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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10月19日，位于河南省洛阳偃师市翟镇镇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将举行开馆仪式，20日起正式对观众免费开放。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的影响分布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认为，华夏王朝文明的开启就在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显然，更大范围的这种文化的远播，不是靠军事推进和暴力输出，而是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
*文章系《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许宏 著 三联书店2016-5）“引言”。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二里头宫殿区发掘
文 | 许宏
要说史就得由物见人，就不能总围着“考古学文化”那堆“物”打转转。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说到底还是二里头人用的东西及其仿制品的空间存在状态。如果进一步追问，它就是二里头国家的“疆域”吗？这二者当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正像二里头文化不能和夏族画等号一样。那么它们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吗？好像又不能这么说，那堆“物”中应当有它背后的那群人活动的“史影”，否则考古学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先要讨论的是，二里头国家有疆域吗？常识告诉我们，有国家就有疆域。但早期国家的疆域又很不同于现代国家。它没有“疆界”或“边界”的概念，没有非此即彼的一条“线”的区隔。那时人口虽较新石器时代有所增长，但还没到人挤人的地步。各聚落群团间还有大量的山谷森林绿地旷野相隔，同一族团的聚落也不一定全连成片，准确地说它们是一些“点”的集合。间或还有“非我族类”的敌对势力横在中间，也未可知。所以，即便有“疆域”也是相对的、模糊的甚至跳跃的。
二里头5号基址——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
这里介绍一则日本学者对早期中原王朝政治版图推论的思路。首先，他们承认仅凭考古学材料难以弄清中原王朝政治疆域的范围。同时，他们从确认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嵩山南北和伊洛盆地一带）出发，进而“假定”陶器的主体与这一核心属同一系统的地区为中原王朝的政治领域。推论从二里头都邑出发。在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具有极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187。青铜礼器以下，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群陶礼器，如爵、觚、盉、鬶等。它们也是具有社会或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应该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以赐予的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的器物应该就是这类陶礼器。
如是，二里头以外的各聚落遗址是否出土陶礼器，也就应与该聚落的阶层地位有密切的关联。通过确认出土陶礼器的遗址的分布范围，可以论证当时在该范围内可能已形成了一个以政治秩序统一起来的共同体，形成了政治版图188。显然，相对于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由这类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陶礼器入手，更容易把握住当时国家的政治脉动。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至少有20余处遗址出土陶礼器，可以看到其分布几乎遍及整个二里头文化分布圈。除了超过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60万平方米的稍柴（王都近邻加强首都功能的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聚落）和51万平方米的大师姑（中原王朝面向东方或北方，起特殊作用的政治军事据点）之外，其他聚落遗址的面积集中在1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而且，它们在小流域或小盆地等地理单元内，几乎都属于最大规模的聚落。这与占遗址绝大多数、面积不足10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形成对比。可以推测这些出土陶礼器的聚落应是被纳入以礼器为标志的王朝秩序架构的诸区域的中心聚落，它们的分布，很可能与以王都二里头为顶点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的范围大体重合。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日本南山大学西江清高教授等把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区的嵩山南北一带，称为中原王朝的畿内地区，这一区域的陶器在发展谱系上具有连续性。二里头文化的其他地方类型在陶器谱系上则与当地龙山时代遗存不相接续，他们称之为次级地区（“二次的地域”）。这类外围地区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中心聚落，或可看作中原王朝在扩张其政治版图的同时营建的殖民据点190。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将上述次级地区径直称为畿外地区，认为畿内和畿外地区分别具有在政治上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意味。位于二里头东南淮河流域的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地处从中原腹地到长江中游的交通线上，应是畿外地区的中心聚落之一。该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内涵变化显著，可知外来的二里头文化替代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虽然驻马店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因素具有与二里头文化中心区相似的内涵，但也有不少当地因素。与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同期遗址不同，杨庄的农业经济以水稻耕作为主。杨庄聚落围以环壕，也是畿内地区聚落所罕见的。遗址中还出有大量石矛、石镞等兵器，也暗示着该聚落可能的殖民据点的性质。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中，这一处于南北交通线上的设防聚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地处中原腹地到长江中游交通线上的驻马店杨庄遗址，具有和二里头文化中心区相似的文化内涵
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是迄今所知二里头文化分布区西端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时，这里还存在着与二里头文化完全不同的具有浓厚当地特色的陶器群，表明这里还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其陶器群已与畿内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极为相似。东龙山聚落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中在畿外地区营建的一处殖民据点。东龙山遗址位于秦岭山脉的东部，包括铜矿在内的多种自然资源分布于这一带。同时，东龙山遗址位于长江水系汉水支流丹江的上游，在丹江下游与汉水交汇处附近又有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淅川下王岗遗址，这两处遗址的文化面貌也较为接近。连接丹江和汉水流域的这些地点，应是中原王朝西南方的交通线。从东龙山遗址稍微北上，就能抵达黄河水系的洛河上游，那里的水路可通达洛阳盆地。商洛东龙山遗址环境素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2011）早期国家的扩张方式，最大可能是先沿水路、陆路呈线状推进，有些可能就是点状的“飞地”（中转站或军事据点）。盘龙城，究竟是这类“飞地”还是星星之火“燎原”成了个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有待进一步探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原王朝的据点因何而设？二里头文化扩张的背后显然有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图，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条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治关系网以外，获取各地的自然资源应该也是其重要的目的。而且，这种资源的获取，在当时也就是最大的政治。
早期王朝时代，国家的扩张沿着水路、陆路呈线状推进，形成点状的“飞地”，而这些据点的设立，与对自然资源的获取有着很大的关系（刘莉等2002）
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和中国社科院陈星灿研究员有精辟的分析。洛阳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且肥沃的冲积盆地，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也有利于军事防卫，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自然资源。修建宫庙需要大量的木材，制造石器需要石料，铸造青铜器需要铜、锡和铅以及用作燃料的木炭，维持本地区人民生存必须有食盐等等，所有这些资源都难以在二里头周围的冲积平原发现，但是却可以在周围地区半径为20～200公里的范围内获得。对金属矿藏和盐这些重要资源的获取和控制，影响了二里头主要中心和次级中心的关系（刘莉等2002）
城市中心的发展显然需要这些重要资源不断地向都城输送。二里头处于通向周围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的中心位置，从这里可以沟通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许多次级中心或据点大概就是为了保证这些资源的开发和运输而形成的。因此，资源的空间分布、主要交通路线和次级地区中心的设置，对于我们理解早期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政治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刘莉 陈星灿 著
三联书店刊行
无论伴随对金属等重要资源开发的扩张势头、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制造工艺，还是都邑的庞大化、宫室建筑的形制布局，在诸多的方面，至少二里头晚期到西周时代的中原王朝（或称早期国家、早期王朝），更多地显现出一种连续发展的态势。考古学文化的聚类分割或可能的王朝更替都没有导致这一总体趋势的断裂。那么，中国学界近年常用的“早期国家”（early state）的概念，能否完全诠释以二里头为开端的中原王朝崛起于东亚的意义？以王都为顶端的如此巨大、复杂的社会，能否称为单一的“国家”？古文字学家早已指出早期王朝的地域统治并非稳定不变，周边政治集团时服时叛，那么当时的社会模式究竟如何？日本学者黄川田修博士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从二里头到春秋时代以王都为顶端的早期王朝社会统治结构的三个特点：（一）“早期王朝”绝非单一的国家（state）。它是由无数的诸侯国构成的“国家联盟”，应总称为“国家群”（state complex）。王室与各地诸侯均有自己的国家，而各地诸侯所统治的社会对于王室相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二）各国家的聚落群都可见一定的阶层结构，即“大族邑—小族邑—属邑”，总体上构成“邑制国家”。（三）早期王朝并非如战国时代出现的那样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社会。早期王朝在统御各诸侯之际，可用的政治手段以宗教仪式为主，而二里头文化期形成的“礼乐文化”在该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殷）、周以及传说中的夏，都是以礼乐作为纽带由邑制国家群组成的共同体”。宫室建筑形制布局的延续性。封闭式结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等要素，体现的是“建中立极”、王权至上的政治思想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在英文版《西周史》一书中，曾将西周王朝及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分封的诸侯群总称为“周系国家群”（the Chou states），但后来的中文版做了改订，把每个国家都称为“华夏国家”。黄川田修采用许氏之说并加以修正，将二里头时代至春秋时代在黄河中游及周围形成的共同体称为“华夏系统国家群”（Hua-xia state complex）。
西周史：增补二版
许倬云 著
三联书店刊行
中国社科院王震中研究员则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王国，属于‘国上之国’，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类型的两种形态，而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特殊性之一也就在于中央王国与诸地域的邦国所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认清这种关系，“不但有助于对当时国家概念的多层次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国家结构特殊性的认识”。如是，以“国上之国”为核心的“华夏系统国家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华夏文明圈。无论二里头属何种国家类型，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显然，更大范围的这种文化的远播，不是靠军事推进和暴力输出，而是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从空间分布上看，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进入二里头时代，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中所述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璋，又以二里头都邑作为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一般认为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天水，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
这些都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选择性地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二里头文化前后东亚玉璋的分布。如果把这些相距甚远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可知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应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据邓聪图改绘）
需指出的是，目前各地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时间上也有早晚之别。有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有的则要晚到二里岗文化甚至殷墟文化时期。有的大概属于早年的“传世品”，有的则可能是模仿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而制作于当地，因而加入了若干当地的文化因素。有的文化因素还可能是经多次“接力”而间接向外传播的。由于传播距离的遥远，器物形制和装饰风格在不断变化，年代上也会大大晚于二里头时代。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教授指出，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上述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邵望平研究员通过对中国内地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贡》“九州”既不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公元前第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予”、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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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史：增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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