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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台北公会堂坐满了台湾各界的代表。十时整，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率领谏山春树参谋等人，身着军服，走入会场，向受降官敬礼。陈仪受礼完毕，即席宣读受降书。安藤利吉在降书上签字，完成仪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统治，也从这一刻起，随着安藤利吉从台湾退席。陈仪在台上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的版图。”
*文章节选自《缺席的岛屿故事：从头开始说台湾》（杨渡 著 三联书店2022-1)。
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林文月在上海就读日侨小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中午，学校召集老师和学生，要一起听“天皇玉音放送”。“玉音放送”是重大的事，学校召集师生在礼堂里安静地听着。天皇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的“无条件投降”的声音，像一面大鼓击打着师生的心。刚开始大家眼神茫然悲哀地相望，随后整个礼堂里，充满哭泣的声音，久久无法平息。
林文月回到家中，发现家人庆幸着：战争终于结束了，台湾结束殖民统治。家人告诉她，我们现在属于战胜国的一方，不再是被殖民统治的二等公民。新的时代来临了。然而过了几天，上海的街道起了变化，日本人要被遣送回国，但作为战胜国子民的台湾人却没有人管。街上开始抓“汉奸”。举凡穿着日式和服或者与日本有往来的人，都被视为汉奸，在路上会被抓、被打。经过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人的生活基本已经日本化，一下子要改变也很难。何况他们住在租借区，非常危险。林文月的母亲是连雅堂的长女，连雅堂是写《台湾通史》的文化人，他们并无政治上的依靠。不得已，全家赶紧搬回台湾。那一年秋天，她回到台北开始上小学，学习中文。
对台湾人来说，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不是像香港，有一个租借的时限，而是无限期被割让出去，没有人知道是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五十年后依照《开罗宣言》而来的“重回祖国怀抱”，竟像一场梦。人们起初都不敢相信。
八月十五日那一天，陈逸松在律师事务所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前一天他已经听说次日有“重大放送”，所以特地抽空听一下。但他的收音机性能有些问题，杂音很重，听不清楚，只隐约听到“一心一意”“奋战”等字眼，他心想，还不是鼓吹“圣战”而已，于是走到隔壁的山水亭去找音乐家王井泉吃饭聊天。
两人正在闲聊的时候，曾强逼陈逸松“无罪自首”好让自己升官的台北州特高警部补佐佐木仓皇地跑上楼来，一脸惊惶地问道：“陈先生，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想？”陈逸松吃过他的苦头，怕是在套话，以罗织罪名，就不痛不痒回道：“只有照天皇陛下所宣示继续奋战而已。”
“唉！我听是日本战败宣布投降，怎么会继续作战呢？是不是我听错了？请你们两位稍候，我先回去州厅再仔细打听，马上就回来。”
佐佐木飞也似的冲下楼去，留下两个老朋友面面相觑，王井泉的脸颊微微颤抖着，望着陈逸松说：“佐佐木不像是在开玩笑，你是不是听错了？日本真的投降了？”
“佐佐木说的恐怕是真的，我那破收音机根本听不清楚。”陈逸松记得，大约有十分钟的光景，他们两个人沉默不语，多少年的心事、多少年的奋斗、多少年的梦想，竟然有这一天。王井泉轻声说：“日本若输去，我们所期盼的较理想的社会就会实现了。大家要好好努力呀！”
过不久，佐佐木回来了。他激动地说：“陈先生，王先生，日本输去了。日本输去了。太久受大家招呼，真感谢你们！”说完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下楼走了。
王井泉去厨房沏了一壶好茶，两人静静相对，面含微笑，慢慢品尝。陈逸松永远记得那个茶香，因为几十年来，他未曾如此轻松过，此生第一次，放心、安心、静心闻到茶香。
***
陈逸松的作家好友，台南医生吴新荣在那一天中午打开收音机，要听天皇广播，发现它没电，就作罢了。晚上，他的好朋友跑来找他，慌慌张张地告诉他天皇播放的内容。他吓了一大跳。但也不敢真的相信。长久的压制让他保持警惕。他年轻时候坐过牢，这让他学会不要相信殖民统治者。次日上午，吴新荣照常去诊所出诊后，才约了几个朋友来到郊外，把衣服都脱了，跳到溪水中，他们要“洗落十年来的战尘，及五十年来的苦汗”。上岸后，在空旷的天地间，在无外人的海边，吴新荣放心地对着大海高喊：“今日起，要开始我们的新生命啦！”第三天清早，他到一个防空壕里拿出一座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强制摆放的“神棚”移开，斋戒沐浴后，焚香向祖先在天之灵祭拜说：日本已经投降，祖国得到最后的胜利，台湾将要光复！但此时的吴新荣并不放心，台湾民众尽管也在街道上张灯结彩，但内心还有隐忧。因为日本还有近十七万军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计有五十几万。他们是要去要留，还未决定；如果留下，会不会发生变量？他们会不会大开杀戒？未来中国将如何接收？国际局势会如何演变？这谁也不敢说啊！吴新荣为了探听消息，特地应一个日本朋友的邀约，去他的家里探望。那日本朋友姓平柳，主管特务工作，因为长期监视吴新荣而有交集。他把吴新荣请到了他的防空壕里。在战争后期，美军时常轰炸的时代，许多台湾人都躲到乡下疏散，日本特务无法疏散，做一个大防空壕并不意外。只是吴新荣没想到这个防空壕点着灯，不仅灯光明亮，还备有美酒佳肴。“日本到底战败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变成战败国民。”平柳丧气地说。“但台湾人也不是赢了，怎能说是胜利国民呢？因为我们一向是顺从的，在这连战连败的中间，也未曾和你们抵抗过。”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军国主义横行，所有反抗都已被压制，连用收音机听大陆的广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中央书局的庄垂胜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严酷至此，谁敢反抗呢？“是，是，这我们也知道，所以未曾放行那个最后处置。”平柳说。“这也是过去的问题了，所以我也愿意说给你听。最后的处置是日本军部的政策，于各街庄（镇、乡）将庙宇改成一个临时的收容所，至最后阶段，将所有的指导分子监禁起来。”“像街庄长、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单人物。”“第一名是吴三连，第二名是庄真（庄垂胜），第三名就是你了。但是这份黑名单昨日已经烧掉了。”“可是这为什么要烧掉呢？这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功臣榜？”虽然这样轻松地说着，吴新荣却被吓出一身冷汗。他曾听台北的朋友说，日本特务手上有一份黑名单，若美军攻台，就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杀了，以避免和美军里应外合。幸好最后没有发生，否则自己命丧何处都不知道，更可怕的是，这简直是对台湾精英的大屠杀。“日本人最听天皇的话，所以这次的投降，以天皇的命令一定不发生问题。但是日本已经属无产国家了，即使有一句‘天皇共产制’的话，我想这也许最适合日本的现况，我归国后也向这条路走。”平柳说。吴新荣要得到的答案已经有了。他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在台湾的日本人会不会不甘心战败，最后负隅顽抗。显然，日本人“最听天皇的话”，应该就是放弃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准备回日本。至于日本未来如何走，已经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了。他更关心的是：台湾未来要如何重新开始。吴新荣的忧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不甘心离开台湾的，是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日本政府官僚，特别是长期居留，已经习惯了台湾生活的日本人。他们在台湾有特权、有房子、有财产，有各种优渥的生活条件、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有各种人脉关系。一旦离开，财产全部归零，回到日本，他们将一无所有，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台湾人之中也有殖民统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如辜显荣家（辜显荣已过世，由辜振甫主持家族事业）以及一些御用绅士如许丙、板桥林家的林熊祥等，他们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于是和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军人结合起来，计划号召更多士绅组成“台湾政府”。日本少壮派军人认为台湾有十七万军人，还有五十几万日本人，结合台湾地方士绅地主，未必没有机会一搏。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草山会议”。在计划中，他们打算请雾峰林家的林献堂担任“独立政府”的委员长，板桥林家的林熊祥担任副委员长，辜振甫任总务长，许丙为顾问。八月二十二日左右，一个叫秋水大尉的日本军官来到陈逸松事务所，直接表明：台湾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许多日本人来到台湾，现在有近五十万居民，他们都很爱台湾，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故乡，而今日本战败，能否向中国政府租借台湾，租期五十年，租金每年三百万元。陈逸松当场拒绝。那日本军官不死心，继续说：“可是我们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台湾，要是台湾人同意，我们再在国际上办交涉。”陈逸松拒绝道：“这个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怎么去说？”无论“独立运动”与“租借”，都可以反映出在这无政府的时刻，在政权更换的巨变下，台湾是如何的不稳定。但是在民间，日本的中下层公务员、教师等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他们带不走的东西，如家具、钢琴、书籍等，都以便宜价格出售。厦门街一带是日本公务员居住的地方，他们把东西摆在街道边出售，慢慢形成了市集，后来这里竟成为旧书与旧货的市场。至今，厦门街仍是旧家具的卖场，旁边的牯岭街一度是台湾最大的旧书市集，后来虽然迁到光华商场，但还是有几家老店不走。如今书市不景气，但二手书并未没落，牯岭街依然有不少家旧书店。这都是一九四五年巨变遗留的风貌。一九四八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中，百分之二十五来台，百分之七十五留在大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台湾新报》在八月八日有一则新闻登在重要的版面上：
“敌人以暴虐无道的手段，轰炸中小城市，造成平民、妇人甚至孩童的大量死亡……这是非人间的杀人行为。”报纸公布的死亡统计，有九百六十四名，其中男性四百四十人，女性五百二十四人，而十二岁以下孩童有二百三十四人。
台湾人从可以读到的有限消息里，早已看出胜负，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军方强征民间铜铁物资，甚至连中学生也被强征入伍，就已败象俱现。
一九四五年二月，台南人林书扬（台湾被关押最久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犯，在狱中长达三十四年）还未到年龄就被征召入伍。部队中大多是嘉南一带的农村青年，他们在晚上熄灯后，偷偷来找林书扬，请他教英语，只要一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这些青年认为，美军攻陷菲律宾之后，就会攻打台湾，如果美军登陆时被捕，说出这一句或许有用吧。
在美军的轰炸之下，许多人都疏散到乡下，以躲避战火。谢雪红在被关了十二年之后，回到台中市，疏散到台中山区的头汴坑，靠几分地过活，食物不够，只能种番薯过日子，鱼肉完全断绝，要买白米得去黑市，他们买不起。原台共党员苏新则在出狱后，回到台南，靠养兔子过活。此时食物全面管制，不能私自屠猪宰鸡，家畜得上交给当局，才能得到一点补偿性的肉食。为了有助于农民应对困境，苏新还写了一本教农民如何养兔子的书，至少兔子是不必上交的。简吉则是回到凤山，因为他的活动能量太强，在农民之中影响力太大，干脆被看管起来。
日本宣布投降时，林书扬还记得“那一刻胸中的沸腾，解放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欢欣期待，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在嘉义的街头，开始出现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各种中文歌曲的知识分子。老一辈的汉语老师被重新找出来，教大家学习中文。“皇民化”政策之后，中文教学被全面禁止，只能悄悄教，现在终于可以公开了。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的台湾人，一夕之间回到自己父祖的文化中，许多人像吴新荣那样，把祖先的牌位摆出来，取代那被强迫摆上去的日本神道，用古老的仪式，焚香告祭祖先：台湾光复了。
谢雪红回到台中市，她联络朋友，希望日据时期被停止的社会运动团体可以重建，并开始找人筹组“人民协会”。台北的陈逸松找出一盘以前从大陆偷偷带回来的唱片，在文化人王井泉家的山水亭播放。现场一起听的还有吕泉生。吕泉生是台湾第一个采集民谣的乡土音乐家。一九四三年，“厚生演剧”在永乐座公演《阉鸡》的时候，他用两首台湾民谣的合唱曲《六月田水》和《丢丢铜仔》，感动了观众，轰动一时。没想到日本警察受不了，第二天就加以取缔禁唱。
吕泉生在山水亭听到这些歌，就在现场用五线谱记下曲谱，并写下歌词，再借了钢板、铁笔和蜡纸，印出来分发给民众。他还高兴地到街头去教唱。但怎么往下走？中国与美军没有消息，大家都没有底。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之后，终于有消息了。第一批到台湾的官员是跟着美军飞机来到的。那是九月二日，来的有国民党政府官员三人：第一个是福建省政府顾问黄澄渊，第二个是中美合作所的黄昭明；第三个是“台湾义勇队”的副队长张士德。他们住进台北最豪华的宾馆──梅屋敷。九月三日，与“总督”的会谈在台北宾馆举行，张士德将带回来的第一面国旗，插在台北宾馆里，正式宣告日据时期结束，中国政府来了。随后，张士德开始拜会台北重要的地方领袖。他以“台湾义勇队”副队长的名义联络陈逸松。刚一见面，张士德就用闽南话直截了当地说：“国军很快就会来了，但国军来之前，为了防止日本人可能有的破坏行为，希望你能出面组织台湾的青年人，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保护国家财产的安全。”陈逸松义无反顾地同意了。张士德当场拿出一张红纸，写上“日日命令”，内容是：“任命陈逸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陈逸松是学法律出身的，没看过法律上有这个“日日命令”的用语，不知道在大陆是什么意思。张士德解释说：“这就跟行军一样，现场可以发布命令，等于军令。”陈逸松陪着张士德到访好几个地方：台北、淡水、三芝、宜兰、罗东、新竹、台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舞龙舞狮、锣鼓鞭炮、夹道欢呼，比迎妈祖还热闹。有的地方还特别杀猪欢宴宾客，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庆祝光复，对祖国来的第一个代表（特别他又是一个台湾人）表示热诚的欢迎。张士德成为“台湾真正光复”的象征。在“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的名义下，陈逸松急于把台湾各界的精英组织起来。他找了过去抗日的知识分子、农民组合干部、文化协会成员、“台湾民众党”干部等。虽然大家对大陆的政治情况、政府体系、派系分布、人脉关系等，完全不了解，甚至连“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的定位都不清楚，但在“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这个堂皇的名号下，怀着战后对台湾的建设、对祖国的建设有所奉献的希望，参与到“三青团”的工作上来。日本人的“御用绅士”是一定不能用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作威作福，享受荣华富贵，但这些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如今却都毫不犹豫地到处花钱拉关系，改投到“三青团”的名下，想要挤进来弄一个职位。为了快速建立起各地组织，陈逸松没办法一一查证，他只能把组织工作交给各地主要负责人来做，相信他们最清楚谁是真正的抗日志士，谁是“御用绅士”。他自兼青年团台北分团的团长；新竹是陈旺成，台中为张信义、杨贵（即作家杨逵），嘉义是刘传来，台南吴新荣、庄孟侯，高雄是杨金虎、简吉等。组织的规章由台北制订，运作上则交由各地自行负责。然而，复杂的情势很快在各地发生。吴新荣在台南就明显感到“御用绅士”的威力，他们试图加入“三青团”未果，就组织各种“欢迎政府筹备会”“治安维持会”等，并请他担任副委员长。他虽然拒绝，但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对方筹组团体，只能是各走各的路。也正因此，埋下了这些“御用绅士”后来在“二二八事件”中告密陷害吴新荣的祸根。九月十九日，《台湾新报》发布了陈仪将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之后，主权交接落到了实处，于是过去被殖民统治者欺负侮辱过的人开始了报复。先是围殴追打日本警察的“走狗”，之后是打日本警察，再后来，素有仇隙的人之间也互相报复起来。社会也已经悄悄地开始发生变化。有喜悦有活力，民间有勃勃生气，但也有隐隐透出的犯罪与不安。一到了夜晚就好像披上了色彩般的有着朝气与活力，店与店不断地接续蜿蜒，从万华车站到龙山寺这段路间，这些店就代表着新台湾的象征吧。
牛、猪、鸡、鸭等的肉在店里贩卖，高高堆起的肉引起市民的好奇心，可以想象人们已经退去了严酷战争的色彩，激烈战争的反动是历史的逆转。高声呼喊的贩卖声及客人的哄声，充分反映出大家从战争阴影下解放出的自由。市民的购买力也赶走了烦恼。鲑鱼一斤十六元好吗？芝麻油四瓶二十八元可以吗？牛肉一斤十六元好吗？市民们终于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商品。
往龙山寺的一隅，有露天的赌博场，眼神锐利的男子在掷骰子的时候，十元钞票就在赌桌上看着你来我往。另外，在小学里，有五位男子也从衬衫的口袋里拿出钱混杂着玩。市民抱持着必胜必赢的决心，这民族特有的侥幸心理在战争结束后，更是强烈地表现出来。
在赌场的旁边，则是一间有古早味的服饰店，三件四百元，像这样一举跃进的人生，就宛如走马灯一样，是不会再重来一次的。此外，还有士兵的鞋、军队用的衣物，这些都是战争后的遗产。新生的台湾，强而有力的生命力，就由龙山寺广场这里开始燃烧。和平的战争行列，就在全台湾一致的步调，持续下去。（《台湾新报》九月二十二日）
也正是在这一天，台湾各界“欢迎国民政府事宜筹备会办事处”则呼吁全岛在接收日当天，要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台湾光复这历史性的时刻。于是各种活动广告都出来了，有出售青天白日旗的，有征集会讲北京话者的，还有一则广告是这样的：庆祝台湾光复，欢迎陈民政长官阁下
第一跳舞场总经理 张开麦
募集舞女数十名，办事员数名（男女不拘，经验有无不问）
希望者至急，履历书携带，本人来谈
为了庆祝光复，各界都很忙。但有人忙着准备收拾整理大局，也有人偷鸡摸狗，结伙干坏事。日据时期的警察局只有日本警察和在日本人手下的台湾警察，他们早已崩解，但此时治安情况严重，该由谁来维护治安呢？街头的赌博无人约束，更严重的是偷窃、抢劫也无人来管。虽然报纸上刊出警告，但没警察执行公权力，就只有靠临时组织起来的“三青团”维护。桃园就发生了一帮犯罪的集团，半夜去乡下偷农民的牛，被农民发觉追了出去，小偷竟持刀把农民给杀了。后来桃园“三青团”的人去追查，查到了犯罪集团的所在，再找一群人把他们移送法办。台南的吴新荣相当聪明，他怕当地流氓干坏事，干脆一开始就把他们找出来，请他们成立“忠义社”，一方面激发他们的爱国心与正义感，一方面请他们维护治安。果然，黑道了解犯罪，台南的治安得到了维护。除了“三青团”之外，社会各界也陆续成立了各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庆祝受降大典筹备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义勇警察队”等，这些团体自然掺杂了投机分子，但也都要经过群众大会公众推选，所以选人有两个特色：第一，日据时代的官员，除非操守特别好的人，否则多数靠边站；第二，被推出来承担一定职责的人，不少有日据时代反日运动的经历，他们本来就有领导能力，又有声望，自然成为领导者。过去抗日运动的团体，如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等的干部，一九三一年以后几乎都入狱，组织星散。战争一结束，当年活跃的人已经出狱，正当四十岁左右，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在两个月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发挥当年的组织长才，很快投入群众工作。人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联盟、总工会等，相继成立起来了。台湾慢慢恢复秩序，虽然各种势力互相掺杂，但社会逐步恢复安定。欢迎国民政府的工作陆续展开。十月五日，陈仪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中将，率领在大陆的台湾人黄朝琴、李万居、苏绍文等共八十一人，搭乘美国军机，从重庆飞抵台北，设立“前进指挥所”，由葛敬恩兼主任。葛敬恩与陈仪是同乡及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弟，与蒋介石也有交情，他懂日语，派他来主持，也算合理的安排。谁知道，飞机到松山机场的那一天，葛敬恩的表现让台湾人都看傻了眼。中央社记者叶明勋有如下的描述：当五架飞机降落于松山机场时，总督府谏山参谋长等高级官员与台湾士绅，还有挺着闪亮军刀的日本兵，都在那里列队欢迎。葛主任竟躲在飞机上，推着王民宁先出来露面，这是什么汉官威仪。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国庆纪念会，台北的天空飘扬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这又是多么富有意义的时刻，他又称病不出，躲在基隆河畔的南方资料馆休息……他的作风真令人有点匪夷所思了。
十月十七日，国军第七十军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乘美国军舰驶抵基隆港。早已听闻消息的人，都赶去迎接。从基隆港到台北车站，挤满了欢迎的人潮。陈逸松、王井泉等十几个台北文化人，没有去基隆港而是等候在山水亭的三楼。看国军走过时他们傻眼了。列队前进的国军，穿着破旧的棉袄、草鞋、腿上绑着松松垮垮的绑腿，背上背了大锅，还有人戴着斗笠，扛了米箩，无精打采地走过街道。他们目瞪口呆：战败的日军带着闪亮的军刀、军容整肃地去港口列队，而战胜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更雄壮威猛啊，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这样啊？连绑腿都是松松的？”“你不知道，国军是打游击战的，这样才方便啊。这些都是游击战的勇士。不然，日本怎么会输去的？”街道上有人善意地解释：“那绑腿的里面，搞不好是绑着铅，平时练习用的，等到打仗的时候，可以健步如飞，练的是轻功。”至于背上的大锅，有人解释：“可以挡子弹啊。”怀着对祖国的一往深情，民众不断做各种善意的理解。虽然各种疑惑还在心中，但总是一个战胜国啊，怎么可能比战败国差？民众所不了解的是，日本被拖在中国战场，拖得越久，陷得越深。这一场胜利，用学者戴国辉的话说，是“惨胜”。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台北市公会（即今天的中山纪念馆）向“二战”同盟国投降十月二十三日，陈仪的飞机抵达台北。留着短髭白白胖胖的陈仪，在机场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上，发表了他著名的“不撒谎，不偷懒，不揩油”的“三不”政策，同时表明“我到台湾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他从松山机场，绕过总督府、总督官邸，到他的临时官邸，一路上依旧人山人海，欢声如雷。随行的人告诉他：“这比何（应钦）总司令回南京的情形更热烈。”十月二十五日，台北公会堂坐满了台湾各界的代表。十时整，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率领谏山春树参谋等人，身着军服，走入会场，向受降官敬礼。他没戴军帽，没有佩刀，站在台下，低头垂首。许多人想起他以前飞扬跋扈、残暴杀戮的模样，不禁感慨万千。陈仪受礼完毕，即席宣读受降书。安藤利吉在降书上签字，完成仪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统治，也从这一刻起，随着安藤利吉从台湾退席。陈仪在台上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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