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艺术家的应酬、修辞与文化资本（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五季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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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五季】
从傅山到吴大澂（共三讲）
时间：9月18日（周五） 19:30-21:3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地下一层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主讲：白谦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第一讲】
应酬、修辞、文化资本：傅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明朝灭亡后，傅山的家境一落千丈。困境中的他，以行医、鬻书、卖画为生。为了应对各种生活中的问题，傅山常常用书法来换取服务。在书写各种应酬书法时，傅山使用了不少修辞策略。对于艺术史的研究而言，如果不了解这些修辞，将无法比较合理的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本讲还将通过傅山这一个案研究，来讨论“文化资本”的拥有和使用，如何使得中国文人艺术家呈现出不同于职业艺术家的一些特点。
傅山画像
从傅山到吴大澂，我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人？这种选择是基于我长期从事的书法史的考察。我一直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的精英文化。在西方，研究精英文化不吃香，因为现在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这两个人都生活在动荡的历史时期，一个经历了明清鼎革，一个出生在鸦片战争之前，五岁时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出现了非常大的历史转折。
研究傅山是为了关心中国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变，《傅山的世界》中讲到，从传统的帖学——非常精美优雅的以二王为主流的书法——出现了向追求古朴、稚拙、残破的书风的转变。而吴大澂生活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与傅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人都是文化精英，但两者的人生道路完全不相同。傅山是明遗民，没有做过官；吴大澂做到了广东巡抚、湖南巡抚，是高官，但他们也同时分享了中国文人文化的很多方面，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两个人都喜欢金石学，都喜欢书法和印章。傅山生活在清朝上升时期，吴大澂生活在清朝衰落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后者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研究这两个人，我也要回答不同的问题，这是我研究的主旨。
今天我的题目是：应酬、修辞、文化资本，傅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是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展开的个案研究。
什么是艺术社会史？高居翰先生的书《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就是一个典型，讨论画家如何生活、如何买卖、如何订作品、如何入钱、如何找帮手。关心的完全是创作之外的社会因素，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社会史。传统的艺术史讲的是风格和鉴赏。同样的艺术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我今天讲的比较偏社会史方面，后面讲晚清的吴大澂也涉及到一些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情况。
主讲人 | 白谦慎
*据现场实录整理
应酬书法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李铸晋先生编的《中国画家与赞助人》？在西方，艺术界的赞助人非常普遍。比如我是赞助人，请一位画家画画，颜色要用得鲜艳一点，人物要怎样，可以有很多具体的要求，而这个具体的要求都可能直接写入合同。创作的过程中，赞助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有人说赞助人是趣味的仲裁者。
但是赞助人问题能不能直接移用到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当中？有效性是多少？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文人艺术的时候，能够解释多少问题？要使用赞助人的概念，那么第一点，谁是中国文人艺术的赞助人？这个问题听起来挺容易，买画的就是赞助人。买画的人能否决定艺术家的风格？
第二点。在西方，赞助人一般是起主导作用。你看李铸晋先生编的书里，高居翰写董其昌的赞助人的时候，董其昌的邻里关系不太好，房子烧了，很多艺术品烧了，高居翰说他到朋友家住，他住到哪个朋友家，哪个朋友就是他的赞助人。这个就麻烦了。董其昌是一品官，有钱有势，你说招待他的主人会影响他的趣味吗？所以硬要把赞助人的概念套用到董其昌身上很难。这样看来，赞助人的概念不能简单移植，这个概念严格来讲是有问题的。
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到底有没有用？有用，看你怎么用。有一个学者龚继遂，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后来到美国的华盛顿大学读书，硕士论文就是写礼品画，中文名是“应酬画”。90年代他把这个概念讲给我听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觉得他非常熟悉中国的艺术环境，熟悉当代艺术家、古代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我们说中国人喜欢应酬，中国人的应酬真是特别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互相帮忙，互相走访。在中国的文人艺术中，用于礼品的艺术品远远超过商品，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统计。明天我会讲清代官员，你们无法想象，他们一天写给别人的作品有多大的数量，一百多幅。
▲ 徐悲鸿画马
徐悲鸿在拍卖行的画卖得很贵，他生前你问他画过多少画？他肯定也卖过，但送的更多。徐悲鸿在巴黎是学油画的，回国后画国画远比油画多。为什么画那么多的水墨画？理想的说法是改造中国水墨画，引进一些比例和透视，其实他只有用水墨画才能满足那么大量的需求。你画素描和画写意哪个需要的时间多？这就是现实。吴冠中也是学油画的，他这么多的水墨作品，其实跟大量的需求有关。傅抱石在中央大学教画的时候，他不卖画，画家卖画价格那么高是当代现象，不要以此影响我们理解古代。
我们来看这幅画。画的上部有傅抱石致王商一的信，信写于1943年。
商一吾兄道席，月来未奉简候，维动履嘉兴为颂，上周司徒夫人自山城返此，转示尊嘱，可胜拜感。弟暑中三月足不出户，始者伏案撰稿。迩来颇有涂抹，积画不少，惟未获与吾兄平量，斯足憾尔。兹藉废楮，聊将鄙怀。飒飒秋风，还祈珍葆为幸。手此，即候
道绥。
弟抱石上言。癸未双十后一晚
傅抱石的这张画是民国年间画给一个叫王商一的人，当时王有点权力。信中说，夏天我三个月没出门，在家写作、画画，最近画积了不少，只是没时间跟你切磋（因为商一也会画画），我现在找了一张废画（其实不是废画，画得很好，这是客气话），我在上面给你写封信。
这就是我讲的应酬，从数量上讲，中国书法和水墨画，在产量上远远多于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数量。在中国古代，社会需要大量的书画艺术，而这样的需要主要不是通过买卖来完成的。过去有卖画的，明清都有，但不如现在普遍。应酬书画是中国传统书画创作中的最大宗，这就是提出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是我们要关注应酬书画的原因。因为这是最重要的艺术现象之一。我要围绕这样一个现象来谈这个问题。
在我们把应酬书画做为一个概念的时候，同时也把部分的商品画纳入进来，朋友来了象征性地收点钱，吴昌硕在上海卖画的时候，朋友去，他说不要看润格，不好意思。有时候朋友会象征性地给一些费用。我把这些都放到宽泛的应酬画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些原本不是用来应酬的作品，以后也可能被用作应酬。一些书家平时的日课习作和尝试性的作品，因名气大了，也常有人索要。
这一幅是傅山的小楷《逍遥游》，非常精彩，写于1652年左右。我们看看右边的印章，是他的儿子傅眉、侄子傅仁的印。
说明什么呢？这幅写得特别好，就留在家里了。傅山写字，因为应酬，常常是乱写的，有些烂字，但不能都那么烂，还得有点好字，他自己留在家里。他快去世的时候托孤，邻里关系不太好，这件作品其实是送给地方官员，请照顾两个孙子。他的信札、笔记、药方，兴之所至挥毫自娱的作品，也都会被用作应酬。
▲ 魏一鳌是保定人，救过傅山的命。这是傅山写给他的信札，魏一鳌裱成了一个手卷。
有些不是礼品的东西，经过装裱最后也成为礼品。我们今天说“应酬”，很可能带有负面的意思。确实，在“应酬之作”中，有大量的是质量粗糙的，但是应酬作品的质量常常和具体场景和对象有关。
比方说，沈周给老师七十大寿作的画、题的诗。画得非常精彩，也是礼品，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说作为“应酬”之作就是粗制滥造。
……我常游公门，仰公弥高庐。不崇丘园肥遁七十，著作 白发如秋蓬。文能合坟诗合雅。自得乐地於其中。荣名利禄云过眼，上不作书自荐，下不与公相通。公乎！浩荡在物表，黄鹄高举淩天风。
为什么选择傅山来讨论应酬书法？应酬书法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每一个中国的书法家，宋代以后都有这类作品。王羲之那个时代不知道，因为当时等级森严，而宋代以后等级没有那么森严，交流多起来了。傅山写了非常多的应酬书法，而且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应酬书法的记录，所以我选择了他。当然另一方面他名气大，应酬书法也多。
傅山生于1607年，死于1684（或1685）年。出生于官宦家庭，家里有土地有钱财。明朝覆亡后，家境一落千丈，开始靠两件事生存，一是看病，傅山是著名的妇科医生；二是卖字画，虽然卖字画，但大量的还是礼品，他是士大夫嘛。对卖字这件事，傅山是很不愉快的，曾有一段对自己的书法的评论：
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
没办法，到我这代迫于生计开始卖字，写字的时候不是很高兴。送字有一个最大好处，可以选择同等社会地位的人，喜欢的人才送；但卖字不一样了，拿钱来，你不喜欢的俗人也可以买。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操作，这样他就卖字为生，写字写得很多，靠写字维持生计。
傅山有写给老朋友荃老一札，言及以书换米﹕
庽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笺十余幅在破案，因忆唐伯虎不使人间造业钱伎俩，作小楷《孝经》十八章，较彼犹似不造业矣。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发之，又复为大陵一场话柄矣，真切真切。
傅山原本是一个公子哥，改朝换代后，要为很多日常生活操劳，米稍微便宜一点他都知道，比如这个，“闻祁县米麦价颇贱于省城，欲烦兄量米八两、麦六两者”，听说祁县米价比太原省城便宜，麻烦买多少。这个米八两是指八两银子，麦六两，也指银子。还要买香油，这是付钱的，但服务是老朋友提供。
▲ 傅山写给好朋友戴廷栻的信札
另一件傅山致戴廷栻的信札：
……弟欲理前约，为嵩、少之游，称此老病未死，略结此案。求兄一脚力度我，临时并欲求劳一得力使者帮之也。……盘费欲以一二字画卖而凑之，不知贵县能有此迂人否？先此问之。
傅山这个人还是传统的读书人，他喜欢旅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喜欢看山川，他要去嵩山旅行，年纪大了，请你给我派一个仆人来，盘费我给你两幅字，“卖而凑之”。你们县里有没有“冤大头”？他是很玩世不恭的人。这其实透露了一点，他不是非常主动卖字，不是说放一张画在你那儿，你平时就给我卖了，而是他要去嵩山游一趟，需要钱了，让朋友帮忙给卖掉。
傅山再致戴廷栻信札：
东省李吉老适有信要弟东游，弟即趋其约，似且不果。嵩少之行，吾兄亦复省此勿遽也。弟拟初三日发，但借一好牲口、一仆力扶掖老四大上下耳。资斧不劳经纪，极能宽吾兄连日不訾之费。弟复何忍，何忍？《枫阁记》即拟书之，送牲口人到即付之。
信上说，《丹枫阁记》我给你写好了，牲口送到的时候我就交给他。这时候礼品出现了。戴廷栻的书屋就是丹枫阁，是山西祁县非常著名的园林，傅山就给他做了一篇文章，非常幸运的是，这件作品现在还在山西，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作品。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时候傅山报答朋友的帮助主要的方式是书画。他还帮忙看病。戴廷栻的经济情况比傅山好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称戴廷栻是傅山的赞助人？不能，他俩是亦友亦师，傅山比戴廷栻年龄大11岁，戴廷栻向他学艺术，傅山给戴看病，提供各种咨询。因为戴有钱，特别喜欢收藏，傅山精于鉴赏，在省城又比较有机会。他们这种关系是带有互相帮助的类型，同时最根本的一点，傅山还是指导戴学习诗文和书法的老师。是傅山的趣味影响戴，所以在这里，西方赞助人的理论不成立，傅山和戴廷栻的关系不是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关系。
《傅山的世界》封面用的这件作品傅山书杂书卷（约1652年），是他写给杨氏兄弟的。满清占领中原后，他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他借住在好友杨方生家中。他说，“杨五哥、七哥持此卷子要书。村侨无笔久矣,秃颖老掔,尽者结构”，这两位就是杨方生的弟弟，这是感谢别人的。
又一次，他到一个老朋友的家里，老朋友已经去世，老朋友的孙子接待了他，住了好几个月，怎么感谢别人呢？写了张扇面，所以可以看到傅山的书法是他感谢的方式，用于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非常多。一般来说，傅山都是给有钱人写字，可能也会给老百姓写字，就是他的邻居。他有一首诗，
庞内施鞋，漫为四首鸣谢。荩郎原言欲换字也。
说与黄冠做，心防俗样分。绣烟针脚隐，香粉笏头熏。仿佛女冠子，庄严老道君。鲁风休没尽，添个兖州云。懒漫伸教度，殷勤制得来。何斯野老足，当彼美重台？泽雉从容步，仙凫戢翼回。暖深瓜径曳，寒尽葛霜猜。
荩郎叫他老婆给傅山做了双鞋，做完后想换傅山的字，傅山一高兴字也写了，诗也做了，什么都有。
礼品交换和金钱交易是不同的，后者银货两讫，你不欠我，我不欠你，不会带来人情的往还，没有长期的人情培养。但礼品不一样，中国的语境中，礼品很大一部分是培养人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一种长期互动。打个比方，你有一个邻居，你帮他，他帮你，你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他也来帮帮你。可如果你以前每次都付钱，你年龄大了，走不动了，你没钱了，你怎么找人帮忙？所以长期的社会投资，在社会的服务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是我们维持生活的方式，也带来人间的温暖，所以中国是人情社会就是这个原因。但人情社会也有问题，老送礼，别人送茶，你用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就坏了，这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事情。所以有人喜欢钱，钱好啊，不会坏，不会发霉，而且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很方便。我曾经拜访一个出名的老先生，家里的月饼盒茶叶盒堆得山一样高，很麻烦。
所以清代中期的郑板桥就开出了一幅很著名的润例贴在家门口：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账。年老神疲,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这个已经商业化了。但对于文人来说，在大多数的时候，还不是买卖的。
中国人买字就说“买某某的字”。求字却有一个很好听的词：我求您的“墨宝”。这有几层意思：我求您的字，是我仰慕您的名声和才能；您赐我墨宝，是看得起我；我会把您的字当宝贝，好好珍藏。
由于傅山的名气大，求字的人很多。为此，他常常感到苦恼。傅山有一札向戴廷栻诉说写字之苦﹕
老人听着写字，生头痛矣。勉强写后，两眼角如火烧，少选胶膏餬之，径不能开一缝，其苦如此，非诳言也。即以字论，尚成半个字耶！有命即书坏扇二柄，非弟罪也，若有人非，请分任之。
有的时候，就是“胡乱塞责”。傅山常会发一些坦白得有些玩世不恭的感叹﹕
西村住一无用老人，人络绎来不了，不是要药方，即是要写字者。老人不知治杀多少人，污坏多少绫绢扇子，此辈可谓不爱命、不惜财，亦愚矣。
他这个人比较有戏剧性，大量的条幅，现在都被珍藏在各大博物馆，都是在心境并不愉快或是眼睛只能开一条小缝的时候匆忙完成的，其实艺术的质量是不高的，但人家不在乎，好坏不论，要的是傅山的名。应酬太多了，他开始对出名一事有了自己的体会。他在为友人作的一个册页上这样写道﹕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常笑此两句。知己遍天下，尚有已哉！何人不识，与鸦噪鲍佐何异！
“知己遍天下”，那还了得？鲍正为湘东王佐，好交游，无日不适人，人为之语曰：无处不乌噪，无处不逢鲍佐（《广博物志》）。这种现象现在在北京特别多，今天跑新闻记者，明天跑官，这个开幕式，那个座谈会，北京人叫“混脸熟”，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傅山在另一则笔记中也说：
交游一道，不如不交游好。真可与交，不见面亦交。若匪人，日夕倾倒，何益于我？徒陪却好工夫耳！
他老发这样的议论，你就可以知道，这给他带来多大的苦恼。世俗的应酬太多，逼得傅山逃到山里去。傅山晚年常住在山中。洪洞范翼有一首诗题为《谒傅公他先生归，赋此就正》：
传云险绝处，高士隐其中。断峡愁飞鸟，梵堂爱老翁。畏人甚畏虎，常色亦常空。不意桃源路，偶然为我通。
（原注﹕先生居东山古庙）
“畏人甚畏虎，常色亦常空。不意桃源路，偶然为我通。” 范翼是个高官的儿子，显贵如范翼者，要见傅山也不那么容易。最有意思的是说傅山“畏人甚畏虎”。
中国书法中的修辞问题
“修辞”在这里指不同的社会场合运用语言的技巧，一种对他人的说词。这说词的字面意义，可以和它所要说的那件事情一致，也可以有所差别，或完全背离。因此，它可以是真话，也可以是套话、空话，乃至假话，或是几者的混合。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修辞，同事的小孩儿长得不漂亮，你肯定不会说你小孩儿长得有问题，你总会强调某一方面，他真机灵。我们有时候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就是不想伤害别人。
举两个傅山的例子。傅山真是特别会修辞，他是语言大师。
第一个例子，戴廷栻五十岁生日时，傅山专门作诗为贺。傅山致戴廷栻一札谈及此事﹕
文诞不欲外构世俗，草草以村老所能之技，为台丈作今年九囗诗二十四韵，亦不能漫移之他人者，幸教我。
话说得很平淡寻常，“草草以村老所能之技”为友祝寿，但笔锋一转，“不能漫移之他人者”，寥寥数字，点明这是专门为老友作的。老友的盛情，呼之欲出。
▲ 傅山为王锡予书十二条屏（右：第1-2；左：第11-12）。
第二个例子，傅山为王锡予书十二条屏。现在在山西省博物馆，我这里选的第1、2（右），第11、12（左）条屏。前面他写了小序：
王季子用予将冲寒破浪，寿贤仲六十于海陵，属友兄令器征字老夫。瞠乎村侨，抄誊无策。感天伦之盛事，叹友谊之无穷。即事漫书，得四十韵。
王家小儿子叫用予，他家老二，请认识我的朋友来求字。我的住处不便，“钞誊无策“，但是“感天伦之盛事，叹友谊之无穷，即事漫书，得四十韵。”上来就点名了谁要他写的，干什么用的，托谁干的，四个人全部都出来了。
后面写了一个长款：
老臂作痛，焚砚久矣。喜好友子弟见过，数道高谊如云，感叹无喻，遂不觉欲枯之臂顿轻。篇中用事，皆用予为龙门文子之雅，不能忘之，遂并三致意焉。是足为锡予词丈发噱满引者耶？
长款什么意思？我手臂作痛，封笔了，很长时间不写字了，是老朋友的儿子来了，说他王家兄弟多么的孝悌，高谊如云，我被他深深感动破例而书。这个不容易吧？所以你看傅山多会讲话。“欲枯之臂顿轻，篇中用事，皆用予为龙门文子之雅，不能忘之，遂三致意焉。是足为锡予词丈发噱满引者耶。”锡予就是这个受书之人。王锡予是山西太原人，在江苏泰州做盐的买卖，买卖应该蛮大。所以你看四个人之间的关系，书写者傅山给了弟弟面子，给了令器面子，给了王锡予面子。怎么给王锡予面子呢？锡予词丈，“词丈”这个词不是乱用的，大家知道商人过去地位很低，不为人看得起，跟今天不一样，士农工商，我是士你是商啊。
插一个晚清的例子。叶昌炽（1849-1917）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
夜蒲生来谈，越州有罗姓，藏书画至二万轴，人称万轴罗家。其先为盐商，纪纲故士流屏不与齿。
我们看到，即使在19世纪的下半叶，士大夫对商人收藏家依然持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依凭着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他们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
但是这个王锡予出身世家，弃学经商，所以他用词丈来形容，说明你是有教养的人，这个称呼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不过，我关心“修辞”，其实还是为了理解我们应该怎样了解中国古代书法家书写作品时的“创作意图”。
中国传统书论对书法的解释：常常是说“书，心画也”，字如其人。这个人人品高洁，他的字写得高雅。这个还比较简单，但如果要特别情景化，这样是不行的，刚刚说过了，书画史上有大量的作品是应酬作品，我们就要问了：应酬作品是否还是“心画”？如果我们认为书法是心画的话，我们又如何来重建书写环境和理解创作的意图，亦即如何来理解心画呢？
不能说“心画”完全不能解释。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谱》，表现主义的理论在这里出现了，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高兴了就会笑，不高兴了就会哀叹，这是直接抒情的书法。这在中国的书法史中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孙过庭所希望建构的就是书写时的心态和书法的视觉效果之间的关联。可是有一个问题，比如，在书写描述兰亭雅集的文字时，则思逸神超。这件作品的文字，已为我们了解书法家创作时的心态提供了文字上的依据。他举的例子都是文本内容就告诉我们高兴不高兴，离开文本，我们还能根据书风倒过来分析书写者的心境吗？打个比方，“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台北故宫藏王羲之《奉橘帖》）你说他是高兴时写的还是不高兴时写的？送橘子是拍马屁还是很不情愿的？还是很高兴的送给喜欢的人？这给我们造成了挑战，如果你回答不了的话，那我会说，你说写《兰亭序》时高兴，是《兰亭序》的文本内容本身高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文本修辞常常有不一样的一面，常常有掩饰事实的一面，常常有言行不一的地方。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傅山喜欢写唐代杜甫的《秋兴八首》，第四首：“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故国平居有所思。”一看这个跟傅山的政治背景很相似，这样解释好像没什么话讲。
我们来看傅山怎么讲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傅山书章草杜甫的《秋兴》诗册页，最后有傅山的一段小记颇耐人寻味，“此八首，老夫不知写过几百过矣。又要写之，亦知《秋兴》也厌我抄誊矣。”他都烦了。“或曰：此八首人还多见之，省得若别写杜诗，则人或以不见四九人心不成山伯访洗凌侵也。”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写这个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作家一写字就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写得也还好，从这里可以看到，文本的选择不见得如我们所想得那样。
傅山频繁地书写杜诗，和杜诗在明末清初文坛的地位有关。杜诗在明末就已成为文坛最流行的古典诗作，金圣叹称杜甫之律诗和《庄子》《史记》《水浒》《西厢记》等为“才子之书”。所以，写的人很多，傅山也不例外。
第二个例子。我们研究书法，对修辞的判断，一定要熟悉当时的习俗和套话。我先举两个晚清的例子。
这是吴大澂写的对联，上款称“聘甫四兄”，请问：聘甫是谁？吴大澂为什么叫他“四兄”？是不是排行老四？这个人排行老四，吴大澂认不认识他？回答是：不一定。那时候求人写字有一个习惯，要称：几兄几兄。
据世称“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的祁寯藻记载，吴大澂去拜访他，祁寯藻是大官了，吴大澂带去了自己的字，“苏郡吴孝廉大澂以《西铭》、《东铭》篆屏见赠，请为书“庄敬日强”四字”。称赞吴大澂“篆颇有法度，小印‘清卿’，行二，书画多艺之士，有志于道”。所以，祁寯藻要回赠吴大澂书法，落款就是“清卿二兄”，称人要称字号，不能称名字。
我们来看傅山的例子，傅山的好友魏一鳌，是河北保定人，托傅山为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名叫“淄川”的人写幅字。傅山在写给魏一鳌的信中说，“与淄川作字即奉命，但题后须及尊意，不知当如何书，又不谙此君性情何如。尚求一教。”类似的例子在明代就有。
如果魏一鳌告诉傅山说，这个人喜欢读书，傅山就写了特别漂亮的话称赞淄川，让淄川特别有面子，其实傅山并不认识这个叫淄川的人。这给我们研究艺术史提出很大的挑战，有时候如果光看题款，就会觉得傅山连这个人读书好他都知道，一定很熟，其实傅山并不认识这个人。
傅山贺王毓青五十二岁得子诗卷，2010年嘉德公司拍卖这件手卷，4800万人民币成交。诗卷上说明是写给好友王毓青的。这条信息是我考证的，我从另外一个诗里考出来的。那么，他认识王毓青吗？不知道。
傅山的朋友阎若璩是清初考据学的大学问家，阎的父亲阎修龄六十岁时，阎家花钱请了很多文人作寿序庆贺。彼此也都不认识。
怎样来判断是否修辞，难度很大。背景研究是关键，需要对研究对象非常熟悉。而要做到这点，需要常年关注一个相同的研究课题。
文化资本
为什么我会研究文化资本的问题？其实也和高居翰先生提出的问题有关。高居翰先生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开篇就提到，他要“调整我们对中国画家的印象”。他说，过去那些关于中国画家的传记，商人、富人、当官的人来求画，不画；和尚来求画，就画；穷人来求画，就画，不要钱，这是吹牛。他说的有道理，不少文人画家是喜欢钱的，没那么高大。但调整后，中国文人艺术家还能叫文人艺术家吗？和职业画家有区别吗？这是我要回答的问题。这就是我要引入文化资本观点的缘由。
文人艺术家和职业艺术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文人艺术家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你不拥有它，就是一个工匠；你拥有它，你就是士。差别那么大。而且还有一套行为规则，画画的方式、交往的方式都不一样，高居翰先生也意识到不一样，但他提得不彻底。为什么会有美化艺术家的传记？我后面会提到这个问题。
我在研究傅山的时候发现，傅山会自觉地应用他的文化地位应对各种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另外还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我有机会接触一些前辈，可以观察到文化资本的一些东西。所以我通过傅山的例子，来观察文化资本的产生、积累、增长、转换、应用。先讲产生、积累、增长。
简单介绍一下傅山本人。官宦家庭，皇族远亲。他的曾祖朝宣长得很漂亮，被宁化王的女儿看上，硬被拉入王府入赘。傅山为此愤愤不平，但这样一来，傅家跟皇家沾上了光，他爷爷和爷爷的弟弟考取了进士。在山西，明清的进士很少，他家有两个，不得了。1630年代傅山的老师受到冤枉，傅山带领山西学生到北京去，成功营救出老师，这样，傅山才三十多岁时就已经被认为是山西文化界的祭酒，并有了一定的名声。
另外这个人确实有才华，我们知道他会写字，会画画。记忆力特别好。他在三立书院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个马生，记忆力特别好，两人就比赛背文章。从早到晚背短文，马生一天背了30多篇，傅山背了50多篇，甲申国变后，傅山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经济特权，家庭的财富又受到战争毁灭性的摧损，但是他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并没有随着经济和政治资本的损失而损失。他以才华、家世和实际行动赢得的文化声望却不断提高。
这里有几件事：
1654年-1655年的“朱衣道人案”。在此案中，因为涉及反清，傅山被抓到监狱，呆了一年被放出来，此事对他极为重要。
其次，1660到1670年代，他在山西从事学术活动，和全国的一流学者一起。
第三，1678到1679年，博学鸿儒特科考试，他也被迫到北京去了。当时全国有一百八十多位学者被荐举。
第一个“朱衣道人案”。“朱衣道人”是被别人咬出来的，咬出来他就被抓进去，抓进去后他知道咬他的人已被杀头了，所以他在严刑拷打下一直坚持自己无辜。同时他的朋友开始营救他，魏一鳌在关键时刻出面作证。在监狱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生死，就一直念佛、颂经、写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傅山的抄经作品大概有五件左右留传下来，其中三四件是监狱里写的。
▲ 傅山为慈明居士抄《金刚经》，1655年书于狱中。
这件就是监狱里写的，乙未二月。今年就是乙未年，写于360年前，农历七月份的时候他被放出来的。
戴廷栻也不知道还见得到见不到这位老兄——这么著名的书法家，于是把最好的纸送到监狱里去，请他写字。你看这是什么纸，金陵胡正言印的十竹斋笺纸，傅山上来就写，他在监狱里等待朝廷对他案件作最后的裁决。
由于有友人营救，傅山于1655年七月出狱。但是，和他一起被捕的其他三位涉案人士萧峰、朱振宇、张锜，都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萧氏被处绞刑，朱、张二人杖刑后流放三千里外，唯有傅山未予判刑。
傅山因为名气大，被放出来了，所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傅山到底有没有参与反清活动？参与了，只是程度多深不知道。
魏一鳌的传记中记载：
值青主遭意外之祸，受刑下狱，昏惑中，夜梦有“魏生”二字，醒告其弟与其子，俱不解。及再审问，官诘其有无证人。青主忽及公，强指以为证。两司因命李王御六传公至。询的否？公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抚军遂据之密疏以闻。后竟得白以出者，“魏生”之梦始验也。
魏一鳌不在太原，在平定为父亲守丧。“公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这明显是为他说话，而且实际上说的不是实话，就是帮他开脱。
傅山出狱后知道那三个人因为反清的活动都被判刑了，他说从此他逃脱了。牺牲是光荣的事情，他有羞耻心，在给魏一鳌信中说，“总是无耻丈夫，那堪自对，是有出獄口占之句，曰‘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也。”所以他实际上是知道怎么回事。
这件事非常重要，在傅山的传记和魏一鳌的传记中，都会提到“朱衣道人案”。傅山因参与反清活动而入狱，最终释放，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其他的原因入狱是没有这样的资本的。试想一下，如果曼德拉没有坐过27年的监狱，他会有那么大的道德上的感召力和政治上的号召力吗？
第二个事件山西学术圈。1660—1670年代顾炎武他们来到山西，很多名人很巧也到山西来，跟傅山交往。因为政治上抗争不行，精神上抗争也不可能，所以他们做文化事业。
▲ 顾炎武送给傅山的《广韵》，傅山有批注，研究音韵学。
▲ 傅山研究古代经典《左传》，这是他写的《左锦》。
▲ 南京张风的《读碑图》。
▲ 傅山收藏和批注过的《曹全碑》
▲ 北齐《文殊般若经碑》，字体宽博，点画少钩。
▲ 傅山书《阿难吟》
可以看到，傅山的书法这时候受到了碑拓的影响，结字非常宽博，好多字没有钩。这段时候傅山的书法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第三个事件，博学鸿儒特科。1878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展示了雄才大略。当时南方文人和满清政府的关系依然紧张，所以康熙搞了一个博学鸿儒的特科，由官员推荐。当时推荐了一百八十多人，被推荐的人中不少级别很高的。顾炎武被推荐了，他坚决不参加，说再逼我，我就自杀。傅山被推荐了，也不肯参加，但傅山所在地的县官怕担责任，就把傅山用牛车拉到北京去。到崇文门外，考试的时候，他称病，不去。这是著名的事件，我们看到傅山的形象始终比较一致。其实傅山如果接纳清政府给予的一切，生活境遇会好很多，在清初的时候当一个遗民要付出好多代价，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这个事件让傅山在清初的声望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
顺治、康熙两朝官员刘体仁，人称颍川刘公勇先生，被认为是“天下俊雄秀杰之士”，清初愿弃官从学于孙奇逢。后来又专程赴松庄拜访傅山，“相对赋诗移日，其高寄如此。故无纤尘集其笔端，而一往奇迈之气时时溢于篇幅”。
时人以认识傅青主，受其影响为幸事。当时已经是这样的情势了。文化资本能不能转化成日常生活中的能力，当然能了，名气大了，这么多人请他写字，这么多人保护他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又再回到上面的话题：在中国社会中，文人艺术家和职业艺术家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职业艺术家画得再好，也不可能得到这么高的尊重，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造成区别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文化资本的有无。
我再举个例子，傅山拥有了这个东西后，即使接受过许多汉官的慷慨帮助，并积极主动地维持和这些汉官的关系，他依旧有相对的独立性，仍然保持着独立人格。
比如仕清汉官杨思圣在山西任按察使期间，曾和傅山有交往。杨思圣离开山西后，傅山还专程赶去为他看病。但杨思圣去世后，有人请傅山为杨的传记提供他在山西当官的政绩，这时候，傅山拒绝了。
有一件傅山致申涵光的信札，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信中说，杨思圣在山西任官时，我正好到江苏去了，不太知道他的政绩。其实这是托词。你的朋友中这么多人都认识杨，你了解了解还不能吗？但是申涵光为什么不从杨在山西其他的朋友那儿打听？这是因为他的朋友名气没有傅山名气大，引用无名的人说杨思圣政绩好，没有用，人家要的就是傅山的名气。傅山当然知道，就是不给你。
我在《傅山的世界》中讲到傅山为魏一鳌写的十二条屏，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你做官，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为什么中国文人的传记里反复强调，不愿意给当官的和商人画画？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的一首诗《过访査二瞻》有这么两句，“留僧不惜盘餐奉，索画须携襥被来。”什么意思呢？和尚到我家来了，我好吃好喝招待；可一个俗人来求画，请带着铺盖卷，哪天能得到不知道。这是不是在编造神话？一定程度上是的。八大山人的传记也是有如此记载。
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更会把它理解为作者期望那些拥有社会资源的人们——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实力，对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们予以足够的尊重。也提醒文人自己，在应对社会的种种所求时，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保持自己的尊严。而不是像有些学者那样认为，中国文人在编造自己高雅形象的神话。
《傅山的世界》
白谦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6月
最后，我来概括一下今天讲课的内容。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文人的艺术经常以礼品的形式出现，那些以礼品为主的书法我称之为应酬书法。应酬书法是中国书法创作和消费中最大的一宗。在研究这些应酬书法时，我们要注意其中的修辞现象。中国文人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文人艺术家，依靠的就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多寡使得中国文人艺术家们能够不同程度地应对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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