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原子弹：政治家过于超前于时代而遭遇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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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年10月起，展望即将到来的核战争，逐渐成为丘吉尔第二个首相任期的重大主题。在当政的最后两年，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尽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冲突，坚信自己能够将苏联和美国带到会议桌前，通过交谈找到更为理性的方法，与他经常描述为“骇人武器”的氢弹共存下去。在这个当时来说希望渺茫的事业上，他的一筹莫展是其政治生涯的悲剧之一，这是一个政治家过于超前于时代而遭遇的挫折——他过早地尝试促成缓和议题，而该议题为后世的多位领导人增添了声誉，特别是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丘吉尔和爱因斯坦在查特韦尔，1933年7月

丘吉尔，核物理学家以及原子弹

文 |［英］格雷厄姆·法米罗

他的告别演讲必然会包含核武器这个主题。1955年2月，年逾80岁的丘吉尔恋恋不舍地辞去首相职务时，他决心要在众议院最后做一场隆重的演讲。他钟情的氢弹为他提供了绝佳主题——和氢弹比起来，同时代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正如几个月前他对医生讲过：“我对［氢弹］的担忧，比对所有其他问题的担忧加起来都要多。”

丘吉尔认为，氢弹是自七八百年前蒙古人开始西征以来，西方文明所遭遇的最大威胁。3这种威胁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驱使他发起最后的重要外交倡议：邀请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会谈，以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从而降低诉诸氢弹的风险。4这番奔走肯定会在演讲中提及，但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论证，英国必须拥有这种令他恐惧不已的武器，来形成对苏联的威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论证会在众议院旗开得胜——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这个世界似乎要奔向一场核浩劫的关头，给他的国家带来一丝希望。

他投入自己的演讲中，历数核武器的来龙去脉和他在其中的作用，千方百计追溯到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文章，文中提到过潜在的核能量会改变世界。《五十年后》（“Fifty Years Hence”）是其中的一篇佳作，这篇4000字的文章初次发表于1931年末，推测了科学对未来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文中，他提醒人们注意未来可能出现的核武器，以及这个发明将带来的挑战。他甚至瞥见了氢弹的破坏力，这种武器将在二十一年后被首次引爆：

极为权威的人士告诉我，未来人类一定会发现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已知能源的新型能源。核能的威力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分子能所无法比拟的……如果一磅水中的氢原子能够被设法聚合在一起形成氦，所释放的能量足够驱动一台上千马力的机器运转一整年……科学家们对这种近乎无穷能量之源的存在均不持异议。

丘吉尔这篇文章的基础是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的一篇草稿。林德曼是一位言语尖刻的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堪称丘吉尔的“科学大宰相”。在丘吉尔看来，林德曼是“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和最强大脑之一”，但学术界许多重要人士并不认同这一观点。6他们大多认为，丘吉尔口中的这位“教授”还算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天赋是能够把复杂的论述概括得既简单又准确，但他不是一个深刻的或有想象力的思想家，当然也算不上核科学方面的专家。

教授为他所仰慕的朋友提供的服务之一，是通报基础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以滋养其求知若渴的头脑。1926年春，当物理学家们谈论新近发现的具有革命性的物质量子理论时，林德曼送给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一本书，讲如何运用基本的量子观点来理解原子结构。丘吉尔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了，以至于几小时都无法专注地编制预算。

几年之后，林德曼使丘吉尔同步了解到剑桥大学的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及其同事在核物理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包括原子核的首次人工嬗变。此后不久，丘吉尔就对科学家的成就感到惊异，并在主持了一场林德曼关于核物理面向非专业人士的谈话之后声称：“这就是科学进程中的伟大研究。”教授确保让丘吉尔领先于其他所有政治领袖（无论在世或去世）了解到核技术的机遇和威胁，而获得的回报则是，丘吉尔让他成为曾服务于政府的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查威尔勋爵，约1952年

1955年2月下旬丘吉尔所准备的演讲，是他为了在英国战后历史上留下光辉名望而做的最后努力，在演讲中他将自己定位为大英帝国最近两任女王统治期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最后岁月，丘吉尔就阅读过印行甚广的有关放射性发现的读物，科学家们后来明白，这一发现与核能的释放有关。而今，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初年，他正授权制造一种能够释放这种能量的武器。直到一年前读到《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的一篇头版文章《毁灭与氢弹》，他才首次全面认识到氢弹的破坏力。正如他几个月后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他当时差点连眼珠子都蹦出来了。

议会的同事们现在正期待着他以一场伟大演讲来圆满结束第二个首相任期。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丘吉尔对氢弹的痴迷，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全面介入了发展核武器的进程。白厅（Whitehall，英国政府的所在地）有几个人熟悉他这段经历的细节，知道按丘吉尔自己的标准来看，核发展事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算不上特别出彩的部分。他几乎总是被动应对而非引导事件的发展，在顾问选择上暴露出判断力不足，直到木已成舟，也没有展现出他所吹嘘的见识和想象力。

在深陷世界大战乱局的时刻，还要不得不考虑核武器的可能性，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场灾难。1940年5月，丘吉尔第一次担任首相的两个月前，白厅接到来自伯明翰的消息，两位“敌国侨民”（这是政府对他们的分类）已经发现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方法。接下来的近两年里，丘吉尔在核方面的顾问渠道过于狭窄，认识也过于肤浅。最糟糕的是，他排挤了亨利·蒂泽德（Henry Tizard），而蒂泽德在运用科学解决军事问题方面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专家，这一做法让许多领军科学家大失所望。计算机先驱，前雷达工程师莫里斯·威尔克斯爵士（Sir Maurice Wilkes）回忆道：“科学家们给首相推荐了最能体现他们共识的人，然而他却选择了另一个自行其是的人。”10几乎整个战争期间，丘吉尔只和林德曼以及他们的同事约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nderson）讨论过这种新式“爆炸物”——原子弹造出之前他通常这样称呼——而对绝大多数内阁成员保密。他没有再展现出惯常的稳健作风，也不再有以往对开创性新武器（如“一战”中的坦克）的热情。

约翰·安德森爵士，约1940年

1941年8月，当丘吉尔签署了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时，他并没有领会这种武器的变革性实质：一架飞机便可载运它，在数秒内抹掉一座城市。英国的核科学家，当时在该领域远远领先于美国同行，曾给了丘吉尔极具价值的筹码来应对罗斯福，而罗斯福也写信建议英美开始平等合作共同制造原子弹。丘吉尔实际上白白浪费了这一筹码。他几周都没有回应罗斯福总统的慷慨允诺，甚至还对原子弹合作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到美国卷入战争之时，规模庞大的“曼哈顿计划”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该项目毫不留情地追求美国自身利益，把丘吉尔晾到一旁。直到1943年初春，他才好像首次认识到核计划的战略意义，但已比罗斯福晚了十八个月。丘吉尔及其核心顾问这一次的缺乏远见，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英国科学家在这项计划的领导中只能担任次要角色，他们对如何应用自己原创的那些想法也没有足够的决策权。

1944年5月，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丹麦理论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这次会见非常尴尬地显露出他对原子弹缺乏洞见。众所公认，玻尔是世界上成就最为卓著的核科学家，虽然不善言辞，但拥有超常的智慧。当玻尔含含糊糊地说出他的建议——美国和英国应该与盟国苏联共享核武器的秘密时，丘吉尔不屑一顾，一点也没有表示出对林德曼的那种尊重和专注。罗斯福也没有时间听取这位丹麦人的想法。假如这些领导人深入思考一下玻尔的观点，避免战后极度恶化的军备竞赛就并非完全不可能。

尼尔斯·玻尔，“丹麦伟人”，1944年

在丘吉尔与美国行政机构达成的所有战时协议中，他特别自豪的是1943年夏在魁北克与罗斯福会晤时谈到了原子弹并达成协议。这一协议使得被排斥了近一年的英国科学家，得以参与到“曼哈顿计划”中，还做出庄严承诺，只有在美国和英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其他国家使用原子弹。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条约，而只是一个私下约定，丘吉尔和罗斯福都瞒着众人，只有少数幕僚知道。领袖们本来把原子弹看作私密的事情，但是到了战后这一方案不出预料地事与愿违，给英国造成严重后果。艾德礼发现，杜鲁门及其行政团队不愿履行《魁北克协议》：1946年，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蛮横自私的法案，禁止了与任何国家在核问题上的合作。艾德礼最终决定断尾求生，成立了一个核科学家团队，利用从“曼哈顿计划”中带回的技能和零碎情报，在几乎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用数年时间来制造英国自己的原子弹。丘吉尔如此另眼相看的英美两国关系，实际上却情薄如纸，这种情况也属罕见。

魁北克城堡，1943年8月。前排左起：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知道，苏联不可避免地会在战后很快拥有原子弹。由于害怕苏联的军事冒险主义和它在东欧控制的政权，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点，即如果双方不能如他所愿地建立友善关系，美国应筹划一场对苏联先发制人的核攻击。杜鲁门总统对此无动于衷，丘吉尔也在1949年8月苏联首次核试验之后改弦更张。尼尔斯·玻尔预言的军备竞赛如今正在上演，世界似乎沦落到相互确保毁灭的时代。

从1951年10月起，展望即将到来的核战争，逐渐成为丘吉尔第二个首相任期的重大主题。在当政的最后两年，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尽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冲突，坚信自己能够将苏联和美国带到会议桌前，通过交谈找到更为理性的方法，与他经常描述为“骇人武器”的氢弹共存下去。面对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他挺过了一场自己吹嘘为“会干掉大多数人”的中风，他用20世纪40年代所展现的全部韧劲和勇气来从事这一可能有些异想天开的事业。直到一切清晰地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会合作，想成为现代救世主的梦想泡了汤，他才最终偃旗息鼓。在这个当时来说希望渺茫的事业上，他的一筹莫展是其政治生涯的悲剧之一，尽管这个过程也给他带来过声望，有助于消除一点战争贩子的恶名。这是一个政治家过于超前于时代而遭遇的挫折——他过早地尝试促成缓和议题，而该议题为后世的多位领导人增添了声誉，特别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1945年7月

丘吉尔第二个任期中令人好奇的一件事是，他起初对发展核电显得兴味索然，尽管数十年前他就在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预见并讨论过核能。像往常一样，他信赖美国人的善意——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借助他们的技术，但在已经跻身英国核工业教父地位的林德曼劝说下改变了心意。到那时为止，他与林德曼之外的几位高级科学家，甚至和几名主要核物理学家都能相处融洽。在开始准备关于氢弹的告别演说的四个月前，他已经与约翰·考克饶夫爵士（Sir John Cockcroft，首次实现人工核裂变的两人之一）详谈过三次。两次关于核政策的讨论都是在觥筹交错的漫长午宴中进行的，首相心情都不错。

到1955年2月下旬，丘吉尔用几个上午的时间端坐在床上，身着丝质便袍，来打磨他的演讲稿。他仍然仪表堂堂，尽管身材略矮，但有着粉色赛璐珞一样平滑光鲜的皮肤，看上去像一个特大号的公仔。他通常拿着一支雪茄，一连几小时向秘书简·波特尔（Jane Portal，后来为威廉姆斯夫人）面授机宜，秘书拿着钢笔和笔记本，恭恭敬敬地坐在远处。17她至今仍记得：“他处心积虑地在兴奋状态时面对公众，证明自己仍然对工作游刃有余，处理着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他毫不怀疑自己比任何其他国际领袖都更有资格来处理这一危机。

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1945年8月

在演说开头部分，他有意地引用了《五十年后》中的一大段话，以强调他曾经多么领先于这个时代——早了几乎二十五年——就认识到科学家将很快能够利用自然界蕴藏巨大的核能。这肯定会打动听众。该文还有一个颇具远见的部分他没有引用，即新科学将对未来的民主提出要求，这点可能听起来不那么受欢迎。在1931年，他写道，面对这些如此重大的挑战，目前这代领导人可能难以胜任：

领导那些伟大国家的，不再是其中最能干的人，也不再是最通晓国家近期事务的人，甚至不是信念始终如一的人。民主政府按着阻力最小的原则随波逐流，行事目光短浅，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用陈腐的花言巧语铺平道路。

这段有些苛刻的话，也许同样会让他自己有所反省，扪心自问两个明显的问题：既然有那么早的先见之明，他是否合理地应对了核挑战？以及，他是否卓有成效地与那些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一起共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