有个类似望远镜之眼的镜片，将光束从顶端灯塔的底座投射而下，光几乎成了建筑的一部分。
1706年12月31日，在建第22年（共建了35年），安妮女王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宗教活动
圣保罗糅合了复杂的观念，也把时间凝结在石块中。大教堂站在这段伦敦与英国历史的中心，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与投射。到18世纪初，大火之后不过四十年，圣保罗被重建。1708年10月，雷恩站在大教堂前的庭院中，仰视他自己的作品，看着最后一块砖石被砌在尖顶上。据他的家族历史《祭祖文》所记载：“穹隆顶端最高处，也是最后一块石头，是由验收官雷恩指定其子代替他亲手摆上的。”
它是一个人毕生作品的巅峰，也是经历过内战、瘟疫、大火、革命和政治大混乱，却仍然能够把周围市区重铸成现代化首都的一代人的永恒见证。
伦敦的崛起：五个人重塑一座城
[英]利奥·霍利斯 著 宋美莹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8
ISBN: 9787108062789 定价: 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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