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有部流行的电视剧,说在《辛丑条约》签字时,庆亲王奕劻踌躇不定,手一直发抖,几次拿笔又放下。李鸿章对庆王说:“人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签在这卖国条约上,就是千古骂名,王爷还年轻,路还长着呢,还是由我来吧。”这显然是令人惊讶的胡编乱造。若无流亡西安的清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批准,若无首席全权大臣奕劻和他共同签字,列强能够承认《辛丑条约》的合法性吗?在京期间,李鸿章承担巨大压力与列强周旋谈判,筋疲力尽、身心交瘁,最后抑郁而亡。若说他私下还有什么个人快感,恐怕是借洋人之口,迫使朝廷诛杀和放逐了官场中几个最顽固保守、盲目排外的政治对手,同时保全慈禧太后本人不被追究。
＊文章节选自《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姜鸣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1）。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我曾经有个误解,认为李鸿章去世的地点是在北京贤良寺。这个说法,最初是读大学时从梁启超所著传记《李鸿章传》一书中看来的。贤良寺位于东城的核心地段,北面是金鱼胡同,西面是校尉胡同,与王府井大街仅隔着东安市场。清末,贤良寺西跨院对外出租,类似高级招待所,进京觐见的大员清晨从东华门入宫,这里是个便捷的居停之处。李鸿章到京出差办事都借寓此处。三十多年前,1988年,我到贤良寺去踏访,当时住在西跨院的八旬老人王懋章先生,也说李鸿章死在这个院子。他说他父亲1916年就搬进西跨院住了,对院子的前后变迁和掌故极为熟悉。1990年,我写了《踏访贤良寺》,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后来扩充、修订成《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见拙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都介绍了这个观点。加深我对于李鸿章住在贤良寺印象的,是曾国藩孙女婿吴永的晚年回忆《庚子西狩丛谈》。吴永用了很多细节,记述李鸿章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挂着大学士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他描述说: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侍者为之扑捏两腿;良久,始徐徐启目曰:“请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时幕中尚有于公式枚等数人,予乃就往坐谈。约一二钟,侍者报中堂已起,予等乃复入室;稍谈数语,晚餐已具。晚间进食已少。饭罢后,予即乘间退出,公亦不复相留,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吴永虽然没说李鸿章死于贤良寺,但他对李鸿章在贤良寺居住时栩栩如生的描绘,给我带来联想上的误导,一些李氏传记的作者恐怕也是如此。一直记得拜访王懋章先生的那个夜晚,我站在西跨院,想象着李鸿章背负双手,在屋檐下从东厢房到西厢房之间往复散步的情景。西跨院一年之后拆除了,空地上盖起了校尉小学,我多次拍过照,收录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
此外,李鸿章的老部下,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声木在《苌楚斋三笔》中也记录:光绪庚辛之间,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以议和居京,气体已衰,而饮啖甚豪。其家中虑其食多,恒量为裁制,文忠转不悦,常因食多致疾。西医属其不必多食,不听,属其不必食某物,亦不听。又属其万不可食糯米物,本日即饱食,次日仍自告西医。时合肥郑魁士总戎国俊亦在京,时至贤良寺行馆,文忠尝属其私购食物,藏于袖管带来。每总戎来见,文忠必尽逐诸客,幕客多戏谓之袖筒相会。......病故之前十日,因食多,致疾甚厉。西医因屡进忠言不听,直告之曰:“中堂再如是乱吃,必须死矣。”文忠不听而去,语人曰:“西医之言何戆也。”又逾七日,西医已谓万不能治。文忠之如夫人莫氏,即季皋侍郎经迈之生母,犹日求单方服之,未二日即病故。
最近,我阅读张佩纶家藏信札,却发现这些颇有背景的作者多年之后的回忆,远不如李鸿章去世前后当事人所写的信件来得准切。其中首次披露的张佩纶致侄子张人骏(时任山东巡抚)函,十分明确地指出:李鸿章“殁于总部第中,盖七月病后销假,亦眠食需人,不能回贤良寺矣。”所谓“总部第”,即现在西总布胡同的宅第。
张佩纶致张人骏亲笔信
总布胡同,因明朝的总捕衙门设在此地而称作“总捕胡同”,乾隆年间改作“总部胡同”,至清末改称总布胡同,且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分称东、西总布胡同。再查史料,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李鸿章致李经方函,落款处即写“仪翁书于总布胡同寓”。证明早在戊戌年间李鸿章即已入住,并非如人们所理解的一直住在贤良寺。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致李经方函,又作“仪翁书于总布胡同寓斋”。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约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二十八日上午“惠临贤良寺敝寓面谈一切”,可见贤良寺仍是他的居停。接着,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离京南下广州,北京爆发义和团事变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盛宣怀的电报中提到:“总布胡同住宅既有成说,务勿为浮言所惑。”同年闰八月十八日(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以议和全权大臣的身份,在俄国军队护送下,从天津重返满目疮痍的北京,住在贤良寺,也在这里接待访客。贤良寺的大门外由高大健壮的西伯利亚枪手警卫,二道门由他自己的侍从团把守。外国人记载,“总督的卧室位于第二个庭院的一侧,非常简陋”,坊间流传他已被俄国人控制。联军宣布,在北京城被占领的情况下,另一位议和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住地和贤良寺,为联军仅承认的“清国政府管辖的两个小院”。九月初六日,女儿鞠耦给他写信,信封地址是“速寄都城贤良寺”。其他家信,也都寄往贤良寺。我所见到写有贤良寺的最后一个信封,是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八日张佩纶致李鸿章家信,出现了“都城总部胡同”地址。这个实寄封,与他致张人骏信件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两处居所,李鸿章都在使用。再检阅张佩纶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1901年6月12日),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季皋母子到,住总布胡同,师相晚饭后回宅。”次日又记:早上“师相八点半回辕”,处理完一天公务后,“仍回总布宅”。五月初五日,他早晨“未至总布宅拜节。季皋来,与之同陪幕府公宴。宴后作书,止师相回寺,以今日腹泻,三遗矢也”。季皋即李鸿章第三子李经迈,其生母为李的姨太太莫氏。日记记录了莫夫人在辛丑议和后期到达北京,照料李鸿章生活起居,住进总布胡同自宅的情况,以及端午节李鸿章拉肚子,住在总布胡同宅中,张佩纶和众幕友聚餐后,写信劝阻李鸿章不要前来贤良寺的细节。张佩纶寄李鸿章,分别写有贤良寺和总部胡同地址的实寄封由此可以判定,贤良寺是李鸿章的行辕,既具有办公会客功能,又可以住宿,而为世人熟悉。总布胡同则是私宅,李鸿章生命的最后岁月,按照传统习惯,应当在家中寿终正寝,所以病重之后,他就转回到总布胡同居住了。我们知道,《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赔款最多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字,李鸿章为此背负了卖国贼的恶名。其实,《辛丑条约》源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光绪两宫逃亡,中国面临被占领和瓜分的民族危机。八国联军入京,源于义和团攻打使馆,各地滥杀教民,清政府还向西方各国宣战。义和团源于山东教案引起的瓜分危机,和戊戌变法失败后洋人同情光绪皇帝而引起的慈禧太后的怨恨。而戊戌变法,源于甲午战争失败后社会各阶层力图改革振兴的努力。这是一场绵延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失败后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以一种扭曲和愚昧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现代化进程失败,李鸿章当然有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李鸿章很早就认识到中西方的实力差距,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但在每一场对外危机来临之时,他又认为既然打不过列强,就要避免决战,主张妥协。第一次现代化失败的转折点,是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的全军覆没,其中重要原因,与贪腐、军事技能低劣和望风而逃、毫无必胜信念直接相连。李鸿章后来在贤良寺里对吴永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乃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这是自我开脱,作为洋务运动的最高负责人,花费了巨大的国帑资源后,怎么能用一句轻飘飘的“裱糊匠”,就把自己的历史责任开脱掉呢?但就事论事地说,李鸿章庚子年奉诏入京,是为了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国家困境,通过谈判和妥协,让两宫平安回京,恢复主权和秩序。此时,清政府极度虚弱,首都被敌占领,从高级官员到普通百姓毫无颜面,军队也不具备抵抗的斗志。义和团攻打使馆区,许多百姓跟着看热闹,联军攻打北京城,许多老百姓也跟着看热闹。北京被占领后出现的最刚烈反应,就是一些官员举家投井或上吊自杀。从下图李鸿章衣衫褴褛的轿夫随从,即可透射出大清帝国奄奄一息的惨状。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厥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
从后来披露的史料看,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Sir Henry Black)曾经谋划过“两广独立”,拥李鸿章为王或总统,联络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来施行新政。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陪同下已经乘船到达香港外海,但李鸿章最终选择第三策,北上与各国谈判和约。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使命,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却得到朝野的普遍赞扬,与后来史书中千夫所指的气氛完全不同。时人说他“晚年因中日一役,未免为舆论所集矢,然自此番再起,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觉誉多而毁少,黄花晚节,重见芬香,此亦公之返照也”。梁启超也说,“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他对李鸿章,总体上说是佩服的,而非简单地斥之为“卖国”。前些年有部流行的电视剧,说在《辛丑条约》签字时,庆亲王奕劻踌躇不定,手一直发抖,几次拿笔又放下。李鸿章对庆王说:“人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签在这卖国条约上,就是千古骂名,王爷还年轻,路还长着呢,还是由我来吧。”这显然是令人惊讶的胡编乱造。若无流亡西安的清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批准,若无首席全权大臣奕劻和他共同签字,列强能够承认《辛丑条约》的合法性吗?在京期间,李鸿章承担巨大压力与列强周旋谈判,筋疲力尽、身心交瘁,最后抑郁而亡。若说他私下还有什么个人快感,恐怕是借洋人之口,迫使朝廷诛杀和放逐了官场中几个最顽固保守、盲目排外的政治对手,同时保全慈禧太后本人不被追究。他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岂会主动代庆王当背锅侠,去独自签订什么“卖国条约”?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在签署《辛丑条约》时与各国公使合影李鸿章是一个无人可比的外交奇才,比如说,他经常出尔反尔,广泛进行舆论宣传,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寻求利益最大化。三十年间,他没少在各种协议上签名。李鸿章作为议和大臣,曾与英国、日本、法国、俄国等国家就甘托克、缅甸、朝鲜、北圻,清朝的台湾、伊宁、满洲等地进行谈判,也曾指挥军队,与这些国家兵戎相见。他用尽一切办法捍卫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
近年来,李鸿章却显得有些进退失据。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人士将早期积极参加洋务运动的李鸿章视为顽固的保守派。而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李鸿章却被深受保守派影响的慈禧太后弃用。
义和团运动将这位外交家的外交生涯推至顶峰。他再次挽救了清朝政府。但是,条约的签署却令他悲痛万分。他不希望清朝沦为各国的势力范围,而条约却使得清朝不得不向各国彻底敞开了大门。
关于李鸿章临终的情形,在前述张佩纶致张人骏的信中透露了重要信息:傅相八月初赏假,老怀甚喜。至廿日假满,仍是委顿。闺人(即张佩纶夫人李经璹)电请续假而傅相不许,然久坐即腰酸,动即遗矢满袴,心以为危。销假后,尚是季皋(李经迈)之生母(即李鸿章妾莫氏)与长孙国杰分班守下半夜。庆邸赴豫,行留部分,未免过劳。兼之俄约棘手,心中更多郁闷。十九夜陡然吐血,洋医以为胃血,吾谓直是肝郁所致耳,痛哉痛哉!
此前,七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已患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但由于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为签订和约的日子,他还是抱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画押,回来后病情加重,寒热间作,痰咳不止,饮食不进,心中满是悲愤和无奈。八月一日,慈禧太后懿旨赏假二十天。在此期间,八国联军开始从北京撤退,太后、光绪两宫从西安准备回京,李鸿章和庆王继续就相关事项与外国公使洽谈。二十一日,李鸿章电奏:“静养两旬,诸病痊愈,惟身体软弱,腰腿酸痛,尚可力疾从公,应即销假。”二十九日,庆亲王奉旨前往河南迎銮,北京的局面和剩下的交涉就交李鸿章一人承担。这一时期,李与俄国谈判俄军从东北撤退极不顺利,俄国人还增加了要求中方向华俄道胜银行转让路矿权益的内容。他的健康继续恶化,用张佩纶的话,久坐腰酸,稍动则大便失禁。在这样衰弱的状态下,九月十九日仍去俄国使馆谈判和争吵,回来后呕血一碗,医生说是胃血管破裂,必须静养,只能服食鸡汤、牛奶、参汤等流汁。李的病症加剧,绝非刘声木所述“贪食”引起。美国报纸报道:“和俄国公使雷萨尔 (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ессар)关于满洲条约的激烈争执,似乎是导致李鸿章死亡的直接原因。”他们进行的“是一场风暴式的争执。李鸿章带着强烈的情绪回到家中,并出现大出血”。此后还有随员记录,说他语多舌强,所论皆公事时事,心神似觉恍惚。但在对俄交涉上,始终没有退让。吴汝纶说:“西人常言傅相遍体皆老,独脑气不老。此公关国休戚,祝其长生者,殆遍天下也。”二十五日,李鸿章之子经述、经迈致电盛宣怀,说父亲以庆王不在,恐怕事情延搁,总是不遵医嘱,起床办事,而身体难以支撑。请他密电枢府,将病情如实报告以争取假期休息。“中外以此老为孤注,亦宜加意护惜,留以有待”。
1901年夏天时的李鸿章
也是在这个时候,盛宣怀忙不迭地为太后回銮的专车采购各色器物和食品。本来下令向洋人宣战,又被洋人打得逃往太原、西安的太后,现在乘坐的御用火车车厢里,要配置镀金钢丝外国铜床,御床用洋绸枕头,外国红缎黑缎镶褥。黄、红绒背垫外国单靠椅,大餐陈设用五色玻璃插花大花瓶,镀银西式刀叉,高脚玻璃酒杯,细洋瓷咖啡具,甚至还有进口葡萄酒、咖啡、外国辣子、外国酱油、香水、牙刷和肥皂盒。
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上午11时去世。西医说他违背医嘱坐起来工作,所以身体迅速恶化。“出血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美国医生满乐道(Robert Coltman)说,“慢性胃炎和持续恶心造成的情况,病人只能服用最温和的流质食物。昨天李鸿章很愉快且不再疼痛,但今天早上2点他失去意识,并且不再能够吐痰。”留京办事大臣那桐则记录,他在二十六日已经觉得李鸿章危在旦夕,遂致电给军机处,请朝廷预备重臣接替李鸿章;给庆王发电,向他通报情况;又给布政使周馥发电,要他迅速来京照料。老部下周馥赶到时,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状态。延至次日中午,目犹瞠视不瞑。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李鸿章死了。次日,上海《申报》在第二版上发出一条简讯:昨日午后四下钟越三十分时,京师飞传专电到来,译悉:本日午刻,李傅相开缺。因患呕血。电文甚简,余未及详。
北京11月7日消息。李鸿章今天上午11时去世。他的身体状况从昨天(周三)上午开始恶化。
前一天晚上9时,李鸿章已经穿上了寿衣。衙门的院子里放满了实物大小的纸马纸椅、纸扎的苦力挑夫,这些是李的朋友赠送的。根据中国风俗,纸人纸马将被焚烧,以随他的灵魂去天堂。
李鸿章去世时,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以及女儿和他在一起。
衙门挤满了中国官员。召唤庆亲王的电报已经发出,他现在正在觐见朝廷的路上。庆亲王被认为将总体负责政府事务。电报还自保定府召唤布政使周馥前来,他将在李的继任者被任命之前护理直隶总督,继任者可能是袁世凯。
中国官员有些难以料想李鸿章去世对大众的影响。为防止潜在的反对外国人的示威,中国将军们已在城里布置军队以控制局面。不过出现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早上11点,李鸿章在安静中死去。他的生命力逐渐消失,在一段时间后,他失去了意识,但仍显示出极顽强的生命力。他在午夜聚集起所有的力量,半清醒过来,并吃下一些营养品,看上去也能认出他的亲人们。
外国医生昨天很早时离开了他,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他的私人医生屈永秋大夫随后接手。外国医生和清朝医生之间的争辩对这位病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因为他早已丧失复原的希望。
还有外国画报配上插图,并对驻京外国公使的吊唁做了介绍:外交团在李鸿章去世后第三天拜访李鸿章的家人并表示哀悼。他们受到了北京高级官员的接待。外交团首席,奥地利公使齐干(Baron Czikann)作为发言人向死者的儿子作了简短致辞。李的两个儿子穿着白色的丧服,戴着模样古怪、似乎是用玉米秆编成的皇冠式帽子。在死者遗体供人瞻仰期间,房屋前搭了一座亭阁,亭阁中央有个祭坛,上面有个香炉用来盛放香灰。祭坛脚下堆着供品,背后有一块碑,记载着死者的荣誉和美德。吊唁结束时,公使们来到祭坛前逐一鞠躬。
二十七日这天,慈禧、光绪两宫从河南汜水启銮,下午到达开封府荥阳县。这时接到电报,获悉李鸿章于午刻逝世。随行的吴永写道:“闻两宫并震悼失次,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者。”随即公布上谕,赐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后来还追加了多项恩赐,其中有一项,是在他立功的省份,建立专祠,进行纪念。可见在当时,李鸿章享受到了极高规格的哀荣。关于李鸿章临终前的两个住地的细微之别,目前除张佩纶、李鸿章的信件和日记提到之外,我们所知甚少。外国公使吊唁的灵堂,《纽约时报》称作“李鸿章最后的衙门”(thelateLi-Hung-Chang’syamen),估计是在贤良寺。24其实这两处地方距离甚近,沿贤良寺正门所在的煤渣胡同东行至东单北大街,路对面就是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设在这里。向南折拐,是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再往南,就是西总布胡同。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重要导火线,是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ClemensKetteler)前往总理衙门途中,在西总布胡同口被神机营章京恩海击毙。《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在此建一座纪念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牌坊被拆迁到中山公园。由于后来李鸿章祠堂设在西总布胡同27号,我们由此确定这座宅第的确切地址。至于产权是租赁还是自购,以及购买和使用的细节则说不清楚。目前还见到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报中提及:“总布胡同住宅既有成说,务勿为浮言所惑。”这个新结论的诸多细节,尚待继续考证。据记载李鸿章祠堂旧时门牌15号,在西总布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后墙至外交部街南侧。祠堂名“表忠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鸿章寓所改建而成。祠堂占地面积八千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大门、仪门、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碑亭等建筑构成的二进四合院,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式样,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显然是在民居基础上做了改造,以符合祠堂的规范。刘秉璋的儿子刘体智说,慈禧太后本来想让李鸿章配享太庙,被军机大臣鹿传霖的一句话搅黄了。当时鹿传麟六十五岁,拙于言论,耳已重听,但在关键场合、关键岗位,“为福不足,为害有余”。当时枢臣代拟懿旨,鹿传麟突然问道:“祀于何处?”即跟在哪位先帝的排位之下?各位同僚便掐指盘算:若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时李鸿章刚刚入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则同治朝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至于当下,光绪帝活得好好的,更不可行。这样便觉得懿旨难于措词,事情就搁置下来。配享未成,便建祠堂。李鸿章有多个祠堂,按照以往“立功”的省份,分别设在上海、天津、保定、南京等地。北京则显得特别,大官们都在这里上班办事,机关工作,谁有特别的功劳呢?然而李鸿章可以,他凭着庚子议和,成为清代惟一在京师建立专祠的汉人官吏。只是地方,似乎是李家自己拿出来的。1949年以后,李鸿章祠堂被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目前挂牌国家大剧院创作中心。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北墙另开大门,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整个李鸿章祠堂,目前仅剩余一段红色的院墙,昔日建筑,荡然无存。如今,从贤良寺旧址(校尉胡同的校尉小学)到总理衙门旧址(东堂子胡同49号)再到西总布胡同李鸿章祠堂一线,是可以作为怀古的游览路线走一走的。虽然每座具体的古建筑皆已不存,但东堂子胡同、外交部街和西总布胡同一带大部分四合院落还都破落地健在。往内窥看,规模宏大、纵深辽阔、保养不善,每个院落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行走在陈旧的胡同里,远处CBD的中国尊大厦赫然在目,能够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对话,也能够看到城市的变迁。至于古迹保护,对不起,北京恐怕是中国地面古建筑最丰富的城市,也是最不在乎、拆迁得最凶猛的城市,这个话题,此处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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