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天职”究竟是什么？| 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对话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活动预告-
学术的天职：
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对话
主持人：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与谈人：应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郑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李猛（北京大学哲学系）、田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时间：11月27日（周二）19:00
地点：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101
主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学术）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三联书店以“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核心关切，编选了《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一书：其中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渠敬东、应星、田耕和李猛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
以此为契机，北京大学文研院与三联书店共同组织了社会学、哲学、法学和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来讨论韦伯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学术的天职”究竟是什么？我们既要在韦伯的时代语境和思想脉络中理解他的思考与命题，同时又要在与韦伯的对话中直面中国当下的教育和学术的理念与体制困境，共同探讨中国学术的未来与可能。
*文章节选自《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德]韦伯 等著 李猛 编 三联书店2018-10）。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
（节选）
文 | 渠敬东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整整一百年前，韦伯在他“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里，有这样一句话。今天，很多从事科学职业的年轻人，不管读没读过这篇经典的文献，只要是看到了这句话，想必心里都会翻起瓶子，涌出好多滋味来。在全世界都要统统接轨的时代，在学术标准化的时代，那些四处奔波求职的博士或博士后，那些在tenure track中等待审判的年轻教员，那些白天讲课、晚上写论文的“青椒”，那些没日没夜出诊看病，又要做实验、写报告的医学院里的小大夫……无论他（她）们来自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日本，或者是遍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什么地方，都深陷这场赌局中，精打细算，疲于奔命，每一步都要走得精确，每一刻都要勤勉努力，但前途依然捉摸不定，仍有很大的可能被他们的科学职业丢弃掉。
韦伯一百年前说到此话的时候，已是心绪难平，而今天人们再听到此话的时候，更感觉到切了皮肉般的疼痛。学术生活的这场赌博究竟由何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科学这项职业说起来如此高尚，是那么与众不同，人们却为何又偏将自己的“才华”交付给“运气”，将理想散落给现实去摆弄呢？很显然，一百年前，韦伯就已经洞见到，科学这项职业早已不是一个人仅靠志向或才华、苹果掉在地上的灵感、对死亡的冥想，或者是对于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探求所能确定的了。科学已经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实，连带着现实世界上的各种体制机制、自由资本和国家意志、人们世俗化了的精神及其独特的政治安排，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作为锻造科学职业的车间，影响着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的灵魂归向。
今天重读这篇演讲，扑面而来的自然是那种置身于赌博现场的战栗感，那种人生难知去路的“体验”。但正如韦伯在好多著述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置身于这样的历史中，所获得的，或者说能够支撑他的，却不是这样一种单纯的体验。在他的身上，凝聚着构成这个世界的诸要素和诸领域，作为一位学者，他需要“将经验真理的有效性在思维上加以整理”，形成一种“可理解的历史认识”，“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找到“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进而在主观意义上构成“历史个体”，才真正算得上是一项科学工作。
因此，讨论当下学者的处境，从科学职业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天职这双重的角度来考察，也该是作为天职之科学本身的要求。外部条件的存在，或者“就天职（Beruf）这个词的物质意义来说”，是把握我们所处的社会实在之总体的入口，是理解我们具体经验中存在的因果关系的途径，是通过实证研究来发现我们日常处境的办法，而不致让我们陷入一种个人体验的伤感之中，靠一时的抱怨来纾解情绪，或靠幻象般的意志去对抗风车。知道现实及其可能的各种后果，这本身就是责任伦理的要求。
同样，任何科学的探索，都不会只是外部制度的结果，韦伯所说的“赌博”，有另外一层“内在”的意思在里面。“如果谁没有能力，完全蒙上双眼，不顾周围一切地想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是否对抄本此处的文本做出了正确的推测，他就尚未步入科学的门径。”从事科学，必须“激情满满地投身其中”。不过，只靠吃苦用力，也未见得就能取得研究的成果。科学的发现，总要在关键的时刻，有些“想法”和“灵感”乍现。我们常常不知这些想法和灵感从哪里来，何时会来，能持续多久。一切交付给偶然的机遇，这难道不是“学者必须承受的又一场赌博”？
这样一种难以捉摸的“偶然”，对学者来说恐怕更为棘手。对此，人们常有一种感觉或印象，又回过头来将这种偶然的灵感归于一个人特别的“人格”，或是独有的“体验”上来。韦伯当然不信这样的把戏。因为纯靠浪漫派意义上的人的主观动力，只能把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其中所引发的激情，并不能为科学带来累积性的进步，不能守持住科学所应有的专业化的限定性前提。韦伯认定，这个时代确已经除魔了，人们不再去乞“灵”（pneuma），不再依照神学的预设那样要完整地“拥有”（Haben），科学的探求只能撇开那些神秘的灵光或希腊人心中的永恒真理，靠着“朴实的理智诚实”，去知道那些“值得我们知道”的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难说韦伯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也许他本就没法给出答案。他只是告诉我们在今天科学值得去做什么，怎样去做，至于科学究竟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生身凭靠的终极价值，我们依然无从所“知”。在演讲的结尾处，他引用《以赛亚书》预言中流亡的以东人的守望者的歌声，试图告诫我们，只有将科学作为天职，年复一年地耕耘劳作，才可能找到“主掌自己生命之线的神灵”，有如歌德笔下的漫游者，只有把“日常的要求”作为自己的义务，才能等待慢慢长夜过去。这种晦涩不明的未来，虽然黎明似见，却也令人难安。难怪库尔提乌斯在评论中会怯怯地问道：“这种据说普遍有效的价值之争，会不会只是价值的无序状态的征兆，暴露了晚近西欧文化的某种乱象？”
一百年后的今天，似乎日渐清晰的不是曙光，而依然是叠生的乱象。科学的赌局远未结束，反而筹码加重了。学者们每日操劳，却越发陷入狭窄的专业化境遇中，连认清自己都难，何谈世界的未来？今天重读韦伯的演讲，无论科学的外部条件，还是内在天职，都更加让人唏嘘感慨。特别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也许三十多年前开放之初，大家都还凭着迎接新世界的热情来追捧韦伯博大精深的思想，但是到了今天，恐怕更能体会到韦伯所说的现代文明的茫茫暗夜了。
……
韦伯在1917 年11 月7 日发表“科学作为天职”
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学术上真正的自由，属于那些“全心全意为事业服务”的人，只有通过事业（Sache），才能成就“人格”。不过，韦伯的这种说法，虽明确，不造作，却似乎依然没有回答科学工作的动力问题。让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韦伯还说了些什么吧，这里的“事业”都包含了哪些意思。首先，科学不是一件即兴的工作，但科学的成果却注定会过时。这算是科学非常独特的命运。因为科学的每一项成果，都是在解决前人留下的问题，但取得成果的同时，又必然把新的问题留给了别人，在看似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每一个都具有内在的超越性。因此，科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进步的过程，科学工作的成果，则是这种连续进步过程的每个台阶。若说科学的生命是永无止境的，那么学者的生命就是其中的每个片段，他无法通过科学来实现自己的永恒，只能为此而献身。
正因为科学工作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注定会过时，所以学者永远面对的是否定性，而且这些成果就其个人的生活实践来说，也未必会有什么用，反而常常被家人责怪很无能。不过，韦伯说，科学内在的理性化过程，却做到了这一点：“人，只要想了解，就能随时了解到。”一切都不再那么神秘，无须生活在柏拉图所说的洞穴里的阴影之中，要靠哲人或先知来转述光的样子。在这里，韦伯的论断是很决绝的。希腊人（柏拉图）在充满激情的迷狂中试图靠概念来把握永恒真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达·芬奇）试图通过理性的实验去探索通向真实艺术和自然的道路，都是希望能够找到绝对肯定的东西，找到“唯一”，找到上帝。可即便是虔敬派的神学家（斯彭内尔），也承认上帝是隐藏着的，是找不到的。今天，经由理性化的科学，放弃了这些抽象的幻象，转而只相信知识本身的进步。
这真有些吊诡在里面：古人毕其一生执着地追求永恒真理，到头来却是“洞穴墙壁上的影子戏”，肯定归于了否定；而今人通过累积的肯定不断获得的进步，对真实生活的全面了解，却是由科学自身的否定来实现的，当然科学随之也丧失了终极意义。浪漫派非得把古人强加给今人，“通过人为抽象建立的一个彼岸王国，凭着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企图把握血肉饱满的真实生活，却从未成功地捕捉到它”。浪漫派只能带着他们的理想活在往昔的幻觉中，成了“没有生命的幽灵”。
科学既然是在自我否定中取得进步，就不能为自身赋予终极意义，或者说，科学不能在存在的意义上自我证明。科学只能告诉我们“值不值得知道”的东西，却不能告诉我们“值不值得知道”的意义。科学最终告诉我们，除了理智本身，别无其他。以往人们用来把握世界所依赖的任何魔力，都是无效的，无论这些魔力寄托在神灵那里，还是语言那里，或是在一些终极的预设里，都是不可靠的。因此，在这个世界的除魔中，只有理性化活动本身，才是科学所能为的。科学工作的目的绝不是意义或价值，只能是理智本身的要求。
因此，任何不符合这一要求的，都应该从科学中清除出去。在科学活动的地方，书斋或是讲台，无论学者面对自我，还是教师面对学生，都不能扮演布道者、宣传员和煽动家的形象。那些用来招徕学生的办法，在脾性和腔调上大做文章，都不过是胆小鬼而已。科学作为天职，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否定基础上的肯定性，是一种严格的自我限定和自我节制。这是一种禁欲主义的理智活动及其伦理要求，如舍勒所说：“科学跟确立世界观毫不相干也不该相关。”成熟的理智，表现为对于自我之界限的认识，而非自我通过对终极意义的预设而假想的纯粹意志。在韦伯看来，以往那些“形而上学家”或“智者”的形象，都潜藏着一种价值上的危险，即在科学领域想要成为政治领袖的企图。“恰恰是那些成天以领袖自居的人，往往最不具备领袖的气质。”政治的激情所要求的，是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学者若把课堂当作传播政治意见的舞台，反而证明他没有丝毫的距离感。
韦伯与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
在劳恩斯坦堡（1917 年）
很显然，“除魔”是韦伯对于当下世界的一个根本判断。世界被祛除了魔力，即便仍有不同的价值存在和纷争，却消解了唯一的终极性这一普遍存在的前提，科学不再以人格作为感召，转而诉诸普遍有效性的法则。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在自身的进步过程中，任何时刻的发现都必然是不自明的、不完备的，都是或然性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修正。科学的自由不体现在任何本质的、自明的和先验的统一知识上，而体现在自身的限制和无限超越的过程中。因此，任何神话与历史，及其形而上学的诉求，任何基于完整人格（位格）的神或人的信仰，都不过是一种“着了魔”的表现。
官僚制中的资本权力可以让人享受花钱和管人的乐趣，而在讲台上充当救世主，兜售自己的私人意见，在施展魔法的过程中也满是享受，特别是用“古董”来“装饰现代灵魂”的办法，“赋予各种各样的体验以神秘的神圣占有感”，更像是解决现代危机的一剂灵药。所有这些，都是在大学改革以及时代变迁中出现的一些乱象。用国家意志或反其道而行的公共舆论来表达私欲，或者依靠缅怀历史和制造幻象来战胜现实，都是时代所引发的虚弱症，是对科学作为天职的反动。与之相反，科学首先就其提供的生活技术而言，是一种朴素的日常，而就其提供的思维的方法、工具和训练来说，则是一种理性化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科学可以让人“明白”，让人变得更加 “清明”（Klarheit）。
知道容易，明白难。科学之“学”，最终是要给一个人清明的头脑。其一，是具体实践中的选择问题：既然价值领域充满了诸神之间的争斗，人必须在其间做出选择，在所有的生活秩序中都必须做出抉择，因此，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践行什么样的立场，就不可避免要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而言之，既然确定了目标，“就必须接受根据经验将会随之产生的结果”。科学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欺骗自己，任何价值目的都与事实的有效性相关联，任何选择，都不是一个人纯粹主观的一厢情愿的结果，都不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其二，伦理意义上的诚实问题。既然选择了实践上的立场，就等于放弃了别的立场，既然“敬奉了这个神”，“就得冒犯其他的神”。因此，科学的内在要求，是就意义而言，一个人做出了选择，就必须一以贯之，就必须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终极意义做出交代，而这样的义务，反过来又要求他要明确认识到，这是他对于自己的选择做出的交代，并不可以替代别人的选择。理智的诚实不是乡愿，看似忠信，实则逐流，表面的厚道和洒脱中皆是媚俗的心理。其三，是政治决断中的后果问题。既然对生活最终可能抱有的各种立场，相互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必须做出决断。而学者或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告诉人们“让人不舒服的事实”，告诉学生各种可能的决断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学者必须要有说出事实的勇气，面对可能的真相，即使是价值领域可能出现的严重冲突，都不能躲躲闪闪、支支吾吾，这依然是理智诚实的要求，是科学的责任伦理所在。
韦伯说：
我们的时代的命运，这个伴随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首先就是世界的除魔。恰恰是那些最崇高的终极价值，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要么进入神秘生活的彼岸王国，要么返回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同胞关系中。……
如果有人企图在没有新的真正预言的情况下，就酝酿新的宗教架构，那从内在的意义上来讲，也会出现类似的怪物，而且只会更丑陋。至于课堂先知，最终也会变成狂热的宗派，永远也不会创造真正的共同体。
事实上，科学，或者说是大学，是学者们正在守候的使人类不被欺骗的最后一块土壤，为此，我们不仅要抵御学术资本主义的侵入，使科学从遍及世界的资本竞争中解救出来，更要防范我们的自我欺骗，仿佛在自己建筑的空中楼阁中就能获得救赎。科学作为天职，需要学者向外和向内都要有非凡的勇气，通过面对现实的伦理化要求而在专业领域的探索中踽踽前行，才能最终得到“等待”的资格。相反，只有那些一心想着在学术竞争中胜出的人，才常常会编织出一幅幅奇妙的科学幻景，而那些只在海市蜃楼中追逐着永恒真理的人，才最容易拜倒在庞大体制的脚下。科学本是一件朴实简单的事情，这份职业需要得到保护，也需要由衷的激情，它只需要每天都在做，每天都迈出小小的一步……
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德]马克斯·韦伯 等著 李猛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0
ISBN：9787108063151 定价：56.00元
━━━━━
▲ 点击图片阅读 三联书讯 | 2018年11月
—END—
欢迎点赞，分享转发到朋友圈
----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长按二维码即可订阅
----
▲回复好文，阅读更多专题文章
▲回复听课，了解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
▼想读《科学作为天职》，点击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