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交通事故,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铅,或者吸二手烟,显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遭遇到车祸,却没有系安全带,当然也不会让孩子们在以后撞车时变得更皮实。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比如步行上学、爬树或使用剪刀。而这样的努力是不同的。保护会付出代价,孩子们因此错失了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者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待在室内,也会增加肥胖症的风险。)斯科纳兹一句话道出真相:“这种认为‘一切都很危险’的三观有问题,因为过度保护本身就是危险的。”
*文章节选自《娇惯的心灵》（[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乔纳森·海特 著 三联书店2020-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文 |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美]乔纳森·海特
回想当年,在互联网世代的父母们还小的时候,他们从小长大的城市和市镇要比如今危险得多。无论是婴儿潮的孩子们,还是在此之后的X世代人,他们的成长背景就是不断恶化的犯罪狂潮和骚乱。拦路抢劫,当时是城市生活的常态,民众居住在城市中,有时就学会带一个便宜的钱包,里面装着“给劫犯的钱”,这样被抢时就不用交出真钱包了。海洛因注射器和后来的可卡因瓶随处可见,成为城市里的一道景观。如果你把这么几件事放在一起看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犯罪大潮 ,到80年代期间有线电视的迅速铺开,其中有些新闻频道甚至不分昼夜,对儿童失踪案件进行全天候的报道 ,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家长到了90年代会变得担惊受怕、处处设防了。犯罪浪潮到了90年代初戛然而止,当时几乎所有犯罪的发生率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幅下降。举个例子,到了2013年,谋杀率已经下降到60年之前的水平。但即便如此,因犯罪而产生的恐惧,却没有随着犯罪率的下降而有所减缓,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这种为人父母的新习惯看起来已然成为新的全民规范。如今美国父母的育儿方式,同陌生人给孩童们造成的现实风险,已经完全错位脱节了。让我们看一看,有些家长在安全主义这条道上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2015年,密苏里州的一家人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他们“绑架”了自家6岁的儿子。父母想要“给他上一课”,让他有切身的体会,原来对陌生人友好是最危险的。下了校车后,这个男孩就遇见等在那里的姑妈的同事,被诱骗上了一辆皮卡车。据警长所述,这名男子随后向小男孩宣布,他永远不会“再见到妈妈”了。警方还披露,男子用夹克上衣蒙住男孩的脸,这样他就看不出自己实际上是被带到了自家的地下室。下车后,孩子被五花大绑,那名男子用枪威胁他,大意是他将被卖去做性奴。当然,这样的父母确实天下少有,竟想到以这样恐怖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安全主义还以不那么极端的形式,通过比较微妙的方式来教导着下一代。利思科特-海姆斯和斯科纳兹都和我们分享了一样的故事,现如今的父母们不敢让十来岁的孩子骑自行车去邻居家。在为“健康儿童网站” (HealthyChildren. org)撰文时 ,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到 ,“走失和受虐儿童国家中心认为 ,任何年龄段的孩童都不应被允许单独使用公共卫生间”。这位心理学家还以她9岁的儿子为例,给出了如下建议: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公共卫生间。
教你的孩子别用小便池,而是用单人隔间。
尽量不去有多于一个出入口的公共卫生间。
当孩子在隔间里方便时,要守在门外,全程不停地跟他们说话。
我们可以理解身为母亲的担忧,害怕儿子在公厕里会碰到变态。但问题是,如果说,一种做法是如这位心理学家所提示的,教育男孩子只懂得惜命,每次上公共卫生间时都要同父母保持口头联络,另一种做法是教会他识别洗手间里的变态或不当行为,万一他将来真的遇到变态,也能懂得摆脱,两种办法,到底孰优孰劣呢?如果你经常在“脸书”上打发时间,没准就会碰到这样的标题党帖子,比方说“ 70年代孩子早该死光的8条理由”。(理由之一:草坪飞镖……理由之四 :爱用助晒油 ,而不是防晒霜。)我们这辈70年代的孩子,看到此类帖子就喜欢转发,因为我们在嘲弄当今父母们的安全顾虑。借此也可以指出 ,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岁月中,没有人系安全带,戴自行车头盔,那年头大部分成年人都抽烟(孩子在身边也不怕),油漆和汽油都是含铅的,人们会鼓励孩子自己去公园和游乐场,那些随便是谁都能绑走他们的场所。虽然这些帖子难免充满了嘲讽和蔑视的腔调,但它们还是凸显了在追求儿童安全的道路上某些重大的成绩。安全带的普遍使用,挽救了许多的生命;〔19〕自行车头盔降低了脑部创伤的风险;身边有儿童时不吸烟,有益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无铅油漆和汽油做到了防患于未然,预防了无数的医疗问题和死亡。综合上述因素,从1960年到1990年,统计5至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和事故而致死的人数减少了48%,而在年龄更小的孩子(1至4岁)中,死亡数则下降了57%。儿童安全运动的成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代父母常怀安全之忧,甚至走到了安全主义的极端。毕竟,既然关注重大威胁就能产生这样的红利,那么何不更进一步,让童年尽可能安全,做到万无一失呢?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一个大问题,当我们试图构建完美无缺的安全系统时,我们就会制造出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这几乎无可避免。比方说,通过救助危难公司来预防金融动荡,可能到不远的将来,就会导致更大规模也更有摧毁力的经济崩盘 ;为了保护森林,扑灭林中的小火,结果枯木堆积起来,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火灾,即使把此前预防的小型火灾都加在一起,也远不及一场大火烧得干净。安全规则和规程,正如大多数要改变复杂系统的尝试一样 , 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有些时候,此类非预期的后果会尤其恶劣,导致原本计划中的受益者状况反而每况愈下,还不如啥都不做,顺其自然。我们相信,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交通事故,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铅,或者吸二手烟,显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遭遇到车祸,却没有系安全带,当然也不会让孩子们在以后撞车时变得更皮实。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比如步行上学、爬树或使用剪刀。而这样的努力是不同的。保护会付出代价,孩子们因此错失了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者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待在室内,也会增加肥胖症的风险。)斯科纳兹一句话道出真相:“这种认为‘一切都很危险’的三观有问题,因为过度保护本身就是危险的。”我见过好多家长,他们不准自己17岁的孩子独自乘坐地铁。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对女儿有什么长远之计吗?” ……我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我发现孩子们不敢孤身走在人行道上。他们不喜欢一个人去散步,也不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兜风。要说原因,大概是他们被彻底养成了这副模样,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坏人绑架。
正如塔勒布在《反脆弱》(Antifragile)一书中所揭示的, 为我们的孩子罩上保护之盾,我们这么做,反而会在无意间阻碍他们的成长,剥夺他们所必需的人生经验,似乎舍此就无法使他们变成有所作为的大人模样。15年来,记者哈拉·埃斯特洛夫 ·马兰诺一直在发声 ,呼吁人们警惕这一趋势。 “父母们正在不遗余力 ,为他们的孩子拔除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钉子 ,”她说,“然而,来自父母的过度关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孩子们变得更脆弱。”某种程度上,大多数家长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仍会盘旋在孩子周围,一眼不错地保护着他们。就连利思科特-海姆斯自己也无法免俗:所以说,我曾严厉批评过那些父母,孩子都读大学了,他们竟然还不会放手。然后直到某一天,我的孩子那时已经10岁了,晚餐时,我侧身过去,开始切他盘子里的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天呐!我居然在帮他切肉,可他已经10岁了呀! 10岁的时候,我已经在照管其他娃娃了,但我自己的孩子, 10岁了,还要人给他切肉。这可真是活见鬼了!
安全主义文化的生成,这锅不能全由个体家长来背。归根结底,为人父母者过犹不及的育儿以及安全主义,都是“进步所导致的问题”,在本书的导言中,我们曾提过这个概念。谢天谢地,一家人通常要有五个或者更多的子女,难免其中一个或者好几个要早夭,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当国家实现物质繁荣,妇女获得教育平等,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 ,有渠道享用良好的医疗和避孕工具时,出生率就会大幅下降,大多数夫妇都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也因此投入更多的时间,来照看这些数量更少却也更加健康的孩子们。事实便是,尽管较之于1965年,今天的母亲们生育的孩子更少,外出工作的时间大幅增多,但她们用来照顾孩子的总时间却更多了。父亲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就增幅而论,甚至还更大。父母花时间陪孩子,通常而言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 严密监管和保护往往过犹不及,太多就会变形为安全主义。孩童们就其天性来说是反脆弱的,但一旦为安全主义所攻克,就会成长为更脆弱也更焦虑的忧伤青年,也因此更容易接受前述的“人本脆弱”的谬论: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当为人父母者聚在一起讨论育儿问题时 ,对“直升机家长”的谴责总是不绝于耳。许多父母也想要少些盘旋,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但往往只能想想而已,做起来太难;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同辈做父母的,有学校的,甚至连法律都在施压,驱使父母做出越来越多的保护,很多时候远远超出其所愿。斯科纳兹这么说,社会压力经常促使父母去做“优先最坏结果的思考”。为人父母者,要为最坏的可能结果做足准备,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其他父母连同老师们看不起,视之为“坏父母”(甚至是“美国最恶毒妈妈”)。在人们的预期中,好父母应当相信,一旦无人监管,他们的孩子就会身处险境。情况愈演愈烈。有些父母曾拒绝这种不分巨细的育儿方式,给孩子以更多的自由,结果竟真的被捕。2015年,佛罗里达州一对父母被控犯有“疏于照顾儿童”的重罪,只因他们回家晚了。他们11岁的儿子,由于进不去家门,只好在自家院子里打了90分钟的篮球。邻居给警察打了电话。父母双双被戴上手铐,脱衣搜身,采集指纹,在拘留所被关押了一整夜,随后因疏于照顾儿童而被捕,而那个11岁的男孩,连同他只有4岁大的弟弟,被送进看护中心,待了整整一个月。即便在回到父母身边后,这俩孩子仍被要求参加“游戏”治疗。而这对父母,此前从无疏于照顾孩子的前科,也被强令要求接受治疗,参加课程,学习如何做父母。201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斯托 ,一位女士走进一家西维士连锁药店 ,将女儿单独留在车里。这听起来可能很恶劣,尤其是此时正值夏日,这位妈妈还把车窗都关上了。一位警觉的路人打电话报警,警察赶来打开了车门。据警方讲,这孩子“反应灵敏”,并没有遇险。但整个事实却是,这女孩已经11岁了。她先前告诉妈妈,自己不想下车到店里,宁愿待在车里等。在这种歇斯底里的育儿方法尚且不存在时,孩子们到了11岁,就可以为邻居家当保姆,照看更年幼的孩子来赚点零花钱,且学会承担责任,回想20世纪70年代,本书作者乔和他的姐妹就是这么做的。但现如今,在某些警察部门和热心邻人看来, 11岁大的孩子自己还需要保姆。这位母亲收到了一张法庭传票,被控行为不端,要出庭接受聆讯。当警察也支持安全主义时,家长就不得不事无巨细地保护孩子了。俄亥俄州新奥尔巴尼市的警察局长建议,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孩子们不应被允许外出,直到他们年满16岁。当你把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考虑,有来自朋辈的压力、公众的羞辱以及被捕的风险,那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竟有这么多的父母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即便是一转眼的时间,虽然在这些家长中,很多人谈起他们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便是同小伙伴们一道外出冒险,而没有大人们的监管。做父母的焦虑不安,且迷信安全主义,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就学到了某些形式的认知错误(关于认知错误的具体类型,我们曾在第2章做过讨论)。我们曾问过斯科纳兹,在同家长群体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她最常碰到的是哪种类型的认知错误。“几乎每一种”,这是她给我们的回答。斯科纳兹发现,父母若是时刻管着孩子,那么就会导致无视正面因素。“因无人监管的自由时光所导致的种种好处,比如欢乐、独立、解决问题以及学会坚强,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相形之下,要是你不在场,孩子所遭遇到的伤害却要多大有多大。安全才是王道,此外皆可抛。”父母们也经常陷入负面过滤 ,斯科纳兹如是说。“做父母的总是在说, ‘看看所有这些食物/活动/言论/人吧,任其一类都会伤害我们的孩子!’反之,他们从来不会这样想,‘我们终于战胜了白喉、脊髓灰质炎和饥荒,普天同庆吧!’ ”斯科纳兹还指出,父母们特别擅长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如果某件事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它就有十足的危险。”这种育儿方式听风就是雨,孩子们耳濡目染,就一站式地学会了人生的三大谬论。是我们让孩子们相信,这世界到处都是危险;罪恶如影随形,暗藏在街道对面,潜伏在公园和公厕里。在这种方法下长大的孩子,从情感上就已经做好准备,接纳“我们vs他们”的人生谬论: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世界观如此,这样的孩子就会恐惧并怀疑陌生人。我们也教孩子们保持警惕,随时自我监控,但他们“不安全的感觉”已经到达何种等级?然后他们就因这种感觉惶惶不可终日。如此一来,孩子们可能会开始相信,感到“不安全”(出现不安或焦虑的感觉)就是再可靠不过的明证,显示出他们确实身处危险(情感推理的谬论:永远相信你的感觉)。最终,感受到这些情绪,并非什么愉快的经验;所以说,孩子们可能会就此断定,这样的感觉本身就是危险的———压力不会杀人,但会伤人(脆弱人设的谬论: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如果孩子们打小就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他们就可能发展出相应的心理图式,指引他们以相应的方式去理解高中和大学的新环境。于是,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他们会看到更多的危险,在他人的行动中,他们却能找到更多的敌意。同从前的同龄人相比,现如今的孩子们更愿意去相信,人活在世,应当逃离或避免所有的危险,哪怕只是我们头脑中所构想出来的小小威胁。面对言论、书本和观念,他们的理解框架却走不出“安全还是危险,是善还是恶”,从而放弃了那些可以推进学问的认知维度,比如真实或者错误,发人深思或者乏味无趣。显而易见,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被带入大学校园,就会引导学生群体提出要求,他们需要安全空间、事前警告、微侵犯的课程训练,以及回应偏见的团队;但反过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如何能培养出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使他们勇敢而开放,却是前景渺茫。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ISBN: 9787108068743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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