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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梭、瓦格纳、波德莱尔竭尽全力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泰戈尔朝着后退的方向，努力让事物保持原样。他以少见的直觉，轻而易举走入客体，走入事物的核心。如同一个打坐之人，拒绝艺术上的现代化革命，有意创造一种道德和灵性上的优越。他因而绝不承认自己老古不化。1924年泰戈尔在北京一度辩解：“物质世界的嘈杂极其古老。人类精神世界的揭示才是现代的。我立于后者，故我便是现代的” 。
此等“过时”的诗句，大约会一直存活下去，只因人类也没有显著进步，只因一代与一代终究隔阂。
罡风狂浪中，泰戈尔始终是南亚的一盏明灯。没有他，印度和中国都要暗很多。
*文章节选自《三联精选：飞鸟集》（三联书店2022-1)。
1924年泰戈尔访华。从右至左徐志摩、林徽因、泰戈尔、恩厚之、林长民、张君劢、梁思成
春和景明的诗句间，多的是不请自来的读者，落英缤纷的子弟，及络绎不绝的争议。这不可谓不殊圣。诗乃法器一种。勾起争议是魅力，在任何时代都能持续引发巨大争议，则是一种魔力。
百年来，世人用各种误会的方式爱着泰戈尔。这位有着圣人面相的潮流之子，他不属于在精致修辞和对句间表演特技的杂技大师，也绝非怀揣火药和新知的领袖斗士。意外的是，历史让他在一次次翻译和舶来中，扮演了比之更为鼓噪和深远的角色……多年以后，泰戈尔卧床不起，依然记得在中国度过的那次生日 。当晚的协和大礼堂名流云集、笑靥交映，如同一颗芬芳夜明珠，引逗着京城一等一的才俊佳人。这个乱世中的曼妙之夜专为他而来。俏艳的陆小曼亭立在礼堂门柱前，积极分发着剧目册页。四方宾客怀揣新月社请柬款款而入。坊间交耳相传，为了排演这出泰戈尔名剧《齐德拉》，新月社同人们疯魔了几个周，从布景到服装、道具种种开支用度惊人。正式开场前，主席胡适操着黑白电影对白式的老派英语，致辞欢迎这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文学巨子，他手一抬，代表知识界慷慨送出十九幅名画和一方古瓷贺寿。欢呼声未平，他又郑重不失诙谐的宣布，梁任公今日给泰翁新取一中文名，竺震旦。来自崇拜者们的鲜花礼物掌声几乎让泰戈尔应接不暇，他彬彬有礼地起身上台致谢并发表演讲。紧接着，丝绒大幕徐徐拉开，冠绝无二的林徽因，初登台便惊艳四座，被赞“服装特出心裁，奇美夺目” 。戏台一亮，大鼎、神座、朱红殿柱，光是这梁思成匠心打造的布景就叫人凝神屏息。平日里惯于辞章间唱念做打的文人雅士今儿一个个扮上，演王子的是哈佛归来的张歆海，演爱神的是天生的爱棍徐志摩，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林长民则演春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 ；王孟瑜、袁昌英、蒋百里、丁燮林等一众知识界能人在剧中龙套跑得不亦乐乎。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以新月社和《晨报副刊》为中心的一圈崭新的知识分子类型。是夜，全剧从头至尾英文出演，单是林徽因之音吐佳妙，徐志摩之滑稽神情，就够报业津津乐道上好几个版面。不足一月以前，台上的这对年轻人陪同泰戈尔刚去法源寺赏过丁香，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合影，后世戏称“岁寒三友” ——林徽因若梅，徐志摩似竹，泰戈尔如松。
这一年，泰戈尔64岁。清明时节，他从上海登岸，近五十天时间，在中国地图上画了半个圈。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春天里的长卷，现代科学大大收缩了神秘的疆域，但这片古老而日新的土地仍让他心有戚戚。他因此称自己的中国之行，是“一个进香的人，对中国的古文化行礼” 。国民革命运动方才兴起，当激进革命派时刻提防着落得旧社会的陪葬品，他却同时被某种高深莫测的过去和辽阔的未来激荡召唤着。
文学，在和平年代带来的是战争的艺术，在乱世带来的则是和平的归属。自打来到中国，泰戈尔就没有半个空闲的日子。不到两个月，他发表了近40场公开演讲和沙龙谈话，大谈“复活东方文化”和中印友谊。用鲁迅的话说，他“几乎是印度唯一的被听到的文学声音”。同时期，中国也没有他那样世界级的文学巨星。既然诺奖得主泰戈尔曾代表失语已久的东方，在西方世界里发言；兵匪交迫时节，各方势力自然都渴望借助他的声音，为中国乱局独辟一条蹊径。彼时，新文化运动正受到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密为首的“学衡派”，章士钊打头的“甲寅派”，和辜鸿铭等“玄学派”的三面夹击。鏖战正酣时，泰戈尔被几方拉扯，绑上战车，成为了治愈民族创伤的灵药、福音，抑或是骗术、迷毒。懊焖的政治气候中，“迎神与驱傩” 同台共舞，就连周作人也忍不住发牢骚，文化界对其“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 。
不论泰戈尔情愿与否，在这片土地上，他拥有一流的朋友和一流的敌人。
泰戈尔的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及祖父德瓦尔伽纳特. 泰戈尔都曾经造访过中国 。他本人则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两次访华，每一次都在中国知识界掀起飓风。和争议构成反差的，是他每一帧都风和日丽的文字，恰似飓风中心的风暴眼——那几乎是他周身唯一的安宁之所。挺他的人，有文学研究会和新月派等摩登知识分子，梁启超、蔡元培、徐志摩、郑振铎都推崇他；请他吃过饭的有北京政府的头面人物段祺瑞、地方军阀阎锡山；送他礼物的有梅兰芳、齐白石、刘海粟、宋庆龄；给他发公告的人是溥仪。讨厌他的是谁呢？鲁迅专门写过文章嘲讽他，郭沫若、瞿秋白、矛盾、林语堂对他多有不敬，陈独秀干脆骂其“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讥讽他要再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甚至邀约胡适，策划在《中国青年》开辟专版特号批评泰戈尔，被太极高手胡适闪躲过去。
不要忘了，陈独秀可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泰戈尔的人。早在1915年10月，他就翻译并发表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赞歌》，并在注释中赞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而时光到了1924年，陈独秀劈头盖脸写下《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等系列讨伐文章，鞭挞泰戈尔的“奴隶的和平思想”使得“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首啖饭的生活” 。仅仅九年，二人思想分道扬镳，冰炭不相容。
从最开始的追随者，到最激烈的反对派，陈独秀绝非孤案。就在泰戈尔访华的流量巅峰期，新文化运动骁将们纷纷出招。《中国青年》开辟“泰戈尔特号” ，对这位戴印度小帽的年迈诗人集中开火。曾翻译过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并在自留地《小说月报》上大肆鼓吹过他的沈雁冰，此刻翻脸道，“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 。向来文辞夸张泛滥的郭沫若，一年前还沉湎于自惭形秽，称在贵族的泰戈尔面前，自己是“一个平庸的贱子” 。且不说其忆起自己日本留学时初读泰戈尔诗之情景，“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淡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 ，他甚至在访谈中自诩，“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 然而就在泰戈尔访华不久，郭沫若转而斥其为“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枷” 。
诚然，泰戈尔的诗让人很快爱上，又很快感到不满足。但究其根本，在革命的文学史中，诗反倒成了诗人最不要紧的部分。左派人士对泰戈尔的讥讽，大多与诗学无关，夹带着各色主义间的党同伐异。萨义德在谈论知识分子的忠诚时，笼统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古巴的马蒂（jose marti,1853-1895）,另一个就是印度的泰戈尔，认为他们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爱国绑架。泰戈尔呼吁重振孟加拉语，对西方“邪恶的馈赠” 保持警惕，一心期冀重返梵天和心灵应许之地，这些非暴力思想在激进左派眼中堪比毒物，是“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 。国家正饱受蹂躏，内忧外患，抗战一触即发，此时大谈内心安宁，委实太过奢侈，然而殊不知泰戈尔在印度恰是因为拥抱西方文明而饱受委屈。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这位克己复礼的诗人始终坚持着两边不讨好，左右不逢源的中庸之道。
他“坚决地站在中间道路上，没有背叛他看到的艰难的真理……夸大其词和走极端是比较容易的” 。世人尽可诟骂他过分革命理想，亦可掉过头来怪他太过顽固守旧。像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拔河比赛，牵拉双方都急于从他身上索取一些正面或反面教材。他的文学因而背负了太多审美以外的功利化营生，不可救药地跟政治缠绵在一起。
不幸，亦为万幸。泰戈尔所面对的是个人和时代，中西之间，古今之间，雅俗之间的永恒缠斗与多重误解。这一切矛盾，仿佛水被吮进海绵，统统汇入他广博的灵魂，有如一声温柔的巨雷，那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 。
可谁成想到，泰戈尔的诗是一出循环上演的奇迹——它在临摹和翻译中一次又一次发生。一个世纪以来，泰戈尔都是中印情感中的最大公约数。《飞鸟集》更是收获了数量惊人的批评与模仿。几年前，冯唐翻译了泰戈尔，再一次将他推上争议潮头，有人将之称为翻译界遭遇的一次“恐怖袭击”。此后，再翻译泰戈尔的诗，变成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几乎是一种魔性。救亡图存的年代，泰戈尔被迫卷进救国话语、科学与玄学、传统与现代的论争漩涡；文学日渐边缘化的消费年代，他亦可无事生非闹出一场论战。
文学和人一样，有它的生老病死。《神曲》和《荷马史诗》活下来已成伟大的标本，《飞鸟集》却依然是聒噪鲜活的小生命。秘诀就在于，它在每个时代自我翻新。某个历史语境下一度无法超越的范本，伴随着世风迁徙和人类自我认知的推进，不断转世，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如同一颗顽强的原始种子在不同语言中自由的生长，《飞鸟集》被反复重译，且越译越新。坦白说，这得益于原文的不完美，但同时也彰显了其非凡的韧性和弹性。泰戈尔的中间道路，曾让他前后受敌；他的文字亦如印度的人口般繁茂，让真金经得住火炼——它经得起翻译折腾，付得起口舌代价。
作为我国最早介绍和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最早出现在1921年的《新人》杂志，当初的译名为《迷途的鸟》 。此后流传最广的当属郑振铎的译本，他于1922年和1923年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兼有剧本《春之循环》。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跟他一道提名的还有一个东方人——北大留辫子的教授辜鸿铭。就在那一年，他开始进入中国。民国以来，泰戈尔的译者阵容强大，李金发翻译了《吉檀迦利》《采果集》，王独清翻译了《新月集》，茅盾翻译了《歧路》，赵景深翻译了《采果集》，叶圣陶、沈泽民、刘大白、黄仲苏、徐培德等翻译《园丁集》，瞿世英翻译《春之循环》《齐德拉》，黄仲苏、高滋翻译《牺牲》《马丽尼》，江绍原翻译《邮局》，梁宗岱翻译《隐士》，冰心翻译泰老又一代表作《吉檀迦利》。一众名家不遗余力在报刊上翻译、介绍和研究泰戈尔，参与人数之众，发表文章之多，发表刊物之广，为五四以来所罕见。一时间满纸争说泰戈尔，成为二十年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飞鸟集》的译本最为富饶，特别是当代以来，已知译本超过十五种，其中有郑振铎不断再版的经典译本，有传统文人姚华以古典诗词形式译出的《五言飞鸟集》，亦有冯唐这般的调侃和突袭。今年我们又读到了刘锋纯粹华美的译本，将泰诗从庸俗化中拯救。花式百出的翻译，都得以在泰戈尔诗行中各自栖息，美美与共，这恐怕又是泰翁的一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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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让·科克托写于1903年的戏剧《人类的声音》是“全世界女演员最想演的剧本”。《飞鸟集》恐怕也是译者们最愿意去挑战的翻译。它给予了翻译者最大限度的自我。泰戈尔的译者，都像勇敢的演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思想、文辞、个性重新将他在中文世界里演绎。如同一出所有演员争相冒头的戏剧——几个简单的道具、只言片词的断语、简洁的布景，这个舞台没有规定性，朴素的台词却变幻万端，角色的性格全由译者定义。你尽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你自己，而这原本是翻译的大忌——泰戈尔又一次肇事挑起翻译界的天问：究竟是读者优先，还是作者优先？译者弑君篡位，究竟该被历史接纳，抑或诛杀？支持冯唐的人抬出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目的论”，反对者则搬出“信达雅”三座大山予以镇压。人们都说，老泰气得要掀棺材盖了！可谁晓得，墓床上静观的泰戈尔没准儿在暗自等待另一位译者来证明冯唐还不够激进？
“一生中都用一种美学的态度来对待哲学问题” 的泰戈尔，崇尚的是“梵”，亦即万物有灵。基督教和印度教都是他的好老师。如果我们将他放在经学系统中加以考察，他的诗歌大门夜不闭户，清风徐徐般的性灵，乃是由梵音生发而来的对人的启迪。
一个过客，不必装备任何时代背景知识，连艺术修养也非必需，就能眠进他的鸟语花香。他像诗歌界的莫扎特，听多了兴许腻味，却真真切切敞开怀抱迎接各路毫无准备的聆听者。那是自德彪西以来，现代艺术丧失已久的纯真与可爱，是一番清澈见底的永恒。没有知识的疾病，没有艺术的疯癫，这些稚气的诗句，保持着早已被艺术抛弃的珍贵健康和天然和睦。如同1913年中文世界首篇引进泰戈尔的文章所言，“不在知世界之有苦痛，而在知转苦为乐、转忧为喜” 。
当卢梭、瓦格纳、波德莱尔竭尽全力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泰戈尔朝着后退的方向，努力让事物保持原样。他以少见的直觉，轻而易举走入客体，走入事物的核心。如同一个打坐之人，拒绝艺术上的现代化革命，有意创造一种道德和灵性上的优越。他因而绝不承认自己老古不化。1924年泰戈尔在北京一度辩解：“物质世界的嘈杂极其古老。人类精神世界的揭示才是现代的。我立于后者，故我便是现代的” 。不曾料想，他这番宜古宜今的尝试，竟复活了中国自古有之的小诗传统。中国的新诗探索者们，多多少少都曾为泰戈尔所照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白话文的成长，传统文体都面临现代化转型。而每一种文体，转变的难度大相径庭。小说适应语言环境相对容易（过去也有白话小说），散文次之，这其中诗歌的转型最难。中国古诗是严格参照格律，数着节拍写下的律诗绝句。白话文伊始，新诗的创作可谓一场创世纪。诗人们几乎是在全然不知何为创作的懵懂中摸黑下笔。最初的新诗是胡适《尝试集》里那些潦草诗句，我们至今仍可以大逆不道问一句：假如胡适错了呢？假如新诗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呢？新诗破壳而出，诗人们纷纷从各路语言中借来崭新的表达，刘大白、周作人、冰心等找到了另一种味道的新诗——深受泰戈尔诗灵滋养的小诗。
这些雏形中的现代诗颇有几分俳句的样子，实际上泰戈尔的诗也脱不开俳句的影子，只是他不再恪守俳句那些严苛的规矩，比如第一句必要的“季语”，比如五七五的铁律，又比如不能出现比喻——要知道泰戈尔最擅联想比喻等形象思维，远非凯恩斯爵士的“用思想思想”，《飞鸟集》中比喻点球记分连连。俳句意象之间是直通的，是节制东方美的表达，泰戈尔无论如何都要更滥情一些，更有青春期特质。冰心受其影响写出的小诗“墙角的花”，至今还是中小学生修习诗歌的出发点。1924年冰心赴美留学，往后诗写得少了，小诗随之鲜见于文坛。泰戈尔也日渐归为诗人们一去不返的青春期读物。
此等“过时”的诗句，大约会一直存活下去，只因人类也没有显著进步，只因一代与一代终究隔阂。一战爆发后，泰戈尔拒绝了英国女王授予的勋爵，在美国亦遭冷遇。岂料“泰戈尔热”如一场热病，席卷了整个日本和中国。
这场热病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便在不通文学的人当中，也引发了恣滥的迷拜与共情。令人惊奇的是，泰翁精湛的诗艺，并未灭顶于群氓之流，诗在诗人死后从未停止成长——它们持续成为人性中的一部分。《飞鸟集》一面过时，一面重生。
徐志摩在《太戈尔来华》 中提道：“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地回答说太戈尔。”这位“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 诗人，“拿着作为真正人类关系之基础的不可计算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尊重” ，获得了最广阔的信众。叶芝在写给萝西夫人的一封信里说，“现代诗人很多是将镜片贴近眼睛的金匠，但这不应该是你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我们走在另一条大道上...那里有广阔的情感和传统的支撑，诗人可以大踏步走在人群前面……”现代诗羊肠小道走得太久，泰戈尔走向的则是另一个极端：他简直跟人群不分你我。网络上至今流传一首泰戈尔“代表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查遍泰戈尔全数作品，也找不见这首诗的踪迹。这则心灵鸡汤最初出现在《读者》杂志 ，多年来“寄存”于泰戈尔名下，不断被报刊杂志转载，并收入语文阅读教材。然而，即便心知此诗系“高仿”，还是挡不住出版商将其堂而皇之印上泰戈尔诗集封面。一般而言，只有生平难以考据的古早作者身上才会发生此等错位。一个现代作家，生平详尽可考，作品里竟混入了托名之作，实在是有趣的现象，也证明了泰戈尔非凡的吸收力——通俗的、高雅的、大众的、小众的，好的，烂的……人们坚信他都写得出来。似乎任何一首无名小诗都可以扫到他名下。任何人都可以模仿他，即兴在车票、厕纸、烟盒背面写下几行生活感悟。这些即生即灭，随手丢弃的灵光乍现，十年以后没准就登上了泰戈尔诗集的封面。这种与“福尔摩斯”“柯南系列”命运相似的同人自发创作 ，在诗歌界还绝无仅有。泰戈尔的文学世界从而有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当工业化和消费主义瓦解了人类的共通连接，毁损了爱、忠诚和信仰的闭合电路，人类社会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体和部落化的群体，泰戈尔用他人道主义的宽厚，在文学中重新连接起人类最基本的感性——那是属于梭罗和席勒所倡导的不含人本主义偏见的天真与朴素；是全然活在当下、毫无债务的精神满足；是内心深处从未开采过的灿烂；是人与万物之间纯洁的爱慕与尺度。仿佛春天就在他这一方芳草地复苏。轻轻一点，世间万象瞬间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唯有季羡林窥探出其风光霁月中隐藏的怒目金刚。然而即便在最激烈的拉锯中，他泰然自若的文字也绝不带有文化讨债式的意气，泰戈尔从不和自己作对，也永远不会灰心。他所收获的纯熟的“金色的智慧” ，夹带着印度的灵修文化和瑜伽文化，是古老东方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另一套对世界的解释方法。东方哲学对生命的体认，找到了一个诗人的嗓音。“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 当“向外求”的西方文明造成了骇人的浪费和精神世界的濒临枯竭；“向内求”的东方灵性试图治愈人心，开掘灵性的成长空间。
“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灵魂能容纳一切” 。洪熙注意到，泰翁的哲学同虚无哲学、周易哲学以及梁漱溟的孔家哲学都有共同语言 ，和王阳明亦有类似之处，既虚无又很有实操功效，商业社会的人群很是受用。某种意义上，泰戈尔说现代心灵鸡汤的鼻祖。郭沫若则相信其泛神论思想，通向的是“我国周秦之际和宋时代一部分学者” 。其“泛爱”与“疗愈”，远不止林语堂口中的“精神安慰法”，更接近于现代修行中的“身心灵”。不论《飞鸟集》还是《吉檀迦利》，都对上苍充满了奉献意识，是跟神对话的写作，充满规范自我的倾向与意识。“让他们活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啸啸烟火世界。/我的心渴望您的星辰，我的上帝。”
任世风百般变迁，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泰戈尔都会是一位好教友，拥有亲和力的心灵导师，值得托付的可靠知己。难以说清，这究竟是一种前进抑或后退——在东方文明的根性中建造现代知觉，在现代世界返回梵天。然而不可否认，这套诗歌瑜伽，锻造出一派可供瞻仰的风采，舒展了一代代焦灼的心灵，慰平了无数公开或秘密的创口，医治了万千无法安宁的思想者。
罡风狂浪中，泰戈尔始终是南亚的一盏明灯。没有他，印度和中国都要暗很多。南亚次大陆的季风一年年灌进《飞鸟集》字里行间，这些“写于丝绢和扇子上的点滴思想” ，曾经乘兴而来，即兴赋诗题赠梅兰芳；也曾败兴而归，月老牵线失策徐志摩林徽因 ；它们变色龙般，在不同时代换上适应环境的不同色彩，却永远能咬住时代核心地带的社会、道德和审美问题。结合了伟大和平庸，这些诗身段柔软，对付着善变的时局与人心，它们对这片霾天的造访还远未尽兴。
ISBN：9787108072337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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