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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有过一个温暖的编辑部

李陀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2021-01-21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今天回顾那个时代的《读书》,当然有很多感想,可以说很多话;但是,昔日灰楼下那些密集的一排排自行车,是不是更有发言权?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做过编辑,所以我常常有一种联想,刊物的编辑部很像那些桅樯如林的港口,有的小船急忙靠岸,像是终于到了家,有的又急忙离岸,很快消失在汹涌的波涛里——《读书》编辑部,是不是其中一个最繁忙的港口?那么多年,曾经有多少装载着沉重思想的小船,在这里维修、装卸、整顿、休息之后又出航了呢?恐怕谁也算不清。

不过,这样回顾《读书》,是不是有点太诗意?



*文章选自《我与<读书>》(读书编辑部 编 三联书店2020-8)。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李陀,原名孟克勤,1939年10月生,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评论家、作家,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曾在《读书》发表《概念的贫困与贫困的批评》(1985年10期)、《“开心果女郎”》(1995年2期)等。


有过一个温暖的编辑部

文 | 李陀

自世界上有编辑部以来,有没有一个编辑部,让人想起来,会用“温暖”这样的感觉去形容?大概很少很少。

在我心里有过一个,那就是《读书》编辑部。

说一个编辑部的时候,为什么我斟酌再三,还是选了“温暖”这么一个词?这并不易说清。远了不说,近百年各国都有过很多了不起的编辑部,进出过这些编辑部的人,都写过很多怀念文字,有人用过“温暖”这个词儿吗?好像还没有过。不过,回忆起《读书》编辑部的时候,我总是想起这个字眼。为什么?想一想,这大概和当年三联书店的老总范用先生有点关系。

我第一次到《读书》去是什么时候?记不清了,那时候三联书店落脚在北京朝内大街那个灰楼里,楼前有个不大的院落,院子门口很多牌子: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外国文学出版社、《新华月报》、《新文学史料》,大小不一,好几排,都赫赫在目,可是感觉上,仿佛《读书》编辑部的那个牌子最小,是胆怯,还是谦虚?说不清——就是现在,有谁能说得清?不过,每次带着一股在心里不断膨胀的兴奋,屁颠屁颠走进这座大门的时候,我心里可只有《读书》。

几十年前了,一个印象特别清晰——上了楼,进编辑部要走一个小过道,左手边一个门,里边一个不大的屋子,有几张堆满了书籍稿件的小桌,那是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四位编辑“办公”之处——你刚一进门,她们四个就都一脸笑容地站起来打招呼,那间光线偏暗的房间也立马明亮起来——我的温暖感觉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吗?不是。是在另一边,过道右边的屋子,范用先生的办公室。我和范先生过去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见过,那时候,我刚从工厂调到作家协会,当了“作家”,不过自己觉得一点不像,我算什么作家?这让我和老先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有点怵,能躲就躲。可是大概我说话声音太大,每次我进了编辑部的屋子,还没说上几句话,范用先生就缓步过来,微笑着说:“来,喝杯咖啡怎么样?”和范先生一起喝咖啡?当然愿意。可是吴彬她们几个好像比我更乐意,去去去,喝咖啡,几个人马上簇拥起我,尾随范先生跨过那个窄窄的过道,都涌进对面的房间里,或坐或立,说说笑笑,不一会儿,先生就为我们端上来一杯杯咖啡。屋子不大,不一会儿工夫,满架满柜的书籍之间弥漫的就全是咖啡的香味。

范用与作者谈稿件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范用先生会请我喝咖啡?而且,只要先生在,只要听见了我的声音,先生就会带着微笑过来,声音不高地说:来啊,喝杯咖啡?这样的邀请后来简直成了通例。吴彬对我说:你多来吧,你一来,我们就能和你一块儿蹭范先生的咖啡喝。要知道,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刚刚出道的“作者”,在知识界里是有如一张白纸一样的白丁,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不过,自打喝过先生的咖啡,再去编辑部,我的感觉有了很大的变化,那里再也不是一个“编辑部”,而是一想到就感觉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有点儿像回家,可实际上,在那儿,你一个家人都没有。


想一想,八九十年代前后,去《读书》编辑部有多少次?完全记不清了,其中有多少次是为了谈稿子?太少了,有限的几次。北方人形容那种没经邀请,也没什么由头,随便就到亲戚家里去看看坐坐,有一个词叫“串门儿”,它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到《读书》去,我完全是串门儿。这种串门儿的感觉,在编辑部迁到朝阳门外那些日子里,就更足了。这次迁移,多少有点像逃难,因为几位编辑蜗居之处,是朝阳工人俱乐部所属的一个简易楼,那种一脚就能把墙踢出个大窟窿的两层板楼;一个刊物的办公室本来就容易凌乱,现在这小屋子,就格外显得杂沓凌乱,且所有门窗桌椅都带着一种怪怪的简而再易、易而再简的极简主义作风;唯一不变的,是几张办公桌上堆积的稿子和书,靠着它们,这一堆凌乱好歹增添了几分严肃。不过,这一切倒是让我更加高兴,好像我的串门之“串”,更有了理由。何况,那时候我家也在朝外,距这处简易楼不足里半,而且当时我们经常买菜的集市,就在旁边的神路街,经常借口给家里买菜,提着一袋子豆角黄瓜就又兴冲冲来串门儿。

80年代末,《读书》编辑部部分成员合影,右起:沈昌文、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郝德华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很多人和事,都在稀薄的记忆里淡去了,当年在编辑部一坐就一两个小时,都说过些什么?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上门一两次之后我就发现,吴、杨、赵、贾四位,原来都是饱学之士,这个发现让我很惊奇,可是立刻就转化为一种由衷的愉悦:和她们几个在一起,上穷碧落,下致黄泉,什么话题不可以讨论啊?什么问题不可以深究啊?记得有一次,也是聊天,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诗经》。赵丽雅很随便地说起,她写了一篇关于《诗经》的研究文章,不知道哪里能够发表;过了两天,我和她一起去见了刘梦溪,再过了两天,文章就在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上发表了。这大概是她成为“扬之水”之前,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吧(文章题目我已经忘了)——当年清谈闲扯究诘异议的时候,都吹过些什么?这件事是个小小的说明吧。何况,那些年月里去《读书》串门儿的各路朋友,太多了,我去,乘的已经是末班车。有时候我会想,在编辑部里聊过天的人里,记忆力超常者很是不少,如果每个人都写一篇文章,哪怕是短文,回忆昔日聊天的内容,哪怕是其中一件小事、一个话题、一段评说,然后集合成书,那该是多么活泼、多么丰富的历史资料。我在《1985》这篇随笔里说过,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文学界出现了凭借读书和思考形成的众多小团体、小圈子,像无数的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互相激荡,在当时固有的社会文化中形成无数缝隙、裂纹,而新的文学就在这些裂隙里,像一根根野草一样顽强地生长起来。其实,在那些年月,学术界和理论界何尝不是如此?

《读书》是这些狂热的风柱之一吗?也许是,不过有些不同。


范用设计的《读书》封面


是有不同。说起大家到《读书》串门儿,很多人都应该记得这样的景象:一旦有什么活动,特别是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楼下的小院里就放满了一排又一排的自行车。很多车子都很破很旧,可是车主都年轻,个个风尘仆仆,一边互相亲热地打着招呼,一边急急奔向编辑部。不熟悉的人,看他们步伐轻松,很难想象其中很多人都是远道而来,不少都是二三十里的路程,或者更远。起初,我自己也没太注意,直到有一次,正是严寒冬日,北风呼啸,我在那座灰楼的大门口,刚好看到陈平原跳下自行车,上前一问,是从北大骑车过来的。我不由得一惊,海淀到朝阳门,那有多远?至少三十多里地吧?看着他单薄瘦小的身体,不由得一阵惭愧。从这之后,再看到楼下那些自行车,我往往都会想到车的主人们,心里总会升起一番特别的敬意。今天回顾那个时代的《读书》,当然有很多感想,可以说很多话;但是,昔日灰楼下那些密集的一排排自行车,是不是更有发言权?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做过编辑,所以我常常有一种联想,刊物的编辑部很像那些桅樯如林的港口,有的小船急忙靠岸,像是终于到了家,有的又急忙离岸,很快消失在汹涌的波涛里——《读书》编辑部,是不是其中一个最繁忙的港口?那么多年,曾经有多少装载着沉重思想的小船,在这里维修、装卸、整顿、休息之后又出航了呢?恐怕谁也算不清。

不过,这样回顾《读书》,是不是有点太诗意?

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服务日

即使是最好的诗,绕到背面,也有很不诗意,甚至是很黑暗的一面。很多经历了八十年代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毛病,回顾往事总是愿意看到我们熟悉的、喜欢的、能让自己醉心的那一面。可是,今天我们转过头看看,已经很清楚,实际上那是个异端并起、杂念丛生的混乱年代,只不过混乱还没有爆裂,旧的情感还能像一个网兜,勉强把新旧好坏都兜在一起而已。如果《读书》编辑部是一个港湾,恐怕在那儿的停泊,很多都是暂时,出发才是最重要的,一一远去的风帆,早已南北东西,各有异志。最初的一个暴露,就是二〇〇〇年前后闹起来的“长江读书奖”事件。说实话,在这阵怪风乍起的时候,我相当错愕,后来的发展更让我目瞪口呆,再后来,待了解了一些内情之后,才渐渐明白,过去以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其实已有人做了割席分坐的准备。不过,正式的割席,竟然是为了一个奖,而其发动的根本原因,竟然又是为了汪晖做了《读书》主编,这就不能不让人震惊了——原来,《读书》主编的位置这么重要!今天再回叙这场风波的前前后后,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必要;但我还是期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个读书奖的评委们的内部讨论,还有当时的投票记录,都给予公布,以还汪晖一个清白。只是不知道,这些档案还在也不在?

这场风波也有个好处,就是揭开了中国思想界冲突的大幕。

90年代《读书》杂志编辑室。左起:叶彤、贾宝兰、郝德华、吴彬、李学军、汪晖、黄平

在《雪崩何处》这个集子里,我于“关于九十年代的大分裂”那一节文字之前,说过这么一段感想:

即使在九十年代初,设想在知识界里产生一道悬崖式的裂缝,而且裂缝会迅速扩大,原来的朋友不知不觉就成了思想和理论的敌人,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裂缝毕竟形成了,朋友们毕竟举枪相向,彼此瞄准了。在这过程里,我不自觉地成了这次大分裂的一个见证人,下面这篇《让争论浮出海面》,可以说是一个物证;至于一篇文字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物证,在《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里我做了一些说明。这篇《分歧在哪里》是《南都周刊》在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七日对我的一个采访,而《让争论浮出海面》发表于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的《读书》,两文之间相隔了十年。回顾这十年,除了种种感慨,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惋惜:分裂也没关系,可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在理论和学术层面上好好辩论呢?为什么在论争里混进那么多与思想无关的脏水泼来泼去呢?其实,历史上大多数论争都没有过“双赢”或者“双输”,重要的是争论双方有没有各自获益,有没有发展知识。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不是那么“乱打一锅粥”,也许新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局面会是另一个样子吧?


这段文字里说及的《让争论浮出海面》这篇文章,还可以再说几句。有一次,已经是汪晖和黄平做主编了,我到编辑部去,聊天时候又说起思想分歧的事。黄平建议说:既然都是朋友,为什么要背后嘀咕?为什么不进行公开争论?左也好,右也好,《读书》来带头,大家都写文章来一场争鸣不好吗?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赞成,如果能公开争论那当然最好。说做就做,没隔上几天,黄平请来了四个人,徐友渔、雷颐、陈燕谷和我,看能不能几个人凑一起,面对面,各自直接说说自己的想法。那时候《读书》已经迁到美术馆东街三联书店的新楼里,而所谓编辑部,不过是那种公司化的开放式现代办公空间里的几个带隔断的桌子,几台电脑,几个台灯,还有几把椅子。串门儿?太老派了,早就没人想了。好在二楼有书店开设的一个咖啡厅,来客人,接待起来十分方便,如果是编辑部的老客,还可以折价。黄平把我们四个带到那里,买了咖啡,坐下来聊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说实在的,几个人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早就记不得了,印象里,似乎是各说各话,没有什么交锋,也没有争论,让我相当失望,这和原来的期待很不一样。大概正是这失望,促使我写了那篇《让争论浮出海面》,同期还有雷颐的文章《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徐友渔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章晚了一点,见于次年的第一期。争论浮出海面了,不过,没想到徐友渔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西方‘新左派’的盲目追随者和蹩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我看了之后,很意外,也很失望——为什么我们要写文章?因为只有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思想,也只有通过文字,论敌双方才能进入或者侵入敌方的思想,然后逻辑地、细腻地摆事实、讲道理,互相辩驳、究诘是非,可是,怎么用文字扣起帽子来了?后来,时隔十年之后,我在《南都周刊》的一篇题为《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的采访里,还在埋怨徐友渔,说他的语言像“文革”里的大字报。但是在今天,事情又过了二十年之后,想法有了变化。我当年的埋怨不但幼稚,而且对徐友渔也不够公平。说到底,真正的思想分歧,其实都是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是对立话语体系、对立意识形态的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在思想战场上拔刀相向,互相辩驳没有问题,但究竟是非,如何可能?“乱打一锅粥”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这么一想,徐友渔那些尖锐的批评,其实很可贵,再扩大一点看,九十年代的很多乱打一气、火药味十足的文字,也都很可贵。至少,和当下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去找谁的额头来磨自己的刀。

说三联,说《读书》,可说的还有很多。

前些天,二〇一九年伊始,单向街书店的一伙青年人,向董秀玉颁发了一个名为“年度致敬”的奖:“我们致敬董秀玉六十余年在中国出版界的奋斗和创造,也致敬她的生命状态——温和,坚韧,勤奋,可爱,充满活力,无所畏惧。”这几句话让我感动,看到消息之后立刻给她发了个微信:“这个奖太好了,是青年人对你一生奋斗的肯定,这比什么奖都重要。老一代人里,能得到青年人这样认可的,有几个?”不过,得到青年人的认可固然不容易,让青年人想起用“温和,坚韧,勤奋,可爱”这样的字眼去理解她,这就更不容易了。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前后,三联书店新楼的修建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董秀玉带着我和刘禾进入了大楼工地,一边上楼下楼四处参观,一边向我们介绍未来书店的风景。而我们眼前的,其实是一排排灰色的水泥柱子和灰色的水泥墙,还有留作门窗的一个个阔大的空洞。可是,我们随着她的指点,实实在在看到了一个书的世界,那种唯有以千千万万卷可以用手触摸的,可以用手翻阅的,可以随时带在身边、随时放在枕下的“纸质铅印书”搭建起来的书的世界。后来,我曾经有机会参观过一些建筑工地,在那些地方,也都有人带着参观,也都有人极力让我在想象里展开一幅幅绚丽的风景,可是,有哪一个能和当年董秀玉给我们看到的更动人呢?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往日不堪重记省。这些年再去三联书店,我最不愿意想起的,就是在二十多年前,董秀玉带着我们在一片水泥世界里想象一个新书店的情景。每一次,只要进了三联书店的大门,我就尽可能快快地避开明亮的一楼空间,避开充斥着无数实用类和励志类书籍的那个熙熙攘攘的空间,直奔地下一层,在阴暗里让自己渐渐麻木,然后平静。

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吗?可是,沧海在哪里?

能安慰我的,是记忆里曾经有温暖,比如有过一个温暖的编辑部。

二〇一九年一月七日


我与《读书》
《读书》杂志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7

ISBN: 9787108065568 定价:7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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