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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日本这个内在于周作人深层精神世界中的民族，本身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也造成了热爱其文化艺术与痛恨其恃强凌弱的人之一生的矛盾。一段时间里，周作人试图将日本历史上优美的文化与现实中帝国主义的行径“两账分算”，在警惕和抨击它对中国的霸道行径的同时，去亲近和鉴赏它的艺术美。但这种文化与国家相割裂的态度终难以维持到底，故在抗战爆发前夕他不得不在“精神和历史相分裂的状况下”中断其日本谈议。
可以说，周作人的成功与失败、爱国与叛国，都与这个“日本”深深关联在一起，成为他命运里的一个符咒。需要强调的是，以往常有人批评周作人的投敌附逆在于其国家意识的淡薄和自私自利，其实直到抗战之前，他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远远要比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得多。也因此，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急遽转向就特别耐人寻味，其中必有不得已的个人原因和深层的思想理路。而从“民族国家意识”的角度来思考，他对作为政治国家的中国的实力之绝望与对作为文化民族之中国的退守，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之一。*文章节选自《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赵京华 著 三联书店2019-8）。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周作人在法庭上
游走于中日间的文化人的宿命
——论周作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节选）
日本学者西村成雄在有关20世纪中国制度史的著作中，从政治空间和国家凝聚力的视角指出：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中国存在两个交叉的“政治空间”和两种民族主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其建构方式和建构过程与一般的民族国家多有不同。所谓两个政治空间，即以直到清朝为止的原有之疆土、文化与传统思想所构成的“中华世界”，和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政治空间”。所谓两种民族主义，即源自“中华世界”的“中华民族式民族主义”和源自“中华民国”的“民族国家式民族主义”。而这两个空间和两种民族主义，是贯穿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的政治动机的源泉。西村成雄的议论实质上涉及了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的两个来源问题。就现代中国的实际而言，其国家凝聚的基础—民族主义可以划分出两种类型，即基于对“中华民国”（现代国家）的认同和基于对“中华世界”（文化传统）的认同而产生的民族意识。按照西村成雄的理解，这两种民族主义是相互交叉、彼此通连的，但当国家民族遇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例如在1915年前后日本对中国强迫要求“二十一条”和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由此掀起“五四”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中华民族式民族主义”乃是更具超民族、超党派政治而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的政治力量。上述议论，直接与周作人战前的国家意识和战争期间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相关联。如前所述，周作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对中华民国所代表的“国家”拥有基本的认同，其民族意识也随着对弱小民族的关注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而逐步高涨。然而，无论是对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时期的各类政府，还是对南京时期的国民政府，周作人都一直保持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对遭受政府压制的共产党则比较亲近。这源自他一直以来既保持着对国家的基本认同，同时又坚守个人独立的自由主义立场。如前所述，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因外部的干扰和内部的混乱始终处于未成熟的状态之下，内部的军阀混战和革命的此消彼长，导致一个稳定的完整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难以形成。周作人于思想立场上一直对政府保持批判的态度，原因也在于此。例如，1925年前后北京发生大规模学潮而北洋政府直接介入教育，还有北方的“讨赤”和南方的“清党”等愈演愈烈的时候，周作人都坚持站在社会舆论一边，其思想自由、反抗专制的倾向影响到他对国家本身的过分接近。“三一八惨案”发生之际，周作人致全体遇难者的挽联上甚至写道：“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他一方面抨击知识阶级没有起到社会良知的舆论监督作用，给国家机器以实施暴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揭露由军阀政客所组成的政府没能行使正当的国家行政权力，反而把枪口对准了民众。可以说，此时的周作人对政府的失望和不信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也使他看到了现代中国“国家”的巨大缺陷。换言之，从关注外部弱小民族命运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视线中凝聚起来的民族国家意识，并没有通过对内部的政府之认可而稳固下来，“民族国家式民族主义”并未完全成为周作人国家意识的基础，这影响到他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向“中华民族式民族主义”的靠近。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军事、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发展达到了近代以来的高峰。“南京十年”以民族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中国的主权国家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国民的国家意识也随之提高，这成为中国抗战得以坚持到底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日益加快，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最大障碍。而在强大的日本面前，中国军事、经济实力的严重不足又暴露无遗。余英时指出：“在30年代国民党北伐后，好像形成了一个政治中心。那时的知识界多少也有一些共同的看法，想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和社会秩序。然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坚持‘思想统一’，使它和知识界的人疏离了。因此双方没有达成融合的共识。不过无论如何，朝野之间大体上有一种默契，即依照英、美的模式，在现有社会体制的基础上逐渐推动现代转化。所以不少知识领袖肯毅然到南京参加政府工作。其间有一个极重要的共识，即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
1927年4月18日，前排左二起：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等在南京政府成立典礼上。
那么，周作人又如何呢？“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他曾到北京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表讲演《关于征兵》，一反平日文人谈议的作风而讲起实施征兵制度的必要。他的理由是不应相信“公理”而必须依靠“实力”才能抗御外敌，这涉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建构。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因外部有别的国家存在（威胁）而产生，对内它要求国民的均质划一，对外特别是战争爆发之际则必采取“全民皆兵”的态势，因此，征兵制乃是现代国家建制的基础之一。周作人强调，实行征兵制既有老百姓少吃苦和可以减少内乱的好处，也有需要教育制度和国力等配套而难以实现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然而，周作人也看到了当时国家的另一面，即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中国是否有军事、经济上的实力与其在海上一战。1934年的《弃文从武》一文就指出：“我的意思第一是想问问对于目前英日美的海军会议我国应作何感想？日本因为不服五与三的比例把会议几乎闹决裂了，中国是怎样一个比例，五与零还是三与零呢？……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这里，所谓的“五与三”是指1922年华盛顿裁军会议签署的英美日主力舰保有数5∶5∶3的比率。而始于1930年断续进行的伦敦海军会议则试图调整上述比率，结果因各方的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以后周作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威逼的局面，开始多从国家实力的角度思考现实问题，但其结果不是增强而是弱化了他对作为政治国家之中国的期望。所谓政治国家，是指在军事经济文化实力支撑下全体国民有了强固统一的政治意识，在世界格局中能够清楚地定位自己国家的走向并获得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然而，这一切条件在30年代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具备。这是周作人抗日战争前持有“中国必败论”的根据。从现实主义和国际上各国力量对比的角度观之，当时中国的国家实力的确还无法与列强抗衡。因此，周作人得出若海上一战则中国必败的结论，也情有可原。以往，人们认为这个“中国必败论”是导致周作人附逆投敌的政治原因。不过我要强调，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说明他就此完全失去了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例如，他在抗战爆发前夕所作《自己所能做的》一文中就明确表示：“凡是中国人不管先天后天有何差别，反正在这民族的大范围内没法跳得出，固然不必怨艾，也并无可骄夸，还须得清醒切实地做下去。国家有许多事我们固然不会也实在是管不着，那么至少关于我们的思想文章的传统可以稍加注意，说不上研究，就是辨别批评一下也好，这不但是对于后人的义务也是自己所有的权利。”我的判断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周作人对政治国家中国确有失望，他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也因此开始逐渐转向了文化历史的方面，或者说他的思考从“实力国家”的角度逐渐转向了“文化国家”的方面。而战争期间，他重提儒家文化并强调汉文学的传统来抵制日本侵略者以“大东亚共荣”为目标树立“中心思想”的叫嚣，则可以视为这一转向的延伸。周作人从“文化国家”的角度思考民族主义的凝聚，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在1936年与胡适讨论国语与汉字的通信。自晚清以来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环，国语改造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周作人早年也曾持有激进的语言改造论包括废除汉字、采用拉丁语乃至世界语等，但“五四”以后他又是最早意识到语言文字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古文的现代价值乃至汉语在凝聚国民感情、统一思想方面之作用的一个文学家。他1922年所著的《国语改造的意见》便指出：“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情，国民要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世界语可以作为“第二国语”，但是“至于第一国语仍然只能用那运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遗的言语；我们对于他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修改和扩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张”。周作人上述对于国语历史性和实用性的认识十分重要，不仅符合文明古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之际如何重建国体、国民、国语之三位一体制度体系的要求，而且直接联系着他20世纪30年代之后以汉语来维系中国民族感情上之统一的观点，以及40年代后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立场的形成。这里，我们将对以下三篇重要文章做些解读，即《国语与汉字》（1936）、《汉文学的传统》（1940）与《汉文学的前途》（1943）。三篇文章的时间跨度不长，但前一篇与后两篇之间却横亘着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民族国家危机，后两篇之间则是周作人从出任伪职到被淡出伪政府官场的时期，可谓他个人经历中最为曲折也最遭人诟病的阶段。然而，三篇文章的思想观点跨越了历史时间而保持了明确的一致性，即避开政治上的“实力国家”不谈，坚持从历史、语言的“文化”角度重新定义“文化中国”的疆界，坚持从语言文字角度去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同一性和连贯性，以达到强化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他始终坚守的“中华民族式民族主义”的一种立场。在致胡适的信《国语与汉字》中，周作人首先提出“现在要利用国语与汉字，就是这个意思。用时髦的一句话说，现在有强化中国民族意识之必要，如简单地说，也就只是希望中国民族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种联络”。这里的“中国民族”无疑是一个新的说法，它在周作人的上下文中意味着什么？我不说汉民族，因为包括用中国言语的回满蒙人在内，不说中国人，因为包括东四省台湾香港澳门的人在内。虽然有些在血统上并不是一族，有些在政治上已不是一国，但都受过中国文化的陶冶，在这点上有一种重要的联结，我就总合起来纳在中国民族这名称里面。
这正是一个“文化中国”的边界或概念，比政治国家的“中国”所及要远为广大，它并非以主权管辖的范围为疆界，而是以汉语言文字的使用为范围。这个“文化中国”超越于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中国”之上，可以把暂时在政治上分离的中国人民联结起来，形成一种文化上的“中国”认同。在此，周作人又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进一步分析中国的现实，强调东北四省的分离与台湾一样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武力所造成的而非人民的自决，因此也只有靠武力来收复。但是，“政治上分离的，文化以至思想感情上却未必分离”。前者要靠国家的实力，而后者则作为知识分子可以从我做起。即“把诚实的自己的意思写成普通的中国文，让他可以流传自西南至东北，自西北至东南，使得中国语系统的人民可以阅读，使得中国民族的思想感情可以联络一点，未始不是好事”。周作人清楚单靠汉语言的文章未必能“替代武力而奏收复失地之功”，但思想感情得到统一，就可以为国家再造打下基础。《新青年》同仁合影，从左到右为刘半农、胡适、陈大齐、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等。 周作人政治与文化二分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正如他对作为政治国家的中国其实力不抵强敌日本而无可奈何一样。但他并没有绝望，而是把思考的视野从政治转移到文化方面，并试图从文化的根本即语言文字上寻找“中国民族”的认同基础，这不可不谓用心良苦。换言之，周作人不但没有对“中国”失去信心，反而在文化上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观念和意识并没有因为1940年他成为“伪职人员”而有所改变。当然，日伪时期的周作人能否称得上“文化爱国者”或“文化抗日者”另当别论，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转向“中华民族式民族主义”的方面，从而形成了自己一套拥有连续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思考，则是毋庸置疑的。例如，写于40年代的《汉文学的传统》和《汉文学的前途》的两文，不仅表达了作者从汉语言文字出发建立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考，而且其内在理路直接与战前的思想相联结。《汉文学的传统》开篇讲到为什么要以“汉文学”代替“中国文学”的概念：中国人固然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字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改变。
这与《国语与汉字》中对“中国民族”的定义基本一致。周作人所强调的依然是不以民族来划分、不以主权国家的管辖区域为疆界，而是从汉语言文字之使用范围来确定“文化中国”的内涵。由此可以把政治上暂时分离开来的中国人包含在内，从而形成文化上的一种联络和认同。他认为，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的文学传统至今没有改变，思想上之儒家人文主义，形式上之汉字书写，构成了这个文学传统的根本，它需要我们维护和发扬光大下去。而稍后他所写的《汉文学的前途》则在表达了相同意思之后，特别加了一个“附记”以说明思想动机：“民国二十九年冬曾写一文曰《汉文学的传统》，现今所说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读者之意，今说明一句，言论之新旧好歹不足道，实在只是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耳。”在敌寇占领的沦陷区，能从周作人口中说出“中国人的立场”来，的确难能可贵！这至少表明，在那样复杂的背景下他依然对“文化中国”有坚定不移的认同。他甚至表示“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可见，他对基于汉语言文字的中国文化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他甚至讲：“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即，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
战争时期的周作人强调“文化中国”的统一性，其“中华民族式民族主义”的倾向不仅表明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不但没有完全丧失，而且也是他与敌人虚与委蛇并进行消极之“文化抵抗”的基础。例如，1942年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他甚至把“文化”提高到“国防机关”的高度，而坚持“中国人”的身份不能人为地抹消掉。故将日本人特有的心理即所谓日本精神强加于支那人，或者试图把支那人日本化，这种想法是无济于事的，反而有可能酿成弊害。……考察日本和支那的交涉史，就可以明白“唐物”的输入是如何促进了日支的亲善，包括汉字的输入给日支亲善带来的效果。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要同时进行。这里，经济交流问题暂且不论。一国文化进入他国乃是一种和平的进驻，即和平的征服。然而，这种征服因为对被征服者施有恩泽，故反而受到对方的感谢和尊敬。对方心悦诚服。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最有力的国防机关。
这里，虽然不免弥漫着傀儡政权教育督办的官僚口气和虚幻的“主体性”感觉，然而，面对占领者一方的日本人采访者，周作人如此强调中日两国民族性的“特异”，并坚持文化的征服必须是“和平的进驻”，甚至将“文化”提升到“国防机关”的位置上，则是异乎寻常的。将此与他抗战前夕所言从语言文化上维系“中国民族”思想感情之统一的观点联系起来观之，则易见其“文化”的视角依然是他观察问题做出判断的基本逻辑起点，虽然眼下的时势与此前已大不相同。这的确可以视为一种大胆而曲折的“文化的抵抗”。假如再考虑到周作人后来所说的沦陷区人民处于“俘虏的地位上”这一事实，则将“文化”作为沦陷时期自己思想文章的议论中心，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文人韬略。
然而，文化上的中国认同不能完全代替政治上的认同，“文化的抵抗”也必须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作为依托。换言之，一个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应该包括对“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两方面的判断。我们强调周作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有一个将重心从“政治”方面向“文化”方面转变的过程，承认他即使到了战争时期依然没有完全丧失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依然保持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但是，必须指出他的认同是不完整而存在缺陷的，即没能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去辩证地认识国家的性质。从中日战争的最终结果上观之，周作人对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坚忍实力的确估计不足，这是他政治判断上最大的错误。而当中国历经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获得胜利的时刻，曾经出任伪政府要职的周作人也便迎来了作为实体之中国的国家审判。
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
赵京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8
ISBN: 9787108064417 定价: 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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