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场大屠杀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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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后来，我也在问自己，我们这些大屠杀幸存下来的人是否真的相信我们安全了？"
——托马斯•伯根索尔，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当他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年仅十岁，此前他还经历了凯尔采犹太人隔离区的艰难生活。托马斯·伯根索尔后来成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早年那段集中营的经历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引导他走上维护人权和国际法的道路。
他的回忆录有着不同寻常的出版经历，它是以英文写成的，却最先以其他六种以上的语言出版后，才在美国出的英文版。在英语国家中，不止一位出版商断定，关于那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间悲剧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文 | [ 美 ] 托马斯·伯根索尔
这本书有着不同寻常的出版经历。我是用英文写的，但它却最先以其他六种以上的语言出版后，才在美国出的英文版。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相当少见了。如果是出于政治、宗教或其他原因，一个作家写的书在他的祖国或在说其母语的国家被禁止出版当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我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美国和英国的出版商们不止一次跟我说，我这本书的问题是：“关于大屠杀内容的书卖不出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居然是在2007年由德国首先出版，并且在该国畅销书排行榜上保持了好几个星期。
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那就是：在讲英语的国家中，有一些出版商断定，关于那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间悲剧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些内容读者已经都知道了。假如这种假想能够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的话，那么“让悲剧永不重演”就会流于一个毫无意义的口号，完全丧失它原本想表达的意思。除非我们设法了解有关大屠杀的真相和原因，否则我们就不能指望防止今后再发生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对于这些问题的重要见解，我们不能仅仅从学术著作中，而且要从那些亲历过大屠杀的人们的回忆录中获取。
我是抱着以下的信念开始进行反思的：我们这些大屠杀幸存下来的人肩负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要确保全世界不会忘记这个给人类良知留下永久污点的可怕的人间悲剧。
1944年，我10岁的时候被关进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我故意要忘记吧。事实上，能够忘记是一种幸福，因为它帮我保持了理智。但是，仍然有许多我还记得的事，记得最清楚的是那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对死亡的恐惧，还有长期的饥饿。作为一个孩子，我还尤其害怕“死亡天使”——门格勒医生进行的筛选，他能以德国人的缜密眼光把更多的儿童、老人或病人搜寻出来，送进毒气室。与他斗智斗勇、又成功地存活了一天，成了我那时玩的一个游戏，而且每次当我成功逃过了他的死亡之网后，我都会有一种胜利者的喜悦。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饥饿永远陪伴着我。我们每天早上得到一小片黑面包，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得到一种看上去像咖啡的黑色流食。我记得，一天当中仅有的另一顿饭是一碗非常稀的、颜色黄黄的萝卜汤，也许还给一片面包，但不是每次都有面包的。每次拿到面包我都立刻把它吃掉，因为如果把面包留到当天晚些时候再吃的话，面包肯定会被别人偷走。作为一个孩子，我比成年人需要的食物要少，很多大人因为我们的这种饮食逐渐成为人们所说的“穆斯林人”（Muselmen），就是人过度消瘦，看上去就是一层透明的皮肤包裹着一副骨架。我不知道为什么给他们起了这么个称呼，但我确实知道的是，一旦他们变得如此消瘦，他们活不了多久就会死去。当他们拖着踟蹰的步子在我面前缓慢移动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是会走路的活死人。
10月底的一天，我们被赶到位于营区一端的一个囚房里，这些医生面对我们站在囚房的另一端。我觉得门格勒也在那里，但是我不能肯定，因为我根本就不敢抬头看。整个囚房中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党卫军看守，那些医生的两侧也有。父亲走在前面，我一边跟在他后面，一边寻找着可以逃生的路。可是无处可逃。当我们走到距离医生只有几米的地方时，其中一个医生示意让父亲往左边去，而让我往右去。父亲使劲拉着我，但是一个党卫军看守拽住了我，而另一个看守把父亲赶出了囚房。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我被带到了一所邻近的囚房。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一些人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看起来病病恹恹的；其他的一些则是老人和一些已经或快要成为“穆斯林人”的人。囚房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出口。那扇门是用一段铁丝拴起来的。我发现了逃跑的门道后，就站在靠近那个出口的地方，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又有一些人被带进了房间，他们看起来和那些已经在房间里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似乎在任由命运的摆布。但是，我不认命！我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毒气室，为了能与父亲重新在一起，我必须想办法逃出去。我又朝着那门口挪了挪，眼睛一边盯着囚房头，一边开始解拴在门上的铁丝。铁丝很轻易地就被我解开了。我夺门而出。我听见身后的一些囚友高喊着说我逃跑了。囚房头听到喊声，冲出来把我抓住了。他扇了我几个耳光，把我拖回了囚房。后来，我又设法从囚房里面逃出来两次，但是每次都被抓了回去还挨了打。
那一刻，我认为我已经没有任何逃走的可能性了，几个小时后我就要死在毒气室里了。起初，我对那些囚友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我每次逃跑时他们都出卖我。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逃跑又不会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丝毫的影响，而且他们肯定也知道他们已经在去往毒气室的路上。
筛选结束的时候，房间里面大概有30至40名囚徒。我们坐在那里，等待着运送我们去毒气室的卡车。一段时间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一辆党卫军的卡车来了，看守命令我们上车。一开始，卡车朝着焚尸炉的方向驶去，但随后就稍稍改变了方向，驶入了附近的医院营区，我觉得是F营区。在我们一再追问为什么会被送到他们这里来的情况下，他们只得告诉我们：被送到这里的原因是让我们“过渡”一下。党卫军显然认为把我们这么小数量的人送进毒气室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而且这样做也意味着要重新点燃一座焚尸炉。所以他们决定把我们暂时安置在这个营区里，直到他们凑齐了足够数量的人再送我们去毒气室。
在吉卜赛营地，就在我到那里的前几天，被关在那儿的罗姆人和辛提人全都被杀害了——整个家庭，男人、妇女和孩子们都被杀害了！——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焚尸炉的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和火苗。熊熊烈火吞噬着一批批被新运来的人。后来，我被转移到另一处靠近焚尸炉的囚房，那里近得能够听到被成群赶进毒气室的人们发出的尖叫声和哀求饶命的声音。到了晚上，一段时间过后，我再也分不清哪些是他们的尖叫声，哪些是他们带给我的噩梦，我真的非常害怕入睡。
我还记得我在奥斯维辛的时候，我们走路的地面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夏天是一层厚厚的棕色烂泥，冬天是一片冻了冰的冻土。我在那儿从来没见过青草、灌木或树木。我也没有在奥斯维辛的天空上见过鸟儿。它们都避开了，因为天空中充满了从焚尸炉中呼呼冒出的有毒烟雾。鸟儿可以远走高飞，可我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眼巴巴地盼望着有一天我们也能远走高飞，而当时还是孩子的我，真的相信这种奇迹会发生。晚上，我有时会梦见我在飞翔。
……
▲ 我想飞翔，可是能去哪儿，又能飞多高？ /……既然树能开花/为什么我就不能？我不想就这样凋谢！
——诗歌《一个落日余晖的傍晚》，作者为特来津集中营里的无名小诗人。这首诗和鲁特的画作一样，也创作在一九四四年，这一年集中营里的绝大多数孩子被杀害。集中营有过一万五千名孩子，只有一百余名幸存者。（选自《像自由一样美丽》林达编著 三联书店）
我和法学院大多数的同学都不一样，我从未真正对传统的律师行业感过兴趣。大屠杀的经历一直影响着我的职业生涯。
我时常疑惑为什么在我谈到或写出集中营那段经历时，我可以从容不迫，基本不动感情，而我却不能看有关大屠杀的电影或阅读涉及大屠杀的书籍。这并不是说在写这本回忆录时，我就从来没有动过感情。例如，当我描述与母亲团圆时，当我写到乌塞克和扎伦卡被杀害的时候，我都是眼含泪水写的。总的来说，我的写作还是比较顺畅的。虽然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曾担心在回忆那些似乎忘却了的往事的时候我会重新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噩梦中去，然而是我多虑了，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而我母亲的情况恰恰与我相反，当我的孩子们让她写一些她在大屠杀中的经历时，她总是刚写了开头的几页纸就写不下去了。后来她告诉他们，她只要一写就开始哭泣，根本无法继续。但是，她口述这些经历时，她的谈吐却很自如。如何解释这些心灵上的怪异现象呢？当然，大屠杀夺走了她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战后她虽然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但那肯定不是她本来应有的，或者她憧憬的那种正常的幸福生活。当她开始为孙子们写她在战争中的经历时，那种被战争夺去了一切的压抑情感就会油然而生。我过去的经历倒是从未对我的未来有过如此程度的影响。
但是，我的那段集中营的经历与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关系。我和法学院大多数的同学都不一样，我从未真正对传统的律师行业感过兴趣，就是大多数国家的律师所做的那些事：例如为罪犯辩护或起诉罪犯，在民事纠纷中代理客户，处理国内关系事务，或为个人和公司提供法律咨询等等。而我更多关注的是国际法和那时刚刚兴起的国际法的分支国际人权法，因为我相信，如果法律的这些领域发展和加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能够避免德国纳粹曾带给这个世界的可怕人间悲剧的重演，虽然这种想法当初有些天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有义务将我的职业生涯奉献给国际人权保护事业。这种义务感源于一种信念，即我们这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有义务对那些死于大屠杀的人们做出承诺：我们要以我们每个人的方式去改善人类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信念也越来越强烈。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要为建立一个人类的权利和尊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得到保护的世界而工作。我还这样来说服自己：作为一名律师，加上自己的大屠杀经历，与法律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国际人权法是我能够做出更重大贡献的领域。总之，我深知一个人的人权受到侵犯后，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 电影《美丽人生》剧照。片中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父亲哄骗儿子这只是一场游戏，奖品就是一辆大坦克。
大屠杀的经历一直影响着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在处理一起申诉案的时候。这是由一个否认大屠杀的法国人，罗伯特·法利松，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申诉。我1995年开始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职。根据法国法律的规定，否认大屠杀是一项刑事犯罪，法利松否认大屠杀，因此法国的法院判定他违反了该项法律。法利松向人权委员会提起申诉，质疑法国法院对他的判决并质疑法国的该项法律规定。考虑到我个人的历史背景，我决定回避此案的审理。我在请求回避的声明中说：“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名幸存者，我的父亲、外祖父母，以及许多其他家庭成员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被杀害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回避该案的审理。”
在到人权委员会工作之前，我曾在两个主要的国际人权机构中任过职：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和联合国萨尔瓦多真相调查委员会。我在这两个机构工作期间，参加了我一生中最令人振奋和最富有成效的人权活动。我的第一个任职始于1979年。这年我当选为新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法官。这是一个仿照欧洲人权法院以前的模式实行非全日制工作的机构，我做了两任法官，一任为六年期，并担任了一任为期两年的院长。
美洲人权法院可以发挥的作用在当时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在该地区对人权侵犯最严重的一些国家，其中包括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中美洲各国，不是没有批准《美洲人权公约》，就是没有接受人权法院的管辖权。所以，法院就不能起诉这些国家。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开庭对洪都拉斯使约200人被迫失踪的指控进行审理，但是我们却无权对阿根廷在其所谓的肮脏战争中使15000到30000人被迫失踪的行为进行起诉。事实上，国际人权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类似机构只能对那些接受其管辖的国家行使管辖权，这就是说，建立这些法院的目的是要消除“有罪不罚”的现象，而那些尚未接受管辖权的国家在犯有这些法院管辖的罪行时依然可以逍遥法外。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但遗憾的是这就是现实情况。
▲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影片再现了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的真实历史事件。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瑞士休眠账户理赔法庭任职。这个法庭被简称为理赔法庭，其成立的目的是查寻无人认领的与大屠杀有关的银行账户，以及帮助确认这些账户的所有人或继承人。作为副院长，我要督促理赔法庭的日常运作，并裁决提交给我们的债权申请。在阅读债权人提出的申请书和银行卷宗时，我的思绪把我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一些富有的欧洲犹太人，看到纳粹的兴起，他们似乎隐约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于是将自己的钱存到了中立国瑞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没能逃过大屠杀这一劫。这使瑞士银行大为受益，它们使用这些资金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从未对其获取的这些意外之财做过任何解释或根本就认为无须做任何解释。
我与一组来自以色列、瑞士、美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商务仲裁员，以及约二十名年轻律师助理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包括确认由债权人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已故账户持有人的信息是否与在瑞士银行中找到的文件相互匹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工作。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与账户持有人的姓名打交道，顶多再加上家乡的名字或职业名称。有些银行的所作所为使我十分气愤，虽然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让愤怒情绪影响到我的工作，但谈何容易。例如，有的银行文件中只有账户持有人的姓名、账户剩余金额和一个表示“其他信息已丢失”的符号。银行不但不付利息，而且在它们肯定早就知道该储户已在大屠杀中死亡的情况下，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方式将账户金额全部耗尽。有证据表明，一些大屠杀幸存者曾向一些银行寻求有关其亲属的银行账户信息，这些银行告诉他们，他们确认有存款的那个分行没有他们要查找的账户，但其实这些银行完全知道该账户在其他的分行里。
在苏黎世工作的日子里，每当我们为一个大屠杀遇难者的账户找到其继承人的时候，办公室里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喜悦，但也有悲伤的时刻，那就是当我们还没来得及确认某一账户持有人的继承人享有的权利时就获悉，该继承人已经死亡了。还有很多账户一直没有找到继承人。有一个案例让我无法忘怀。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他们先后对同一账户提出了认领申请，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是账户持有人唯一的继承人。经过仔细查阅案卷，我们的一名年轻律师来向我汇报说：这两个认领人好像是亲兄妹，而且他们两个人都确信对方肯定在大屠杀中遇害了。我核对了案卷后，同意他的说法。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办公室，大家都非常高兴，沉浸在喜悦之中：我们不仅找到了账户持有人的继承人，而且还能够让一对失散了的亲兄妹重新团聚。由于两位继承人都年事已高，我们决定，一定要非常小心地将这个好消息转告他们，而且应该先与哥哥联系。当我看到那位刚刚打过电话的年轻律师的脸色时，我已经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哥哥已经在三个月前去世了，他再也听不到妹妹还活着的消息了。
我战后第一次重访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是在1991年的春天，我注意到有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野花和高高的青草覆盖了曾经是一片囚房的空地。这些囚房在战后被拆除，用来当作柴火了。当我环顾四周，我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感觉：眼前这片变换了的景色自然而然地掩盖了曾在这块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发生过的可怕罪行。我无不担忧地在想：大自然是否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和我们大家的记忆开同样的玩笑，使我们不仅逐渐忘记第三帝国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实施的罪行，而且使我们对那些在历史上已经给人类带来过种种可怕罪恶的势力和意识形态放松警惕呢？
作为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良知委员会的主席，我的任务就是将大屠杀的经验教训与当代的现实联系起来，警惕新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发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们正在乐观地以为这些罪行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的时候，卢旺达和巴尔干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给我们的乐观情绪泼了一盆冷水。在我们尚未来得及站出来说话，尚未能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之前，数十万的人已经丧失了性命。这个故事对我们这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是多么熟悉啊！虽然我们非常努力地想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但这个行动即使采取了的话，也常常太迟了，而这只能说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永不重演”的日子距离我们还很遥远。
▲ 1994年资料照片，7月19日，一名男孩遮起脸掩盖尸体的臭味。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是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多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1/9以上。大屠杀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
多年来，现实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每每唤起我对集中营经历的回忆。例如，上世纪90年代在巴尔干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的时期，电视台播出一队队疲惫不堪的难民逃离作战区域的画面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但是当我看到这些场景时，我在孩子们惊恐的面孔中看到了我自己。这些画面使我回忆起德国坦克在波兰的乡村道路上朝我们开过来时，我们几个难民在恐惧中蜷缩着挤在一起的情形。在萨尔瓦多，当我们在耶稣会教士被枪杀的地方——他们住所的庭院进行调查时，有人告诉我，以前从庭院可以看到远处一个与我调查该案有关的瞭望塔，现在瞭望塔被玫瑰花丛遮挡住了，这片玫瑰是为了纪念这些教士们栽种的。当我极力想透过这片玫瑰灌木丛远眺的时候，它们在我的脑海里变成了一年前我参观奥斯维辛时看到的一片美丽的野花。那些花朵覆盖了曾经一片荒芜的集中营地，仿佛要将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滔天罪行隐藏起来，就像萨尔瓦多庭院的玫瑰似乎有意要掩盖杀害无辜教士的罪恶。
▲ 托马斯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摄于臭名昭著的死亡之旅55年之后
上述这些感受以及类似的经历常常对我的人权活动产生影响。它们迫使我进行思考——到底是什么让人类或迫使人类犯下这种残忍和野蛮的罪行。使我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实施了这些罪恶行为的人大多都不是虐待狂，而是普通人，他们晚上回到家中，洗过手后就坐下吃饭，就好像他们做过的那些事情是完成了一件普通的工作。如果我们人类如此轻易地就能将沾染了我们同胞鲜血的双手洗干净，那么还有什么希望使子孙后代避免再次遭受种族灭绝和以往的大规模屠杀的灾难呢？难道“二战”中的大屠杀只是为下一轮对其他人种进行种族灭绝的一次实践吗？当然，我备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尤其是当我听到新的暴行又在世界某地发生了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前不久回美国探亲时，我给我七岁的孙女露丝看了一些家庭照片。这些照片登载在我新近出版的《幸运男孩》一书中，这本书写了我在集中营的经历。她指着一张我父亲的照片，问他是谁。我解释说，是她的曾祖父。然后，她指着另外两张照片，我告诉她，那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照片。她想了一会儿问道：“他们现在都在哪儿呢？”我回答说，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是不是生病了？”她想知道。“不是，”我说，“他们被杀死了。”“他们为什么被杀死了？”她马上问道。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我说：“他们被杀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她看着我，担心地低声说道：“妈妈说，我们是犹太人。”我把她搂到怀里安慰她说，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坏人想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和许多许多别的人都杀掉，可是我们现在安全了，没事了。
后来，我也在问自己，我们这些大屠杀幸存下来的人是否真的相信我们安全了呢？如果把你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唯一的罪名就是因为你是犹太人生的孩子，而且你的父亲，你的祖父母，以及家里的许多其他家庭成员被杀死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也都是犹太人，那么，当你看到柬埔寨、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却站在一边眼睁睁看着这些罪行的发生，你又凭什么相信在“二战”大屠杀中发生的种族灭绝永远不会重演呢？这些恐怖罪行发生的时间离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年代并不太久远，而在这些战乱中儿童又是最先死于饥饿和疾病的，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用什么来保证人类的安全呢？
《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
[ 美 ] 托马斯·伯根索尔 著 杨柳、杨力军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2月
也许今天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安全的，但对于其他的人——其他种族、宗教或民族群体，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安全吗？昨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明天就一定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吗？如果“悲剧永不重演”这句话不是戏言，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必须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文章节选自《幸运男孩》（三联书店 2016年2月刊行）。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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