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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1930年前后，爆发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国际市场上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一落千丈，作为苏联主要外汇收入的粮食、木材和石油的出口所得大幅减少，远远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对机器设备和各种物资、技术的进口需求；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大饥荒也使大批民众面临断粮的危险。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多次提到的“外宾商店”就出现在这个危机的年代。
这是苏联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允许自己的民众在“外宾商店”这个“苏联的商店”里使用外汇、沙皇金币和其他贵重有价物品进行支付，以换取他们生存所需的粮食和其他物品。
1933 年，外宾商店收集的贵重有价物品的价值相当于当年苏联工业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外宾商店也完成了另一项重大社会使命，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撑过饥荒岁月提供了机会。
外宾商店的盛衰历程展现了苏联应时而变的生动历史。它不仅揭开了苏联国内史不为人知的一页，对外宾商店经营情况的分析也有助于就苏联的经济运作原则、日常生活特点和消费文化发展路径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文章节选自《苏联的外宾商店》（ [美] 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索金娜 著 施海杰 译 三联书店2020-8）。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带有克里姆林宫河岸风光以及外宾商店商品德语广告的苏联明信片（发行了30000 份，此系作者藏品）西方第一批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斯大林体制完全控制了社会。在“冷战”时期西方苏联学专家的斯大林主义理论中，实施全面控制的核心思想决定了他们的“代称”——“极权主义流派”。他们认为，恐怖、审查制度和宣传压迫着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在“极权主义流派”的研究中完全是斯大林体制的被动试验品。而在“冷战”时期“铁幕”的另一边，官方的苏联历史编纂学展现了与国家、共产党及其领袖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大众。在否认社会大众相对独立时，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冷战”时期的西方苏联学截然不同：“铁幕”的一边描绘的全是消极面，另一边描绘的全是苏联社会大众的爱国主义和热情。西方的先锋研究者对于理性思考斯大林主义的渴望值得肯定，他们最好的著作是斯大林主义研究集《金库》。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学专家看到的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斯大林主义幻象中，很多都与真实情况不符，他们得出的事实有时和他们自己的总结相互矛盾。如果把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幻象理解成使用镇压手段控制社会大众的政治独裁系统，那么就无法解释斯大林体制的稳定性、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缺失、没人企图推翻斯大林、苏联的成就（最权威的当属取得“二战”胜利）、许多脱离体制者的思想病。如果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框架内研究，那么“极权主义流派”的研究者会陷入理论绝境。在1970—1980年代，在西方斯大林主义研究领域发生了历史编纂学革命。年青一代历史学家开始修正“极权主义流派”的观点（越南战争对于年青一代历史学家的观点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这些“修正主义者”的起点是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不认同政府可能绝对（全面）控制社会大众的荒谬想法。……内务人民委员部资料照。即便在情况相对较好的1935 年（以上照片摄制的年份），夹杂着烘烤过的螺栓的面包仍将我们带回了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饥饿年代。人们所说的绝非偶然：“五年计划意味着放弃白面包。”
“修正主义者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统一体，他们的政治观点、研究主体和方法各异，他们对于斯大林主义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违反“极权主义流派”苏联学家的理论学说和苏联历史编纂的、积极生活的苏联社会大众。公众参与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各异——支持、拒绝、适应、对抗、服从等。今天，新一代历史学家批评“修正主义”，称其没有研究出详细、严谨的斯大林主义概念，但是我认为，“修正主义者们”揭示了苏联社会生活的富裕以及发生着的进步，这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理解：由于“修正主义者们”的研究，斯大林主义从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转变为一种社会现象。“修正主义”留下的丰富遗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俄罗斯史最新研究的繁荣。俄罗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档案革命使历史学家可以接触到尘封的文献，也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研究的真正繁荣。正是在那时，包括我在内的大量年轻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开始反对1930年代历史的完全正面形象以及在苏联官方历史编纂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爱国主义”。……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新的俄罗斯研究著作总体而言具有揭露性，而且高度集中在以前的苏联历史编纂中被禁的话题，大饥荒和镇压是其中的主要话题。俄罗斯历史学家认识到斯大林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与西方“修正主义者”的研究不谋而合。然而，由于在苏联历史编纂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斯大林统治的正面形象和斯大林镇压带给苏联数代人深重的民族伤痛，因此，俄罗斯的“修正主义者”较之西方同行更难接受斯大林主义除了镇压，还存在着务实主义和建设的特点。关于社会支持斯大林领导层改革且有部分特定社会群体合理参与其中的论点是西方修正主义历史编纂中的核心论点之一，但并未在俄罗斯研究斯大林主义的新著作中得到大的发展。首都实行面包配给制第一天的买卖现场。切割工替代了营业员，其职责是快速地切出定量的面包。莫斯科，1929 年。与此同时， 1990年代中叶在西方出版了尤里·斯廖兹金和斯蒂芬·柯特金的新书。它们激励了大量有天赋的追随者，并标志了俄罗斯史研究中“后修正主义”的诞生。……“后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不仅揭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新内涵，还提供了另一种概念。在研究主义和方法各异的情况下，“后修正主义”的共同的中心论点是，承认“苏维埃试验”是现代（20世纪）国家和社会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斯大林主义包含了实用主义、合理性、社会主义和朝着进步前进，首先表现为对于建设工业发达的社会的渴望。作为“后修正主义”的主要史学家之一，斯蒂芬·柯特金认为，社会主义的含义（及其力量）并不是“极权主义流派”研究者所认为的通过破坏社会建立起庞大的国家机器，而是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新社会。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参与建设新社会的观点是“后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最大的区别之一：后者聚焦于研究社会对国家的影响。虽然上述概括中存在着例外，但可以说，“修正主义者”竭力揭示的是个别社会群体在形成斯大林主义现象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体制中社会基石的新精英群体，而同时期，“后修正主义”揭示的是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对个体的影响。因此，“修正主义者”和“后修正主义者”的著作可以相互补充。苏联公民可以在“后修正主义”观点中听到苏联的故国口号和官方苏联史编纂的基本理论——“人民关心的国家”“在世界上建设新社会的进步思想”，但“后修正主义”的亲苏联解读或许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承认在斯大林主义中存在现代的进步特征，那么“后修正主义者”就无法否认其镇压性。斯大林主义的当代概念——各科学术流派的工作成果——将其定义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现象，镇压和进步思想的具体表现兼而有之。当代研究者不喜欢使用“极权主义”和“极权体制”这种极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冷战”时期的标签来简单地代表斯大林主义现象。对外宾商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编纂思想，指向了当代史学家观念中的某些矛盾，同时就其中的一些提出了异议。
位于花园环路和阿尔巴特大街的角上。不知名的摄影师永远定格了街头时钟上的时间。很快在这座大楼里将开设最著名的外宾商店。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使其永远留名。将外宾商店理解为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现象，这从概念上讲发展自我的上一本书《“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在那本书中，斯大林主义被解读为国家建立的、由工业发展优先路线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机构系统。在书中，我把人民供给系统作为斯大林主义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研究：在私人生产和私人贸易遭到破坏的饥饿国家，政府利用粮食和商品的集中分配，软硬皆施地推动和激励了工业发展。外宾商店完全可以被列入工业实用主义衍生出的社会经济机构之列。在追逐工业梦想时，斯大林领导层牺牲了数百万人，但正如外宾商店史所示，被牺牲的还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政治经济学的严谨性。为了工业化的利益，斯大林领导层不得不限制了国家的外汇垄断，首次且唯一一次允许苏联公民在苏联境内将外汇和黄金作为支付工具使用。此外，外宾商店还忽略了阶级立场：在外宾商店里不会像在1930年代其他生活领域里十分普遍存在的按照社会标记来区分顾客的情况。本书中提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包括了市场制度。在10—15年前，苏联和西方的研究者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是没有市场的，充其量就是允许合法农民（集体农庄）市场绿洲的存在。在对1930年代苏联经济的这种认识中，当代研究者并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走得更远，后者经过1920—1940年代的长时间争论后承认，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丰富的，而不是平均分配的经济，但不管怎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并不愿意看到在计划和集中控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社会经济区域。《“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一书挑战了这种传统认识。该书首次把1930年代的苏联经济当作集中计划供给（1930年代上半叶的配给制和下半叶的苏联国营贸易）和广泛遍布的黑市的共生现象予以呈现。外宾商店史使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对于斯大林主义概念的认识，将其视为计划和市场的独特共生现象。外宾商店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外宾商店在饥荒时本应按照人民利益行事。相反，外宾商店利用了饥荒以及“有利的”市场行情，靠着人民的苦难发财，但这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工业发展的利益。将斯大林主义理解成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在斯大林治下的国家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用。恰恰相反，就像对外宾商店的研究所示，在有违工业化外汇利益的情况下，正是意识形态动机决定了国家对于港口外宾商店里的外汇卖淫行为持否定态度，并对格别乌动摇外宾商店外汇工作效率的胡作非为熟视无睹，还禁止了希特勒德国寄给伏尔加流域日耳曼人的汇款。思想动机还是外宾商店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不否认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本书呼吁重视斯大林主义社会经济机制的作用，正如外宾商店所示，其中包括了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大规模国家经营行为，更有趣的事实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的任何获利行为都被官方视作经济犯罪——投机活动，按照法律会遭到追捕，而在外宾商店里，斯大林的国家不顾自己的禁令“大肆”经营，就像一个资本主义者—投机者。财政人民委员部硬币仓库中成袋的银币 列宁格勒 1929年随着粮食困境的加剧，这些兑换来的白银快速地从流通中消失了， 并沉入了人民的储蓄中。国家领导层开始公开枪决白银的“恶意囤积者”，但这并没能填塞“白银缺口”。在1932年底政治局批准外宾商店接受白银换取食物和商品后，民间的能人们开始把苏联银币熔铸成银锭，再交到外宾商店。
外宾商店史让我们在讲到斯大林主义经济时，不去局限于计划和市场这种相互排斥的术语，而是确定其相互关系的平衡以及相互正向（和反向）发展特点的平衡。因此，可以认同“后修正主义”的这个论点，即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现实、实践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应是有边界的。事实上，斯大林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冷战”的苏联学家的世界观一样，都是植根于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基础上的。那些研究思想世界的学者难以回避这种两极模式，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现实的物质发展进程时，将其预设为某种对抗极。很多斯大林主义研究者都写到过苏联在1930年代对西方经验的效仿，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领导层想要苏联成为西方那样或者要借鉴资本主义，这只是反映了现代化的要求，这些要求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通用的。因此，斯大林领导层“借鉴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历史进程。
与此同时，“后修正主义”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对于斯大林主义现象中共通、特殊和独特的相互关系的关注。承认“一战”后盛行的现代国家发展进程的共通性、将苏联社会主义视作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这几乎等同于在当代历史编纂中否定了苏联经验的独特性。著名美国史学家彼得·霍尔奎斯特认为，收集详细而庞大的人民信息的国家制度的发展不是苏联的现象或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而是欧洲的普遍趋势、现代政治的功能。因此，斯大林体制是一种植根于新治理原则的现代国家（国家安全的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其实质是从管理国土转为管理人民。与过去国家治理体系不同的是，在20世纪，收集人民大量信息是全面战争威胁下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建立民族共同体、建立政权希望的社会识别类型、确立人民自我表现形式的基本使命。霍尔奎斯特不认为苏联经验具有排他性和独特性，因为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利用类似做法收集人民信息。他将苏联经验视作当时泛欧洲趋势的特殊表现。苏联的特点在于政权利用新治理方法的方式和目的。不过，在谈及苏联的特点时（试验规模、阶级—意识形态立场、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尤其是利用收集人民信息的国家系统实施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新人类的庞大计划），我认为，霍尔奎斯特有违自己的主要论点，恰恰揭示了苏联试验的独特性，因为它是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尝试如此宏伟计划的。我并不怀疑“世界上的总体进程具有普遍性”论点的重大意义，我想指出打破合理平衡和失去历史特点的危险性以及斯大林主义现象的独特性（斯大林主义现象中的“泛欧趋势”呈现了激进和悲剧化的变化）。外宾商店券的式样因年份不同而不同。最初是外宾商店的流通券或商品册。由于易于伪造，1933年取消了流通券，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防伪的记名商品册，人们称之为“购货证”。照片所示为最早的外宾商店“金戈比”。外宾商店券背面的规定提醒人们，其不得换回有价物品。 （此系作者藏品）随着俄罗斯档案的公开，出现了很多描绘斯大林时期日常生活的作品。我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很多学者相似，即视之为国家和社会复杂而活跃的互动：当时，国家努力构建并统辖苏联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人们为了适应新条件并追求自己的生活利益，根本性地修正了国家计划。……作为日常生活现象的外宾商店也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产物。它是国家领导人决定设立的，工作目标和原则也由领导人决定。但当国家把外宾商店赶到“工业化跟前”时，人们“为了自己”而适应了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给外宾商店带去的东西超出了创造者的想象。根据人们的提议，外宾商店开始接收其他种类的有价物品。此外，人们扩展了苏联的外汇交易范围，使外汇黑市成了外宾商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大众的参与不仅改变了外宾商店的业务范围，还丰富了它的内容。外宾商店既是动员人民外汇资金用于工业化需要的机制，还是人民创造力的表现。按照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大城市的外宾商店是“文明贸易”的沃土——未来消费社会的先声，然而，作为日常生活的现象的外宾商店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世界的一部分——数百万农民为此做出了贡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他们充实了外宾商店的顾客和售货员队伍。外宾商店讲述了社会生存史，它是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方式，也是国家领导层创造力的表现，领导层将社会主义命运和实现工业腾飞联系在一起。最后，国家和社会共同参加了计划的实施和调整：人们为了生存和应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他们上交有价物品，帮助自己，有时也会违背自己的初衷助力斯大林领导层的工业计划，而创造了外宾商店的政府则丰富了日常生活策略和社会生存战略。俄罗斯日常生活诞生在国家和人民的合作和对抗的作用力之中。用粮食、农产品原料和黄金换来的进口设备从西方进入苏联，用于苏联工业最早的一批企业。照片所示为：为苏联工业企业运送设备的美国轮船在卸货。船舷上写着“美国出口”。 苏联消费社会的出现虽然是当代历史编纂中的新主题，但该主题十分活跃。最新的研究认为，1930年代的苏联贸易和消费处在全球性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发展进程中。不过，在此情况下，所有研究者都指出了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特点，各自阐释了苏维埃国家向物质主义的转变。十月革命是在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的平均分配和禁欲主义口号下成功的，但这些并不是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主要原则。国家领导人的方针是发展贸易、增加物质财富、提高消费水平，并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化、恢复现代消费社会的价值。研究者们各自提出了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朱莉·赫斯勒认为，政府对消费领域态度发生变化的标志出现在1920年代初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不过，当时在国家政治中实践消费领域的新方法受到了限制，因为消费品生产、零售和日常服务都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在1920—1930年代之交的“社会主义进攻”中破坏了私人经济部门后，事实上揽下了生产消费品和供给人民的垄断性责任。正如朱莉·赫斯勒的著作所示，从1931年起，在确定新的国家政治目标和新的消费思想之后，“文明贸易”的口号出现在苏联领导人口中。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苏联根本性地转向消费文明、物质主义其实发生在1930年代中叶。正是在这时，国家领导层开始积极鼓励追求美好生活——精致的衣服、美食、娱乐、奢侈。仅仅几年之前，穿着漆皮鞋、抹着唇膏的女共青团员会引起愤怒，还会被指责为道德败坏，但是时代变了。外宾商店和整个国家一起经历了这个变化。随着人民对于外汇贸易的兴趣一路下降、国内商品供应情况日益正常，外宾商店领导层也奋力发展新的服务类型、改善商品质量和品类、改善对人民的贸易服务、引入新的贸易技术。但是，外宾商店参与消费社会和社会主义消费文明的发展的时间十分短暂。1936年初，外宾商店就关闭了。莫斯科，1933 年。联盟宫的圆柱大厅。开启外宾商店的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在作关于外贸专营15 周年的报告。此时距他被枪决还有5年。历史编纂传统将苏联转向物质主义视为革命理想的消退，美国历史学家朱莉·赫斯勒和艾米·兰达尔的著作同这种传统进行了争论，她们的著作揭示了，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国家领导层直接把社会主义事业和发展公民的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此外，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跟社会主义被混为一谈并没有妨碍苏联领导层借鉴西方经验。斯大林本人批准在发展贸易领域和消费文明时对标西方样板。政府代表团前往德国、日本、美国访问，并注意到了那里的贸易革新。苏联示范性百货商场就是按照美国大型商店“梅西百货”（Macy’s）设立的。研究显示，在大型的城市外宾商店工作中，借鉴了西方的经验。苏联领导层认可了市场消费社会的价值并求助于西方经验，这个事实再次使我们认同，在“苏联试验”中没有纯粹的纯洁，而在20世纪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是有边界的。苏联领导层不得不顾及工业化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世界总体进程：苏联官方认可了消费思维，实际上的市场思维，这是现代性要求的表现。研究者普遍认为，苏联转向物质主义并非自愿，而是迫不得已，这种转变与国家领导层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定位完全是抵触的：领导层的理想是生产者和大规模机器生产的社会，而不是消费者和大规模日用品生产的社会，但必须“按照20世纪的规则行事”。然而，正如之前研究过的市场案例，消费社会在苏联的发展需在长期紧缺经济和斯大林政权社会政治系统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上进行。莫斯科，1932 年。外宾商店的皮货部。看着这样广告照片，难以相信，这个国家已经处在即将夺去数百万人生命的大饥饿的边缘。了解了苏联的市场在计划束缚中如何被打击、消费社会如何被穷亲戚安顿在长期紧缺和饥荒频发的经济中，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是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的畸形表现。这个结论虽然有一定根据，但是显得片面。正是因为在苏联掌管一切的是国家，而不是私营企业主，因此社会项目（免费教育和医疗、妇幼保健、退休保障等）最早取得了令全世界难忘的成绩。我认为，研究苏联式现代化中的“变形”和“样板”之间的关系是新的研究任务。和西方不同的是，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不是商品丰富的产物，而是在必需品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消费社会价值的宣传成了苏联的国家改革、对繁荣的承诺。芬兰社会学家尤卡·格罗瑙的研究显示，在改革框架内，国家重新建立了消费品的大规模工业生产。高层的政治领导人批准了香肠、冰激凌、香水的配方。斯大林提出了酿造苏联香槟的想法。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苏联领导层给贸易和消费附加了社会—政治意义。开设商店成了政治事件，而商品是象征、宣传手段，宣传中包含的即将出现的繁荣和唾手可得的奢华思想有时候比商品的消费属性更重要。消费领域的社会—政治意义是苏联生活中的奇怪现象之一：鱼子酱、香槟、巧克力、白兰地等奢侈品一般出现在苏联人的节日餐桌上，国家将这些奢侈品留作国内消费，对出口进行了限制，与此同时，面包、油、肉、肥皂、印花布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反倒成了奢侈品，为了买到这些东西，人们大排长龙。研究者指出，与西方不同的是，苏联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新产品、模仿繁荣和奢侈品的民主化去追逐的社会—政治目标有时候比获利更重要。因此，苏联社会中的售货员要发挥政治鼓动员的作用。外宾商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把苏联公民的黄金和其他值钱的储蓄转移到了国家手里，换回五年计划早期企业所需要的车床、涡轮机等设备和原料。1930年代中叶，苏联的国家政策根本性地转向物质主义和认同消费价值使厌倦了贫困饥饿生活的人民欢欣鼓舞，但又是什么促使苏联领导层迈出了这一步呢？大部分当代研究者将这一转向的原因归结为，必须在加速工业化引起的危机环境中稳定斯大林体制，以及体制重新定向新的社会支柱——成长中的苏联中产阶级（工程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等高新工人群体、知识分子、国家官僚阶层）：体制使中产阶级的财富（包括消费价值）合法化以换取忠诚。外宾商店史显示，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原因可以解释苏联政府为什么转而“面向消费者”。外宾商店再次让我们关注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逐利、物质主义——当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苏联经济迫切需要的。计划经济造成了对劳动的物质激励严重不足，人们希望赚更多钱购买商品，这成了更努力工作的动力。随着1930年代中叶苏联配给制的取消，斯大林说，应当恢复“赚钱的潮流”，换言之就是逐利的潮流：恢复工作趣味、发展生产的动力不再是微薄的定量配给，而是塞满商品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日常服务、娱乐。我认为，转向物质主义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关心以及将苏联建成现代强国的意图：国家提供消费诱惑，以便服务国内的工业发展。因此，苏联“面向消费者”的转变是“工业务实主义”的表现，配给制中的等级和外宾商店的工作原则都是“工业务实主义”的表现。消费社会在苏联的发展缓慢而艰难。那么，到底有没有成功建立呢？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否定的答案。直到苏联解体前，购物体验仍然不尽如人意，商品紧缺、质量低劣仍然存在，只有少数特权人士才有自由和可能“通过消费彰显个性”。消费社会价值的宣传和现实相去甚远——最需要的商品长期紧缺、精疲力尽的排队、凭卡购买、限购，这些情况在整个苏联存续期间一直存在。虽然，危机之后就会趋于正常，苏联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即使是在保障最好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苏联社会也没有达到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从斯大林开始，国家领导层一直鼓励发展消费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但是都不能让他们满意。人们将自己的消费困境归咎于苏联经济和政治体系，出于对真正的消费社会的渴望，人们准备放弃苏联社会主义。失望的顾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苏联的外宾商店
（“苏联，苏联”系列 杨成 主编）
[美] 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索金娜 著
施海杰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8
ISBN:9787108067456 定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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