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泽谕吉文明论到子安宣邦的“日本批判”

赵京华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子安宣邦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视为“近代日本黎明期的著作”。这个文明论式近代化规划方案——以西方文明为典范，通过“脱亚入欧”以实现日本一国的独立和富强，基本上也是近代日本所选择的国家战略。不幸的是这个国家战略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规划提出不到80年的时间里，却遭遇到了1945年的挫折和惨败。通过福泽文明论而必须去追究的课题，这就是当今日本的出路问题。

受降会场

反思“脱亚入欧”的文明史观

——子字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解说（节选）

文 | 赵京华

一

“

如果说丸山真男代表的是战后民主主义那一代学人，以近代性思想资源为前提和基准来审视日本的倾向，那么，子安宣邦则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后现代社会中，特别是从超越民族国家构架的立场出发，借鉴西欧近代性反思的理论资源来看问题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方法。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的《文明论概略》（以下简称《概略》）无疑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北京商务印书馆早在1959年就出版了其中译本，中国读书界对这部作品大概也不陌生。而在日本，围绕该书的阅读和阐释多种多样。其中，同为思想史学者的丸山真男《读＜文明论概略＞＝（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和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东京：岩波书店，2005年），在解读方法以及如何看待日本近代思想历程的基本立场上，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作为不同时代的学者，子安宣邦在对抗丸山真男那种认同式解读的同时，提出了经典阅读的批判性视角，并将这种批判性的阅读与对近代性，特别是“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文明史叙事的反思结合起来，使读者得以通过福泽谕吉的著作，更深入地了解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与失败，值得关注。

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1834-1901）

作为很有影响的当代日本批判型知识分子，子安宣邦的著作中贯穿着一条由“后现代”特别是知识考古学、文化研究和亚洲视角所构成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同时内涵着一个社会良知其强烈的政治关怀与批判意识。这种“后现代”与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成为其思想著述鲜明的个性风格。而他那种旨在颠覆日本近代知识制度，从“近代性”视角之外来观照日本的方法论，主要是从出版于1990年的著作《作为“事件”的徂徕学》开始，在挑战日本思想史研究奠基人丸山真男的“近代主义”方法论体系的同时逐渐构筑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挑战并非学术领域中“文人相轻”式的门户之争，而是起因于在关乎近代性、民族、国家和整个20世纪的历史认识方面，其立场观点和思考方式上的不同。简而言之，如果说丸山真男代表的是战后民主主义那一代学人，以近代性思想资源为前提和基准来审视日本的倾向，那么，子安宣邦则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后现代社会中，特别是从超越民族国家构架的立场出发，借鉴西欧近代性反思的理论资源来看问题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方法。因此，20年来这种挑战始终没有间断，作为一个充满紧张感的思想撞击和生成的源头，它给子安宣邦的学术著作铸就了论战的性格和批判的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5年问世的《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也就不仅仅是一部有关日本近代早期的经典著作的导读书，而是一部从思想史方法论上与丸山真男的近代主义立场相抗争的著作。

二

“

《概略》中提出的只是有关日本国家走向的文明论方面的一个规划方案——以西方文明为典范，通过“脱亚入欧”以实现日本一国的独立和富强，基本上也是近代日本所选择的国家战略。不幸的是这个国家战略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规划提出不到80年的时间里，却遭遇到了1945年的挫折和惨败。这样一来，将其定位为“近代日本黎明期的著作”，就使《概略》成了反思日本近代化历程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1986年，丸山真男出版了他的《读＜文明论概略>》一书。作为一个始终把福泽谕吉的思想当作“精神食粮”而迷恋一生的研究者，丸山真男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将以江户思想家那样的“经典注释”方式来解读福泽的著作，他称《概略》为“近代日本的古典”（《读＜文明论概略＞序言＝，实际上表明了一种阅读姿态，即放弃对其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批判性反思，通过直接面对文本本身的解读而将“古典”视为一种“常识”以增长自己的“教养”。这种阅读姿态无疑来自近代主义者丸山真男对福泽谕吉思想乃至近代知识的认同，其结果自然是对批判性解读的放弃，或者如一些现代研究者对获生徂徕的解读那样，是在文本内部解读文本的本质或在专业解读集团内部解读文本（参见子安宣邦《作为“事件”的徂徕学》，东京：青土社，1990年）。对此，子安宣邦则针锋相对，他首先将福泽谕吉的《概略》视为“近代日本黎明期的著作”而强调一种可谓“重叠阅读”的战略。所谓“近代日本黎明期”，即19世纪亚洲与日本共同面临剧烈变动的转折时期。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作为亚洲中的日本有着近代化规划上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而《概略》中提出的只是有关日本国家走向的文明论方面的一个规划方案。就是说，《概略》的诞生是个思想史“事件”，是在与多种可能性规划方案相抗争过程中所明确提出的一个规划方案。重要的是，这个文明论式近代化规划方案——以西方文明为典范，通过“脱亚入欧”以实现日本一国的独立和富强，基本上也是近代日本所选择的国家战略。不幸的是这个国家战略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规划提出不到80年的时间里，却遭遇到了1945年的挫折和惨败。这样一来，将其定位为“近代日本黎明期的著作”，就使《概略》成了反思日本近代化历程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而不再仅仅是“古典”、“常识”和“教养”性的著作。所谓“重叠阅读”，就是穿越150年的历史时空悬隔，把福泽谕吉写作《概略》的亚洲大转折时代与当今21世纪新的转折期重叠在一起，通过历史文本的解读从起源上反思19世纪以来的近代化路线，以及20世纪由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独立而引发的战争与革命的惨痛教训。这样，作为140年前日本近代黎明期最初的文明国家化规划方案，《概略》在理论上的结构性病症和文明史论逻辑上的矛盾（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就会透过1945年这一历史镜像呈现出来，成为我们思考当下时代课题的一个参证。对于《概略》的解读工作也就成了与近代化历史叙述相抗争，以思考未来日本国家走向的前瞻性思考运动。

……

丸山真男的解读一味为福泽的“脱亚论”辩解，一再以认同的姿态诠释日本所要为伍的西欧“近代主权国家”的体系和内涵，而放弃从今天的角度反思“近代性”的努力。实际上，他遮蔽了我们通过福泽文明论而必须去追究的课题，这就是当今日本的出路问题。

丸山真男（1914-1996）

子安宣邦在挑战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解读的同时，提出了充满批判精神和思想撞击之内在紧张的另一种有关《概略》的解读方法。由此，我们再一次确认了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史方法论及其独特的亚洲视角，也进一步领略了其强烈的政治关怀和对当下日本的历史批判之尖锐。从他个人的学术历程观之，以1996年出版的《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分子》为发端，其针对日本近代知识制度的批判工作，经过10余年的时间，通过《作为方法的江户》《亚洲是如何被叙述的》《汉字论》《国家与祭祀》《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以及上面所述《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等相关著作的写作，已经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近代日本知识谱系学序列，它们涉及民俗学、支那学（中国学）、近代化论、历史学、东洋社会论、东亚论、语言学、神道宗教学以及文明史论等等。这个知识谱系是在以西方为典范建立起日本近代国家制度的同时被构筑起来的知识制度，同时，这个知识制度所生产的一整套近代主义话语，作为一个深深影响人们思想心灵的意识形态化叙事，反过来又为日本国家的近代化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提供了理论逻辑上的支撑与合法性依据。1945年日本的惨败给予国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使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不得不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动和扭转，但是这个知识谱系作为一个深层精神层面的制度并没有产生根本的动摇。换言之，比起国家制度的变革来，知识制度的革命或许更为艰难。因此，作为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子安宣邦以一己独立的个体和自身的全部知识积蓄，去挑战乃至颠覆这个巨大坚固的知识制度，其反思和批判精神就特别值得关注和敬重。而他对丸山真男那种认同式福泽谕吉解读法所进行的挑战和对抗，正是其日本近代知识制度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

正如罗马帝国及其拉丁文文化的衰退，造成了欧洲各国文化上的独立乃至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一样，中华帝国的衰退无疑是东亚各国发生近代历史变动的远因之一。如果以此为基点观察下去，我们还可以把朝鲜壬辰倭乱（1592），日本统一武家政权的确立（1603），以及耶稣会的进入东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等十六七世纪东亚历史变动的诸多“事件”纳入视野之内。以这样400年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观察“近代”，就会看到局限于19世纪“西力东渐”、“被迫开国”的历史视野所看不到的许多东西。

在此，我想进一步就子安宣邦的思想史方法论做些阐释和发挥，以窥见其全貌。在本文的开篇，我曾将《精读》对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解读方法概括为“重叠阅读”，实际上，这个“重叠阅读法”是建立在子安宣邦更宽广的历史认识基础上的。即以近世400年来东亚地缘政治变化的长时段历史视角来逼视问题重重的当下日本和东亚，以及在此基础上对150年来日本近代化历程的整体把握，而这种整体把握又是通过可以称之为“历史视线重叠法”来实现的。

在分析日本的文化自我意识觉醒和近代“国学”的兴起过程时，子安宣邦注意到，17世纪东亚地缘政治的大变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指出：“17世纪中期中国从明朝向清朝的王朝交替带来了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变貌，其中有着日本国学话语成立的关键要素。关于在中国作为异族王朝的清朝帝国，其成立给东亚带来了怎样的政治性波动，还有待于历史学家的研究，但中国的异族王朝的出现使中华帝国传统的权威下降，这大概是确实无疑的。清朝的成立促成了中国周边地区的文化自我觉醒及其对本身独自性的强调”（《“亚洲”是如何被叙述的——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第157页）。的确，中华帝国的文物制度及其汉字文化在历史上作为东亚秩序的权威中心，包括经济政治上的“朝贡制度”曾经起到了维持地区内部平衡发展的作用。但明清之际的王朝更迭不仅造成了中国内部的传统汉文化的衰退，而且影响及于周围汉字文化圈的各国，促成了其文化上的自觉意识，并逐渐带来原有秩序的松动、变易乃至瓦解。正如罗马帝国及其拉丁文文化的衰退，造成了欧洲各国文化上的独立乃至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一样，中华帝国的衰退无疑是东亚各国发生近代历史变动的远因之一。如果以此为基点观察下去，我们还可以把朝鲜壬辰倭乱（1592），日本统一武家政权的确立（1603），以及耶稣会的进入东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等十六七世纪东亚历史变动的诸多“事件”纳入视野之内。以这样400年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观察“近代”，就会看到局限于19世纪“西力东渐”、“被迫开国”（如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冲击与回应”说）的历史视野所看不到的许多东西。

子安宣邦

作为日本江户思想史学者，当子安宣邦把目光转向19世纪以来的近代日本和东亚时，便能够自觉地用这个400年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观察分析而深化其“历史批判”。这种视角不仅有效地应用到了江户思想史的描述，以及伊藤仁斋、荻生徂徕、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思想家的研究方面，而且在对竹越与三郎的《二千五百年史》、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乃至战争期间的“近代的超克”论和京都学派“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等等的解构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子安宣邦对日本近代知识制度的颠覆，就有了广阔的视野和以历史为支撑的深度，这是一般专业学者很难企及的。

四

“

人们通常是以二战的结束作为标志而强调“战前帝国主义日本”和“战后民主主义日本”的根本区别。但在子安宣邦看来，从日本人对“世界史”关系的认识图式观之，则1930年到1980年期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一尖锐的观察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形成于1930年代的帝国日本对于世界和亚洲的认识图式延续至今，它依然在束缚着日本人对本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依然阻碍着日本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修复。

如果说，400年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长时段历史视角作为一个纵向的历史参照贯穿于子安宣邦的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之中，那么，“历史视线重叠法”则是立体地观察问题重重的当下日本和东亚的横向坐标。所谓“重叠”也就是一种比较和参证，在历史与现实、过去的“事件”与当下的课题相重叠中，发现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加重批判的深度和厚度。这样的“历史视线重叠法”，还与知识考古学中谱系学的方法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我们知道，福柯意义上的作为思想史方法的“谱系学”旨在从今天习以为常的思想、观念、认识范式向“断裂”着的历史深处一层层挖掘下去，以查明其出身、来源和被构建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层层“地表”的相互关系，从而颠覆那些不言自明的先在前提，并质疑其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当这个“谱系学”的方法运用于透过历史的现实批判，也便是这里所说的“历史视线重叠法”。而子安宣邦本人把这个“重叠法”又划分成两个，一个是“江户视角”和“亚洲视角”的重叠，另一个是日本战前和战后两个60年历史周期的重叠。

子安宣邦在《“世界史”与亚洲、日本》（收《“亚洲”是如何被叙述的——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一书）一文中指出，要考察1850年至2000年这150年间世界史中的日本，分析日本近代的肇始，以及由此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日本其自我表象是怎样重新创造出来的，就需要把最早由竹内好提出的“亚洲视角”和自己的“江户视角”重叠起来。他解释说：如同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意味着从亚洲出发，对归结为欧洲近代之胜利的世界史给予批判性反思的视角一样，“作为方法的江户”亦是从江户出发，对日本近代史和近代知识构成做批判性反思的视角。更直白地说，“作为方法的江户”乃是从日本近代史的外部之江户来观察近代日本。发自江户的批判性视线自然要与以往构成江户像的近代视线发生严重的撞击。正如“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视线要与以往构成亚洲像之近代欧洲的视线——东方主义发生严重撞击一样。当观察“1850年至2000年”的日本时，把“作为方法的江户”和“作为方法的亚洲”重叠起来，将构成有效的批判性视角。这里，无论是“江户视角”还是“亚洲视角”，关键在于它们都是与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视线根本不同（严重撞击）的历史视角。而两个视角的重叠则意味着把“近代日本”这个观察对象，不仅要放到以欧洲为中心所形成的“世界史”过程中，而且还要从400年长时段的东亚历史变动背景下和未被西方近代化之前的日本近世历史脉络中来加以审视。

日本被迫开国的“黑船事件”

在这样“重叠”的视角之下，子安宣邦首先提出了与一般日本近代史不同的历史断代新说。他认为，日本近代的肇始应该是发生在1850年前后，而不是“尊王攘夷”、“大政奉还”即明治维新这一政治事件发生的1868年。做出这样的断代其依据就是世界近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立与亚洲整体历史的变动，都发生在1850年前后。子安宣邦指出，1850年象征着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军事实力要求开埠使亚洲卷入所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期。一般认为，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体系正是在此时期作为世界性体系得以完成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亚洲特别是东亚和日本才开始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即“世界史”发生了必然的关系，以此为契机而有了日本近代的发端。可以说，由于“亚洲视角”的导入，使子安宣邦关注到1850年的“世界史”意义，从而改变了仅仅从日本自身的近代化过程及与欧美单向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近代日本”肇始的历史叙事。也由此形成了反思、追问“背负着东亚这一地缘政治学上的区域划分的日本”是“如何被组合到世界史中，而不久又是怎样自己积极地参与到这个世界史中来的”这样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于是，在《“世界史”与亚洲、日本》一文中，子安宣邦对始于1850年的150年间日本近代化历程做出了新的三个时期划分：

首先，第一个时期当然是始于1850年。东亚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通过对“世界史”的历史性体验，日本把自己构筑成近代国家。与“世界史”相关的第二个时期，我认为始于1930年。这是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积极主动地进入“世界史”、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的日本，面向世界要求重构“世界史”、重组“世界秩序”的时期。日本是“世界史”的积极参与者、“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的这一时期，我认为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因为，从“世界秩序”重要成员的位置来看世界和亚洲这样的认识图式，即1930年代由帝国日本所建立起来的认识图式，并没有因为1945年日本的战败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从战败到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难道不是应该变化而未曾去改变的日本吗？从1930年到1980年的时期，大致相当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暂短的20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解体”的时期。而第三个转折期即1980年代，则不单单是日本，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恐怕意味着“世界史”的终结和新的历史之开始的（《“亚洲”是如何被叙述的——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第26—27页）。

这种三个时期的历史划分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便是把以往一般认为1945年的战败是日本近代化历程中的重大转折标志的观念颠覆掉了。人们通常是以二战的结束作为标志而强调“战前帝国主义日本”和“战后民主主义日本”的根本区别。但在子安宣邦看来，从日本人对“世界史”关系的认识图式观之，则1930年到1980年期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一尖锐的观察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形成于1930年代的帝国日本对于世界和亚洲的认识图式延续至今，它依然在束缚着日本人对本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依然阻碍着日本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修复。子安宣邦明确地指出：“对于1930年以后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认识图式，虽然经历了战后却由于日本国家没有明确的清算意识因而被暗中维持下来了，难道不是如此吗？对于与旧殖民地和被侵略国家的亚洲诸国的关系，日本国家除了一点儿一点儿地做出关系修复的表明之外，根本没有表示出对其错误的清算和建立新关系的国家意志。由于这种关系修复意识的缺乏，从日本权力机构的高层不断发出有关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还有历史教科书问题等修正历史的要求。可以说，帝国日本这种具有连续性的要求贯穿整个战后过程而一直由日本国家保持下来了。”（《“亚洲”是如何被叙述的——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第38页）到此，我们终于得以看到，子安宣邦的“日本批判”之所以如此尖锐深刻而发人深思的原因所在了。“历史视线重叠法”不仅深化了他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观察，同时也使他看到了现实问题背后，当代日本和帝国日本对于世界和亚洲的认识图式上的连续性，从而加深了现实批判的历史深度。

五

“

子安宣邦注意到，这种现实与认识上的乖离错位，使战后的日本人与战前的帝国日本在意识上保持了一贯的联系。这个帝国意识在战后作为大国意识依然存在于日本人的认识世界的思考构架之中，从而阻碍了其与东亚各国从根本上建立起共生关系，并在亚洲找到自己新位置的努力。

另一个历史视线重叠法是将日本战前、战后两个60年重叠起来。如果说前一个历史视线重叠法即亚洲视角和江户视角的重叠，是站在2000年这一时刻来回顾东亚及日本的“近代”而提出的一个思想史视角，那么，两个60年的重叠则是立足于此刻现在即2005年这一当下的时刻，面对日本在东亚外交上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以及国内保守政治上升的严峻状况，而提出的一个“真实政治”批判的视角。两个“重叠法”目的都在于通过发自现实和历史的视线之交会和重叠，来透视当下问题的来源，激活其与历史的深层联系，从而确立起“现实政治批判”的稳固基点。本来，历史时期划分并非目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框架，重新提出与以往不同的历史分期自然可以提供新的认识视角，甚至可以暴露出以往的分期所遮蔽的历史背景和问题所在。

2005年7月，子安宣邦在《两个六十年与日中关系》的讲演中初次提出了两个60年重叠法（这个讲演曾在中国清华大学宣读，中文翻译文本载2005年《读书》杂志第10期）。这里的“两个60年”，指的是从明治十四年（1881）通过政变确立萨长藩阀权力统治，并选择普鲁土式君主立宪的天皇制国家而由此开启了日本帝国的征程，到昭和十六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整整一个甲子，和1945年至今所构成的另一个60年周期。将两个60年重叠起来思考，首先使子安宣邦感到“对于见证了帝国日本60年之终结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战后日本60年的终结更给予我们一种暗淡的预感”。就是说，帝国日本60年的历史终结于1945年彻底战败的灰烬之中，但彻底失败反而给日本国民带来了起死回生和再造民族历史的机遇，于绝望的深渊中得以看到些许希望之光。这对于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子安宣邦来说，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了。然而，战后60年即“55年体制”的终结，带给人们的却是整个日本国家失去了方向，在“历史认识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和与东亚邻国外交关系上团团打转这样一种严峻的局面！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在子安宣邦看来，问题就在于“日本的战后过程，实际上完全是依存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只不过自己标榜和平主义国家的立场而已。其实，所谓的战后过程正是日本实现经济大国化的过程。更需要补充的是，日本现在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在于他拥有处于世界前茅的自卫队这种军队，同时在远东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冲绳提供给美国”。结果，日本的战后体制便存在于下面这样一种现实与认识的乖离错位之中：一个明言基于宪法的和平主义国家且自己也如此认为的日本，同时又是一个经济上世界第二的大国和霸权国家美国在亚洲最有力的合作者，以及作为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的日本。

麦克阿瑟和夫人飞抵日本

在对日本战后体制做出以上判断之后，子安宣邦注意到，这种现实与认识上的乖离错位，使战后的日本人与战前的帝国日本在意识上保持了一贯的联系。这个帝国意识在战后作为大国意识依然存在于日本人的认识世界的思考构架之中，从而阻碍了其与东亚各国从根本上建立起共生关系，并在亚洲找到自己新位置的努力。结果是“中国、韩国与日本国家关系的恢复总因有被搁置起来未解决的问题而具有不确定的性格。虽然国家层面上经济优先的关系恢复在先，但国民层面的相互和解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可以看出，子安宣邦对当今日本与东亚关系的诊断是相当深刻的，而两个60年的重叠法无疑是使问题的复杂性得以呈现出来的有效的批判视角。

了解到上述子安宣邦那阔大的历史视野，即以近世400年来东亚地缘政治变化的长时段眼光来逼视问题重重的当下日本和东亚，又对150年来日本近代化历程给以整体把握从而形成的“历史视线重叠法”，我们再来阅读他的这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就将会对其问题意识和作为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立场，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

2008年10月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